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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3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許信良。（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將繼續討論民進黨組黨十年前的1977年11月19日發生的「中壢事件」，本文引用2021年12月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教授主編出版的《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選擇許國泰、張富忠、林正杰3位當時主要負責為許信良助選的年輕人的回憶。
一、許國泰對於「中壢事件」的回憶
許國泰是許信良的弟弟，1945年生，中壢客家人，畢業於林挺生先生創辦的大同工學院。1977年11月許信良競選桃園縣長時，擔任競選總幹事。許國泰回憶，那時是4項選舉，八德一個眷村裡的投票開所，卻有5個投票箱，有3個許信良的支持者看到了，就和主任管理員爭論，主任管理員說縣議員有20幾個候選人，票很大張、很長，一個箱子裝不下，所以要放兩個。最後我（許國泰）親自跑去，發現確實有這樣的情形，吵到後來，我打電話給檢察官，檢察官來了，看見有5個投票箱，就罵那個主任管理員。
許國泰沒有說那個主任管理員有沒有將第5個投票箱移走，但是許信良在這個眷村中獲得3成多的選票，成績相當好。當時桃園縣選舉人數約45萬，以投票率7成計，30萬票，眷村票就有9萬，剩下的20幾萬票，國民黨只要拿到3成就贏了。可是為什麼許信良會獲勝？許國泰說，主要是國民黨到處施壓，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如工會，上班時說支持，下班以後，各地不同的工會公然舉出「本廠全力支持許信良」的旗幟。這個現象顯示出國民黨對於工人運動的基本問題，這將在本文的「小結」中討論。
引發中壢事件的中壢國小，當時是編號213投票開所，主任監察員是校長范姜新林，是省議會長蔡鴻文的親家（蔡鴻文之子娶范姜新林之女），因此，大家說他很「靠勢」，容易成為別人的焦點。那天早上，有兩個老人家在投票，大概不認識字，動作有點慢，范姜新林就進去，邱奕彬看到了就立刻大罵，認為他一定是叫老人家投給歐憲瑜，范姜新林當場就被群眾包圍。後來警察來了，我（許國泰）也過去了解情況，警察把他帶走。沒想到，下午他又回到中壢國小投票開所，於是群眾又開始包圍，要警察把他帶到派出所，慢慢地很多人也把中壢分局包圍起來了。這時下午3點多，中壢分局分局長何明富希望我能夠勸退群眾，我說總要給個交代，當時情治系統的主管都來到中壢分局。我說：「請廖宏明檢察官來，跟大家說，我們認為范姜新林有作票嫌疑，我們把他帶到地檢署偵訊。」但是他們讓范姜新林從分局後面翻牆離開。這時，許信良還在中壢，後來很多人聚集，他可能就去台北了。大概到6、7點，票開出來，我們贏了。晚上，中壢市代理市長歐憲瑜、警察局長、情治單位的人到我們家來，要我去勸群眾離開。後來我看沒辦法，就攔了一輛計程車回新竹，所以半夜火燒分局的事，完全不知情。
發生真的作票是在楊梅高山頂的一個營區，279投票開所，當時楊梅鎮的縣議員候選人彭賢有落選，他父親彭盛祿不服氣，向地檢署檢舉，審訊結果，主任管理員陳木樞等被判刑，退休金也沒有了。這事以後，沒有人願意去作票。至於213投票開所，范姜新林沒有被起訴，邱奕彬反而變成偽證，判了緩刑。邱奕彬後來在美麗島事件中，雖然沒有參與，也被抓起來，在獄中試圖自殺。
二、張富忠對於「中壢事件」的回憶
張富忠，1952年生，中壢客家人，高中上建國中學，大學上藝專美工科。他說，戰後國民黨來台，到1970年代，在台灣成長的人都相當積鬱，歷經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台灣人對蔣家專制統治了然於心，自然懂得趨吉避凶，要參與政治，地方級的，加入地方派系靠買票當選，再上一級省議員、中央民意代表、縣長，就要靠國民黨提名恩准當時桃園縣大致上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各占三分之一，國民黨分而治之，縣長閩客輪流，一片和諧。
