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亨廷頓（1927-2008）
導語
近來，美國已故政治學巨擘亨廷頓的兩本大作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美]塞繆爾·亨廷頓著，李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08月版）與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分別在中國大陸首版和再版，由此，這名政治學大師挑起的論戰再次被熱議。結合其主要著作，本期學術小傳將梳理亨廷頓的學術生涯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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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不談亨廷頓，讀盡政治也枉然
政觀編輯部
今年五月，美國著名戰略家、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西去，再者已經辭世十年的“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日記中文版去年在華出版，兩位戰略家的研究重新成為學術界的熱議話題。對此，有人指出，在當今波雲詭譎的世界政治中，戰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主義一代已經遠去。誠然，布氏和凱南作為美國政府對外政策決策的參與者，影響頗大，但是在學界的貢獻則遠不及他們同時代的人物——塞繆爾·亨廷頓。
與布氏和凱南一樣，亨廷頓也曾於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分別在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長程整合與戰略委員會任職。但是相比他的從政履歷，其學術研究更值得大書特書。作為20世紀戰後最偉大的保守主義政治學家之一，亨廷頓的一身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先後負笈於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並且在23歲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有“政治學神童”之美譽。但是天才的人生往往也伴隨著不幸，亨廷頓在學業上表現出色的代價是嚴重的健康赤字，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罹患從此困擾一生的糖尿病。。
在博士畢業之後，亨廷頓便留校任教。除卻中間短暫的5年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外，其將全部的學術生涯都奉獻給了哈佛。亨氏一生著作頗豐，其研究領域橫跨行政管理、美國政治、比較政治、外交學和國際政治，代表作有《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1951）、《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1981）、《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以及晚年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2004）。除此之外，還有與克羅齊和綿貫讓治合作的《民主的危機——就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寫給三邊委員會的報告》（1975）以及和瓊·納爾遜（Joan M. Nelson）合著的《難以抉擇——發展中的政治參與》。儘管其研究領域不斷轉換，但其思想內核卻是一以貫之，那便是實用主義哲學和“情境保守主義”。
一、保守主義的發端：軍政理論的建構與轉向
從個人背景上來說，亨廷頓的保守主義思想萌發於冷戰時期。在這之前，由於羅斯福新政的成功實施和民主黨的長期執政，推崇民主和公平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美國社會居主導地位。亨廷頓曾表示，“我們都是自由主義者，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是上帝。”而在1957年，亨廷頓兩部作品的問世標誌著他保守主義思想的發端。
首先，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一文中，亨廷頓對三種意識形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做了詳盡的論述。關於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爭論幾乎貫穿美國建國至今的歷史，從未停息。與主張民主的自由主義相比，保守主義恰好保守的是美國建國期間的個人自由信條。與正統的保守主義者不同的是，亨廷頓強調的是情境的（situational）保守主義而非教條的（doctrinal）保守主義。因此，當固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秩序受到外在的挑戰和威脅時，情境保守主義就會應運而生。正因為如此，即便是以民主形式組織的政體其統治能力才是首位的。同時，亨廷頓對發展中秩序和穩定的關注深受基督教神學家尼布爾人性惡和原罪的神學思想的影響。在繼承並堅持一種少數精英統治的民主觀後，當面臨政治自由和政治參與擴大進而可能引發風險時，亨廷頓才會主張“有限的民主”，主張通過限制自由來保障自由，通過限制群眾參與來保障民主制度與政治秩序。在他看來，“我們現在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主義制度而是能成功地保守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這種制度要求自由主義者們為了應對持續的威脅而接受保守主義的價值暫時擱置他們的意識形態。只有當下暫時放棄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者才能將來成功地捍衛自由主義制度。”
