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溫20世紀上半期蒙疆獨立運動的故事，有助透視台灣目前的處境。謂其“影射史學”亦無不可，但也可以不是。不容否認文中有“借古諷今”之意，卻非把時空環境迥異的古、今甚或中、外兩段歷史來作比較，乃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同一場列強交侵、領土割裂的先後兩段插曲。不同處是今日中國在恢復其歷史地位中，台灣問題乃上一個積弱時代的遺留，處理不善則成爛尾。

“中華民國”繼承清帝國是一場挑戰

若云“影射史學”，台派該更歡迎以蒙疆獨立作比照。蒙、台兩地皆可順理成章地說與“中國”無尤。台灣在1895年割讓予日本，“中華民國”則成立於1912。後者該瘦身還是全面繼承大清帝國，似可爭議，癥結在有實力繼承否。民國取代滿清時，台灣已成日本領土，蒙古的王公們則以對清廷大皇帝的效忠已結束，沒來由對漢人效忠。後來，蒙古人最大片的棲息地成功地“依俄謀獨”，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至今已成定局。
自明代元，元順帝撤回草原。明朝基於國防，將北元政權驅逐回草原，並築一條長城，以農耕地與遊牧地的生態差異為分界線，乃中國史上最南的一條長城。

滿清入關前，明長城國防第一線的漠南蒙古諸部已把襲自成吉思汗的“大汗”尊號奉了給皇太極。至康熙年間，戈壁以北的外蒙成為外藩，漠北四部仍可保留“汗”號，卻無提供從龍入關的“蒙八旗”兵源。親疏有別，漠南諸部則稱“親王”，成為姻親，故入主中土的清朝實非我們叫慣了的“滿清”，乃是一個滿蒙政權（康熙的祖母孝莊皇后即蒙古人）。征服的漢地仍依督撫行省制，蒙地則歸理藩院管轄，因此是一個複合的帝國。漢人華冑重光後，如何繼承此複合的帝國，是一個挑戰。

蒙古戈壁沙漠橫梗蒙古人之地，清廷將其分成親疏兩層：漠北的外藩“喀爾喀”和漠南的姻親“內札薩克”，都處於明長城以北，屬明代的“塞外”，也因此定義了狹義的“中國”。

至民國時代，漠南蒙古成為“內蒙古”。此地因清末為了實邊、抵禦沙俄南侵，解禁漢人拓殖，加強了漢蒙雜處，與內地關聯日深。同樣的移民實邊政策在漢人稀少的漠北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蒙古王公們的離心、謀獨，在清朝未亡前已在蠢動。

民初的兩次“滿蒙獨立運動”

在中華帝國瓦解期，列強禿鷹們早亮出了一幅瓜分藍圖，北疆是日、俄圈定了的肢解部位。1907年至1912年間，兩國多次簽訂密約，私下劃分勢力範圍：俄國控制外蒙古與北滿，日本則控制內蒙古東部與南滿。

明治晚期，日本人為此設立“黑龍會”組織，更有似“阿拉伯的勞倫斯”一類的“大陸浪人”為急先鋒，以川島芳子之義父川島浪速最著名。彼等深入邊塞，與清朝宗室、蒙古王公結盟，策劃了兩次“滿蒙獨立運動”。

第一次在1912民國革命成功後，川島浪速操控遜清肅親王善耆（川島芳子之生父）這枚棋子，以日租界大連為根據地，成立“滿蒙獨立國”，作為日、中、俄的緩衝區，已說服日本參謀本部與黑龍會介入。除了遜清宗社黨2000死士，更發動察哈爾的蒙古王公騎兵武裝，打算直下北京，受列強（尤其俄國）抗議，施壓日本內閣下令軍方切斷資金、扣押軍火、召回軍官，起事遂流產。

日本的再度密謀則在1916年，袁世凱稱帝引起全國聲討，川島浪速與關東軍乘勢組織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這次的棋子卻非遜清末代王公，而是來自土默特部的巴布扎布（Babujab），軍中且多日本現役軍官。因袁世凱的過世、巴布扎布與張作霖作戰陣亡而告終。

土默特部是後來南京政府設綏遠省(1928)的核心，屬於內蒙的西半部，已越出了日、俄兩國密約裡日本勢力範圍的內蒙東半部，乃1930年代日本扶植蒙疆德王的預演。巴布扎布和蒙疆的德王共享一個願景：把成吉思汗的子孫都統一在一個“大蒙古國”裡。

是從一個新角度審視“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時刻了

民初的“滿蒙獨立運動”，都少不了黑龍會。該組織成立於1901年，乃受了俄國在八國聯軍結束後不肯撤軍中國東北的刺激。創會者內田良平誓將俄國勢力逐出東亞、把日本的北界移到黑龍江，其思想背景來自其師傅頭山滿的大亞洲主義。

