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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4
據報導:美國目前死於新冠疫情的人數，仍未到頭，已超出越戰陣亡總人數。這類數據頗震撼人心，乃因新流行的病毒事態突然，如事態已常態化，則有如車禍和空難的數據，死傷再大，也會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確有這麼一個常態化的數據，在他國人士心目中匪夷所思者，在美國則是家常便飯，那就是死於槍下的國民人數和比例。
根據BBC在2016年的統計，美國國內從1968至2011死於槍下的人數是一百四十萬。1968年之前沒有統計，但這個不齊全的數據已超出美國從獨立戰爭至2019年5月為止—包括南北內戰與兩次大戰在內—的陣亡總人數：一百一十萬！
美國這個情形可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生活常態”。根據CBS在2017年的一份統計，美國的人口雖然只有其他22個發達國家總人口的一半，死於槍下的人數卻是他們的25倍；美國人死於槍下的比例是全球的82%、婦女死於槍下是全球的90%、14歲以下的兒童佔全球的91%、15-24歲的少年則佔全球的92%。
美國死於槍下者最多是自殺、其次是他殺，最低是意外，但唯有在公眾場所的大規模槍擊案上了頭條新聞。2017年的美國即發生了346宗，接近每日一宗!校園大屠殺尤其聳人聽聞，其周而復始和歷久不衰使它成為美國特色。1962年台灣也發生過遭解雇的初中體育老師槍殺校長夫婦和5位同事，但那是絕無僅有、事出有因。美國的校園屠殺卻是隨機的，對像是不相干的人，且無日無之，大、中、小學無一倖免。美國的校園是比中央車站更不安全的場所!
我發現很難收集齊美國校園槍擊的統整數據，因為有的統計沒死人的不列入。然案例之多，已足以供一個統計網站製作案發時段示意圖，例如全日上課時段前後、上午、午膳、下午、黃昏、晚間、開學日、休假天，等等，發現從1970年以來早上課堂裡發生的次數最多: 310宗。(睡懶覺翹課的人福大!)
我在美國教學時，有一名相熟的研究生曾戲言: “分數不要打得太難看，同學們一半家中有槍!” 斯坦福大學確有數學所博士生16年畢業不了用斧頭砍死教授的事件。但尋仇與校園隨機殺人該屬兩類不同的動機，後者多半先遇到誰就射殺誰，或鎖定一個特定的空間，如教室、圖書館、餐廳胡亂掃射，因此身為教師的風險不見得比其他人高。
在校園槍擊事件還未成為時代風尚前，美國的大屠殺浪潮蔚為一個“文類”的是“郵政員工症候群”(postal worker’s syndrome)。它是指從1986至2017的一連串郵政局員工或退休員工槍殺領導與同事的案件，理由是郵政工作是生涯的死巷子，一生陷在其中的人易心生怨恨，並將這股怨氣導向他的工作環境。在1970至1997之間爆發了20 起，死40餘人。相較之下，美國發生在所有工作場所的大屠殺(Mass Homicides in the Workplace)，從1986至2011是每年平均2宗，年平均11.8人被殺，然而“如郵政局員工一般大開殺戒”(go postal)卻成了在任何工作環境中爆發的兇殺案的代號。
自從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的科倫拜校園事件(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後，即成為一個新“文類”的里程碑，“科倫拜”成為一股新潮流的代號，它不似郵政局員工那般“魯蛇”，而是頭戴青春少年要求“全民賠罪”的光環—十分之酷，這個“病毒”就擴散全球，連台灣也出現孫安佐事件與吳睿軒事件，但吳睿軒只想到自製炸彈，孫安佐必須前往美國就學才有可能接觸到槍枝。
