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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3
2019年香港暴動期間，我曾在2019/8/14臉書上如此評論：“清末的爭取民權，至少還翻譯洛克與盧騷，擺個邯鄲學步的樣子。21世紀卻是歷史大倒退，是用高舉英國旗和港英殖民地旗去‘爭取自由民主’。…”我之扯上“洛克與盧騷”，是一直把2019年的港亂當作“民運”，其誤差之大，猶如將台灣蔣經國時代的“黨外”與今日民進黨政府視為同一個動物一般烏龍。
棒喝隊當街揍人、玻璃之夜、戈培爾的謊言機器，一應俱全
2019年的“反送中”卻變成什麼樣子？它由和平示威演變成暴動，仇恨對象連“反共”都不是，而是“驅趕支那人”，毆打講普通話的人或未能用廣東話回話者(有一回誤揍了日本人)，在機場且綁架並囚禁了一名大陸記者。鬧得最兇時，北京當局必須派輪渡從香港的大學校園撤走陸生。
當暴動者與港警相持不下，暴力動搖不了香港的“建制”，就將仇恨發洩在持不同政見的市民身上。兩段Youtube驚心動魄：一段是在天橋上，一名市民與暴徒理論，說出了一句: “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啊?” 該暴徒的同黨則潛到該市民身後，從背包裡取出一瓶汽油，從他頭上淋下去，然後用打火機把他點燃，該人立即成了一團火柱。
港暴因政見不同而點火燒人
另一段則是一名頗為平和的青年在搬除暴徒們所設的路障，唯一表露的立場是不要阻礙交通，一名暴徒將下水道的厚重的鐵蓋砸在他頭上，畫面上受害者頭部立時呈現雙十字形的破裂縫，血水滲出。此外，還有不少圍毆同學的錄像，那些平常在課堂上老師發問時頭都不敢抬的學生，藉抗爭“民權”突變成暴戾恣睢。
暴戾之氣也發洩在不贊成用擾亂治安抗爭的店家身上（人家是為了正常營業），開始砸它們的玻璃。這裡是重演了納粹德國1938年11月9-10排猶的“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將猶太人商店的玻璃全砸碎。港暴青出於藍，將“玻璃之夜”拓展為“玻璃之年”。
"玻璃之夜”
香港的“民運”演變至此，已與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分屬兩個元宇宙。港暴之淪為納粹化，莫如用暴力對付肉體，用謊言對付靈魂。例如，捏造地鐵太子站警察殺死了數十名示威者，鼓動民眾前往場址祭拜，又謊稱警方在新屋嶺拘留所殺人、在荃灣警署內強姦被拘留的女學生（這個謊言還拿到美國的國會見證會上去說）；最天方夜譚的莫如香港有通往大陸的“屍速列車”，將被港警殺害的示威者用專列送往大陸毀屍滅跡，據說在邊境還聽聞未死透者的尖叫，但這個造謠卻與另一個謠言對沖: 說香港港口海面漂浮著3000具被港警殺害的示威者的浮屍，難道是大陸當局毀屍滅跡的方法是將它們丟在海裡，又被沖回香港的嗎?前一謊言還死無對證，後一謊言卻缺空拍照，真是腦殼壞了。
地鐵太子站弔祭"亡魂"的花束
對人民已不是講理訴求，而是將群眾“耍猴戲”，即利用謊言與假象極盡將其誤導之能事，說得學術一點，就是巴甫洛夫在狗身上培養“條件反射”的伎倆。這種“耍猴戲”式的民主已存在於台灣，有助我們理解比較晚起的香港“耍猴戲”式的“民運”。台灣的“民主政治”，尤當競選時，民粹份子常備菜單是編造、抹黑、佈謠、誣陷、奧步，甚至串通境外的勢力製造假事故，來影響選情，是挑撥仇恨，不是甚麼“溝通理性”。
在這裡重提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一句名言，是陳腔濫調。現時代是“自媒體”時代，寫任何報導已經沒有了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操守，不存傳統媒體害怕自砸招牌的恐懼，監督機制也不完善；另一方面，自媒體越煽情則越能沖流量，收入亦越多，如果是摻“民粹”這趟渾水，那麼最煽情的莫如“仇恨”。
香港的民粹還說是“沒有大台”的，亦即是背後沒有一個中央。自北京當局強加國安法以來，這個民粹已經沒有了“明日”，否則會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民粹的自媒體被新當權派收編為側翼，用公帑豢養，背後具沒有名份的“中央廚房”，最後且成立《1984》式的“真理部”集中統籌暨輸送利益。這個“真理部”的統籌確有必要，因為這些側翼發洩的成分往往大於助陣，信口雌黃如狂犬亂咬人，演變到後來，變成尾巴曳狗，執政黨被迫被去配合自己養的網軍煽的風、點的火，既然這些人的人品、是非觀、認識、智商與情商都屬底格，官方行為遂呈現人間失格、口吐奇談怪論，而且得罪一大片，包括校友遍天下的台大、信眾百萬的慈濟、所有曾經補習班歷練的人(在台灣誰不曾有？)。
美國1968年的一部小說《鼠人札記》(Ratman's Notebooks)，在1971、1972(續集)，2003拍成電影，最後一部中譯為《鼠魔俠》。故事是一位魯蛇，在家遭媽媽剝削、在工作場所遭老闆剝削，變成反社會人格的他唯有與家中地窖中的鼠群交朋友，並訓練它們為己所用，先是復仇、然後盜竊，最後殺人。待目的都達到，且另結新歡，有成家的機會，就設計消滅這群鼠友，被他用完即剷除的鼠群轉而攻擊他，把他消滅。
《鼠人札記》
民粹與“納粹”
在深度分析之前，必須先對“民粹”下一個定義，也將所謂“左”與“右”澄清一下。“民粹“本來是“民眾”的意思，內建有與“菁英”和“建制”對立的定義，它可左可右，但“左”的比較稀有，因為左翼一般被社會主義（包括現在已式微的共產主義）包攬，後者理論上只代表產業工人的利益，並具有組織的政黨，訴求對象乃“勞工階級”而非不分先進和落後的“民眾“。“民粹”更不可能是自由主義，那是尊重個體自由人權，菁英主義味道十足。“民粹”也不同於保守黨，因為那是“建制”，缺乏群眾基礎。
從現代史觀察：非左翼的“民粹”往往偏向極右。他們是被“先進的階級”和“自由的個人”都遺落掉的“大眾”，伸張權力唯靠抱團，捍衛自己所居地和所屬的族群，排斥一切外來者。這表現為本土主義，右翼“民粹”也因此和包容“非我族類”的自由主義精英為敵。既然保守主義也反對左翼和自由派，因此右翼民粹常為右翼建制所利用，但“民粹”既然是“反建制”的，亦富群眾基礎，他們的操作就往往超出憲政限制，訴諸“直接行動”。
現代歐洲史黑暗的一頁就是一戰以後法西斯黨在義大利奪權，至世界經濟大蕭條期間納粹黨相繼在德國勝選。義大利法西斯直接靠街頭行動奪權，德國的納粹則兩手並用，但它玩議會政治正是為了埋葬它，它的創新型態是議會外的“直接行動”，那就是用棒喝隊當街揍人、砸店家。這些政治流氓的訴求是“讓義大利再次偉大”“讓德意志再次偉大”。
義大利法西斯"向羅馬進軍"(1922年10月)
義大利還是一戰中的戰勝國，納粹則必須為德意志的沈淪找替罪羔羊，就大搞排猶，開始只想驅逐，甚至考慮把猶太人遷徙至馬達加斯加。至1942年二戰正酣，無處可去，就制定“最後解決方案”：種族滅族。
納粹在馬達加斯加設想的"猶太徙置區"
香港的“反送中”也導致“驅趕支那人”（詳下），這已足夠納粹化，因為納粹德國的初衷也不過如此，至真正執行種族滅絕，那是無處可去才出的下策。而香港的本土派在“反送中”之前已把大陸人“蝗蟲化”，組“滅蝗行動”，已經在想像中執行了“種族滅絕”（詳下）。
“反送中”運動中竟然有“左派”，可能連“玉石俱焚”的資格都沒有
香港“反送中”朝納粹化方向發展，香港泛民陣營中有試圖與之割席的，即使創黨元老，也遭開除黨籍，堪媲美麗茲•錢尼因反川普被逐出美國共和黨領導階層。附和民粹的主流派心中在想什麼？“民意可用”嗎？不要挫折“群眾的積極性”嗎？以為自己可以“收割這場風暴”嗎?