頭山滿的玄洋社乃黑龍會的前導，兩者具母子關係，亦具分工關係，玄洋社在日本國內及政商界的人脈較廣，主要負責思想引領與幕後操縱。黑龍會則更像是一個特務組織的跨國行動組，負責具體的海外情報蒐集、暗殺、策動革命等前線工作—例如支持中國的同盟會、策劃滿蒙獨立。

1905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其籌備會議的地點就在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的家中（赤坂區檜町）。玄洋社和黑龍會透過其政商網絡，為孫中山的多次反清起義籌集資金，甚至提供軍火及派遣日本軍事顧問隨軍行動。當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引渡孫中山時，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等人常利用其在野影響力提供庇護，抵制引渡。

這裏必需申明：同盟會內也有日本人志士為中國革命犧牲者，今日仍少受表彰，多被遺忘。至於上述那些右翼組織，固然是利用中國人為棋子，但雙方的意向亦有重疊之處。

當時同盟會的主張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意涵將滿族人趕回關外，在關內建立漢人共和國，換而言之，乃漢人的“獨立運動”。歷史上來說，所謂“辛亥革命”不也是南方各省對北京宣布“獨立”的嗎？若漢人連各地方都可宣告“獨立”，滿蒙為何不能？那麼，日本右翼組織、大陸浪人、日式“阿拉伯的勞倫斯”支助反清，與協助清退位後不再效忠新政權的蒙古人或遭漢人排斥的滿人“獨立建國”的宗旨並不相左。

辛亥革命卻是中國境內各種勢力促成的，成立的是“五族共和”的民國，已非同盟會早年的宗旨。當年仍夾帶了孫中山“興中會”時期訴諸洪門的“反清復明”的政治基因。今日若有人從歷史中擷取一個碎片、仍援引孫中山也曾“賣國”的故事，那是抽離歷史時空脈絡，為了當現行漢奸找“國父”背書。

民國革命後，“時空環境變了”。革命前，日本是一邊利用積弱的清朝，一邊蠶食它，用的是扶助民族自決（日本自身是君主制，不便公然扶植共和運動，但有便則利用之）。革命後，日本盡量阻遏民國的發憤圖強，蠶食則加劇，迨演變至全面衝突，反控訴中國“背叛亞洲”，與白、赤二色帝國主義朋比為奸—何患無辭！

被植入晶片的“戀殖”元首

在辛亥革命之前，立憲派的梁啟超已看穿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是讓日本再度偉大，中國無與焉。因此，即使在視日本人為亞洲的救星的“天真無邪的年代”(Age of Innocence)，已有人不再那般天真地輕信。此後越演越烈的是日本把從白、赤二色帝國主義手中“拯救”亞洲作為發動世界大戰的藉口。

不解的是：事隔百年，仍有賴清德輩說出口：“日本殖民台灣，是為了推動東亞共榮圈。”日本在二戰期間，確是在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菲律賓、印尼、甚至印度人之間挑起過“獨立”運動，固仍是“滿蒙獨立”的舊把戲，在新增的南京汪記“中華民國”政權裡已惡貫滿盈。

唯獨台灣沒如此“見外”，早被內地化、亦即皇民化。日本若在二戰中和美國打成平手、保持了帝國，李登輝會是“岩里正男”，賴清德或是Rai Seitoku—但這仍然是對外國人名的音讀，誕生於日本不敗的戰後，賴清德該完全“同胞化”，因此該作Rai Kiyotoku，在這個平行宇宙裡與岩里正男相繼成為皇民治台的模範。如今遺憾歷史沒跑這條時間軸、抱恨前世今生。

“大東亞聖戰”的罪孽使人（包括不少日本人）遠離“天真無邪的年代”。日本現在的極右翼不知仍敢公然歌頌它否？還是連祭拜靖國神社都遮遮掩掩？賴清德作為一國元首，成了被他人植入晶片的“滿洲候補員”(Manchurian Candidate)不成？

無論如何，賴氏算得上是世界史的一個奇異點，忝為“中華民國”總統，卻寧與幹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一鼻孔出氣，或者說：大陸上的“中華民國”是中國人的事，中國人殺殺無所謂（既然殺殺無所謂，且限於篇幅，其他多起的慘案在此從略）。但新加坡大屠殺呢？巴丹死亡行軍呢？泰緬的死亡鐵路呢？荷屬東印度的坤甸慘案呢？馬尼拉大屠殺呢？甚至戰前台灣的霧社事件呢？

極右翼說好說歹仍是一種信念，等而下之的是無原則的民族虛無主義，若無原則竟導致投機地與“加薩的屠夫”沆瀣一氣，實不足為怪。

蒙疆其實有三層

從閉門的中國史看“塞外”，則只會看到“內蒙”和“外蒙”，但從世界史的角度看，則外蒙之北還有早已被併入俄羅斯帝國的“布里亞特”蒙疆。從此看，外蒙不過是被夾在兩片麵包中的漢堡肉，三層組合的一個漢堡方構成蒙古人的原鄉，卻被分割在三個國家裡，其歷史牽絲扳籐，非國別史所能釐清。

