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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0
已經公布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對於香港問題有專門一個部分的論述，雖然內容不多，但對於香港反修例以來暴露出的問題針對性很強。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說明」中提到，「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具體到香港問題，究竟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
圍繞這些話題，香港01採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訪談分為兩個部分推出，此為訪談下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資料圖片）
香港01：你剛也提到選舉民主制度變與不變的問題，從北京的維度考慮，會不會在香港的政治安排上有所為？其實我們是呼籲重新思考香港政治安排的問題的，雖然重啟政改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但確是很多問題的總源頭。
田飛龍：我覺得中央在政改方面不會直接做回應，因為這是中央的底線，而且中央認為「831」決定已經解決了香港政改的法律框架問題，只有香港的反對派表現出對該決定的認同與認可，以及香港反對派表現出最低限度政治忠誠，至少是《基本法》框架內的忠誠，我覺得按「831」決定來繼續推動政改才具有了操作可能性。中央不會思考任何第二條軌道政改的思路，不可能撤回「831決定」。尤其是在反修例所造成的這種反抗還有社會分裂形勢之下，中央更加認為啟動政改會是不安全的政治選擇，並且完全不可能重建「一國兩制」的繁榮穩定以及中央的管治威信，造成的後果反而是更加激烈的反國家，反中央，以及利用政改的形勢進行徹底的奪權。
在政改之外，中央實際上是希望加強行政主導，加強國家安全的法律保障，同時為了國家改革開放的總體安全而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用這樣一些方式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使得聚焦轉型發展及與國家和解合作重新成為香港精英以及多數人的理性選擇。所以這次運動不能只是說示威者要求什麼就回應什麼，中央不是這麼被動的，中央考慮的是要結構性解決香港問題。結構性解決香港問題就是要讓香港認清楚自身現在的地位、角色以及與國家的關係，付出任何代價都必須讓香港認清自己。而唯有香港認清自己的真實命運與道路，新香港的重建發展才有可能。代價止損的責任更多會落在香港社會本身，因為高度自治意味著高度責任，而國家掌握時間與主動性，可以長期等待。
田飛龍稱，他覺得中央在政改方面不會直接做回應，因為這是中央的底線，而且中央認為「831」決定已經解決了香港政改的法律框架問題。（資料圖片）
香港01：之前採訪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時候，他說重啟政改可以讓港人不至於那麼絕望，「沒有盼頭」。也有台灣學者建議，「831」之外，北京可以集思廣益，讓各方討論香港政改的問題，具體怎麼重啟、展開等。
田飛龍：不可以，他們或許有善意，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改問題中央已經做決定，它不是一個需要再討論的問題。它跟2010年政改不一樣，跟2007年也不一樣，那時候的政改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法律方案，但是「831」決定已經提供了完整的方案，現在要做的不是中央提出政改或者重啟政改，要做的是反對派怎麼理解、接受「831」。不接受「831」香港就沒有政改，這沒有討論餘地。只有認同「831」以及在「831」基礎上凝聚共識、推進政改的問題，絕對沒有從頭再來重啟政改的問題，更沒有說討論政改怎麼做的問題。政改就像做布丁，「831決定」的食譜已經有了，剩下的只是如何照著做的問題。這就是討論香港政改問題的法律基礎和政治空間。
香港01：如果政改這個核心問題沒有討論可能性的話，香港問題真的能解決嗎？
田飛龍：中央也未必那麼著急去解決香港問題，因為這是中西方博弈背景下的議題。香港問題的性質就像中美貿易戰一樣，中央並不急著在中美貿易戰中達成協議，背後的思路就是展現一種以我為主的戰略定力，讓對手自己內部發生變化，讓對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選擇。因為如果對方提出幾個訴求都是你不斷回應的話，這個時候你就顯得很被動，而且很容易進入對方的政治邏輯陷阱。現在並不是再給香港人甚麼希望的時候，而是讓香港人絕望之後重新理解國家，重新理解自己身份與前途的問題。他們原來那種希望近乎追求「完全自治」，其設想、出發點以及對香港與國家關係的理解，在中央看來需要改變。這個邏輯很冰冷很殘酷，但是似乎越來越成為中央政策選擇當中的一種共識。所以中央不著急，因為中央知道到底對打的是什麼，不是打任何一個具體的議題，打的是香港內心的虛妄與驕傲，經此決定性碰撞後它才會重新理解自身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田飛龍指，香港人經此決定性碰撞後才會重新理解自身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資料圖片）
香港01：我們一直在等待一個香港民意的轉折點，但是好像一直沒到來。
田飛龍：那就繼續耗下去。這個就是國家意志與地方意志的較量，就是「一國兩制」到底向何處演變的較量，到底是完全拒絕國家力量、國家戰略進場，還是國家要主導融合發展，香港要跟國家一起致力於民族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大多數民意不轉變，沉默、觀望甚至怯懦，中央不著急，用時間與成本來擠壓民意中的機會主義水分，最終形成支持「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穩定多數民意。
香港01：北京在等待香港民意轉變以利於發展大局，港人又在等待自己的呼聲被北京聽到，最現實的止暴制亂卻還是解決不了。
田飛龍：這裏面的互動邏輯很好玩。香港一出事情，香港希望中央看到香港人這種力量，看到香港人的邏輯，還有香港人的價值觀，香港人跟西方的聯繫，以便讓中央停止，別再採取全面管治權了，甚至一地兩檢都別搞，大灣區也別把香港融入發展的太厲害。可中央並不這麼理解他們。中央認為「一國兩制」當中自己有正當的管治與融合發展的政策制定權，目前的反抗只是因為香港人沒有想好，精神上沒有準備好，目前的反抗更是外部勢力利用香港牌在制衡中國國家發展，甚至損害國家利益。中央要做的是澄清「一國兩制」初衷初心，同時盡力從多個層面排除掉妨礙「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各種障礙，包括完善行政主導官員任免，以及完善國家安全的法律保障。這些都是為了清理「一國兩制」按照中央的理解實施的在地障礙。
反修例示威衝突持續多月，仍未有平息跡象。（香港01）
現在邏輯很清楚，中央是決定打贏這場港版「顏色革命」的反擊戰，它要達到兩個效果：第一，向外部勢力釋放一個信號，「一國兩制」是中央管治下的「一國兩制」，外國勢力可以插手，可以干擾但是絕不可以成功，如果這次超強動員下的反修例運動外國勢力都不能成功，就像佔中一樣，那麼我覺得對於中央的管治信心是很有效的支撐。第二，這一次對港版「顏色革命」的反擊戰要告訴所有香港人，不僅包括反對派，還包括建制派那些比較搖擺、比較投機兩面派的人，跟不跟中央走，跟不跟國家戰略走，就是香港命運的唯一選擇題，唯一選項。如果不這麼選的話，可以用任何方式反抗，可以用任何方式勾結外國勢力，對不起，都沒有意義。這次一定要讓香港人看到什麼路是絕路，然後唯一的路應該往哪兒走，這樣的話「一國兩制」就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進入了開始在精神上基本上接受融合發展的階段。因為現在很多香港人還在抵抗，抵抗融合發展的時代命運，他們的時代革命是一種拒絕中國民族復興的時代革命，更準確而言不是「革命」，而是違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反革命」。只是這種「反革命」需要以法治方式予以治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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