但如果還去轉述香港海面有3000浮屍的謊言，那麼就坐實高學歷者、甚至喝過洋墨水者不見得就有頭腦。沒有思想的人只是隨波逐流，還有人仍固置在冷戰時期的“反共”上頭，在20世紀時一把劍掉在水裡了，就在船旁刻一道印記，卻不知波已變了、流也改道了，他們只是逐浪被捲著走而已。諷刺的是這些沒有思想的人反遭“玉石俱焚”，在運動中思想太深刻的，沒人看得懂的，反而連“玉石俱焚”的資格都沒有。
2019年的往事原本不值得大書特書，已失時效的評論誰看？本文的動因是今年2月出版的《香港反送中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書名看起來就學問高深。作者是蘇哲安(Jon Solomon)，該故人在康乃爾大學當研究生時，曾夥同幾位同學，分工把我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翻譯成英文，畢業後各散東西，就無以為繼。此後我們失聯30載。如今蘇先生已是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且曾在台灣、香港等地任職。從書中看出: 他是參加過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還有更早的“佔中”運動。
蘇哲安(Jon Solomon)教授
《香港反送中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一書其實是也包括另三人替蘇哲安寫長序的集體文集，作者們皆自詡“左翼”，不脫反帝、反殖的立場。這個立場沒變，但老牌馬克思主義已失去吸引力，因為它的論述仍是擬物理學的（即唯物論），乃將政治經濟學裡用來分析剝削關係的“剩餘價值”比擬牛頓力學裡的“動力”—只要抓住這個梗，整個宇宙大體系就可建構起來。然而，老牌馬克思主義如牛頓物理學一般，已經不是凡人都看得懂的東西，如今可好，時髦的“後馬克思主義”又將它多加了文化研究與後結構主義的幾層包裝，簡直變成了深奧的佛學。
我不是為這部書寫書評，它是用圈內人的“行話”寫的，港人根本不以它為2019年港亂的事後反省。但若不將其思路做簡介，則無從說明運動中自晦“敗北”的“左翼”是什麼？這裡先把來龍去脈梳理一遍：舊式資本主義沒有被共產主義運動推翻，在二戰後獲得重生，步上超越實體經濟朝虛擬經濟發展的型態（方才有週期性泡沫化危機取代了從前的生產過剩的週期性蕭條規律），二戰後局部勝利的共產主義陣營反而垮了，繼起的“後馬克思主義”也有朝語言化、符號學化轉化的傾向—某個意義上可說是“革命”的虛擬化。
按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列主義）的分析，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之演變成宰制全球的帝國主義，是因為被它們殖民的國家是能榨取更高的“剩餘價值”的地方。後馬克思主義則從“論述”入手，暴露由資本帝國主義劃定“邊界”的“世界地圖”裡的主從地位是剝削性的，“邊界批判”因此成了蘇哲安等人的主要論述。
此論述的其他部份就不太容易懂，也不知如何應用在2019年的香港抗爭上頭?但我仍須在這裡帶上一筆(拜託讀者包涵)，以便顯示這類“後馬克思主義”的虛擬化性質。既有“邊界”，就有“越界”，也就是被蘇哲安廣義化的“翻譯”，它把被當權派絕對化的“邊界”顛覆掉，揭發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當作“外部”者乃建構“主體性”所需的“他者化”操作，“越界”的“翻譯”則重新認識“他者”是“主體”的一部分，如此積累新的“主體性”有可能成為“脫離資本主義，朝向社會主義轉型的鎖匙”(頁27)。但書中列舉的“劃界實踐”是多義的，包括“通過分門別類來劃分人群、地理實體、各種空間、時間以及所有的社會類別，從而創造出各種新的主體…”(蘇著序言二，頁ix)
這個艱澀的段落勉為其難地解釋了該書副標題裡的“翻譯、轉型與邊界”字串。為了進一步透露這一類“後馬克思主義”的“務虛”性質: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產業工人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之處，蘇哲安則將“翻譯”當作“語言勞動”(頁11)。問題確出在: 在新資本主義底下，已經沒有產業工人當歷史的火車頭這回事，遂以秀才在紙上造反替代之—這裡不含貶義，它不得不如此。
香港本土派與後馬克思主義者背道而馳的“邊界”觀
然而，2019年的“反送中”偏偏是香港本土派與中國大陸劃分涇渭分明的“邊界”的，他們要將近代中國國難之始鴉片戰爭從中國割離的第一個殖民地的“邊界”永久化。更有甚者，為了維持這個“邊界”，還想把英國殖民主義重新邀請回來，“英殖”既然已經不濟，那麼就請“美帝”接管。
2019年6月香港論壇《連登》上一個本土派意見領袖試圖挑唆英國去控訴中方已違反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以便讓殖民勢力捲土重來: “…假如中英聯合聲明被判失效，根據1841年穿鼻草約、1842年南京條約及1860年北京條約，英國有權強行回收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引自蘇著頁40) 對這類歷史盲，你還真不能問他：今日還去哪裡物色用砲艇外交強加不平等條約的“列強”？
蘇著繼續說: “…在香港主張回歸英國主權，抑或主張美國派軍隊去武力解放香港的團體固然存在，其成員人數據說不到萬人，地位相當邊緣。然而，在政治構成上，‘勢/識’比‘數’重要，…”(頁42)。這話真不知從何說起? 蓋達組織的全球成員也不到一萬人!而蘇哲安的“左翼”呢，卻被運動中的敵對者罵為“三個死左膠”(蘇著序言二，頁xxxvii)。“左膠”是指食左不化，“離地”（與現實脫節），最歹是和大陸中國一丘之狢。何況，蘇哲安本人也承認“戀殖派”掌握了“勢/識”。
然則，這些“左膠”在如此這般的運動中自討沒趣幹什麼？可能是運動一直有香港泛民派主流加持，賦予“親帝-戀殖者”合法性，但卻是將他們當作急先鋒使用的。彼輩非但不是“地位相當邊緣”，到後來且成為主流，且是洪流。
