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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14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1977年11月20日，中國時報報導了11月19日的中壢事件，篇幅不大，基本說明了事件發生的梗概。（圖文：龍城飛）
2000年10月時報文化出版《蔣經國傳》一書，作者陶涵（JayTaylor）為美國國務院官員，先後任職台北美國大使館、北京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圖文：龍城飛）
在2000年10月由時報文化出版陶涵（JayTaylor）著、林添貴譯之《蔣經國傳》，第361－363頁，其中說：
「群眾圍在分局前，人數越聚越眾，許信良的助選員呼籲群眾冷靜，答應到法院去申告選舉舞弊。有人高喊：『法律有什麼用……法官是他們家開的啦！』大約下午4點鐘，群眾砸毀中壢分局玻璃窗，放火燒毀好幾輛警車。警方把面臨的困境向台北警政署報告，警政署立即請示行政院長蔣經國如何處理。
經國先生匆匆召集一批官員到院長室開會。有人建議派國軍部隊恢復秩序；鎮壓警察已在現場，警備總部有個單位也在附近。蔣院長宣示：『我們不用軍隊。』中壢分局長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眾開槍；他在暴徒打到2樓時，才命令部屬發射催淚瓦斯。但是，催淚瓦斯起不了太大作用，警察由樓上一個緊急出口爬出去。
後來火勢延燒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眾才散去。這次5項公職競選，總共1318個席次，國民黨只贏了76%，丟掉了好幾個縣市長寶座。國民黨大老告訴蔣經國，李煥應該為敗選負責。
蔣經國召見李煥，對他說：『許多人批評你，我曉得敗是敗在黨的決策，但是你最好還是辭職。』蔣經國派另一位他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老幹部潘振球，代理台灣省黨部主委。」
蔣經國處理中壢事件的冷靜與穩重，令筆者聯想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年中共中央如果參考蔣經國處理中壢事件的辦法，「我們不用軍隊」，中國歷史將會改寫。
2021年遠足文化出版《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作者林孝庭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蔣經國日記》藏於該館。（圖文：龍城飛）
在2021年4月由遠足文化出版林孝庭所著之《蔣經國的台灣時代》，第147－148頁，其中說：
「有謂1977年底中壢事件爆發，是王昇所代表的保守派權力大幅上升的分界點。蔣經國主政以來，大量啟用台籍青年才俊，以李煥為首的開明派快速成長，其策略是透過人才的新陳代謝來推動溫和的政治改革，以符合廣大民眾要求民主化的渴望，藉以延續國民黨在台執政的命脈，在此思維下，李煥等人並不主張以強硬手段對付異議份子。
然而此一開明路線卻在1977年底台灣縣市長選舉中遭受嚴重挫敗，當年提名歐憲瑜參選桃園縣長，同屬國民黨的省議員許信良有意參選，但因考核紀錄不佳而未獲提名，他憤而脫黨違紀競選。
11月19日投票當天，中壢市某一開票所遭民眾檢舉有舞弊情形，提出指控的民眾反而被移送警局，此舉引發上百名許信良支持者不滿，人潮開始包圍警局，入夜後上萬名群眾與警察對峙，民眾大聲鼓譟，破壞警局並搗毀警車，警方展開嚴厲的鎮壓，至翌日凌晨3時許群眾才逐漸散去。
開票結果許信良大勝歐憲瑜，不僅如此，此次選舉結果黨外勢力共奪下4個縣市長席位，21席省議員與6席台北市議員。國民黨遭遇空前挫敗，蔣經國因此數夜難以安眠，慚愧之至，視此為『從政以來所遭受的最大打擊。』身兼國民黨組工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與救國團主任三大要職的李煥，背負選舉失利與識人不明之責（許信良被視為李煥的門生），黯然辭去所有的職務，遠離權力核心，黨內保守力量取而代之，政壇因而出現『王升（昇）李換（煥）的順口溜』。」
中壢事件影響深遠，李煥其實真正的問題是沒想到立刻奔赴出事現場，承擔責任，反而由蔣經國來收拾局面。
在1998年1月由天下文化出版林蔭庭著之《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第181－182頁。其中蔣經國對李煥說：「這次選舉發生了中壢事件，而且整體選舉國民黨也遭到挫敗，你要負這個責任。」民國66年底5項公職選舉之後，蔣經國在行政院長辦公室約見李煥，對這位追隨了他33年、形同肱股的愛將說了這番沉痛的話。李煥聞言，他將辭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與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兩項職務，以示負責，言罷起身告辭，蔣經國在他背後又加了一句：「救國團主任也一併辭掉好了！」就這樣，名震一時的李主任同時卸下3項要職，默然遠離政壇，此後韜光養晦近7年之久。
