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規則

11月25日星期日晨，睡眼惺忪地到前院拿報紙，喫驚地看到，地上《紐約時報》第一頁上赫然印了四個中文字：“中國規則”！我立刻清醒了過來，自語：“怎麽了？難道《紐約時報》被土豪買去了？”拿回房間一看，才知道不是哪會事，原來它厚厚一曡的報紙裏還附上了一份整整20版的專刊（包括圖表照片），標題就是“中國規則”（China Rules）。從頭到尾恭讀了一遍之後，我覺得它譯文有誤，它的含義應當更近於一位被人詬病的北大教授所説的：“利害了，中國”。兹將專刊第一頁（見圖）的開場白翻譯如下：

”西方曾經肯定中國會崩潰。受政府控制的經濟會制抑成長。壓迫會窒息創造發明。互聯網是一種無法掌控的力量。新中產階級會要求發言權—--選舉。這些都被證明不實。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并且可能不久就會超越美國。下面講的是它怎麽達到這一境地的故事。“

接下來，它深入淺出地報導了中國成功的故事：如何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國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體，其論敘勝過絕大多數學者的言論；中國的高考——現代的科舉制度——以及它的普及化，使中國平民的上進之路遠比美國寬廣；中國向全世界的經濟擴張，加上軍事護航——特別是向亞非拉國家——包括鐵路，公路，油管和工廠等，使它的影響力遍及四海：飛速發展的互聯網，幾乎與美國平起平坐，而且覆蓋率更大；最後，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它正在發展出另一個聯係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體系。我不知道《紐約時報》早年是否曾經爲蘇聯刊印專刊，無論如何，這樣肯定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非比尋常。據編者按說，它動員了全部與報導中國事務有關的工作人員，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編制出這份專刊。

莫干山上的群英會 

專刊以莫干山上聚集的一批絞盡腦汁，探討中國未來發展的年輕知識份子作爲開頭，時間是1984年。那時改革開放已經運作了好幾年：農業已經開始向私有化過渡，許多高幹子弟已經作爲第一批留學生來到了西方國家，而且經濟特區已經開始籌建。可是，整個經濟改革的方案還沒有著落。山上聚會的人物，毫無疑問，應當被視爲籌劃中國過渡經濟體制的功臣。他們是許景安（該年出版的“關於價格改革的两種思路”的起草人），周小川，樓繼偉和王岐山。毫無疑問，《紐約時報》打探到，他們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奠基人物。他們的結論之一就是，讓計劃經濟繼續維持民生，然後開放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與蘇聯和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中國走雙軌制，俗語稱之爲兩條腿走路，其他國家都走了西方專家開具的“一步到位”的藥方，結果它們遭遇到“一步跨不過的溝”，摔下去了。中國逐漸轉型的結果是，經濟能夠穩步前進，而私營企業的不斷擴大，配合了國營企業在全國範圍内的大規模基建，帶來了GDP的快速增長。

當然，這中間有許多曲折和挫折。這些曲折和挫折就引起了西方從未停止炒作中國崩潰論。因爲，如前面開場白所説，西方學者相信，一黨專政之下經濟不可能繼續成長，也不可能創新發明；而且，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中產階級的民主訴求的巨浪將不可阻擋，等等。這些情況的沒有發生，或者發生了可是沒有嚴重到能夠威脅政治穩定和經濟成長的地步，是他們無法理解的。專刊中很簡短地提到了一位華裔政治學家，名叫洪源遠（Yuen Yuen Ang）。這位新加坡出生的學者於2016年出版了獲獎的《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書，可以説震動了學術界，也解決了西方學者思想中的瓶頸。在某種程度上，她的論述可以説不但開闢了中國問題研究的新紀元，并且提出了新的現代化理論。

華裔學者洪源遠

平實地說，這位洪源遠應當使哪些在美國一流大學教書，整天以比美國學者更懂得批評中國爲榮的大陸出來的學者，如裴敏欣和黃亞生之流，無地自容。爲什麽這麽説呢？因爲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從自己中國人的角度去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一位新加坡的後進，肯到中國去，作實地考察，訪問了無數當事人，終於推翻了他們哪種從西方理論來誤解中國的錯誤認知。

她說，西方學者一直在鷄蛋（制度）與雞（現代化），兩者之間哪個先哪個後的經濟發展二元論之間打轉。有些人强調，沒有好的制度（在絕大多數人的腦子裏，這是指民主制度）就不能現代化，所以要先建立制度。有些人則認爲，可以先發展經濟，然後由經濟發展來推動政治改革。這兩種主張基本上都是要求發展中國家（亦即制度與經濟都落後的國家）放棄它們原有的制度（可曾記得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曾經爲“全盤西化”和“中體西用”吵的沒完沒了？）。可是，制度轉型是極端困難的事。爲什麽不設法利用現有制度，讓兩者一起上馬呢？