我的猜想是：蘇哲安等人面對的香港，可以說是當代史的一個“奇異點”(singularity)，非他們始料所及，亦非他們紙上談兵的理論所能應付。連為舉世愛戴的英女王去世後，前殖民地都要討回國寶、索取多年來被吸走的財富，這些人自然不是什麼“左翼”，而是由前殖民地獨立的一般國民。至於前殖民者除了不斷道歉、贖罪之外，就是希望不要再提從前的醜事，彷如一個戀童癖犯不希望你再去揭瘡疤般，否則不容於人間。唯有香港這個“奇異點”對犯者說：“懇請你重返我們的社區！”
踐踏“人權”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本節要處理的不是上面已論及的“用暴力對付肉體，用謊言對付靈魂”等露骨納粹行徑，2019港亂的辯護士可以說這些只是孤立事件，不該模糊運動的主打是向中國這個專制國家爭取民主。本節指出該運動奢談“民主”為名，踐踏“人權”為實。至於“仇中”演變為將中國人“非人化”，那是徑直朝納粹化演變，在下一節中專述。
“反送中”運動中的“左翼”雖然不成氣候，但他們受到運動的仇視，沒有他們也不會使運動的一些醜惡面曝光。這個負面的互動正因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運動的牴牾。蘇哲安說：後馬克思主義批判“20世紀左派理論圈長期累積的盲點，特別是它向來並未成功納入諸如性別、殖民、語言等非傳統歐洲國家階級主體性經驗與因素。”(頁17) 我把這個難讀的句翻譯為：不要被西方式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論述掩蓋了國家下面的其他行動體的主體性。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失業大軍”已無復存在的情形下，後馬克思主義轉而替有色人種、婦女、同性戀者及所有弱勢群發聲。
這裡就製造了一個難題。在“抗中”運動裡，抗爭群眾相對北京當局自然是“弱勢”，任何對抗威權的運動，自詡“左翼”者幾乎都有義務（甚至強制性）參加。但如果運動變成了維護被殖民主義劃“邊界”的世界地圖，而且還攀附英殖美帝去顛覆曾一度被殖民的祖國，那麼縱使中國目前不民主，它的發展至少是靠自己，而不是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般靠剝削世界，在英美的敵意面前，中國反而變成弱勢。這種思維使抗爭隊伍裡的“左翼”變成“類托派”。老牌托派說蘇聯雖然已變成“墮落工人國家”，到底仍是“工人國家”，當它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是民主國家又怎樣？）攻擊時，仍須保衛它。
當反中主流還未與“左翼”反目成仇，“左翼”以為群眾運動有助政治覺醒，反中主流則認為這些天真的“左膠”可資利用。在暴動中有孕婦被警察推倒在地，主流派即施壓：“女權L去咗邊？”正是女權份子可以借題發揮的場合，有待你們醜化香港警察，你們在哪裡？當女權份子說她們的訴求是MeToo，就被指責模糊鬥爭的大方向，如果仍喋喋不休，有“唱衰運動”之嫌疑，主流派即露出女性斗膽令自身主體化者皆為“婊子”的渣男嘴臉。
蘇著的寫序者黎明是香港女權份子，卻被網路暴民指罵“大陸雞”、“VaChina”[Va是指女性陰戶]、“綠茶婊”、“女權L”[不知是否侮辱她是女同志？]。黎明的丈夫也受到攻擊，但因為是男性，只罵了一句“藍絲”[親中派]便罷休。此外，還發生“警嫂受到的性攻擊，大陸背景女士（疑似性工作者）在屯門公園被當眾羞辱”插曲，以及替蘇著寫序二《香港女權的敗北》的另一作者何式凝女士親身受辱經驗。港暴還充斥對同性戀的語言暴力，出現用“faggot”(契弟、相公)一詞攻擊警務處處長的事件。（蘇著序言二，頁xxxiv、xxviii-xxix）
蘇著中沒有提到的、打擊面更廣的、對象更弱勢的是：暴徒把香港鎮暴警察“起底”，將他們家的地址和小孩就讀的學校名稱都放在網上，並鼓動其他同學去霸凌他們。反中者常悲嘆中國有兩千年的專制主義傳統，但不知“罪及妻孥、株連九族”是否也就是這個遺傳基因？真說不准:香港或許還保留了比經歷社會主義洗禮的中國大陸更“中國化”的地方。
無論如何，比較當代台灣，香港幾乎全由前大陸人組成。今日台灣五百多萬大陸人大致上是隨老蔣總統遷入者和其後代，香港原本是珠江口的一個小漁村，自開埠以來，尤其自1949以來從中國大陸吸納人口，從無間斷。蘇哲安在左翼的反殖民主義的前題下，甚至視這些中國移民為英國殖民者的共犯:香港的殖民統治除了“[華人]菁英的共謀之外，廣大而多元的華人人口普遍而積極地參與了定居殖民主義者的主體性建構過程。縱使是上下關係嚴明的父權體制，沒有弱勢一方默許的參與的話，也無法成立。”(頁59)
蘇哲安此論對某些泅海偷渡香港的大陸人或許不公，但道出了在外國物業主底下安置的房客當了順民，和故土之間劃出楚河漢界，雖然房客仍不斷由“邊界”另一方源源遷入，但“邊界”這一方因“複製”殖民，形成故土的敵體。為了打造“邊界”這一方“主體”的新身份認同，故土那方的中國人就勢必被“他者化”。
為了打造“香港民族”新身份認同，將中國人“非人化”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動後，緊接就是武漢爆發新冠病毒，反中派乘機說“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蘇哲安指出“民族劣根性”的論述帶有殖民種族主義色彩，發起連署希望香港大學譴責此類言論，但運動的主流已將“中國人”敵體化為“他者”，蘇哲安頓時變成標靶，被公開宣布為“邪惡的敵人”(頁xiv)。
其實，蘇哲安在2012年已看到這股趨勢，只是當時未預期它會成為運動主流。蘇哲安考據: “反送中”期間的口號“光復香港”最早源於2012新界上水的“反跨境水貨客”示威，當時用了“光復上水”的口號，雖然水貨客是中、港兩邊的商人，示威者仍簡單化為“中國人滾回中國！”口號。
也同在2012年，反中的網軍展開把大陸人“非人化”的總攻勢，包括呼之為“蝗蟲”，更有人花錢將內地人的“蝗蟲”意象搬上《蘋果日報》整版廣告。在上水示威時，網民“滅蝗隊長”更發起圍困大陸旅客行動。Youtube上有大量攻擊大陸人的“蝗蟲歌”，總點擊率接近五百萬次。
“滅蝗”是一類中國人對另一類中國人“劃界”而成的“種族歧視”的戰鬥口號，持續至2014年“廣東道驅蝗行動”，以及同年在《新報》上的類整版廣告。蘇哲安指出: 這些本土的“蝗蟲論”更早的範本來自殖民主義與反共主義(頁61)。蝗蟲論如果與“黃禍論”交疊，可能還有含白人種族主義的潛文本。