其次是作為亨氏的處女作的專著《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出版。在這部作品中，亨氏描述了軍人與政治家特別是文官之間的張力，並將根源歸於軍人的專業主義本質。他將軍人心態（military mind）描述為保守的現實主義的和悲觀的人類本質，提出客觀統制（objective control）作為軍政關係最合適的形式。美國對軍隊與社會關係的態度變化，反映戰後從19世紀自由主義向新保守主義的轉變。
《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
[美]塞繆爾·亨廷頓著
李晟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7年08月版
揆諸歷史，德國在全民尚武好戰的氛圍中鞏固了軍事專業主義，但卻於一戰中失去戒懼克制，在戰後又捲入魏瑪共和國政治鬥爭並最終為納粹所吞噬。而在日本，毫無專業主義精神的軍人利用軍事權的獨立持續干預著政治與外交。而在19世紀以自由主義立國的美國，思想脈絡中一直存在著和平思潮。但美國的理想主義又總是將每場戰爭都視為聖戰，不是為了特定的國家安全目標而戰，而是為了諸如民主、民族自決、公海自由航行等抽象原則而戰。自由主義還敵視軍事專業主義，認為是自由民主威脅，軍事防衛和投票一樣是每個公民的責任，不能僅由一個獨特的小團體來做代表。這使得軍事專業主義和美國的社會氛圍、政治體制難以相容。但是這反過來隔離了軍隊使其難以問政，經過南北戰爭的洗禮以及謝爾曼確立的政治中立傳統，進一步規訓軍人遠離政治，到一戰基本建立了專業主義模式；忠誠地服務於任何執政的政府或政黨，成為軍人團體的最終目標。
而在二戰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逐漸形成全面指揮戰爭的最重要的力量，由於在戰爭指揮上的突出地位，軍人活動的層次及範圍遠遠超過一個純粹的專業團體。戰爭賦予他們參政的政治傳統與角色，由此引發的參聯會、總統、國會、其他文官之間的軍政衝突隨之出現。對此，亨廷頓認為平衡美國的軍政關係，緩解軍事安全需求與美國自由主義價值兩者間的緊張關係，終究只能藉由安全威脅的降低，以及自由主義意識的削弱來紓解。而在二戰後逐漸興起的新保守主義強調接受現存體制、批評烏托邦主義，使軍事專業主義歸位成為可能，保守主義是為了保守自由主義的成果，只有在同情保守主義的環境裏，才能將自由主義傳統與軍事專業主義連接起來。
二、保守主義的流變之“權威與秩序下的民主”
如果說50年代的亨廷頓因為對美國政治特別是軍政關係的探討而聲名鵲起，那麼1968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就是奠定他在政治學界不朽地位的基石。在此之前，他於1965年在《世界政治》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政治發展與政治衰朽》已經較為詳細地闡述了相關觀點。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在亨廷頓看來，所謂“政治穩定促進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又促進政治穩定”的想法畢竟圖樣，有關動盪、腐敗、威權主義、國內暴力、制度衰敗及政治崩潰的理論才能夠解釋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現狀。亨廷頓認為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往往同政治的風險並存，現代化不必然產生新的政治秩序，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的擴大，而與之相應的政治上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卻停滯不前，當政治參與的擴大超出政治制度的承受範圍就會產生體制超載的現象，出現“參與內爆”乃至政治秩序全面崩潰的亂象，進而導致政治衰朽。因此，理解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還需從各國自身的文化出發，但是從歐洲先發國家的經驗也可以汲取一條發展經驗，那便是權威——秩序——發展。在其中，政治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因此，“身處正在實現現代化之中的當今世界，誰能組織政治，誰就能掌握未來”。同樣的是，我們認為福山這五年反復宣導實現現代政治秩序需要的強國家——法治——民主問責制的所謂“制度三支柱”並沒有特別多的理論創新與貢獻，在本質上是回到亨廷頓的這一分析性框架當中。