1998年天下文化出版《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一書（圖文：龍城飛）
投票當天，李煥全日坐鎮國民黨中央黨部組工會。那天下午監票員范姜新林避到中壢警察分局，部分群眾包圍警局時，李煥就得知消息，隨報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寶樹，再報告黨主席蔣經國，蔣經國隨後親臨黨部指揮全局。
面臨危機，蔣經國決定了幾項處理原則：第一、此一事件只能由警察機關處置，不能動用軍隊。第二、雖然民眾包圍警局並且縱火，但警察絕對不能傷害民眾。第三、此案應交由司法單位處理。
後來該案交由桃園地檢處檢察官廖宏明處理。但是，由於事件發生在桃園，法院認為，若由桃園地檢處經手，可能會引發政治事件，於是又將該案移交由台北地檢處。台北地檢處偵訊後，對於范姜新林妨礙投票一案，裁定不起訴；那對老夫婦也證明，范姜新林並未指使他們投給哪位特定候選人。至於焚燒警局的林益生、曾金富、潘堂煌等人，交由法院法辦。
由於篇幅，筆者將在下期文章中，敘述李煥自己對於中壢事件的檢討。
由以上著作，其中有小部分，如林孝庭所著之《蔣經國的台灣時代》說「警方展開嚴厲的鎮壓」，並不符合當時情形，其他大致說明「中壢事件」中李煥與蔣經國的處境。關於其中的問題，由於筆者沒有掌握相關一手資料，能夠進一步說明的不多。
整體來說，從1970至1979年期間，國民黨所面臨國內外情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但是，國民黨執政已久，中共正值文化大革命，國民黨缺乏真實的危機意識，中壢事件雖然打擊頗大，仍然不能激發國民黨改造自身，反而產生了劉少康辦公室事件。
1980年以後，國民黨上層依然故我，且躊躇滿志，這在郝柏村的1980年代的總長日記中可以清楚看見。到蔣經國先生過世，國民黨整體組織過於衰老，且與中國的法統斷層，難以以其意識形態維持其國內與國際的有效治理，待李登輝結合本土勢力，一方面延續了國民黨的執政，一方面導向本土化，老國民黨派只能日益邊緣化。
初步的小結
筆者認為，真正應該為中壢事件負相當責任的是許信良，他在選舉期間不斷鼓動風潮，指控國民黨會作票，引發群眾高度不滿與疑慮，激發出大量選票。這其中當然國民黨本身需負主要責任，民眾長期不滿國民黨在地方掌握政治、經濟生態，亦過度操弄與涉入地方選舉，在許多方面積怨甚深。
然而，中壢事件在中午開始醞釀時，許信良不是出來安撫群眾，而是「落跑」台北。許信良一方面故意讓群眾滋事逐漸擴大，進而失控而發展成暴動，由此等待勝利；一方面是切割暴動和他的關係，以免被情治單位逮捕定罪。這和在大陸時期，中共對付國民黨時發動各式各樣運動的作法基本一致。
筆者認為國民黨長期缺乏勇氣任用多方面的人才，整體用人面太窄，以至少數人掌握權力，沒有上下效命，齊心協力，齊步共進的團隊精神，這是其文化筋脈，積習已深，難以短時間內改善。中共則整體用人面寬，有長期統戰觀，而需定期發動整風鬥爭，去除異己與不適當的分子。民進黨在整體用人方面相當放手讓中高級幹部自由負責，其整頓方式是讓基層人員參加選舉，在競爭中觀察其特質。國民黨則仍處於封建官僚思維，一切以上面的意思為依歸，怕擔負責任，一出事就推諉塞責。
台灣的地方選舉，牽涉到地方派系、族群、利益的重大影響，在國民黨方面，選舉失敗的結果使得施政發生「破口」，政策不易連貫，整體不易有效彌補。
這並不只是國民黨的問題，任何民主國家皆有這樣中央執政和地方執政不一致的現象，不同選區民眾的利益可能不一的情形。這在中國傳統朝代政治中是不可能想像的，會被認知為「造反」，而必得以武力征伐之，這是大一統的文化因素。
因此，筆者認為孫中山在設計民權主義時，並沒有考慮多黨制在彼此傾軋時，國家內部發生分裂與動亂的可能性，而理想化了民主制度，尤其是中國文化中普遍缺乏對反對者的尊重與合作精神。因此在國民黨以訓政執政，進入憲政時，沒有能力面對與掌握國家政治發生混亂無序的狀態。
筆者認為中共的「一黨專政」雖然是承襲了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建設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的歷史觀，但是清朝覆滅以後，中國人與中國政治中的「朝代觀」仍然根深蒂固，是以國民黨和共產黨執政時都有明顯的朝代性。
近年來國民黨越來越難取得中央執政，使得支持中華民國與國民黨的人產生相當嚴重的「亡國感」。支持民進黨的基本教義派盼望出現台灣獨立的台灣國，因此如果民進黨中央執政失利，其所產生的「亡國感」，和深藍群眾的痛苦感受應該是一樣的。筆者相信如果未來中國發生民主選舉而共產黨失去中央執政權，許多習慣於共產黨的施政模式與思考、講話方式的共產黨員與中國民眾，必然也會發生嚴重的「亡國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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