美國《時代雜誌》1950年12月11號封面
“害蟲”頓時成為時代話語，本土派將這類“非人化”意象延伸至其他在港外籍人士頭上。在《連登》討論區，有網民用“南”字加“蟲”旁的新造字統稱南亞人士、用“回”字加“蟲”旁—中文裡原來已有“蛔蟲”—改稱回教徒、用“賓”字旁加“蟲”字泛稱外傭、用“黑”字加“蟲”旁專指黑人，視彼等為“香港毒瘤”，乃“非純正的香港人”。（參考香港《亞洲週刊》2022年8月22日第34期）
納粹德國貶猶太人、波蘭人、吉普賽人為“害蟲”(vermin)，還有一個種族滅絕的範圍，香港的民粹則除了白種人與日本人等，全人類踏上香港土地都變成“害蟲”。至於白種人，香港人歷來已有“鬼”的稱呼，卻並無妨礙香港人將英國殖民者當“父母”（詳下），至於美國（白）人則被奉為救星。日本人呢？既然港獨份子對中國百年的民族解放鬥爭史全盤否定（該說是全然無知），就隨手抓了日本新崛起的右翼史觀填補真空，只要能把中國傷害得越深就越好，因此中國大陸還有仇日情緒，港獨則用仇中情緒頂替了它（即步台獨的後塵）。
猶太嘴臉的"害蟲"圖
在這裡，還有“事大主義”的情結。歐、美、日（還帶到一點未被非人化的韓國和也在“去中國化”的台灣），都是發達邦和地區，被“非人化”者都是能被自己踩在腳下的。但排他性打倒如此一大片，難道香港是安達曼群島的北桑提內爾島（North Sentinel）不成?—島民為世發現很晚，歷來用殺害登島者的方式與世隔絕。香港可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開埠的啊！一個國際大都會與整個文明世界背道而馳，香港確是一個“奇異點”。
“天然右”
香港的本土派運動到後來都變成美國川普總統的粉絲，是否它轉向“極右”的導因？此說倒因為果。川普崛起於美國是一個異數，是美國的傳統保守派共和黨被原先蟄伏在“瘋狂邊緣”(lunatic fringe)的新納粹份子滲透、漸趨主流化的徵候，即使在川普本人身上，也是在他任職後期始明朗化。
美國人在香港設立種種“民主轉型”與“政權移轉”機構，已數十年，首推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在香港設立的“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NDI)，和香港人權監察(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這些機構是否中央情報局的外圍實無關宏旨，蓋即使在美國本部，就是在川普任內，情治單位已經圈定“右翼極端份子”是境內最大的恐攻威脅。因此，港暴的納粹化意識應該不是由這些機構灌輸的。
這裡令我想起一人，美國人一直在找該是像胡適那類的人，連把台灣打造成反共堅堡的蔣介石都怕被美國人用政變推翻、搞“民主轉型”。胡適這個早歸檔於20世紀史、對中國“民主轉型”起不了作用的人，被一位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家如此下評語:“不理解一個如此輕量級的人如何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佔一席之位?”本文只是用這個“輕量級”作為一個指標，突顯當華人反共與反左，自由主義這個選項往往出缺，會直接擺向極右的那端。另一方面，從前國民黨時代堅決反共者，如今國府已不存而中國大陸崛起成強國，這些人變成“親共”卻是無縫接軌的，自由主義這個選項連閃都不會閃一下，他們的底色仍然是強國夢，而不是甚麼馬克思主義，因此仍是民粹的溫床。這方能解釋香港搞“民運”怎會搞成“納粹化”?
胡適那個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今日的有很大的距離。這裡只能長話短說，便於申論，把自由主義簡寫為“尊重人權”，它的最極端也被詬病的版本就是今日美國的“政治正確”教條。下面引用自己寫過的文章(《美國左右兩翼分化各自呈現的“幼稚病”》)裡的幾段:“在過去，在工作場所一位上司或同事言詞涉及侮辱黑人或婦女，常常無關痛癢，在今日多半得引咎辭職，如涉及婦女還會吃官司，雖然一直以來性侵都是犯法，但今日定義寬鬆了，標準多由承受一方界定。…”
“政治正確”的精神“是設定我們這個世界有強勢與弱勢，有否不當之處的話語權該在承受方，即賦權予(empowering)弱勢一方。在‘認同政治’方面，由本人決定該如何貼標籤。例如，美國黑人的稱呼就有講究，‘黑鬼’與‘尼哥’一般禁用，甚至連Black一詞能避免則避免之，在1970年代一度流行過Afro-American，但黑人似乎不怎麼喜歡，方定為今日的African-American。…”
“授權予承受方去決定命名學，其實是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讓他肯定自身的價值，應用在弱勢者或‘異常者’身上，此措施的正面意義就更凸顯。像傳統中國索性將一個人臉上有麻子、瘸腿、啞巴、瞎子、聾子或其他身體缺陷或特徵當作他/她的綽號，代替真名，如今該是不許可的了。…”
這種在日常用語上令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動輒得咎的“尊重人權”是一個極端。另一極端則是把“異類”肉體消滅的“種族滅絕”，其歷史示範是納粹德國。香港的“反中”是在想像中模仿了後者。
但這個觀察只是落實了香港“民運”之納粹化在思想根源上不會是受了美國的影響，縱使暴亂本身受到美國(和西方)道義上的支持，甚至還給予物質上的援助。這是基於削弱中國的機會主義考量，正如美國在全球範圍主持“反恐”時，一度將疆獨列為“恐怖組織”，在發動反中後則將其除名一般—這個疆獨還不是美國培養的，該是更早的蘇聯。
納粹化的港亂到後來是與川普的新納粹主義合流，但其根源該是本土的，那就是“人權”觀念之付諸闕如。“人權”與“民主”沒有必然關係。古代施行直接民權（無需代議制）的雅典城邦即建築在奴隸制之上，奴隸和永無可能獲公民權的非土生者在人口比例上壓到公民，亞里斯多德以希臘城邦為理想政制，寫成《政治學》，卻提出人類中有“天然奴隸”的命題。“民主”與“選舉”也沒有必然關係，希特勒的納粹黨就是靠合法選舉奪權的。有選舉而沒有民主的情形多著呢，甚至有人說今日台灣正朝這個方向走。港獨的“香港城邦”會是甚麼“民主”?