如果說亨廷頓在《變化》一書中是基於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現狀的瞭解，那麼在1975年和1981年兩本著作中，亨廷頓便直面美國的現狀，描述了美國信念政治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張力。自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財政赤字急劇增長，在國外又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一再下降。國內的反戰、反種族歧視和要求性別平等的呼聲日益高漲，社會矛盾也進一步激化。亨廷頓指出，由於“民主本身在教育水準高、積極性高和參與能力強的社會中的內在動態引起的”，因此美國民主政府的威脅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於內部，美國統治面臨的問題也是民主過剩和民主氾濫引起的。他指出美國人對洛克哲學的信奉導致對政府能力和政府權力的混淆，而沒有探索出如何設計一個具備有效權力和權威的政治體系。同時，美國人信奉的政治理念與締造的政治體制之間存在嚴重的裂痕，呈現出“美國反對美國”的狀態。為此，美國人越是堅信政治信念，就會越發對自身的政治體制感到不滿。為此，他提出民主首要解決的是統治能力的問題，以保證民主在更為平衡的情況下存在。
三、保守主義的流變之“民主化的擴散”
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一書裏，亨廷頓在堅持“穩定性是分析任何政治體制的一個核心維度”這一前提下詳述了民主化的內外肇因，不僅區分了主動轉變、政權取代以及交相改變三種形式的民主轉型過程，而且也暗示民主化使得不同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成為可能，由此可能帶來政策失靈與理想破滅的後果。即便如此，這部著作的整體基調還是略顯樂觀，亨廷頓在書末更是直指民主化乃世界政治大勢所趨。因為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將會使民主成為現實。面對未來，他樂觀地估計到“在正在興起的經濟發展大潮的支持與推動下，每一波民主化浪潮都比前一波浪潮前進得更遠，而倒退的更少”。
《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
其實亨廷頓這一觀念的轉變從1989年亨廷頓的博士生裴敏欣對其的採訪中也可窺見端倪。在訪談中，亨廷頓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指出當時採納權威主義制度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因為除非現行的制度是比它更惡劣的極權主義制度。他認為，比較歷史研究的結果表明實行權威主義在一段時間內促進當事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成效卓著，中國臺灣、韓國、巴西、西班牙等國即是明證。但是如果執政當局實行權威主義僅僅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有效開放政治制度和擴大政治參與的話，將是極其危險的。他舉例說，雖然伊朗的巴列維王朝也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動了經濟的增長，但是沒有進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來開放民眾參與政治，依然被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所推翻。因此長遠來看，民主制度將為大部分人接受和喜愛。
四、保守主義的收縮：文明範式下的民主衝突與自我審視
儘管第三波潮流勢不可當，但在冷戰結束後，亨廷頓並沒有像西方的大多數戰略家那樣被突然到來的勝利衝昏頭腦，早在《第三波》成書之時他就暗示新生的民主政權將會不同程度地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並且有可能遇到如同前兩波民主化回潮一樣的情況，引發第三波民主化的回潮。
同時，亨廷頓還將20世紀後半期還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權的國家根據“地緣—文化”的標準，大體劃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伊斯蘭國家和東亞國家，將這些國家民主化的障礙則進一步細分為政治、文化和經濟層面的。亨廷頓特別在文化層面做了大量論述，為他在後面的新論奠定了研究基礎。
在《第三波》成書後，亨廷頓筆耕不輟，提出了轟動性的“文明衝突論”。對此，多數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者予以了熱烈探討。實際上，“文明衝突論”也是亨廷頓本人從不同文明與文化的角度審視國別間政治發展與分野的思想學說。這一理論起源自他於1993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名為《文明的衝突？》的論文。在這篇文章裏，亨廷頓將文明作為一種分析範式，表達的核心觀點為：在冷戰後，世界政治的衝突將不再是意識形態或者政治、經濟之間的競爭，而是不同國家和集團之間文明的衝突。下一次世界大戰將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在接下來的3年裏，亨廷頓將自身觀點匯總整理成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在這部著作中，他將世界劃分為以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中華儒家文明、伊斯蘭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為代表的八個文明，認為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和現代化的驅使，人們對國家和意識形態組成的聯盟的認同轉向對一種對“文化實體”——文明的忠誠。冷戰集團讓位於以文明為核心作區分的文化社會，不同文明之間的斷裂帶正在演變為全球政治的衝突帶。