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宏和余杰談許信良一 秦皇漢武,誰與天公試比高?
作者:張俊宏
余杰先生於十月十七在聯合報所刊出,對許信良有關習近平於中共十九大所表達觀點,相當直白的評述。事涉海峽兩岸大洋的兩國,和平與價值大方向,值得討論。
余先生多年闡揚民主、法治、自由與人權,著作等身,不愧出身開放思潮溫床的北大。感於不能在中土萌芽的民主,居然30年間在邊陲地帶的台灣成長苗壯,成為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余杰對台灣民主的珍惜,難免有愛深責切之情。
作為信良兄最早期的戰友伙伴,我對余杰小老弟有著相同的情懷,但也因為和他一樣,一生對民主的投入,其不計身家安危,幾來自狂熱的信仰,才由書房課堂,丟棄了筆桿,大膽走向街頭進議場,為的是以身實踐非流血,和平民主的革命。而其原始的指標領航者,就是許信良。 40年矣,在台灣專制集權的沙漠裡,民主的領頭羊是康寧祥,但從街頭草莽的群眾運動,帶入與知識份子的公民運動結合,將可能走入集權的流血革命,轉為和平民主的寧靜革命,關鍵在於「遊民」、「遊士」二遊結合於「遊商」、「遊官」成四遊邊睡力的結合。將薩孟武教授「二遊+流血」數千年歷史極權傳統的中國,首度在台灣以「四遊+選舉」的民主成熟的轉化為:具台灣特色不流滴血的和平民主,是我們一起倡議—台灣社會力分析。
他也是「海歸派」,不同的是回來耕耘播種,不是收割;而且時間是集權恐怖登峰造極時播種於國民黨核心組織,為宣揚民主開放筆耕;時機來到,挪袖於威權統治的碉堡,走上街頭擁抱群眾,唱出易水風蕭之歌,融合了邊陲四遊,和五遊的心靈契合,凝聚民主的核心價,從選民的靈魂動員化做人民力量,而成就「心」的中心。使得踏過一億人頭代價的百年老店,終於能在民主苗壯的枝葉下,安全下莊於寶島且再起。
這份價值,來自北大源發地的學子,當知所珍惜;而經歷半世紀,苦心於生長地的播種者,信良兄豈不珍惜?尤其眼看得力於民主人權價值,而拔地崛起的強鄰,有如熱帶颱風氣旋,席捲大地而來,再靜觀十三億人隨三千大會堂中統治層裡,三小時半噪聲屏息聆聽,全國上下無人敢不「避其鋒銳」時刻,連安危性命攸關的台灣人民,能不哀務勿喜,尤其決心留守家園災難臨頭仍決心不走的一群,能不肅穆以待?
民主體制,先天設計於庸俗而能持久的「法治」;非能期待於「天縱聖明」的人治,面對集權專制崛起的大國,如余杰結語所說:既然不應期待舊專制以與之對抗,只有深化民主自由於法治社會的締造,與之區隔所產生的引力;與天下眾生為善而提升的文明吸力;這點從少年時代,經歷嚴酷集權的體制下活過來,信良兄不論這條「龍」的顏色如何,如同信介仙,小事儘管迷糊,大事從不糊塗。相信十九大前,他在亞洲週刊為兩岸發展所打開大時代的大銀幕,讓世人驚見鴻鴿萬里翔飛的壯闊,則老弟何忍聽燕雀之屋詹嘰啾!
論天下英豪非可明察秋毫,索坊求症。司馬遷筆下,劉邦自承不如子房運籌惟幌決勝千里;韓信連百萬之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獨領明熹世英豪,打天下,開朝代,豈非漢高唯此一人?
然則君不見實踐德先生賽先生的台灣,翻轉數千年皇權為民權;憑的是文人筆耕天下,連帶只以經濟和平翻轉了武人槍桿打出血染的山河;何故仍然得依賴中古英雄,延續鐵血,才能維持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特色」中國,則與天公試比高的沁園春主,既與秦皇漢武血染江山者同行,與匈奴可汗比弓;則試問天公面前可與良公試比高乎!
蒼蒼者天,願英勇的先祖烈士評理,為兩岸為人類永恆和平祈福!