亞里斯多德提出人類中有“天然奴隸”的命題
我自引的文章中還有一段：“美國的‘政治正確風’已成為當代文明世界的共識，是曾為殖民主義的西方國家的自我批判，也是它們的長進。在這個西方帶頭的文明世界裡，有一個‘侏儸紀公園’曰香港，即史前的活化石的棲息地。在台灣，是將西方人籠統地叫做‘老外’，黑人則另成一類，直呼‘黑人’，猶帶中性含義，在香港則被歸為5類: 鬼佬、鬼婆、鬼仔、鬼妹，黑人則是‘黑鬼’。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修詞學問題，言詞影響思維，簡直是思維的一環。”在這方面，香港又是當代世界的一個“奇異點”！
“我曾對香港人指出不妥，答覆卻是並無存心歧視，實在是不存在其他詞彙可用，固然也偶而聽到“西人”一詞，卻顯得文謅謅、彆扭。…有人認為這是廣東話獨有的用詞，近代中國是被鴉片戰爭打開門戶的嘛，故廣東人特別仇外云云。但反帝的人民政府統治下的廣東沒養成此風，它反而大盛於被英國人統治得服服貼貼逾150年的香港，而且保留的還是慈禧太后義和團之亂時代的命名法，豈非咄咄怪事。”
“從美國種族主義談吐只存在於沒有文化的下等人之間，可推論香港從未曾有過文化大傳統，表面的現代化掩蓋不了其文化底色的鄉鄙氣息，彷彿仍聞開埠時那個珠江口漁村的海腥味，從未聞士大夫文化的書香味，相應的是人文精神的貧困和人文素養的匱乏。”
為了發揮“香港從來就缺乏足以承接現代文明的中國文化大傳統，台灣卻不缺乏”的命題，必須指出美國的“政治正確”教條在台灣進入了菁英階層，是否生根則存疑。民進黨的楷模是美國民主黨，提出“人權治國”的口號，推動同婚合法化（為東亞之首）、廢死刑等綱領(包括綠能)。台灣的影視界甚至製作了替隨機殺人犯爭取權利的《我們與惡的距離》。但民進黨如果只走這條路，那麼它頂多是一個“綠黨”，不會掌權，“抗中”才是它的主菜，倒非政治投機，因為維護台灣的“人權”確必須對抗大陸的集權體制。走上這條路，就勢必訴諸排外、仇恨、被害妄想等負面情感作用—也就是民粹化。
德國威瑪共和國是一個歷史教訓：一戰中德國戰敗，廢帝制學習英、法式民主制，但根基太淺薄，才十多年，這個威瑪共和國就被納粹政權用民選的方式取代。如果德皇的專制仍橫梗期間，納粹可能還上不了台，但也沒了民主。這是民主必須冒的險，卻無保證一定能生存。
（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餘生中會見到的是地球的窳敗、全球暖化、氣溫反常、到處起火、冰川融化、洪澇無常、饑饉常態化、疫情無了期、戰禍連綿、經濟衰退、社會分裂、國家破產，先前天真的民主進步直線史觀則朝民粹化折墮。）
心靈堵塞症
上一個分節給讀者“人權”觀念之付諸闕如就會變成納粹的錯覺。世事永遠沒有那麼簡單，切忌一刀切。
我繼續引用自己的舊文：“至於在港亂期間挺中的一方，也是在同一個人文精神貧困和人文素養匱乏的缺氧層呼吸的。港亂期間，美國正對中打貿易戰，兩者似乎有默契，故視其為西方陰謀者大有人在。有港人說出‘白人世界’不會坐視黃種中國崛起，終需一戰。這令我聯想起旋轉門式的失憶症，患者可以一下子喪失人生中段數十載的記憶: 中國近大半個世紀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作為亞、非、拉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的一環都在歷史記憶裡被遺落了。時光機一下子回到了120年前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的‘種戰論’:即20世紀將會是一個黃白大對決的世紀。”
“非人化”的標籤亦非反中派的專利，挺中派亦把反中健將黃之鋒稱做“越南猴子”。經我指責，打圓場的人只承認“用詞不雅”，打根兒沒聽說過世上有“政治正確”這回事—換而言之，與那些踐踏人權的港暴份子一般見識。
“人權”意識的低落，不一定落入左翼或右翼的窠臼，其實與“政治冷感”的聯繫還多些。戰後的香港、也就是國共戰爭結束後的香港，普遍瀰漫著政治恐懼症，你只要談論當時的政局，還不一定採取立場，即惹人反感：“搞政治！”頓時變成賤民（pariah）。我在1970年代初的美國仍遇到這些從1950年代成長過來的香港人。
當時的香港，予人的印象是只專注“搵食”，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我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用“身體化”來命名此特徵，也就是沒有“心靈”的意思，它培養政治無知、製造歷史盲，昧於世界潮流(只對世界財經頭頭是道)，昧於文明進步。
1980年代中期，當耶魯大學的師生在推動杯葛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在校園示威。北美《世界日報》在現場採訪了一些冷眼旁觀的華人學生，一名香港女生如此回應：“夷嘎（目前）搞哩D嘢（幹這種事）有勿用咩（有啥用）？梗系（唯有）將來有咗身份地位先好頃（才有得講）。”這是把對“搵食”的執著硬插進富理想主義的學生年華裡去了，此人的心理年齡似乎很老，與生理年齡的外觀不匹配，可說沒有青春過。
耶魯大學杯葛南非種族隔離的靜坐示威
我在北美某學府當客座時，認識了該地的一位香港人教授，他和我談當時正在發生的一宗師生糾葛案：該校的另一位香港人教授被他的中國大陸女研究生告了，罪狀是濫用老師之權和她發生性關係，兩人確實有一段，但女方行將結婚，老師仍夾纏不休，女方和他斷交，他就把她的研究助理補助停掉。這固然是單一事件，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性別政治議題，除了保護女性，也保護弱勢者，乃釀成克林頓總統與一位白宮女見習生之間性醜聞的時代背景，總統倖免遭彈劾。但那位在北美居住了四份之一個世紀的友人卻根本沒掌握這個時代，唯一的評論是：“好心佢嘸好摼200文去叫雞啦(好歹不要省兩百元去招妓嘛)，好過食身邊草!”人家是一個如火如荼的人權議題，他只理解為打小算盤!