固然，還有外蒙西北角的“圖瓦共和國”（唐努烏梁海）和在高加索的“卡爾梅克共和國”。前者是蒙古化的突厥人，後者是歐境內唯一的佛教國家，算是蒙古人的飛地（兩者皆為俄羅斯聯邦的加盟國）。

布里亞特入俄土久矣，俄國至尼布楚條約(1689)和恰克圖條約(1727)與清帝國劃清國界，則明確地把布里亞特劃入俄境。隨著俄國的歐化、布里亞特人也養成“現代化”的菁英。至清末，清廷始警悟保持外蒙對外封閉不利國防，試圖引入“新政”，在蒙地卻是引入俄資和經俄人之手的西方技術—如此的“現代化”是導向俄化。外蒙菁英仰慕同胞中的“現代化”楷模，非布里亞特人莫屬。

日本為了併吞韓國和滲透中國，自1880年代中後期培養“大陸浪人”這類特種行動員。俄國起步更早，即使在布里亞特人間亦已培養出高層人才。一位身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御醫、繼任的亞歷山大三世又成為其東正教教父的布里亞特人巴特馬耶夫（Pyotr Badmayev），在1893年即向帝俄政府獻併吞蒙藏之方略。他甚至親至赤塔，派出多批武裝的布里亞特人密探，進入清國內地刺探情報；他本人甚至一度潛行至北京。

甲午戰後，俄、法、德迫日本歸回從中國割讓的遼東，俄記者列維托夫(Ilya Levitov)即提出“黃俄羅斯計劃”，在巴特馬耶夫方略的基礎上，志在併吞中國北部，尤重從貝加爾湖到太平洋那一段。

日本視該地為“生命線”，此意圖遂觸發日俄戰爭，俄國對該角落仍力有不逮。日與英締結同盟共抗俄國，英國從印度北擴和俄國爭奪西藏，為更貼近的威脅。1897年，潛伏在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的沙俄間諜德爾智(Agvan Dorzhiev)開始發揮作用，在他的影響下，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採納“聯俄抗英”，此舉導致英軍佔領拉薩，1904年達賴出亡，日俄戰爭於同年爆發，俄國被連將兩軍。德爾智是布里亞特人，黃教高僧，達賴十三世的政治顧問。

德爾智用時輪宗的預言將帝俄打扮成“北方的香巴拉”。此宗比黃教高古，其《時輪金剛經》為西藏各宗共同尊崇。它說：在“末法”期，香巴拉的統治者將帶領大軍擊敗邪惡，建立太平盛世。在19世紀中亞和西伯利亞地區的佛教玄秘學說中，這個預言被本土化，傳說北方會出現一位名叫“白衣人”的救主。

這種預言末日惡戰的信仰在今日的東亞沒賣點，在已有不斷轉世的“現在佛”的藏地也不會成為主流，但時輪宗在普京和杜金（普京的國師，俄國“歐亞主義”的教父）的俄國卻很夯，實拜布里亞特佛法之賜。凡“俄國有亞洲的靈魂”一類反向操作黃禍論的學說似乎都有這個“俄蒙”的影子。（待續）

蒙古周旋於中、俄、日之間

1911年，滿清皇朝宣告下台前夕，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最高領導人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轉成政教合一的“博克多汗”，混合靈童轉世制和蒙古推舉制。

1912年，先出現《俄蒙協約》，俄承認外蒙的“自治”地位，獲得在蒙境內發展的特權。繼1913年《中俄聲明文件》、1915年的《中俄蒙恰克圖協約》，蒙方取消“獨立”，由中方承認其“自治”地位，用民國與蒙古本地雙紀年，元首由民國冊封，但中方不在外蒙駐軍、設官或移民。俄方仍保留1912年已獲得的居住、貿易、免稅及開礦諸般特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忙於歐洲戰場。日本卻加入了俄、英、法對德、奧、土作戰的協約國，借機攫取了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勢力範圍，並乘西方列強在東亞權力真空，於1915年與中國簽《二十一條》，迫中方承認日本在山東、南滿和內蒙東部為其勢力範圍。

博克多汗的宏圖是建立從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直到內蒙古和滿洲西北的大蒙古國，急欲擺脫俄、中的框限，就開始借力日本。畢竟，日本是個佛教國家。日本正中下懷。於是在1918年，日本成立了“日-蒙佛教協會”並支持大蒙古國計劃。

