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至右：王榮村、胡卜凱、鄧維楨、孫隆基、何步正、黃樹民
（1）
近來參加了一場讀書會，閱讀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該書台譯本剛面世，而不少人對川普現象也不無困惑，乃有此議題。我是主講者之一，不足一小時，言猶未盡，因此在這裡繼續發揮，期待這個討論在場外能持續。
會上主持人說：他初次從臺灣赴美留學、因期待與現實之間出現巨大不協調而感到文化震撼。因此我也以“文化震撼”破題，我本身早已對“震撼”免疫，遂轉述同校園的一位大陸研究生的震撼，他說：未來到美國前，以為美國是“科技先進國”，但他在數學系任助教，卻被班上投訴有“外國人口音”，沒能解釋清楚為什麼1/2+1/2不等於2/4！
我任教的那個校園裡的趣事還包括下列一宗：一名學生中了獎、贏得了一張赴夏威夷的來回機票，但在地圖上找不到目的地，很鼓氣，就去找老師問，老師發現他是在墨西哥灣搜尋夏威夷！
美國高校裡這類無知像是常態。根據問卷，明尼蘇達州有70%的大學生不知他們的鄰居是加拿大。有臺灣學生曾來問我，說看到網路上謂美國大學生竟然不知加拿大在哪裡，然否？我回答說此提法不準確，該說不知美國在哪裡，好比說不知俄、日、韓、越南坐落何方，中國不是沒有了座標。
而且，為什麼只把對象限於學生，家長呢？兩名從前南斯拉夫來寄住的女生告訴我，她們在談去年遊覽義大利的見聞，她們的美國主人插嘴時卻露了餡：她以為“歐羅巴”是義大利境內的一個地方！這還是有心申請歐洲學生來自己家短住的“接待家庭”(host family)哩！有從路易士安納到孟菲斯的鄉巴佬，在填表格時遇到填寫是否公民欄，問：“路易士安納是否美國？”
為什麼只把對象限於一般老百姓？美國的領導人呢？老布希的副總統奎爾(Dan Quayle)十分白目，他去糾正小學生的簡單拼字，反而是自己錯了，因此常成為傳媒的取笑對象。它們編了一則笑話：奎爾訪問拉丁美洲，在外交場合致詞、如此開頭：“請包涵，我得用英語致辭，因為我不諳拉丁文！”
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競選人、阿拉斯加州長裴林(Sarah Palin)的無知更是騰笑國際，她顯然對美國捲入伊拉克的動亂惘無頭緒；她受電視臺訪問被問及：萬一她將來接替總統職，有對付俄國的良方否？裴林顧左右而言他，謂：俄國與阿拉斯加是鄰居嘛，俄國總統訪美必然先降落阿拉斯加！
這些菁英也受過高等教育的，我不無懷疑：這是否他們與選民親和的招數？奎爾還在參選時，我曾與一名美國老婦人指他是文盲，對方卻回答：“是又怎樣，他有性格(he has character)！”看來，無知還是贏招與賣點。
姑勿論政客是否上演“不脫離群眾”的戲碼，至少上述老百姓那些例子都有點“扯”，除非親聞，連想像力最豐的作家都杜撰不來。的確，除了剛降落地球的外星人，不可能對世界如此無知。他們肯定都接觸過我們所謂的“常識”，只是沒放在心上、或不知所云，終墮入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
有人用美國人“夜郎自大”去解釋他們對世界的罔顧。問題是他們的無知也涉及本國，而且不限於世界地理知識，還包括數學與英文—是的，也包括英文! 故“夜郎自大說”是一種只從有意識的動機甚至道德立場解釋一切的思維，人與社會現象的複雜性卻遠勝於此。
不過，無知還未等於“反智”。任何社會都有無知，“反智”是指社會不尊重知識且討好甚至歌頌無知。在美國，後一態度背後有大環境的因素、有歷史因素、也有個體心理因素，容後分節討論。
（2）
霍夫士達特對“美國反智傳統”的歷史溯源第一個就數到美國的福音派基督教。基督教乃新舊大陸所共有，具美國特色的福音派不同處在它的草根性。在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傳統教會組織原本很薄弱，而且每一個殖民地的移民皆來自歐洲各地，國教根本無從架設。因此遂擺脫了歐式國教將個人的人生教儀化的安排，而是由個人自己去尋覓教會，信仰不是國民生活制度化的一部份，而是有待收割的靈魂自求在基督裡獲得“再生”。
在18世紀下葉開國時還不怎樣，但至19世紀末，這種草根性的基督教即演變為“反現代”的民粹主義，其反智的本質暴露無遺。傳統的主流教會仍由知識份子掌控，他們面臨世俗化的批判與新興的達爾文主義還多少作出一些讓步，美國民粹式基督教則直視“現代性”為背離上帝，表現為一種毫不妥協的反智主義。