民主化使得“民主悖論”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更是引爆“文明衝突”的導火索。在其他文明中，按照美式的民主選舉出的政權對美國反而更加敵視。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同時，“文明的衝突”也體現在美國內部的多元文化主義者與西方文明和美國信條維護者之間的衝突上。對此，亨廷頓辯護到，如果我們“摒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亨廷頓既否認在美國國內推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又否認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在他看來，移民的湧入在促進文化多樣性的同時增加了文化的分裂性，增加了社會共識瓦解的可能性從而加劇衝突的風險，而這種風險又難以通過妥協來實現和平的解決。“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威脅，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若要“維護美國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的認同；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面對在美國國內存在的兩股精英力量——世界主義的和帝國的方案。亨廷頓指出，這兩種方案都是旨在消除美國與他國之間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別。但是問題在於美國公眾並不把推廣民主作為優先考慮的對外政策目標。因為美國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教文化和宗教信仰決定了美國和他國的根本區別。美國民眾有很深的宗教信仰，這深刻地影響到了他們的國家和身份認同。如果美國成為世界那它就不可能是美國，而其他國家若變得和美國一樣，它就不可能是自己。否則美國民眾的國家認同和身份特性就會得到削弱，美國也會逐漸迷失自我。
這些論點在當時來看引起頗大爭議，但是結合這10多年來的現實重新審視，不難發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和《我們是誰》中畫出了21世紀前30年世界政治和美國政治的地圖。時至今日，這些偉大的遠見和預言恐怕不得不讓我們心生敬意。
五、結尾
亨廷頓在哈佛大學政府系執教50餘年，直到2007年才榮休。縱觀亨氏學術生涯，從寫作《軍人與國家》到《我們是誰》，其每完成一部著作，所招致的爭議和批判便會紛紛而至，有人指責他是威權主義的鼓吹者，有人則從政治科學研究的角度批判了亨氏的經典現代化公式無法證成以及其諸多研究缺乏田野調查得來的一手資料。當“第三波”和“文明的衝突”提出之後，很多人更是批判亨廷頓是在為“美國的民主帝國主義”搖旗呐喊。然而亨廷頓並非鼓吹無限制的推行民主霸權，更非主張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互動時只能通過戰爭來解決分歧，“文明衝突論”更多的是警示和預言，亨氏本人也主張國際秩序應當建立在多樣文明的基礎之上，這樣才是“防止世界大戰最可靠的保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為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的斯蒂芬·沃爾特指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以文明的範式來分析衝突的預言是危險的但卻是有可能自我實現的：我們越是相信它並把它作為行動的指南，它就越有可能成為現實。
相較於自身在學術創作上旺盛的生命力，亨廷頓的健康狀況卻江河日下，晚年因糖尿病、心臟病和中風等五勞七傷而逐漸鐘鳴漏盡，僅僅在榮休一年後便在2008年的平安夜於麻省葡萄園島的Windemere護理院與世長辭，享年81歲。
回顧其一生，他出生的時候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前夜，而離開的時候正是奧巴馬當選總統之時。正如每一個偉大的政治理論家的思想都不同程度的是對這個時代的反映，亨氏自然也不例外，其著作完全可以作為美國政治史不同階段的縮影，真可謂一部著作便是一個範式，此乃亨廷頓之“變”；同時，儘管亨氏擁有自由主義的心臟和保守主義的大腦，但是他自始至終堅持的是WASP的信條，此之謂亨廷頓之“常”。為此，其弟子紮卡裏亞所說，“我從不認為亨廷頓是虛偽和充滿惡意的，也從未見到他為了謀取一官半職而犧牲自己的原則。他為他所堅信並珍重的原則——盎格魯-新教原則所生，這些原則就是勤勉工作、誠實守信、公平競爭、勇氣、忠誠與愛國主義。”
白雲蒼狗，造化弄人。當老牌自由民主國家因為內部民粹主義和“否決政體”而陷入政治對立，當中亞、西亞和非洲的一些國家瀕臨土崩瓦解時，針對現代國家建構中的權威、秩序、法治、民主等等一系列經久不衰的熱話題，亨廷頓曾經給我們以啟示，現在我們是否仍然需要靜下心來思考呢？
福山依舊在，歷史未終結。不知福山本人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的扉頁寫上“紀念塞繆爾·亨廷頓”是何種心態。然而斯人已去，思想永恆。去年底筆者有幸聆聽到訪學院的康奈爾大學政府系徐昕副教授的報告，期間徐老師提及其院系掌門人卡贊斯坦指出要重新審視亨廷頓。世界一流學者尚且能如此認知，那麼在世界政治反轉的當下，重新理解亨廷頓和他的著作，也是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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