“九一八”之前，日本還沒有攫取中國東北，對外蒙的企圖乃未得隴先望蜀，卻已開始鋪陳，針對沙俄是“北方的香巴拉”的宣傳攻勢，也撒下日本才是解救蒙民的“佛國”的種子。至於後來由關東軍的御用學者大事炒作的自江戶時代以來的傳說—日本的戰神源義經沒死在本土、乃是遠遁亞洲大陸化作成吉思汗、開拓第二生涯—則可能只有內銷的價值。

俄、日、中在捲入“香巴拉戰爭”之前，蒙疆先被捲入俄國革命內戰的龍捲風裡。

外蒙捲入了俄國的紅、白內戰

被吸入“列強瓜分中國”漩渦裡的蒙古獨立運動，不久即被捲入沙俄瓦解期的階級鬥爭。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待至布爾什維克（未來的蘇維埃聯共）藉“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即觸發紅軍與“反革命”的白軍長達五年的內戰。受其波及，蒙古獨立亦經歷階級鬥爭的海變：從“博克多汗國”變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俄國革命上繼法國大革命傳承，階級鬥爭表現為左、右對立，該公式進入21世紀後漸覺陌生，卻仍有效。例如“民族主義”為左為右，仍是一個爭議。從左派（馬列主義、新左派）立場說：身為列強者，其民族主義必化身為“帝國主義”，其信眾擁護本國欺凌、宰制弱國，勢必歸入“右派”，遠者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近者川普的“使美國再度偉大”和以色列的加薩滅種戰爭。

弱勢的國家與被剝削的階級同構，其反帝鬥爭勢必歸入“左派”。問題的複雜性遠大於此：弱國的民族主義也存在於比發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更落後的“封建”成份間。左派的答案是：必須一方面統戰這些成份，同時防範這些缺乏群眾基礎的權貴們率先投降敵人，因此唯左派能保持“民族解放鬥爭”的群眾性與戰鬥性。

十月革命後，赤色政權的紅軍與保皇的白軍開打內戰。赤俄上台後不得不與德奧議和、成了它們陣營的一員，協約國為了重啟東戰場，從1918年初，英、美、法軍從南北對歐俄夾擊；英、美、日軍則登陸俄國遠東。至同年11月德國戰敗，協約國干涉部隊的任務則轉成支持白軍、推翻赤色政權。1920年，白軍勢衰，干涉軍無功而返，唯獨日本在遠東有領土野心，七萬餘大軍滯留至1922。

在民國史上有一段插曲，我還沒發現有誰把它與這段世界史連起來的：北洋政府於1919年10月派徐樹錚將外蒙收歸版圖，順便把被沙俄侵佔已久的唐努烏梁海也收歸，達到民國時代最大的版圖。有趣的是，徐樹錚用了為參加歐戰而訓練的“參戰軍”，德國已敗，如今中國遠征部隊總算在內亞“參加了歐戰”！

其實日本何嘗不如此，日軍從未赴歐，先侵奪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和太平洋的島嶼，繼而對俄國的遠東派出了作戰部隊。易為人忽略的是徐樹錚的皖系北洋政府亦是靠日本支持的。這可能是日本唯一在外蒙有點苗頭的時刻。

在外蒙迎接徐樹錚的不一定是親中派。俄國赤白不定的亂局有淹沒外蒙之勢，因此王公們求助於中華民國。俄國內戰在歐俄至遠東全面開打，沙俄倒台後，保皇派高爾察克(Alexander Vasilyevich Kolchak)海軍上將在西伯利亞以“俄羅斯最高統治者”名義維持大局，受英軍支持，但他的部下謝苗諾夫(Grigory Mikhaylovich Semyonov)卻親日，1919年2月在日本支持下召開了“泛蒙古大會”，主張建立一個包含內、外蒙、布里亞特和唐努烏梁海的統一國家，並推舉一名內蒙活佛為首腦。外蒙的統治階層能不感威脅否？

謝苗諾夫這位舊俄哥薩克將領，出身外貝加爾、母系是布里亞特人。其召開“泛蒙古大會”的地點是外貝加爾區的首府赤塔。當時還沒有蘇聯初期的“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沙俄在貝加爾湖以東設“外貝加爾區”，是該湖以東連接黑龍江的地帶，乃布里亞特蒙古人與通古斯人雜居之地，但大部分布里亞特人都集中在此，少數布里亞特人處於湖以西的伊爾庫茨克省。(1937年斯大林又把革命後統一的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砍成原先的兩半，以免該族群坐大。)

高爾察克譴責偏日的謝苗諾夫“割裂祖國”，他在垮台前仍不得不任命後者為遠東區最高司令，因為反共是最優先考慮。從這個角度看，泛蒙古主義為白軍所用，該歸入右派。

但泛蒙古主義卻是渴求獨立建國的布里亞特人自發的。他們的菁英已在1917年在外貝加爾成立“布里亞特-蒙古國家委員會”（Burnatskom），這個準國家與謝苗諾夫白軍的首府都在赤塔，與白軍的操作重疊並互相容忍。奇妙之處是初生的蘇聯承認這個委員會卻同時和謝苗諾夫的白軍作戰，而進駐遠東的日本干涉軍則必須同時扶植這個政權與謝苗諾夫以抵制赤俄。