2009年，美國國會屬下研究機構估計全國槍枝總數約莫三億一千萬，同年人口普查局提供的全國人口數是三億零六百萬。這是民間的擁槍數據，不包括軍方，後者是機密，但可猜度民間的擁槍量勢必壓倒官方。對不少美國人來說，這是保障“民主”的不二法門，擁槍權也寫在憲法第二修正案裡，事關民權，因此就力圖阻止它被“疫情化”。
1989年，加州的斯托克頓(Stockton, California)發生了一宗小學槍擊案，一名男子用半自動步槍掃射，殺死了5名學童，傷及34名學童以及一名老師，受害者絕大多數是東南亞難民。1991年又發生德州一所盧比連鎖餐廳隨機殺人大案(the Luby’s shooting)，死23人，傷27人。1993年三藩市再發生一所律師事務所遭襲擊的槍杀案(101 California Street shooting)，死8人，傷6人。
上列接二連三的大案促成了1994年的聯邦槍枝管制法令(The Public Safety and Recreational Firearms Use Protection Act)。美國鼓噪槍枝管制者大不乏人、也已有年。事實上，州一級的立法已各種程度地存在，在聯邦一級，亦先有了1993年通過的購買槍支需背景調查的法案，雖然其別有緣起：雷根總統遇刺案。
雖然槍枝管制已經形成一股勢，為了過關，1994年的聯邦法案還是被摻了大量的水。它只能在“休閒性槍枝”(recreational firearms)裡做文章，把其中一些定義為“攻擊性武器”(assault weapons)，並繁瑣地豁免了650種類和型號；對可施禁令的又用細部加減法去定奪，例如半自動步槍不得同時含有5種配件中的2件以上，等於說單獨含榴彈發射器(grenade launcher)一件就不犯法—真不知不上戰場的民間“休閒性槍枝”配備榴彈發射器幹什麼?
1994年的槍枝管制法還附有“祖父條款”(grandfather clause): 在法令生效前已領有執照的不被波及。即使如此稀釋的法案，財雄勢大的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仍然吵翻天，力陳“攻擊性武器”只涉及美國所有罪案的1%(可能連白領犯罪和詐騙也算進去了，或者用“自衛性武器”“獵槍”犯案的不算在內)。法案也僅以52對48票在參議院過關。此法令至2004年卻無疾而終，根據“落日條款”(sunset clause)，10年期滿如無後續則自動失效。
1994年的槍枝管制法的無疾而終，除了民間不斷訴訟政府之外，乃由於該法令根本不管用。存心進行大屠殺的，還會在意該守法用合法武器?成為校園大屠殺里程碑的1999年科倫拜校園事件，其犯案者使用的就是被禁的武器。
1994年的管制令盡管無效，卻對意想不到的一方造成“間接傷害”，那就是中國製造的步槍遭禁運。從1987年至1994，中國貨占了美國進口的各色步槍總量的42%，超出美國1992一年本土製造的總數。中國貨價廉物美，一枝SKS半自動步槍只要價$55.95，成為幫派份子及新納粹組織(也是最反共的)喜愛之物。至2000年，眼看禁運將被賦予中國最惠國贸易夥伴的法案抵消，裴洛西等眾議員遂先發制人將禁運變成法律。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6/us-china-assault-weapons/488465/
然而，經此中國一役，在1970年代因價格太昂貴又不好用因而無人問津的半自動步槍，卻成為了民用“休閒武器”的寵兒—時針不能倒撥回頭了。美國適時抵制中國的山寨版，是把由中國貨替他們開發的國內市場奪回給本土廠家吧?