1977年，情形不一樣了，中壢街坊都在談論鄉下過嶺出身的許信良要出來反國民黨了。那年夏天，許信良的姪兒許鴻源找我到許信良總部幫忙競選，我很好奇，就去看看，這一去，改變了我往後的人生。在總部有台北來的年輕人工作了幾個月，有林正杰、范巽綠（化名史非非）、賀端蕃（化名劉志仁）、楊奇芬、胡鴻仁、陳國祥等，還有中壢的年輕人。林正杰、范巽綠、賀端蕃3人在兩年前參加過宜蘭郭雨新的選舉，比較了解選舉。總部的工作環境就像公社，不斷地進行不拘形式的討論，充滿了自由的空氣。許信良大我這些年輕人一輪，我們聽他講世界、局勢的分析，他的精闢見解讓我們感受到絕大的震撼。
總部綜合分析後，擬定了幾個主要戰略：（一）主打宣傳戰，國民黨組織嚴密，有無限資源，因此，需要發揮創意的宣傳；（二）中間路線，定位許信良為國民黨改革派，克服叛黨、共匪同路人、激烈台獨分子等的攻訐；（三）縮小打擊面，強調地方黨部欺上瞞下，不碰國民黨提名人歐憲瑜背後的靠山吳伯雄；（四）南守北攻，北區閩南區較陌生，把主要助選員調到北區作戰；（五）鄉村包圍城市，從鄉下田間、鄉鎮街道、廟口雜貨店，最後席捲都會區；（六）以歡樂克服恐懼，選舉本來是民主社會常態，但是當時桃園卻充滿恐怖氣氛，彷彿國民黨敗選就會亡黨亡國；（七）保護選票，那個時代，作票是國民黨慣用的手法。
1975年宜蘭縣郭雨新競選增額立法委員，一路聲勢大好，開票後，宜蘭縣出現8萬張廢票，當晚宜蘭聚集兩萬人抗議，差一點引起暴動，為郭雨新助選的林義雄、姚嘉文兩位律師，對當選的林榮三提出賄選告訴，結果當然無效。因此，如何不讓國民黨不敢、不能作票，是這場選舉最重要的關鍵。
整個選舉隊伍都是生手，過去台灣的選舉經驗無從參考，一切都是創新。後來我（張富忠）常說1977年桃園縣中壢事件改變了台灣的政治文化，創造出一個新的選舉模式，往後3、40年一直到現在，都是在複製當年桃園的選舉方式。這些創新，是在許信良帶領下，完全放手信任年輕人，任由我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奔馳，終於完美落幕。
從10月下旬開始，許信良競選總部成為桃園最熱鬧的地方，人群來來往往，無數訊息交流，你真的能感受到群眾的熱度，灼熱到燙人，也真正感受到什麼是人心向背，我們絕不相信許信良會落選。往後30年，我經歷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狂飆，大大小小選舉，我知道我相信，最狂熱的氣息是1977年的桃園選舉。
到了選戰正式開打的10天，狂熱是每天的現況，宣傳車出門，播著台灣歌謠四季紅改編的歌曲，到處都鞭炮相迎，更多人往車上丟青菜、豬肉還有現金，每趟都滿載而歸。演講會不管是鄉下廟口或公辦場合，都人山人海。許信良其實是一個很不擅長演講的政治人物，又有口吃，群眾聽得很吃力，閩南語不輪轉，常常講國語式的閩南語，但大家都不在乎，追著他跑。過去桃園所謂的族群隔閡，在此次集體狂熱中被消弭了。
1977年11月19日，投票日。我一早投完票後，隨著總部的車子到處逛，探查附近的情況，到眷村投票所，明顯感覺眷村人的敵意。回到總部，一整個上午各地傳來的都是負面消息，例如維持治安的警察明顯偏頗，制止合法的監票人員靠近投票所，或強行要登記監票員的姓名地址，如果拒絕，就被帶到派出所，在幾個眷村的監票員被打或驅離，好多投票所說沒有縣長的選票，有國民黨在鄉村肆無忌憚公然買票。
一群人看到許國泰，向他說中壢國校（中壢國小）有人抓到作票，眾人一言一語，原來一對老夫妻要投票，擔任投票所主任監察員、也是中壢國小校長范姜新林，違法進到圈票處將老人家的選票塗污成廢票，這過程被同時間投票的邱奕彬和林火煉看都清清楚楚，兩人向投完票的老人家說，你的票變廢票了，於是老人家向范姜新林要求補發一張選票，校長當然拒絕，兩人爭吵起來，引起投票者聚集圍觀。
一時間，校長涉嫌舞弊作票、檢察官放水包庇作票校長的訊息不脛而走，傳遍各地。許多支持者被上午各地傳來的負面消息弄得憤怒不已，「校長作票，檢察官包庇」的傳聞，更像火上加油，不可收拾。
我們回到總部時，已經晚上8點多了，總部擠滿群眾，競選大將吳仁輔正在主持開票，各地監票員不停回報各投票所的數字，各地投票所的開票人員面對擠滿的群眾不敢造次，小心翼翼地唸出每張選票，深怕中壢分局的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電視也不斷播出各縣市選舉開票的結果，但三台（當時只有台視中視華視三台）總是漏報跳過桃園縣的消息。第二天一早看報，許信良當選了，但所有報紙隻字不提及昨天群眾包圍中壢分局的事。中午前我們回到中壢，在分局前看到一片黑漆漆被燒過的樓房，以及十幾輛被翻覆燒毀的車子。
1986年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因議會言論被判刑1年半，在街頭發起一連串示威，抗議司法不公。（中時攝影組攝）
三、林正杰對於「中壢事件」的回憶