基於這種共生關係，可以理解謝苗諾夫召開的“泛蒙古大會”有許多布里亞特菁英參與，包括大學者扎木斯朗·策本（Jamsrangiin Tseveen），後來外蒙轉成赤色，他出任內政部副人民委員，他成立的文獻館乃蒙古科學院的前身。

蒙古獨立運動就是這樣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待謝苗諾夫兵敗，日本的干涉軍亦將撤出，其地盤被蘇俄成立的“遠東共和國”接收（亦定都於赤塔），原本已左傾的“布里亞特-蒙古國家委員會”倒向紅軍，其主席即於1919年底被謝苗諾夫槍決。

上文已指出，該時布里亞特人乃最“現代化”的蒙古人，也是最先引進西式民族主義，此民族主義至19世紀末“帝國主義時代”已腫瘤化為“泛日耳曼主義”、“泛斯拉夫主義”、“泛圖然（突厥）主義”、“英美主義”，等等。對仍未統一、分裂且居人籬下的族群來說，其意義該是反帝的民族解放與建國。後來內蒙德王亦憧憬建立一個“大蒙古”，其啟發該源自此。

“香巴拉之戰”

紅軍在解決掉高爾察克後，進而解決盤據在外貝加爾的謝苗諾夫，後者亡命於天津和大連。1920年謝苗諾夫在潰敗前，其下屬恩琴男爵(Roman Fyodorovich fon Ungern-Sternberg)已率一支部隊入蒙。這位俄國軍官乃波羅的德奧裔，沈迷於亞洲的玄秘學，更是一位蒙古迷。適逢徐樹錚返回內地參與直皖戰爭，憤於被中國取消“自治”的蒙古王公喇嘛們配合恩琴，解救了被軟禁的博克多汗，被後者封為佛教的護法“大黑天”。

恩琴本人則自詡成吉思汗轉世，將重建世界帝國、掃蕩墮落的西方文明，與共產主義作殊死戰。這位“血腥男爵”驅逐北洋軍之餘，繼而屠華、屠赤、屠猶。白色恐佈激起了外蒙響應十月革命的左翼份子，配合紅軍入蒙把他處決。

在恩琴插曲之先，外蒙古人民黨已於1920初成立，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員。該黨的蒙獨綱領乃建立新蒙、終將推翻王公喇嘛們。但在一個信仰喇嘛的社會裡，俄共仍得宣傳“紅色香巴拉”：把時輪法門的淨土等同共產主義社會。

先前對十三世達賴宣傳沙俄是“北方的香巴拉”的德爾智高僧，如今向俄共高層（包括列寧、盧那察爾斯基）推銷此新詮釋。俄共高層不見得服膺此說，但蘇聯特務部門格別烏(GPU)內卻成立“特科”，在克里姆林宮地下室設秘密實驗室，研究“香巴拉”的特異功能，圖造出“完美的共產主義新人”—這些特務頭子與專家到了斯大林時代皆被處決。

外蒙左派待至1924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仍需與舊勢力妥協。其所以能結束博克多汗國，乃因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兼博克多汗)於該年圓寂，蒙共遂宣布他不再轉世，而將轉生為香巴拉的哈努曼(Hanuman)大將，在末法期協助具種王擊敗佛法的敵人，促進黃金時代。蒙共藉此結束了活佛轉世制度、過渡至“人民共和國”。

待至蘇聯於1928年開始搞計劃經濟，農業步入集體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整個向左偏，蒙共亦步亦趨，刀刃指向王公喇嘛大地主，終將滅教，信眾群起反抗。這股“反革命”勢力向外覓奧援，一為1927-28北伐成功後的國民政府、另一為歷來虎視眈眈但1931年侵佔中國東北後凶相畢露的日本。

1923年，九世班禪被十三世達賴逐出西藏，經青海前往北京，求助於北洋政府，後者以元首禮接待、並撥款維持其行轅，但無力助其返藏。1928年國民政府奠都於南京後，贊助他在內蒙與北平舉辦多場時輪金剛法會，他在法會中對信徒傳授時輪金剛灌頂，被理解為凡受灌頂者、死後靈魂將直接轉生到香巴拉，成為香巴拉戰士的一員。信眾則期待班禪會轉世成香巴拉的第25位具種王，率領神兵消滅滅佛的邪惡力量。

