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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從歷史資本主義的角度，指出香港表面上所面對的「一國兩制」終結，實際上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壟斷遊戲與積累邏輯。作者提醒，如何反思超越政治語言的遮蔽，必須探問與釐清語言下的根本問題。作者許寶強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2018/01/08 明報，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對不少港人來說，2017年人大常委會的「一言九鼎」是壓在「香港法治」這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釋法DQ（取消資格）、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則是廢去民選立法會議員武功的重藥。經受對司法和立法權力雙重打擊，剩下的是特區政府行政獨大，或北京政權逐步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國兩制已死」的論斷在愈來愈多人心目中發酵。

依據一般想法，「一國兩制已死」大概是指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已被中共社會主義制度取代，剩下「一國一制」。這種說法對了一半，但也同時錯了一半。對的是：現在確實只有「一國一制」，由中共全面主導或管治；但錯了的則是：剩下的一制並非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換句話說，是以香港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運作邏輯、文化大計，消滅了源自「馬恩列毛」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革命遺產和制度想像，而非相反。循此思路，由「一國兩制」走向「一國一制」的過程其實並不是由近年開始，亦非始於1997年政權轉移，而是早於1980年代改革開放（甚或1950年代超英趕美？），當中國以經濟發展作為「硬道理」時已埋下種子。

「一國一制」：歷史資本主義的勝利

要理解上述有點偏離一般港人常識的判斷，我們需要回到什麼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根本問題。與流行看法相反，只要看一看19世紀歐洲的東印公司、當代美國的「資訊／知識產業」（如微軟）以至香港的地產銀行、燃料電力、交通運輸、超市商場，就不難明白資本主義從來都不是經濟理論中的自由市場，而是一種由大企業（往往透過勾結政權）主導的壟斷遊戲，依據的是「大富翁」（Monopoly）勝者全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法則。而只需想想過去英國圈地運動、今天香港重建拆遷「強拍」條例也容易理解，資本主義亦不太尊重私有產權。

如果要簡單扼要地界定什麼才是歷史和當代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壟斷的經濟與社會結構或體制，加上不斷積累資本／金錢的運作邏輯 ，比「私人產權」「自由市場」等陳腔濫調、理論教條，要精準得多。引用這個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種源起於13、14世紀歐洲的歷史制度及過程的視角（historical capitalism），我們不難發現，儘管1997年後香港政府管治形式確實逐漸改變，大企業的產業與地域構成亦今非昔比，市場監控與運作、產權規管及保障也有所更新，然而本地的基本政治經濟結構和運作邏輯仍然是以大企業（加政府的威權管治）主導，並鼓勵資本／金錢的不斷積累，甚至有變本加厲之勢。從這角度來說，「資本主義50年不變」確實仍未過時；變了的其實是「兩制」的另一端。

歷史上存在過或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其特色是政治權力集中，但卻非政治或經濟學教條所指的「集體所有」或「平均主義」。在缺乏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又沒有獨立於政權的司法與立法系統，不管是名義上叫「國營」或「集體」，大企業領導能夠行使的權力與獲得的利益，往往比資本主義地區中的私人股東還要大和多，因此更接近完全擁有私人產權。此外這些實存的社會主義政權，也不太執著於平等分配、讓工人當家作主等價值原則，社會中資源和權力分配的實際差異，例如城市vs.農村、高官國企vs.平民小販，往往十分巨大。

循此思路，當這些政治和經濟結構高度壟斷的實存社會主義政權，明目張膽地採納經濟增長掛帥、鼓勵資本不斷積累的邏輯時，也就是正式確認其已轉向歷史資本主義洪流。見證了21世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全球最快、富豪數量增長全球最多、企業／政權壟斷程度愈來愈高，以至公然趕絕「低端人口」時，合理的疑問是：一國兩制中的社會主義，還真的存在嗎？

如果「一國一制」的來臨，並非是中共消滅了香港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更壟斷、更有利於權貴不斷積累資本的強勢，併合加固又同時極化了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削弱民間對壟斷資本擴張（例如各種大白象工程）的抗拒和監督，消滅不斷積累金錢以外的其他價值（例如民主自由），那麼我們需要擔心的也許不是「馬照跑舞照跳」的諾言不保，而是肆虐全球的資本主義壟斷遊戲和積累邏輯，真的會在50年甚或更長時間，於香港和中國大陸保持不變或變本加厲。

超越國族冷戰 回到根本問題

面對新時代的「一國一制」，本地社會有兩種值得討論的回應。其一是回到國族矛盾框架，追求排外（中）獨立，希望由「一國」轉化為「兩國」；另一是重歸冷戰意識形態，把中港矛盾仍然理解為教條化了的「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二元對立，抗拒「一國」就等同反對「集體所有」或「平均主義」（平等價值），支持「兩制」則表示守護「私有財產」、「自由市場」。然而如果中港其實早已各自加入了歷史資本主義陣營，參與壟斷遊戲和崇尚資本積累邏輯，並逐漸融合成一制，那麼形式上是「一國」或是「兩國」恐怕都不會改變社會貧富兩極分化、金錢獨大價值單一、民主自由備受壓抑等發展趨勢。

倘若既存的社會主義其實也不重視平等共享，而是強調「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鼓吹人跟人的競爭、打壓多元生活參與，所依據的其實也是一種歷史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積累邏輯，差別只在五十步與一百步之間，那麼所謂「堅持兩制」以保衛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又或是批評「抗拒中共」等同放棄無產階級、平等價值而「投向美帝／資本」，也只能是一種自欺的虛妄。

在「一國兩制終結」的時代，要保衛香港普羅百姓福祉和自由，需要的恐怕不是訴諸「資本主義50年不變」的承諾，而是嘗試在全球（包括中國）已捲進「大富翁」遊戲的社會脈絡下尋找壟斷和金錢積累之外的另類生活和價值。當中一項首要工作，是有效地回應並掃除各種阻礙我們尋找這些可能性的社會和文化力量，包括反思和超越那些遮蔽或轉移根本問題的語言概念。

尋根扣問 另覓蹊徑

要反思超越遮蔽或轉移根本問題的語言概念，需要脫離表象或形式，進入「尋根扣問」（radical questioning）過程。「radical」的拉丁詞源「radix」意指「root」，也就是根本、徹底、深入；「questioning」則是思考、探究和學習的起點和過程。「尋根扣問」就是嘗試從根本上扣連（articulate）、理解和解決問題，包括釐清什麼是或不是「國家」，什麼是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以至深入探問我們真正想要的是否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又是什麼？要怎樣的產權、市場、計劃、經濟？什麼是產權、市場、計劃、經濟？是否需要平等、自由、人權、民主、金錢？什麼是平等、自由、人權、民主、金錢？要怎樣的司法、行政、立法機制？什麼是司法、行政、立法？

置身這個歷史資本主義無遠弗屆的脈絡，面對「一國」以更徹底和強大的壟斷和積累法則壓境，借助「尋根扣問」的方法，投進徹底而深入的思考、探究和學習過程，也許能夠在看似「別無選擇」的年代另覓蹊徑，協助我們尋找另類生活和價值，校正未來願景和抗爭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