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霸權遭遇挑戰，對華戰略全面轉向

1、美國將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重新思考對華戰略已成為美兩黨外交精英的共識。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繼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關係。雖然此前的奧巴馬政府也把中國當作潛在的競爭對手，但執行的是長期以來美國兩黨都奉行的建設性交往政策，由於中美在許多全球和區域性議題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國定位為合作夥伴。特朗普政府則明確把中國和俄羅斯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對美威脅程度僅次於伊朗和北朝鮮；將中、俄稱作“改變現狀的國家”，在價值觀和利益上與美國對立。

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絲毫不讓人意外。美國習慣於一超獨霸的體系，但近年來中國的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G20架構下的積極作為，完全超出美國精英的預想，對他們的心理衝擊很大。美國第一次強烈感受到挑戰，認為其有可能失去霸主地位。而美國利益的核心就是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維護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獲益，絕不允許任何可能淩駕自己之上的挑戰者出現。

在小布希總統執政初期，當時的共和黨人士已經對中國有了一些對抗性的戰略轉向。然而，以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的思路被“9.11”事件打斷，恐怖主義變成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從這個角度看，全力扼制中國的政策已經因此推遲了17年，也給中國帶來歷史上空前的機遇。

民主黨過去一直主張與中國開展建設性交往，其假設是：中國會被吸納進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當中國融入後，美國就可以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讓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上逐漸向西方發展模式靠攏。然而，這個發展趨勢並未如他們所願。2017年2月，美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夏偉（Orville Schell）與謝淑麗（Susan Shirk）召集跨黨派中國專家小組撰寫的《美國對華政策：給新政府的建議》明確指出，中美關係正處於“驚險的十字路口”，過去的很多假設已與客觀事實的發展脫節。報告建議下一任政府更果決而有力地回應中國對美國價值觀與經濟利益的負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戰美國主導的秩序、價值觀的行為都必須有所回應。最近，美前資深外交官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評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中指出：過去美國主張交往政策的決策者一直都懷抱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以為通過交往政策美國可以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可以將中國吸納進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個天真的假設已經破滅。坎貝爾曾在希拉蕊麾下任主管亞太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是規劃歐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戰略再平衡政策的靈魂人物。

2、中國一定要有戰略定力，認清並把握好歷史大趨勢。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樹大自然更招風，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中國要非常審慎、冷靜地應對美國充滿敵意和對抗性的態度，要確保自己長遠的國際定位以及關於全球戰略的宏觀規劃不受影響。習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講話裡引述古言“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中國一定要把握好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以及中國戰略崛起的機會判斷。

第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變化，世界秩序正從西方中心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軌道上。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進程始於上個世紀最後三十年，到了2008-2009年又邁越了一個關鍵歷史轉捩點，成為帶動全球秩序轉變的最重要推進力量。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運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很明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扮演了經濟火車頭的角色。但其實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變化就已經出現，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此後受金融風暴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世界經濟陷入停滯，這一趨勢表現得更加明顯。

第二、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亟需修補，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明顯不足。美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已經跟不上今天全球化經濟和社會發展，沒辦法有效應對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這樣的大格局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勢在必行，否則很多全球議題會出現更大的失控風險。這也是中國必須要正面迎接的責任和挑戰。

第三、在新舊秩序及模式並存的磨合過渡期裡，局部震盪與戰略摩擦在所難免。過渡期或許會持續較長時間，雖然漸進的過渡期會讓各方利益比較容易適應，從而避免毀滅性衝突，但小型摩擦和局部震盪卻難以避免。

二、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骨幹

1、中國在很多重要經濟指標上與美國並駕齊驅。包括：對外貿易規模、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模、國際旅遊支出、國內零售消費總量、跨國電子商務、科技研發成果與科研預算等。其中，據日本瑞穗證券預估，2018年中國的零售額可能達到5.8萬億美元，有望與美國持平甚至趕超。中國將成為國際經濟體系裡最有影響力的領導者，依靠自身的國內需求拉動世界經濟的消費總量。這對中國的交易夥伴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是強化國家間經濟合作與交往的根本動力。

在科技研發成果與科研預算方面，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統計表明，隨著科研團隊擴充以及預算的增加，在科學與工程論文發表數量上，中國已超過美國；雖然美國在論文被引用量上仍維持領先，但中國已呈追趕之勢。美國在專利、智慧財產權收入和創新技術的風險投資等方面依然領跑全球。當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佈這份報告也有爭取更多國家預算的部門利益考慮。

2、中國在帶動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方面明顯超越美國。2015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92個國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或第一大進口來源國，而美國是57個。近幾年，中國對欠發達國家的援助增長非常快，如果把各種不同形式的援助都算進來，總量可能已經超過美國。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協助發展中國家克服基礎設施瓶頸的努力非常顯著，包括協助欠發達國家快速跨入網路時代。比如，依託中非合作論壇架構實施的“非洲資訊公路計畫”（投入約150億美金，長度達15萬公里，穿越48個國家與82個城市, 預計2023年完成）對於非洲大陸就具有跨時代的意義。這個計畫其實也在敦促地區國家開始思考，面對這樣的機遇，可以規劃怎樣的資訊和商務發展戰略。西方國家從未設想能啟動這樣一種跨世紀的，而且是貫穿整個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

麥肯錫顧問公司最近發佈了一份關於“中國在非企業的經濟帶動作用”的評估報告，它們在非洲八個大的經濟體裡，針對抽樣的1000家中國企業做了深度調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國企業，其中九成是民營企業。抽樣調查的這1000家企業給當地創造了30萬個工作崗位，89%的員工都是當地人，超過三分之二企業都對當地員工進行培訓以提升其專業技能。報告估計，中國企業給非洲地區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200萬個。

3、E7將成為制訂國際經濟合作遊戲規則的主角。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GDP（以市場匯率計算）將超過現在的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美國。未來（2050年）全世界經濟的主角將不再是傳統的G7而是E7，E7就是七大新興市場國家，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印尼、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國主辦的金磚國家峰會就是一個新起點——通過邀請墨西哥等國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參加，金磚國家峰會從一個封閉的五國協商機制逐漸擴大，成為非西方世界裡最重要的高層協商平臺，讓發展中國家將來能夠更協同地在E7的架構下麵對G7。如果用購買力等值來衡量，E7在1995年時的經濟規模是G7的一半。2015年就購買力等值來看，E7和G7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據估算，到2040年，E7的經濟總量將是G7的兩倍，成為全球經濟的骨幹與帶動增長的火車頭。

當然，其中還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難，但這個趨勢很重要。世界經濟將要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化，所有西方所主導的多邊體制都要進行調整，包括決策機制、責任分擔等等，更大程度反應新興市場國家的需求，反應更廣大國家的需求。

(明日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