林正杰（1952－），有很特殊的身世，他的父親林坤榮是1950年前後中華民國情報局派至大陸工作的敵後人員，1957年左右，國防部通知林坤榮失蹤太久，只能當作陣亡處理，但是林家並沒有得到撫卹金，林正杰全家住在板橋婦聯二村。1983年林正杰父親突然被中共釋放回台，之後由人間出版社出版《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
林正杰以一個典型的外省子弟會走上當年的黨外之路，和他父親的遭遇以及國民黨對待林正杰家的情形應該有相當的關係。1975年林正杰由東海大學畢業，進入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就讀，陳菊是圖書館的館員，讓林正杰借到許多禁書，如魯迅、巴金的書。中壢事件過後，陳菊找許信良、林正杰和張富忠一起去看出獄後的雷震。當時，增額立委選舉，陳菊介紹林正杰去幫郭雨新競選。那時郭雨新的團隊是吳乃仁、邱義仁、田秋菫、謝明達、蕭裕珍、周弘憲、周婉窈等人，范巽綠是我帶進去的，還有一個國大代表的兒子，何展宗，後來可能出國，沒有再聯絡了。郭雨新那次選舉傳說是被國民黨作票作掉的，可以參考《虎落平陽》一書。
1977-78年間，我因參與這一代雜誌編輯，和許多黨外人士認識，其中許信良是最精彩的，張俊宏的文筆非常好，思考具有大格局，比如說「台灣要變成世界島，全部自由化」、「金門最好獨立」，他跟許信良交情好，許信良跟著聊，執筆者總是張俊宏，1997年兩人為了選黨主席鬧翻了（後來二人和好，筆者註）。
1977年秋，我加入許信良桃園縣長競選團隊，魏廷朝是團隊的文膽，著名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是他和彭明敏、謝聰敏草擬的。選舉成立競選總部，完全是新的方式，競選總部這個名詞，後來都沿襲下來。在選戰中利用大字報、民主牆的方式，當然是因為我們這一代對於文化大革命與美國60年代的學生運動相當熟悉。那時是許信良最輝煌的時代，也是他精神意志、智力與表達力最強的時候，可以說是當時黨外運動的領導者。早期黨外運動由老康和黃信介帶領，他們都做過立法委員。許信良的膽識過人，中壢事件中他故意去洗三溫暖，留下不在場證據，讓人抓不到把柄，顯示暴動與他無關。
投票日下午，許信良不在總部，去了台北，我跟張富忠對他如此逃避事情，都很生氣，把事情留給我們來處理。我忙著安撫群眾，跟警察合作，勸導民眾不要鬧事，中壢警察分局亂成一團，分局長和一些警察已經走了，留下來的警察不知如何處理，外面有人喊：「把那個校長（范姜新林）叫出來，給我們打死算了！」我擔心群眾一衝進來，可能會出事，建議警察保護校長，於是他們用警車從後門將校長送出去。接下來群眾開始滋事，先砸吳伯雄家的桃園客運，後來燒分局門口的一排摩托車，最後掀翻警車。晚上，我跟張富忠到台北萬華找老康（康寧祥），往往在運動中，激進派出事後，溫和派反而成了避風港。老康在黨外的角色一直沒有重新定位，他是缺乏衝撞力，但是衝撞有其危險，一個運動可能因此而全盤崩潰。
燒掉那個分局是有象徵意義的，五四運動時群眾不是火燒趙家樓曹汝霖宅嗎？這一次選舉除了楊梅高山頂榮家有「棉花印章」外，到底國民黨有沒有作票？這次黨外人士當選了21席省議員，若是沒有中壢事件，可以當選這麼多人嗎？縣市長當選多達4位。不禁讓人質疑以前國民黨有沒有作票？中壢事件可以反證，國民黨不敢再作票，黨外人士才能當選那麼多人。
黨外運動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每個人都各自做了努力，還需要從社會力來分析。當時社會上誰不主張自由民主？誰覺得警備總部來管雜誌是對的？誰覺得黨報、官報可以辦，別人都不行呢？立法委員幾十年不改選，誰會接受？其實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社會力，讓我們這些運動者能扮演積極的角色；假使沒有這樣子的社會力，也是勉強不來的。選完後，我和張富忠撰寫《選舉萬歲》，兩個人窩在縣長公館後面的一間榻榻米小房間專心寫作，花了3個月時間，1978年3月出版，3月18日，警備總部來查禁《選舉萬歲》，當晚在印刷廠的是姚嘉文和周清玉，女兒姚雨靜也來了，政大的馬總教官來關切。
1981年時的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中時攝影組攝）
初步的小結
關於中壢事件中兩位老人家引起的投票糾紛以及火燒中壢警察分局過程，讀者可以看見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完全相同的回憶，不過，筆者認為基本發生的情形應大致如此。
張富忠、林正杰當時皆20多歲，對於許信良的見解與勇氣高度讚佩，許信良執意競選桃園縣長，破壞他和國民黨中央的關係以及日後的仕途，這在一般外省子弟來說，是不可能的。這也說明許信良等人的願景和許多外省第二代的懷抱中國情懷以及固守國民黨政權基本不同。筆者在此並不判斷孰是孰非，歷史的發展本身即具有多元性與矛盾性。