我曾經在此提到過，這就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提出的“第三條路”，亦即從現有制度出發，一步一脚印地向前進。這就是洪女士根據她的實地考察開創的“共同演進論”（coevolution）。她發現，1978年以後，中國是遍地開花，一面發展經濟，一面改進制度運作，而且都是從實際出發，兩者互相影響。她說，既有的制度雖然脆弱，不健全，可是隨著經濟的改善，制度也會不斷適應，所以，兩者是互動的。這種互動和互相適應的模式可以解釋，中國爲什麽會成功。

我個人認爲，由於洪女士這本書，終於使中國崩潰論壽終正寢了。因爲，按照她的説法，中國的成功并不是什麽病態，以至於最後必然會歸於失敗，或者必須走向某一個”正途“，而是中國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途徑，它會繼續按照自己的發展邏輯前進。

新的轉折點

洪教授於今年在《外交事務》雙月刊的5/6月一期又有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題目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集權體制”，進一步説明中國的一黨專政和龐大的黨政結合的官僚體制有它自己的邏輯，很難讓西方學者歸類。她說，各層的官員，由於升官的考績中强調GDP，所以他們必須爲所管轄的地區的經濟負責，所以他們也兼具企業家的性格。她說，中國的官僚體制與西方的不一樣，西方的官僚體制是中立的，沒有自己的政治傾向，聽從選舉勝利的政黨的意旨來執行政策。中國的官僚體制是政治性質很强的機構，它被灌注了一些民主個性，是一個“問責，互相競爭和權力受到限制”的體制。她稱之爲“具有民主特色的集權制”。
她還提到，地方官員在促進本地的經濟發展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從中分紅。這是無比重要的觀察：地方官員有權利從他們本地的經濟發展的利潤中提成！這是補貼他們非常菲薄的薪水。所以，地方官員的財富并不是全部來自官商勾結和腐化！但是，也太容易導致腐化！各省之間，甚至各縣市之間，都在比GDP，都在競爭，比業績，比考績，要使他們各自管轄的地區勝過其他地區。官僚體制被賦予了經濟發展的任務，官員當然會跟商人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了。

所以，當我們聽到無數關於官員腐化的新聞，和對他們譴責的同時，也應當瞭解，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奇跡其實也是因爲有這種密切的官商關係才達到的。到了習近平上來主政的時候，這種關係在全國，全軍（早年軍隊，爲了養活自己，也准予經商）所造成的腐化已經汎濫成災。所以，中國目前又處在一個風口浪尖上了。它又面對著一個新時代，新考驗。

結語

應當說，中國的貪腐是這種“共同演進”的運作方式下的必然產物。它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地方的黨政機關的領導層跟地方上的企業有很强的共生互利的有機關係，這種關係并不僅僅是西方學者所説的“收租”關係，而是一種有能力促進經濟發展和分享利潤的關係。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迅猛，權力集中，所以貪腐積纍的速度和嚴重性也是非常驚人的（根據洪教授的説法，特別是在九零年代以後）。2013年，當習近平接班的時候，他碰到的就是這個他所謂的“亡國亡黨”的貪腐問題，所以在他上任後的五年間，被查處的官員，從上到下，數目高達百萬以上。這裏非常矛盾的是，反腐會打擊官員的積極性，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速度，尤其其中有一部分利得是原先准許的行爲。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的反腐政策也遭遇到極大的阻力。由於不敢積極對抗，所以阻力主要是消極的抵制和套匯跑錢。據報紙上摘取瑞士投資銀行UBS的資料顯示，2013年，從中國跑掉的金額是3，240億美元，2014年則高達6，760億美元，加在一起已經接近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一年GDP的十分之一。2015年可能更多。當然，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合法的域外投資，留學和旅游，不過，極爲龐大的數目中有相當部分是貪腐所獲則是不爭的事實。新聞時常提到，跑錢的大人物包括李嘉誠，王健林，吳小輝，肖建華，郭文貴以及海航等，小人物則不計其數，并且不一定都是貪官，可是顯然都感到：政策要變了，走爲上策。2015年，某些高幹和他們的白手套，很可能勾結了外國投資公司，從習近平生日哪天起，大規模地做空股市，政府打救行動都幾乎招架不住。這是從消極跑錢到積極對抗，張狂到極點。正因爲如此，習近平反腐的規模也反到外國來，而對外匯的管制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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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中國的制度又到了一個需要調整和適應的新局面了。十九大以後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有人甚至把他比作另一個毛澤東。我不覺得習的權力欲像毛那麽強，不過可以看到的是，他面對著非常嚴峻的矛盾，一方面經濟活動需要寬鬆自由的環境，激勵創造發明，而打破官商互利的現有制度和已經汎濫的貪腐，又需要集中權力，制定法律和嚴厲執行。到底這個問題怎麽解決呢？值得我們今後特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