蔡英文不要重用許信良 作者:余杰
作者:余杰
十月十七日《聯合報》刊出對許信良的專訪,標題是「許信良:中國大陸領導世界,台灣可以幫大忙」,十月十八日的ETNEWS有更露骨的標題:「美國不行了——許信良:中國將領導世界,台灣可幫大忙」。
許信良的這些言論讓島內和國際輿論為之困惑。如果他是一介平民,自然可以隨意發表個人政見,無論是親中還是親美,無論是支持民主還是崇拜專制,都是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然而,許信良雖然不是政府閣員,卻擔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這個機構的前身是歐亞基金會,它是台灣的國安會研究台灣與中國關係的重要智囊機構。許信良的職務是蔡英文政府授予的,其釋放的觀點從某種程度上會被解讀爲民進黨政府下一步的新思維、新動向。一名擔任如此要職的官員,居然向中共獨裁政權一邊倒,公然唱衰美國,破壞台灣與美國之間的親善關係,讓台灣社會及友邦人士不禁深感憂慮。
關於許信良其人,數十年來從來不改其大中華、大一統情結,並迷戀威權體制和政治強人。雖然當年許信良也曾勇敢地反對過國民黨,並出任民進黨主席,但是,反對專制的人並不一定必然地熱愛自由,某些反對專制的人只是企圖建立自己的專制而已。早在二十五年之前,我還在北大唸書時,在北大圖書館台港文獻中心收藏的一本雜誌上讀到一篇許信良的訪談,其中有一張在其書房或辦公室拍攝的照片,後面的墻上掛着毛澤東手書的詩詞《沁園春·雪》的複製品。在這張龍飛鳳舞、飛沙走石的書法下面,許信良儼然就是一個小毛澤東。當時我就作出判斷,此人並非民主鬥士,而是獨裁信徒。如今,許信良的這番言論,再次證實了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所作出的推斷。許信良看中國,只看到權貴資本主義的轟轟烈烈,而看不到劉曉波等民主人權人士被淩虐至死的悲慘命運。
關於中國的前途,許信良比習近平還要樂觀。習近平從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等渠道掌握了足夠的資訊,他自己也知道,如今的中國可謂內憂外患、矛盾重重,對內維穩的開支超過軍費就是一個民心盡失的標誌。就在許信良“熱情圍觀”中共十九大之際,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如果習近平真想成為一名強勢領導人,就必須讓中國保持開放,以及接受建設性的批評,進行政治改革,這樣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習近平必須要有勇氣解決其國人的擔憂,以及找到良好的治國之道,只有這樣,才能承擔起在國際上的責任。然而,今天的中國從本質上講,仍然延續著列寧式政黨的統治,一切都是靠管控和打壓自由來維持統治。如此,習近平的“中國夢”將會變成一場噩夢。換言之,中國的發展模式並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未來幾年中國將遇到相當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如果台灣跟中國緊緊捆綁在一起,當中國像泰坦尼克號那樣沉沒之時,台灣也會不由自主地成為殉葬品。
至於美國和西方是否真像許信良所預測的那樣已經“不行了”?恰恰相反,川普上臺之後,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外交上也一改奧巴馬時代的綏靖政策。而歐洲多國家經過民主選舉誕生了朝氣蓬勃的年輕一代領導人,他們即將帶領歐盟走出困局。儘管埃及、土耳其、俄羅斯等國的民主出現倒退甚至逆轉,但以法治原則、個人自由和代議制政府這三大要素構成的西方文明,仍然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和進步之路。當年,在納粹德國崛起的陰影之下,英國政治家丘吉爾堅信,建立在民權觀念之上的社會才是文明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定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持法律的公正的獨立法庭。……當文明統治國家,芸芸眾生才得享安定幸福的生活。”台灣今天來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也是接受了近代西方普世文明的遺產,在民主化三十年之際,只能深化民主和進一步實現轉型爭議,而不可輕言放棄,重新回到威權時代。
那麽,在獨裁中國與自由西方之間,台灣如何選邊站呢?是不是中共政權看上去腰包鼓鼓,甚至不遺餘力地“輸出專制”,台灣就應當靠在這個似乎顯得更大一些的“西瓜”一邊,對中國卑躬屈膝、百依百順呢——即便中國用將近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即便“一國兩制”的騙局已經讓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窒息而死?以許信良之流的“準中國人”的觀點,一定要搭上中國的“順風車”,一定要粘上中國的“發展之光”,台灣才有未來和希望。然而,我的看法與之截然相反,台灣必須跟西方民主世界站在一起,在東亞與美國、日本和韓國建立更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盟,這才是台灣當下最好的選擇。難道台灣要像當年依附於納粹德國的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歐洲國家那樣,因甘當希特勒的走狗,而在戰后淪為任人宰割的戰敗國嗎?
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和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不是像白狼及統一促進黨那樣檯面上的共產黨傀儡,而是許信良這樣有過光榮歷史、更加隱蔽、更具迷惑性的“第五縱隊”。蔡英文政府不可引狼入室,台灣民眾更要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