傳統教科書說：美國之立國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例如獨立宣言、三權分立，顛覆君權神授等等，這些都比法國大革命早，因此美國可以說是啟蒙運動的長子。然而，西方在啟蒙運動的同時，亦在進行“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我在《世界通史》的課程裡已指出，它不純然是啟蒙運動的反動，而是與啟蒙運動形成相輔的兩翼，在推動廢奴運動上它比啟蒙運動更激進。
然而，“大覺醒運動”也確是對啟蒙運動的一個回應。它是基督教避免面對科學革命帶來的困境、不想在哥白尼太陽中心說上繼續與知識界作徒勞的纏鬥，轉向將信仰內心化，強調個人與上帝的強烈情感紐帶。信仰內心化也勢不免痛斥國教底下制度化的信仰之流於官樣文章，不是發發自內心的向神。
在此意義上，“大覺醒運動”代表了第二次宗教改革。16世紀的第一次宗教改革是將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灌入了基督新教，打破中古大一統教會的壟斷，讓個人以自己的良知面對上帝。旋因宗教戰爭的爆發，大一統教會碎裂成對立的國教，而個人的良知則被“國有化”。良知私人化的落實有待“大覺醒運動”，新大陸則是這個落實的理想土壤。
1960年代，有學者視美國為世界史上第一個左翼國家，它的啟蒙憲法中居然一字不提“上帝”。此說把美國比擬作1960年代反帝反殖民風潮底下雨後春筍般湧現的“新國家”。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給學者又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也可以把美國獨立戰爭看成是一場宗教戰爭，是反國教—尤其是英國的國教—的革命。這裡有啟蒙菁英的革命，也有草根性的民粹革命，雙軌並進，既團結又鬥爭。
今日的美國是這兩個傳統的結晶。與共和傳統不斷深化平行的，是不斷爆發新的大覺醒運動，此處省略細節，至雷根年代，已經是“第四次大覺醒”(the 4th Great Revival)，它是對1960年代以來的反戰、嬉皮文化、性開放、墮胎、同性戀以及非白人族群漸趨主流化的反彈。
“第四次大覺醒”顯著表現為“宗教右翼”(the Religious Right)的抬頭，將再生派基督徒(born-again Christian)小布希送進白宮。在全國各地，基督教草根運動發動在中小學課程內用“創世說”擠壓達爾文進化論的鬥爭，最終被啟蒙國家的最高法院判為“違憲”。然而，進入21世紀，仍有38%的美國人否定達爾文，有7千萬人是“再生派基督徒”（還不是全體基督徒的總數）。
中文裡將統整美國歷次大覺醒運動的意識形態revivalism譯作“振奮主義”，則是把美國立國的兩大精神支柱之一冷僻化了。
（3）
基督教民粹主義否定“現代性”可說是“蒙昧主義”(obscurantism)，但和美國大學生的文盲化一般，頂多說替反智主義營造了大氛圍，未觸及“反智主義”的根本。反智主義之本質在仇視知識份子，指控他們思想有問題、道德上虧欠、人格墮落，甚至叛國。中國在文革期間攻擊知識份子是“臭老九”，即其典範。
美國反智主義對知識份子的抹黑，自然不會套用階級鬥爭的教條，反而是打著反共旗幟，且套用“適合國情”的人格理論、性別角色學說等話語（其實仍是教條）。我在2009年的《殺母的文化》中已簡約了霍夫士達特《美國的反智傳統》的思路：“[在冷戰年代，]‘同性戀’與‘有共黨關係’同屬致命傷，的確反映了該時代的心態: 50年代初麥卡錫時代，反共分子誣衊知識份子的伎倆即暗示他們同時是‘左仔’(commie)與‘相公’(faggot)，兩者殊途同歸，皆屬‘非美行動’[Un-American activities]。”（中信版，頁145）
如果大陸文革期間非難知識份子的階級出身“有問題”，來給他們反動的世界觀定罪，20世紀中期美國的反智主義推理模式則是：知識份子思想歪了，因為他們的人格長歪了。他們沒有成長為美國式的男性，而是女性化、娘娘腔，有瑕疵的人格方才產生偏頗的思想。
霍夫士達特舉了1952年總統大選為例，當年是共和黨的艾森豪對民主黨的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 1900-1965)。後者落敗有客觀因素：民主黨當政已經20年、它的競選對手是二戰的英雄偶像。主觀因素是：史蒂文生雖曾參與兩次大戰，但皆事文職，從未任戰鬥人員，更糟的是他也從未與聞拳擊、打獵，或美式足球一類“陽剛的”（masculine）活動。他的唯一強項是出身自常春藤的哈佛大學，卻反而成了負值。
在把“知識性”與“女性化”等同的美式自由聯想指導下，紐約的一份報紙將史蒂文生的名字阿德萊(Aldai)改為“阿黛蕾德”(Adelaide)。史蒂文生的粉絲集中在美國的高校，尤其是常春藤，結果皆受到連坐，大眾傳媒給這一整批知識份子戴紅帽子，謂彼輩至少已經“粉紅化了”。