1994年的管制令失效，予人的印象是這類立法乃政客們在聳動性大案翌日必須做出的姿勢，以暫息民怨。但為槍枝管制奮鬥者確大有人在。2008年，奧巴馬在競選總統期間已矢志重啟法令，但必須待至2012年康州爆發桑迪·胡克小學(其實包括幼稚園)校園槍擊案（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shooting）造成28人死亡後，方開啟新一輪的立法，它與1994年法令的不同處是膽敢成為永久法令，可預期地，它在2013年在參議院被60票對40票封殺。
在2013年初，奧巴馬已頒下針對“槍枝安全”的總統行政命令，責成防疫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研究槍枝暴力的原因和防範之法。他是有所針對，蓋早於1996年，全國步槍協會的國會遊說團已成功地將防疫中心前一年用在槍枝暴力研究上的款額兩百六十萬從預算中刪除，令其無以為繼。國會復將此蓋子壓在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所有同類研究的經費頭上。
奧巴馬再出招，在2014年的預算提案中專劃出一千萬元做這方面的研究，但防疫中心因缺乏國會明確的圈定款項而不敢輕舉妄動。結果，1996年以來就沒有了這方面的研究。
國會的立場是行政部門必須嚴守政治中立，不得用來推動槍枝管制運動。但國會本身卻是可以公開黨爭的政府部門，結果，在槍枝管制的爭議上是全國步槍協會和它的共和黨同盟佔了上風。這裡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 把美國槍枝泛濫現象“民權化”還是“疫情化”?這場鬥爭在處處與奧巴馬反其道而行的川普時代仍在燃燒。
美國的槍枝問題，既然出現“民權化”還是“疫情化”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才會出現“槍不殺人，人才殺人”(Guns don’t kill people, people do)一類的奇譚怪論。這是一個偽命題，徵結在: 民間合法獲得槍枝之方便與死於槍下的統計數據，美國都名列世界前茅，是否偶然?
我曾至美國的槍枝店中溜達，是小店不算是槍枝總匯，卻已琳瑯滿目，絕對比手機店的選擇多百倍，品牌來自世界各地，我看中一枝外型別緻的手槍，發現是阿根廷製造。我詢問購買手續，店家說顧客付款後一周回來，到時連持槍執照也代客辦好一併領取，並做出“職業叮嚀”: 一旦成為槍主，事發時必須敢用，否則槍會落入對方手裡。我頓時感到處身在一個港臺大陸完全陌生的“槍枝文化”中。
一旦變成一種“文化”，槍枝就不是工具，而成為戀物癖對象。我的一位鄰居，在草坪睦鄰餐會期間邀我進屋至他二樓小間，裡面收藏有各類槍枝，在槍櫃間的一壁上還展示南北戰爭時的南方旗。他炫燿了收藏後，對我說: “這個小間我連老婆也不讓進來！”該仁兄還是法國移民，看來是來到美國南方後如魚得水。
一旦“槍枝文化”的存在受到威脅，自然會把槍枝與備受社會譴責的濫殺撇清關係。2017年10月1日，美國發生史上最大的個人集體槍擊案。一名殺手入住拉斯維加斯一間大飯店的第32層，預訂了一間面臨賭城大道的房間，預定的殺戮時刻是賭城大道上將舉行的鄉村音樂節慶。大飯店的客服員從9月25至10月1日陸續為他運送了22件行李入房，絲毫不知情客房被改造成一座軍火庫。案發當晚，殺手朝著參加節慶的人群持續開火10分鐘，共1,000發以上，結果死58人、傷413人，因恐慌造成的碰撞踩踏將受傷害人數提升至869人。在案發當日，川普總統即刻發言: “這是一個心理健康問題”(it is a mental health problem)。”換而言之，治安單位還未來得及做調查，川普已有結論: 他絕口不提“槍枝”一詞，盡量把殺手個人病情化，以避免槍枝問題被“疫情化”。
怎麼不是流行病疫情呢? 1989年發生的導致1994年國會通過管制法令的斯托克頓小學屠殺案，5名無辜的兒童喪生，該舉辦國殤日才對，卻因這樁大案把AK-47提升至“明星級”，也可能恐將被禁，造成搶購潮，價格平白翻了4倍，達$1,500一枝。AK-47居然被愛好者稱做“男性的芭比娃玩偶”(Barbie dolls for men)，其共同點是有多項配件可以換裝!