根據格魯派（黃教）的傳承記載，班禪喇嘛的轉世譜系中，一個重要的“阿凡達”是香巴拉的第1代具種王：文殊稱（Manjushri Yashas），據此，未來的第25代具種王（持輪王）也將藉班禪化身降臨。在藏傳佛教中，班禪喇嘛被視為“阿彌陀佛”的化身，阿彌陀佛是“未來佛”，主持西方極樂世界，而時輪法門則視香巴拉為人間的淨土，在信徒眼中班禪將使這一切發生。

反觀達賴喇嘛，他被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觀世音不是“未來佛”，其主要職能是現世的守護者，負責西藏本土的教化與行政事務。雖然達賴喇嘛也經常主持“時輪金剛大灌頂”（此乃所有教派共尊的法門），但在轉世譜系裡，主要以西藏史上的松贊干布等藏王為其前世，而非另類時空裡的香巴拉國王。“香巴拉”在傳說中的地望是在西藏之北的雪山中，至1933年的一部英國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將它重新發明為“香格里拉”，且南移至藏印邊境，納入英屬印度的氣場。

回顧外蒙的佛教，則是黃教底下有覺囊派的殘基。高古於黃教的覺囊派是專門傳授時輪法門的，它的一代宗師多羅那他（Taranatha）在圓寂前曾遠赴蒙古傳教，他的轉世系統演變為蒙古最大的哲布尊丹巴（Jebtsundamba）活佛譜系。但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在五世達賴的要求下改宗格魯派，緩解了覺囊派在黃教打壓下被根除的命運（此後避黃教鋒芒於青海、西康）。

可以理解，班禪成為國民政府手中重磅的精神武器。國民政府不只授予班禪“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等頭銜，還給了他一支3000人的“護國宣化使公署衛隊”，護送他返藏。此任務從未達成，但這個陣仗卻給了陷於絕境的外蒙王公喇嘛們一絲絕處逢生的希望。他們宣稱受到班禪正率領香巴拉神兵從南方趕來的密信，發動了1932年的“香巴拉大起義”。起義軍受到班禪遙遠的祝福，卻被紅軍淹沒在血泊中。

隨著外蒙紅色政權的鞏固，終走上滅佛之途。斯大林於1937年在蘇聯內部開始大整肅，在外蒙的反響則是外蒙史上“1937-1939的大鎮壓”：700多座寺廟被摧毀，約1.8萬名喇嘛被處決，任何涉及“香巴拉”者皆可入罪，但罪名卻成了“日本間諜”。這場大清洗，與其說是1932年叛亂遲來的秋後算帳，不如說是應變更強大的日本的“香巴拉攻勢”。

九世班禪於1937年去世，該年亦爆發“八年抗戰”，在青海的班禪舊部（其實仍是國軍）被回部馬家軍吸收，投入了抗戰。中國自身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日本則在“九一八”後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繼將滿洲西部與後來侵略所得的熱河合併成“興安省”，圈定為蒙古人的地方，它毗鄰蘇聯的傀儡外蒙與中國的內蒙省份（察、綏），而日本又同時在中屬內蒙支持德王搞獨立、繼續往西蠶食蒙疆。

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的大陸政策越來越以“防共”為主調。其為右翼，針對共黨的無神論，不吝大量消費宗教迷信。日本在侵佔中國東北為地盤後，關東軍對外蒙進行了一系列“香巴拉遠征”，結合了特務滲透、宗教宣傳與局部邊境衝突的戰略試探。日本在滿洲國內另設蒙古特區“興安省”，有自己的“興安軍”，有別於“滿洲國軍”，正是對他們灌輸收復“外蒙失地”和重建佛教聖地的願景。在1937-1938期間，關東軍的特務機構針對逃亡到內蒙古的僧侶和牧民發動了強大的心理戰：蘇聯是滅法的魔軍，而大日本帝國則是時輪法門預言中護法的“北方香巴拉”。

在這場“內亞大博弈”中，日方以建立一個親日的“大蒙古國”為誘餌，防堵蘇聯的赤色威脅，力圖恢復的卻是外蒙活佛的舊政權。活佛轉世雖被蒙共掐斷，但九世哲布尊丹巴卻在1933年誕生於西藏。關東軍積極尋覓這個靈童，藏方卻極度保密，免得他落入日、俄、中任何一方手中。

蘇聯的新疆牌、日本的西藏牌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北上

若1931“九一八”後蘇聯感到日焰高漲。1933年後蘇聯勢力入疆則令日本感到赤焰高漲。蘇聯開始軍援新疆軍閥盛世才，翌年助其統一新疆；1938年初，蘇聯未經國民政府同意，派遣騎兵團和空軍支隊進入新疆，將新疆淪為衛星國，據說連盛世才本人都加入了聯共。（盛世才在1942年以為蘇聯將為納粹德國所滅，將蘇聯逐出，歸順重慶。）