知識份子不是無神論就是懷疑論與相對主義者，政治價值觀偏向自由主義，好作批判與自我批判，不苟同冷戰分子那種黑白分明的簡單頭腦，因此易與敵人妥協，這種立場上的示弱源自他們荏弱的人格：缺乏“男子漢氣概”(manliness)。
《美國的反智傳統》出版於1964年，它舉的例子是1952年的。在今日“政治上正確”的壓力下，這類歧視女性化與“相公”的言論已不能進入主流，但心照不宣，長期以來右翼分子仍在用這個眼光看知識份子。
1992與1996年兩度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極端保守派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有一次被邀與一位大學教授在電視臺上對談，他正眼都不望對談人一眼，對著螢幕說：“請告訴我有哪一屆政府是聽從教授之言決策的？”接著說：“每一所高等學府中都必須養一員馬克思主義者作標本 [如動物園中的奇珍異獸焉]！”
我記得在布坎南這次上電視前後，有州議員動議取消大學教授的終身俸、像其他工作般把它開放給自由市場去競爭，蓋教授終身俸違背美國的精神，使美國的大學成了培養“吃大鍋飯的共產主義溫床”，云云。
其實，布坎南自身是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出身常春藤的美國政客有必要向老百姓撇清：“我是站在你們這一方的，我依然是美國人！”相映成趣的是從國民黨時代開始，臺灣的部長級人選偏好常春藤名校的學位，今日大陸的上層子弟也走上常春藤路。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科舉制、現代聯考制以及狀元情結在作祟—這是另一個馬戲團演出了。
（4）
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中披露：美國反智主義醜化知識份子，除了戴紅帽子，還將他們“相公化”。他沒能進一步探討：這種抹黑之生效，是因為它不是出自某幫某派的說辭，而是訴諸一個更普遍、彌漫于文化中的前提。反智主義之能夠用這些說辭與全民對話，顯示這個文化前提是比反智主義更廣義的大氣層。
我在《殺母的文化》中談到一部電影：
“1965年美國電影《哈露》(Harlow)是20世紀30年代紅星珍‧哈露(Jean Harlow, 1911-1937)的傳記，其中有關她丈夫保羅‧貝恩(Paul Bern, 1889-1932)自殺事件的原委，在電影裡受到不符事實的渲染。哈露的丈夫自殺後，謠傳導因是他性無能，後來證明不確。電影不但把謠傳當史實，而且用如下情節再現：故事中哈露受兩名男士追求，一名是風流的電影小生，影射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 1901-1960)，另一者是電影公司裡頗有造詣的名編劇，就是貝恩。前者約會哈露時，總把她帶往較嘈雜有生氣的酒店，或去看拳擊比賽，後者則總在比較幽靜的酒店，或去聽古典音樂演奏會。哈露終於選擇了文靜的貝恩，犯下一生最大的錯誤。洞房花燭之夜，哈露即哭哭啼啼地去找她的經理人，說發現丈夫原來‘不行’，他需要的是‘一名媽媽，不是一名妻子’！後來哈露與他鬧離婚，丈夫說自己很有文化，可以教會她很多東西，哈露說：‘文化！我不會自己去圖書館嗎！我要的是一名男子漢！’丈夫終於羞愧自殺。”（中信版，頁195）
這裡對“知識份子”的描繪不涉及政治立場的攻奸，無疑只是迎合大眾娛樂對八卦的熱衷、以及必須在很短的放映時間內交代情節，遂訴諸刻板印象，而且必須是在觀眾眼裡簡單化又具“可信度”的敘事。
歸根到底，是“知識份子”在“異性戀羅曼史”這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面前得了不及格的分數。我在《殺母的文化的形上導讀》一文中指出“異性戀羅曼史”(heterosexual romance)這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在文化中的比重，與“孝道”這個偉大的中華制度在中國人裡的比重等量齊觀。
我的《殺母的文化》正處理美國人借所謂“中國式的人格”的材料，投射自己心底對性別角色模糊化、對平輩的男女關係墮落為母子關係等病態的焦慮。絲毫不意外，他們也把這個焦慮投射到本國知識份子身上。在此意義上，後者也成了“非美人格”。(這個概念是我《缺乏“性”與“暴力”：非美國式的人格》一文的標題。)。
(待續)
作者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殺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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