為何國民黨會在台灣歷次地方至中央選舉中過度恐懼不安？甚至疑有「作票」的情形？
筆者認為，主觀上，當年國民黨的核心分子以外省人居多，卻在地方是少數，且集中於眷村，一旦在選舉中失去地方政權，要再奪回來，感覺上極為困難。長期以來，國民黨與外省族群在台灣，危機感與得失心過重，失去了大陸，不能再沒有台灣（所謂「退此一步，即無死所」，這句話筆者幼年常聽父母一輩所提，所以筆者一生常感流離不安）。筆者認為國民黨與許多外省族群（包括筆者）皆有相當程度的自閉症候群以及蹈海恐懼症候群（宋末陸秀夫背幼帝蹈海，宋亡），基本上只能在自己的同溫層感到溫暖與安全感，同溫層以外，則常感陌生與敵意（注意張富忠所說：「到眷村投票所，明顯感覺眷村人的敵意」，所以這種「敵意」是相互的）。
當李登輝總統成功運作總統直選制以後，以外省人的少數（約占台灣人口稍多於十分之一，且年齡皆高），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幾乎不可能（馬英九是一個例外），這影響到不少外省族群與台灣社會的離心感（即缺乏擁有感，ownership），加上近年來民進黨促轉會和黨產會以及不少獨派教授的步步相逼，有時用詞尖銳，更加重了藍綠統獨對立甚至對決的情緒，形成台灣社會內部分裂的結構化與長期化，這是當時反對黨與許多本省族群爭取民主時料想不到的情形。
在客觀上，國民黨從大陸撤來，當時危機四伏，軍事與政治鬥爭文化十分之強，一些反應與措施過重，對台灣本地人產生的壓力非常之大，形成其反抗國民黨的意識與情緒越來越強。筆者認為當時不少外省族群其實意識到這個狀況，但是回不了大陸，整體問題難以有效解決，所以其子女出國的比例非常高，形同集體逃亡，卻造成了台灣社會中外省族群人口越來越少，從而在選舉中的失敗率也越大，如此形成惡性循環。
關於國民黨的工會幾乎不起作用的問題，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亦然。其中牽涉到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對於工人權益與企業經營效益之間的平衡處理原則含糊不清。共產黨則明確捨棄私人企業經營效益而完全著重於工人被資本家剝奪的問題，這造成中共解放前後對於當時私人企業的取捨發生了許多嚴重的問題，過早毀滅了數百年來養成的中國民間企業與工藝（甚至美術），並且直接影響到溫和緩進的劉少奇派和激進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派之間的關係。
民進黨起家時，由於多居弱勢，對於基層百姓的處境非常同情，因此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然而執政日久，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也是必然的發展，而且台灣居於全球化的颱風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法避免。而國民黨則輝煌時代已過，要再起，如林正杰所說，要從台灣與兩岸的社會力來分析，國民黨（包括許多外省族群）的基本文化具有傳統的封建官僚性格，可能短期內無法適應環境而調整，長時間則需有遠見與戰略。
另外，外省第二代的林正杰與其前妻楊祖珺，早期皆為黨外與民進黨中健將，待民進黨1991年底通過《台獨黨綱》後，即與民進黨越行越遠，楊祖珺之前已加入統派團體（1988年4月「中國統一聯盟」成立，楊祖珺為創盟盟員。見《玫瑰盛開》，402頁）。這是否說明族群的「原生性」仍扮演著一個人的基本感情與意識，以至於其認同到後來主導著他／她的方向？
至於台灣的社會主義派或共產黨（台共），自日據時期起就非常重要，國民黨來台後幾乎消滅殆盡，但是仍然不絕於縷，其中以陳映真為代表人物，他的文學作品以及所創辦的《人間》雜誌，明顯為社會主義刊物（筆者大陸曾為紅衛兵的友人作家冬冬30年前就指出其為「共產黨同路人」），由是在台灣，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皆視其具有「危險性」。而在中國大陸，由於台灣共產黨派或社會主義派的思想多仍有早期馬克思主義反資本主義的理想性，和當前的中國共產黨思維與戰略以及中國高度經濟發展方式並不合一，因此不被主流政治與文學界所重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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