於是日本又重啟了“到西藏之旅”。西藏乃對無神論和唯物論絕緣之地，蘇聯從無可能在此地恢復沙俄時期的影響，日本遂覺得大有可為。1911年滿清被推翻，西藏和外蒙都宣告獨立，日本勢力滲入西藏已頗有成效，其時蘇聯還未誕生。

1910年，日本淨土真宗僧人青木文教奉寺命前往印度作佛教遺址考察，在1911年遇到十三世達賴，隨其回西藏，成為顧問，並設計了藏獨的國旗“雪山獅子旗”，旗幟的上半部參考了日本軍旗（旭日旗）的光芒放射，底色則從白色改為黃色，旗幟下方的雪山誰知是否以富士山為原型？唯獅子是西藏的圖騰，然日本的佛教符號亦不乏獅子。當時日本軍事顧問矢島保治郎正參與藏軍訓練，藏獨在潛意識中對日本軍旗產生親和感亦未可知。

1939年，帝國情報局派特務野本甚蔵，在關東軍協助下，冒充蒙古人，陪同一名藏僧秘密入藏，開始了為期18個月的情報收集任務，他通過與當地居民商談，以收集有關社會狀況、文化、宗教和政策的情報。他主要向情報局提交這些情報，任務並非拉攏西藏上層（也做不到），於1940年10月返國，但留下了一個地下組織。與他同時在西藏的納粹德國探險隊則在藏地探索雅利安人的來源、藏地作為“地球軸心”的特異功能，和人種學研究。日、德兩個團都打算在英屬印度邊境上生點事。

1939年5-9月，關東軍+興安軍+滿洲國軍（以漢人為主）和蘇軍+外蒙軍發生大規模對決於諾門罕，日滿方面慘敗，簽訂停戰協定。日本從此對“北進”減壓，轉向“南進政策”。日、蘇的緊張是緩和了，但外蒙軍和興安軍則是渴望獨立的蒙古同胞間的骨肉相殘。

添了上面這重認識，對1930年代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就獲得一重新的透視：紅軍不只是在江西蘇區無法存活才北遷的，而是轉移到陝北更為接近蘇聯的勢力範圍，定都延安後，甚至派出一支西征部隊試圖抵達新疆，幾全軍覆沒，後來仍派幹部參加盛世才的政權，在盛於1942年倒戈時悉數遭殃，包括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

紅軍的北遷亦把自己推到抗日的前線。日本自併吞中國東北後，歷經塘沽協定（1933）、何梅協定（1935），秦土協定（1935），國民政府被迫把黨、政、軍都撤出華北，後者變成日軍的勢力範圍。待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華北就成為共軍（從“紅軍”改名“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該地的抗戰生態和國府在華東和華中抗戰最大的差別是：國府用空間換取時間、節節後退、將重心轉移至大西南、國土大片淪陷。共軍則是往日佔區敵後去發展，在抗戰期間令日方無法有效統治、吸住大批部隊不使南進，待日本投降，華北即落入共軍手中，並以之為基地，征服全中國。

華北毗鄰東北，對戰後中共進軍東北大大有利，人皆所知。少為人知者：華北亦毗鄰內蒙。中共近水樓台先得月，在日本帝國散架期間，它和平地把滿洲國脫落的興安省、日本傀儡德王的“蒙疆”和剩下的中屬內蒙連成一片，成為一個統整的“內蒙古自治區”，還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早兩年。

蒙疆德王自治運動的失敗

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乃成吉思汗的第30世孫，6歲時已襲清朝的郡王爵位，11歲時受北洋政府續封為“親王”—此藕斷絲連措施彷如讓溥儀作為民國的“客人”在紫禁城內繼續稱孤道寡一般。

至此方便說德王的故鄉：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蘇尼特右旗。其地盤後歸民國察哈爾省。北伐勝利後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1928年將北洋在內蒙所設的“特別區”改為與內地同構的行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上述牽絲扳籐的情形仍持續，搞成“一省兩制”：漢人農墾之地置縣、蒙古人遊牧之地仍依舊盟旗制。此“一省兩制”安排太平年可緩和矛盾，國難時勢必為外力所乘。

此矛盾始於清季警覺列強環伺下、邊防空虛，放寬漢人大量前往屯墾實邊。漢人佔蒙古牧民之地，有農地始有大量稅收、方便建省，遲早勢必內地化。如國勢蒸蒸日上，縮小了的牧地仍可保持祖傳生活方式，把它現代化為企業，甚至搞觀光業致富。若居亂邦處危邦，中央失能、地方軍閥坐大，則勢必助長族群仇恨。

漢人軍閥侵蝕蒙地，其規模少有賽於東北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軍事屯墾”、“廢旗設縣”。它導致牧民抗墾暴動，以嘎達梅林的抗墾軍起義最著名，他於1931年犧牲，成為蒙古人的英雄，為其蓋廟，至本世紀初甚至拍成大陸電影《嘎達梅林》。