舉這個移民海外大半生仍固置在1950年代港式思維之例，對當代香港或許有失公允，但另一方面該老兄正處身“政治正確”潮的風暴中心啊，卻如置身一個平行時空。1950年代的香港嘛，令我畢生難忘：你只要提起“文化”一詞，就會招致“幾多錢一斤，食唔食得?”的嘲諷。“人權”對這種“身體化”的心靈來說著實過於虛無縹緲。
在某個意義上，港人認為呼洋人為“鬼”、呼黑人為“黑鬼”並無存心歧視、“實在是不存在其他詞彙可用”這話也沒說錯。黑人在香港並無遭到特別歧視，感覺還會比在美國好一些（甚至可能比在大陸也好一些），因為香港缺乏美國黑白衝突的歷史背景—除了一回：當2020年美國爆發“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爭，針對的是香港抗中派的“救主”川普，抗中派即認定是“中共在背後搞的鬼”，因此香港的“民運”非但沒有如世界各地般響應，且敵視聲援行動，在港黑人和同情者噤若寒蟬，找了一條小巷子搞了一個小集會意思一下。
香港人呼白人為“鬼”則更不可能“存心歧視”。這些“鬼”比香港政府更值得他們信賴。在“反送中”運動爆發初期，特首林鄭月娥被迫在記者會上宣布擱置反送中條例，當時我在Youtube上聽到一段評論揭露她是兩面派：“林鄭同我地市民話暫緩反送中條例，事前（或事後?）同D鬼又唔係咁講個WO（對老外又講另一套）！”十分刺耳，卻毫無排外之意，更似攀外。
被“鬼”統治了一百五十年的香港人，在特殊的場合還視他們為“父母”哩！1976年，當薄有政績的港督麥理浩爵士（Baron C.M. MacLehose）任滿返英，市民夾道歡送，有些婦人手中還捧了食物（雖然送不到他手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電視新聞節目女主播稱讚麥理浩爵士“愛民如子”。雖然左翼的蘇哲安揭露殖民主義乃“上下關係嚴明的父權體制”，英國人可沒自詡香港人的父母。他們敢去對愛爾蘭人說說看！
麥理浩爵士
當時，一位香港的評論員正引了這個尖銳的對比：被英國人統治的愛爾蘭人，在不能用暴力反抗的情形下，編造了醜化英國人的笑話有一籮筐，唯獨香港華人的“溫柔敦厚”乃世界殖民史中的奇葩—用我的話說：是世界史的“奇異點”。雖然昔日的香港人如此好統治，今日的英國人仍有在世界面前搞公關的必要。
因此，當香港回歸後，竟有人舉著英國旗和港英殖民地旗搞抗爭遊行，英國氣急敗壞地撇清關係。這些在回歸後才出生的示威者是歷史盲，將港英殖民地想像成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吹噓的“皇道樂土”。港英時代對付示威者，以保衛釣魚台運動為例，大學生被英國人警司用警棍兜頭掄下去，頭破血流，還被收監數月。港英把肇事者不經審判就遞解出境是常有的事，不像今日反中派逃亡海外連身份證和福利都沒被取消，還可從境外用網路平台抹黑中國大陸和香港，收入不菲，都存入在港的銀行帳戶。
魯迅有一名言：“中國只有两個時代，做稳了奴隸的時代和争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魯迅本人是區分“奴隸”和“奴才”的：前者是被外力強加奴役於身，後者則把奴役內在化，變成精神奴役。因此，這一句裡的“奴隸”必須改寫成“奴才”。魯迅好象徵主義，“爭做奴才而不得”頗抽象，如何“爭”法？採何形式？其具體形象正好落實在香港回歸後在街頭舉著英國旗和港英旗“抗爭”者。
“鬼”雖然也可以是崇洋、事大的偶像，如果只是自身“奴才情結”的投射屏幕，不等於懂得尊重這些“鬼”的“人權”，更甭說學習他們的文明開化，反正不懂得平等對待自己，也不懂得平等看待別人—那怕這個別人是“主子”。更不懂的是：白人既然是“鬼”，又如何和他們認同，為自己建構一個高於中國人的“人種認同”，一個星條旗飄揚下的“香港民族”？
港獨的“納粹化”不同於西方的納粹有源遠流長的理論與文本傳承，舉其瑩瑩大者如19世紀中期的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19世界末期的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20世紀初捏造的《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20世紀上葉希特勒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以及葛蘭特（Madison Grant）等人的論述。港獨的“納粹化”只是在一片歷史盲、政治無知、昧於世界潮流、不諳文明進展，缺乏“普世”觀的沙漠上的奇觀。這原該是一片政治冷感甚或“政治恐懼症”的荒原，對納粹病毒的感染，未能在土壤上預噴灑防疫的消毒劑而已。
“去納粹化”能擬“反恐”成為時代任務否?
“去納粹化”的口號是首先由俄國的普京叫響的，它的背景深蘊在俄國史裡。普京悲嘆: 蘇聯解體後，許多俄國人早上一覺醒來發覺自己身陷在別人的國家裡。是誰的錯呢?首先是俄國，繼而是蘇聯，無止境地擴張，莫斯科從一個城邦起跑，至(蘇聯未解體前)鯨吞了全球六份之一的土地。
俄國人並非天性如此。它是一個一馬平川的國度，20世紀就受到德國兩次進攻，直搗腹地；19世紀的拿破崙則攻入了莫斯科；17世紀初被波蘭軍佔領了克里姆林宮，俄國光復軍反須從外攻入；13至15世紀則被蒙古人統治了240年。俄國空間越延伸，就越沒有安全感。
俄國囊括了如此多民族與國家，被列寧責為“各民族的監獄”，十月革命之後，蘇聯的解決方案是組一個15個共和國的聯邦，但大俄羅斯人是主軸，在所有前加盟共和國裡都沉澱了一大批。至此，普京譴責蘇聯：好好完整的一個俄羅斯帝國，蘇聯卻自做孽去尊重什麼“民族自決”，搞成15個“加盟共和國”，不是預設它們在將來散伙嗎？而且，兄弟既有別，在蘇聯內卻又是一家，大哥把原屬大俄羅斯的領土轉讓了一些給弟弟，受益者莫如烏克蘭。你們要散伙請便，切莫把我的領土也順手牽羊。
普京不死心，欲恢復俄羅斯昔日的榮光，就大打境外的俄國人遭種族迫害甚至“滅絕”這張牌。在俄國人族群記憶中創傷最巨的是“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與納粹德國的殊死戰鬥，其傷痛至為新近，甚於“蒙古人之軛”。這個死亡威脅正來自西方，由來已久，於是普京就將他俄冑重光的企圖心、一切與西方的矛盾都裝入“去納粹化、解救同胞”這個懶人包裡頭。
毋庸贅述俄侵烏的“特殊軍事行動”目標裡為甚麼會有一條“去納粹化”。普京以俄國同胞在烏克蘭境內遭“滅絕”為由合理化他的侵略行為。其實，俄國最沒有資格談“去納粹化”，他的“讓俄羅斯再度偉大”不也是訴諸民粹嗎？俄烏敵意固然助長了烏克蘭極右派，也助長了俄國自身的極右份子—最近在莫斯科被汽車炸彈暗殺的杜金娜便是。俄國的極右派或會受到歐盟的制裁，卻廣結交歐盟底下各國死灰復燃、蠢蠢欲動的新納粹黨，彼此氣味相投。
因此，普京用過的口號最好別去沾。然而，目前，“去納粹化”似乎也是一個“客觀”的時代要求，雖然不必呼之欲出。川普之能崛起美國政壇，正因他是操弄族群仇恨的高手。針對全世界來說，他打“美國是全球化的受害者”牌。針對全國來說，他大打“反移民”牌。在美國國內，他以白人至上主義為旗艦，將老共和黨扭曲為一個“白人申訴冤屈黨”(White grievance party)。
在這裡，我必須糾正台灣的某些政治評論員的膚淺，他們說“全球化”把美國的工作都轉到境外去了，導致美國人失業，“貧窮化的白人遂把票投給了川普”。其實，失業率最高的是黑人。而參加2021年1月6日華府國會山莊暴動的白人裡，有人是乘私人飛機去的。台灣的政論只看經濟，對“文化政治”霧颯颯。美國的“政治正確”教條呵護甚至高捧所有“弱勢者”，原先是主流的白人（尤其是男性和基督徒）變成了眾矢之的。這原本是他們的國家，如今走到哪裡都被人指著鼻子罵“政治上不正確”。他們要“討回自己的國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的訴求遂與川普的“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戰鬥口號產生共振。
川普最大的外敵是藉“全球化”崛起的中國。新冠肺炎首先在武漢爆發、遍及全球，川普即稱之為“中國病毒”、“功夫病毒”。川普歷來有把“攘外”轉化為“伐內”的伎倆，如利用抗中不力、反非法移民不力搞臭民主黨。但這回是嫌國內族群仇恨還不夠、需要添加柴火，將“仇中”內捲化了，導致美國境內攻擊華人、亞裔、太平洋島嶼裔的暴力案件累積至今達一萬多宗。反而，拜登上台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禁止“中國病毒”一類的仇恨標籤。至於為什麼還有華人是川普的死忠，攻擊拜登是竊取大選的“偽政府”？真是天曉得!