參照美國新冠疫情高峰期的處理措施，既然槍擊案無日無之，一國之首該每日見媒體做報告才對。但槍擊案既已“日常生活化”，最高領導人就只在世紀大案後偶一露面。2019年8月發生了週末異地連環槍擊案。8月3日，週六，美國德克薩斯州埃爾帕索(El Paso, Texas)的一家沃爾瑪商店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導致23人死亡，至少23人受傷，且似針對墨西哥族裔。僅13小時後，8月4日周日淩晨，俄亥俄州的代頓(Dayton, Ohio)亦爆發大屠杀，造成10人喪生(包括殺手)，至少27人受傷。川普又再度發言，他顧左右而言他，歸咎互聯網和電玩遊戲，硬是不提“槍枝”。假想美國的電玩都是由日本進口的，擬今日美國對防疫無能反強詞奪理，會向日本索賠都說不定。
美國新冠疫情爆發後，竟然出現槍枝對防疫作出“武器的批評”，又何足怪哉?（“批評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評”乃馬克思名言）奧克拉荷馬州的止水鎮(Stillwater, Oklahoma)發出了口罩令後又趕緊收回，因為有些店家依法要求顧客入店必須戴口罩，竟然受到將遭槍擊的恐嚇。由民主黨執政頒布封城令的州，有3個首先引發民眾上街示威，而川普則在推特上推波助瀾。上街的民眾非但不戴口罩，還有荷槍的。5月1日則發生民眾占據密西根州議會大堂事件，警察雖然有替他們量額溫，但唯有持槍的示威者蒙著臉，卻不是防疫口罩，反如恐怖分子用頭巾遮臉那般。
問題是: 德國也有人上街反封城令，這個公民的不服從不涉及持槍。美國呢? 已有人上法庭控告小城鎮政府違憲、令其撤回封鎮令，大可文鬥而不武鬥，但憲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擁槍權卻武裝了公民的不服從，在極端分子眼裡甚至成為和政府的主要矛盾。在20世紀冷戰方酣之時，極端份子甚至控訴政府試圖“奪走”他們手中的槍枝是“共黨陰謀”，謂總統和半數國會議員都已被赤化，云云。今日共產集團已散夥，但封城期間仍有民眾上街高呼: “我早上一覺醒來，發覺美國已經變成了中國、成了北韓，居然禁止我上教堂！”
槍擊案無日無之，死個萬把人算甚麼，大家仍照常生活，不是嗎? 在2017-2018美國的H3N2流感季，疾控中心估計死亡人數在46,000至95,000之間，2019至2020年3月的流感季則已奪走了24,000條性命，去年國家也沒停擺，無人戴口罩，當局連一聲警告都不發，大家不也是過得好好的嗎?（害得一位旅美的名嘴回到台灣才發現中鏢。）
川普當初是將新冠疫情當做流感處理的，但後來陌生的病毒造成驚惶，將不利於今年年底的選情。如今唯有擺“死個萬把人算甚麼，不要娘娘腔地被疫情嚇得不敢生活”的陽剛態勢方能扳回一城。的確，槍枝疫情已經讓美國人對週期性地“死個萬把人”習以為常，川普防疫搞砸了，仍頗有可能靠出此招獲連任。
這就造成了川普與白宮防疫小組最高顧問佛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的沖突。四朝元老又是傳染病權威的佛奇，終不可免忤逆川普總統。在每日疫情報告會上他常給川普難堪，導致川普的鐵粉鼓噪要轟他下臺，在4月間嚴重至出現對他作出生命威脅，美國法警局(U.S. Marshals Service)遂授權衛生及公共服務部轄下的強制執法吏員們充當佛奇博士的護衛。佛奇與陳時中可謂同仁不同命，兩者都生逢其時，但佛奇卻生不逢其地。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retweets-threat-fire-fauci-2020-4
看來，伊斯蘭聖戰分子對美國進行恐攻真是多此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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