鄰近的熱河省的湯玉麟也是奉系軍閥，更暴虐。為了斂財與養軍，強迫牧地在內的土地種鴉片，拒種植的則徵“懶漢稅”，稅額則預徵到數十年之後。

也是“一省兩制”的察哈爾和綏遠，農牧爭地不可免，蒙古王公遭削權，其面對之漢人建制派則是西北軍的宋哲元和晉系的傅作義（後台是閻錫山）。這類地方不和已非軍閥貪瀆可解釋，而是內地地少人眾往北移的壓力、地方需增殖人口和生產力、農牧收益對比的失衡、省建設需財源、地方養軍需經費—當然，大前題是在列強交侵下急需“實邊”。

稅收之重壓不分族群，但蒙古人受到侵蝕卻是生活方式、危及祖傳的族群認同。時勢有待一位領袖登高一呼，倡“泛蒙古主義”的德王即成一個聚焦點。前文已指出：它由俄境內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最早提出，已成就外蒙建國的推動力。

德王的願景是全體蒙古人都生活在一個“大蒙古國”裡，非不切實際的中古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國，而是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的國家。願景在將來，其起步則是在自詡“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內爭取自治。1933年4月，滿洲國的關東軍侵奪中國的熱河省，併入滿洲國的“興安省”。7月，德王於綏北的百靈廟召開第一次內蒙古自治會議，正式拉開內蒙古自治運動的序幕。百靈廟乃蒙古佛教的聖地，也是內蒙東西南北交通的樞紐。

日本介入中國的蒙古事務有利於自治運動，成了一個外部槓桿。(日本人之為“滿蒙獨立”的盟友，其賣點不亞於美國之於今日台灣。) 1932年，日本人從東三省西部各劃出一些土地，成立蒙古人棲息地的“興安省”，有自己的“興安軍”。同時下令“全面禁墾”，嚴格禁止漢人再向興安省的蒙古牧區移墾，保障了蒙古人的草場。滿洲國的立國原則是“五族協和”：滿、漢、日、蒙、朝。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如何和它比啊？

然而，德王此時的綱領仍是落實“五族共和”，以共同抗禦外侮。這個“自治運動”對南京政府來說正中下懷，乃是削弱地方軍閥勢力的良機。南京中央即於1934年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把自治的蒙疆直轄中央。它尤其針對傅作義和閻錫山，比較放過宋哲元，因為有賴他在察哈爾屏障日本人。

傅、閻等心中有數：南京政府在挖他們的牆角。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設法把“蒙政會”在地化，按省分割為二，把“綏境蒙政會”納入親晉系的蒙古王公控制下，剩下“察境蒙政會”留給德王，經費亦不足，德王大失所望。

形勢亦急轉直下，中央政府的勢力正被日本人逐出華北。1933年塘沽協定後，日本一直在搞華北特殊化，待至1935年，日本人以“河北事件”為藉口，迫南京政府駐北平代表何應欽簽訂“何梅協定”（6月9日），中央政府把黨、政、軍全部撤出華北。

“何梅協定”的骨牌效應是同月的“秦土協定”（6月27日）。在“何梅協定”前4日，日本人已經在察哈爾製造事故，中央政府被迫撤掉宋哲元省主席之職，由秦德純暫代，日方逼他把國民黨部與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駐紮部隊撤出“察北六縣”，這是察省置縣的最北端，由此至更北的德王盟旗地盤如今出現無國軍防守的“非軍事區”真空地帶。至年底，關東軍令熱河戰爭中投敵的李守信漢奸部隊入駐。察北淪陷後，德王還能有什麼選擇呢？

事態發展的背後是日本關東軍，在1931年後已攫取東北為地盤、1933年則西南向併吞中國內蒙的熱河省。正是他們一連串冒進的“下剋上”，成了搖曳全國走上世界大戰的狗尾巴，東京非但沒法約束他們，反而導致大正以來的政黨政治的終結，中央政府落入軍方手中。

在亞洲大陸，關東軍的好戰份子土肥原賢二則越界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將南京政府擠出河北後，即於1935年11月利用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割去的正是從滿洲國通過山海關進入河北的那一段。關東軍如此做是擴張入關內，非但肢解了中國的領土，也侵犯了支那駐屯軍的地盤。後者乃按1901《辛丑條約》在河北某些據點合法駐軍的，頂多兩千人，不敵“滿洲國”關東軍的十萬大軍，但對自身被動與被侵權仍表敵意。

中央政府已不能在河北立足的情形下，於12月答允土肥原賢二成立“華北五省自治”的一個節縮版：“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主持，由土肥原任最高顧問，其中也滲入了一些大漢奸。宋被免了察哈爾省主席職後，已轉任平津衛戍司令，如今是他的二十九軍繼續與日本的支那駐屯軍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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