憑挑撥族群仇恨掌權者，是民粹沒錯，與納粹僅一步之遙。川普黨是越來越迫近這個型態。川普任內，聯邦調查局已得出國內的“極端右翼份子”構成最大恐攻威脅的評估，但這些散兵遊勇不見得都是湧向川普的，仍類美國歷來的“瘋狂邊緣”。但川普任內卻有一個網上新納粹網絡如旭日東升，曰QAnon，它將老牌納粹的“國際猶太陰謀論”改裝成捧川普為唯一能救亡圖存的救主崇拜。川普在任時仍說：“我不認識這些人，不過有人擁護我不是壞事！”
“陰謀論”的心理基礎是被害妄想。今日美國越演變下去，就越似德國在一戰後至希特勒上台的劇情。德國戰敗，威瑪共和國取代了帝制，驕傲的德國人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極右翼就散布謠言說: 德國沒有戰敗，是後背被猶太人捅刀，猶太人同時扶植左傾的威瑪政權上台，目的是毀掉德國。川普在2020的大選中敗選，川普黨徒居然炮製了同樣的戲碼:川普並未輸掉大選，是被民主黨伙同中共和委內瑞拉這個“左翼”跨國陰謀做票做掉，讓拜登勝選。
德國將士後背被猶太人捅刀
這個“陰謀論”是2021年1月6日川普派暴民攻打美國國會山莊的導火線。這次失敗的“類政變”可比擬1923年11月8-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的啤酒館政變，雖以失敗告終，卻是納粹黨崛起的前奏—川普黨將來如果奪權，“2021-1-6”會成為類“南昌起義”的光榮紀念日。希特勒因此入獄，在獄中寫就《我的奮鬥》。待到全球經濟大蕭條來臨、社會動盪不安、國家被左右撕裂，納粹黨遂於1933年的國會中成為最大黨，輕易變天，上台後廢掉威瑪憲法，建立種族主義的納粹黨國。
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館政變
川普目前亦面臨牢獄之災。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正在設法定他企圖顛覆國家罪，但無勝算。聯邦調查局在他的海湖山莊搜出卸任總統後仍非法窩藏大量絕密文件， 紐約的州檢察長則控訴川普家族犯下商業詐欺罪。川普即使不坐牢，也可能喪失任公職之資格。因此，美國的“去納粹化”其實已經啟動。但面臨的是經濟大衰退、社會撕裂日深、政府益趨無能，川普捲土重來的可能更大些。在總統任內時才剛認識QAnon的川普，如今已經在胸前別上Q符號別針。
在威瑪政權末期，當競選時節，納粹黨街頭的棒喝隊都在用暴力威嚇投票者，嚴重扭曲投票結果。川普在上次大選落選後，被他劫持的共和黨即在各州議會展開“限制投票權”立法，針對在新冠疫情期間施行的郵寄投票、提前投票、即日登記等措施、加嚴選民身份檢查法、加強清洗選民名簿權，同時減少投票箱，例如設在遠離黑人社區、必須耗油駕駛前往的地點。
在上次大選期間，川普黨徒已有騷擾和威脅搖擺州的選務人員的劣跡，甚至連共和黨籍的州務卿都受到死亡威脅，家屬如老婆被加諸性侮辱字眼。這點頗似香港的黑暴對治安人員的“起底”，包括洩露他們孩子就讀的學校，不知美國納粹是否從香港納粹“取經”？這一招在正在籌備中的國會中期改選裡被常軌化為主攻戰略。這次選舉需動用一百萬義工，但在川普黨不斷耍流氓下，已有六分之一受驚嚇退出，而川普黨則儘量填入空缺。這是有策畫的“變天行動”。
香港如何“去納粹化”？
從上列觀察所得，2020年北京在香港強加“國安法”是最缺乏想像力的，中方只是說阻止“外力干涉中國內政”，在西方眼裡則是打壓香港的“民主”，若是“普世價值”，那麼當然得干涉。中方落得話語權被動，只顧鞏固統治而已。
這還發生在俄烏戰爭之前，還沒出現“去納粹化”這類口號，上面也指出：這個普京的口號還是少沾為妙，否則鎮壓香港會被類比“入侵烏克蘭”，正如今日美國將後者比附台海危機。然而，北京當局視港亂為“外國勢力搞顛覆”，恰恰缺了意識形態的批判。上面也已辨明：港獨的納粹化並非受美國的影響，而是土生的。北京卻認為恢復治安了事。
諷刺的是：中共在內戰中最後獲勝，正得力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共在江西蘇維埃時期，照抄俄國革命，走的是第三國際的極左路線，路越走越窄，瀕臨滅亡，待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上台，感到不妙的共產國際立即更鉉易轍，宣布聯合世界所有反法西斯的進步力量，組成統一戰線，乃有抗戰期間國共和解，一致對外，並替中共在戰後的勝利奠下了基礎。如今，它連這段歷史也無法對港人說清楚。
香港回歸後，本土派搞“反國教”運動（2012），以抗拒“被洗腦”為名，拒絕將中國現代史列入課程。至反中大爆發，本土派的史盲史觀遂成一場荒誕劇，竟會有意見領袖主張英國重新執行用砲艇外交強加的不平等條約、讓香港恢復殖民地地位，即把21世紀當作了19世紀！白目的反中派用來填補歷史記憶真空，還有信手拈來日本的右翼史觀當作自己的史觀。它是日本新近的發展，是在厭戰反戰的戰後一代大半凋零，右翼在對二戰沒什麼感覺的新一代的土壤中培植的修正主義史觀，也是從小泉純一郎到安倍晉三主張日本必須恢復“正常國家”的“去懷罪感”操作。
香港的“反國教”運動
然而，即使日本右翼，也不敢教會香港抗中份子用“支那人”改稱中國人—這是日本侵華史裡對中國人的侮辱，現在連日本人自己都禁用。史盲症的本土派又一次將21世紀誤當作20世紀上半期，用自己代入了侵華日軍，代他們“懲罰暴支”。在香港抗中大爆發期間，“支那人”一詞被泛用。先前的“蝗蟲”只能應用於一些大陸遊客或水貨走單幫客，“支那人”則是用來指稱整個民族的。中國人成了他者“支那人”，方好定義“香港民族”主體。
待暴動沈寂後，仍出現2020年5月的“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爭議試題事件”。是其中一道試題下的子題引起了爭議：“‘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考資料C及D，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這又是一個當代的“奇異點”，把這條試題裡的承受方改成“韓國”、“菲律賓”或“印尼”，膽敢拿去那些國家胡說八道，不被私刑才怪。
北京當局只需在香港恢復正常的中國近現代史教育，就是“去納粹化”的起步。這個教育如果還在鼓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會引來不少學子翻白眼和作嘔吐狀，但這句話在文革以後的國內都已不講。我小時候在殖民地港英學的中國近代史裡就有列強交侵的歷史—雖然當局嘗試將“鴉片戰爭”改稱“通商戰爭”。它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不同在於沒將“新中國”當作是這部交侵史的終點站而已，但已勝於香港反中派被植入的記憶。更緊要的是：你不能為了反中而去歌頌日本軍國主義，它會招致韓國和整個東南亞的反感，日本作為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的“邪惡軸心”的一員，犯下的是“反人類罪”，還去肯定它們者，則唯有“心靈堵塞”足以形容。
的確，把港獨的黑暴比作“亞速營”，是把他們抬得太高了。烏克蘭的納粹還有歷史淵源，奉二戰期間的前輩班德拉(Stepan A. Bandera)為偶像，這個恐怖份子有與納粹佔領軍合作、屠殺波蘭人的“光榮史”。香港的納粹呢，與日本非親非故，基本上不懂日本，只為了侮辱中國而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歌頌日本的“大東亞聖戰”。香港的納粹也去捧川普，人家是白人至上主義，自己則連白人都不是。這種亂抓一通填補身份認同的空洞，只為了將自己“去中國化”，算哪門子“納粹”？
對“納粹”頗為無知的華人，有潛能成為“納粹”的富礦區
以為自己在搞“民運”，搞出來的卻是納粹，唯有無知方如此，但亦警惕無知也可以是納粹的土壤，甚至是頗具開發潛能的處女地。華人對納粹相當無知，多半認為就是好萊塢電影中的那個形象，且是已經過去的東西。更常見的是把納粹和共產政權混為一談，共同點是一黨專政，因此就是同一個東西，這是在“自由中國”成長的人的偏見。
然而，在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世界”似乎也是這般見識。我青年時申請留美學生簽證，在美國領事館填一份表格，上面有一欄數列，宣稱自己沒參加納粹組織、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性病，等等。納粹在排序上優先，思維上仍是二戰時期的遺留，進入冷戰時期未及調整。
美國老百姓不會以為納粹是好玩的東西，若是新納粹份子則更會嚴肅對待。在台灣早些時候的照相館卻有“與希特勒合照”的噱頭，即將希特勒和戈林的親和照製成大型紙板，把戈林的頭鏤空，代之以顧客的頭。這個玩意遍台灣島南北，招致老外的抗議。台灣也發生多起因學生流露羨慕納粹德國引起爭議的事件，招致以色列駐台灣辦事處的多次“關切”，最有名的是2016年新竹市光復高中師生穿納粹黨軍服辦創意變裝遊行。該又是把好萊塢的銀幕形象當有趣，只見黨軍威風，無感人間慘劇。
新竹市光復高中師生穿納粹黨軍服辦創意變裝遊行
老百姓如此尚可理解，然而，與歐美的菁英份子比，台灣的菁英份子對納粹就相當木知木覺。當川普競選連任時，在所有西方國家的民調都很低，大家看好的是拜登，此時台灣有頂級名嘴說：歐洲人喜歡紳士、不喜歡暴發戶（這種削足適履的說法忽略了與歐洲一致的加、澳民調）。其實是美國的川普現象對西方各國的新納粹運動起了鼓舞作用，尤其令有納粹之禍記憶的歐洲怵惕驚心。（今日美國的川普等待回鍋，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已捲土重來，瑞典的極右派亦上了台，法國的在候補。）風暴在形成中，氣象報告員卻看不見，地理和心理的距離都遙遠得很。
歐美已接種防疫疫苗，尚如此，華人對納粹既無防疫力，也不知接種防疫，更有不少“天然右”，先天傾向染疫。香港反中暴亂期間，反中派固然將中國人“非人化”、“異類化”，挺中派也沉溺於黃白大對決的種族主義話語，除了種族主義，還是種族主義。
我將中國大陸拍的如《南京！南京！》一類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電影，和好萊塢拍的《辛德勒的名單》作比較。看了後者你不會去反德國人而是對一切納粹行為反感，包括發生在香港的。看完大陸拍的電影你只會更仇日。
中國人欠缺就是“普世觀”—該說心中沒有“普世感”。不要以為“民運”墮落為種族歧視只發生在香港。大陸人繼“北京之春”後在海外組成民主運動，它的領袖在看著紐約平靜的街頭與我說了一番話，有鑑於新市長朱利安尼上台後打擊犯罪、紐約大治，回顧八十年代耶魯大學杯葛南非的種族隔離而南非卻鬧得亂哄哄，他做出結論：“黑人還是給白人統治好！”大陸人的“民運”倒是一直在吹捧1980年代的台灣“黨外”的。看來，“民主”不是什麼普世價值，只是用來救國或救本民族的東西，潛台詞則是期望將中國升等為白人國家。
中國傳統思想裡的“大同”一直以來都被附會成“民主”，甚至“共產主義”。康有為在1901年的《大同書》中憧憬未來的“大同世界”，內中有促進“人種大同”方案，黃種人以能最終化為白種人為佳:“而華人鄉曲之童子，十二齡往加拿大，入於一白人家，至十七八歲，則紅白肥壯如白人焉。…則百年之後，肉色、面貌必與歐、美相近，無複有黃馘菜色者矣。況他日內地雜居之後，必多雜婚，兩種男女之交，更足為形貌、體格之變。”
深色人種則以淘汰為終極解決方案:“當千數百年，黃人既與白人化為一矣，棕、黑人之淘汰變化，餘亦無多。如大同之世，行沙汰惡種之方，獎勵遷地雜婚之法，則致大同亦易易也。… 沙汰之法：其棕、黑人有性情太惡、狀貌太惡或有疾者，醫者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傳種。當千數百年後，大地患在人滿，區區黑人之惡種者，誠不必使亂我美種而致退化。以此沙汰，則遺傳無多，而遷地雜婚以外，有起居服食以致其養，有學校教育以致其才，何患黑人之不變，進而為大同耶！”
康有為的《大同書》成書年（1901）與納粹的先驅理論家張伯倫的《19世紀的基礎》（1899）是前後腳。後書以“雅利安種”為西方文明的創造者，它的對立面是鴆害西方文明的猶太人。但“雅利安優越論”則如保持名種馬裔譜之不混，才不會和你黃色的劣種馬“大同”哩！它該更接近基督教的“選民觀”而不是中國的“大同觀”。此外，張伯倫心目中的“黑獸”(bête noire)是猶太人，康有為筆下的則是黑人。他也沒有什麼遺傳學知識，以為在北溫帶長居就會變白，對黑人則以貌取人。試問康有為寫作的年代，中國境內與黑人會有多少直接接觸? 這只是希望中國人變成白人的狂想曲而已！這個“大同”是“人權”的全面否定。
張伯倫的《19世紀的基礎》
目前中國大陸提倡的“中國夢”是“和平崛起”，是“共同富裕”，是將民生用品輸送給世界落後地區，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果也歸入“讓中國再度偉大”，亦異於川普和普京的版本。但美國則想方設法將中國人“捍衛國土完整”扭曲成“侵略鄰國、為禍區域、破壞世界現有秩序”。這個敵意長期發酵，將會毒化中國境內的大眾心態。
最近北京當局將一些貌似愛國、實為害國的網紅禁掉，蓋他們鼓吹民粹式的大國沙文主義、叫囂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開戰，其動機往往是撐流量，增加收入。這股民粹如果氾濫，將是世界上種族主義的超級海嘯。擔憂的是美國不斷走戰爭邊緣政策，中方一直“謹慎”下去，迨至台海失守而反應不力，長此以往，將會大失民心，受挫折的“中國夢”將會朝“讓中國再度偉大”的民粹主義墮落，中國如果有大選制度，將會有一位“中國川普”把習近平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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