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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歐洲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悲劇的中心」

難民問題敲響警鐘 民粹主義崛起將再度引發戰爭？

 法國巴黎舉行一戰終戰百年紀念儀式，多國領導人前往參與。（美聯社）

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百周年紀念日，各國領導人聚集在法國巴黎參與紀念儀式。儘管人人都懂得反省戰爭的道理，但幽暗的不安氛圍正在擴散，極端國族主義和排外情緒在歐洲各處悄悄抬頭，甚至已取得相當程度的話語權。眼下需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從歷史習得教訓，進而避免重蹈覆轍？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牧師暮瑟（Joseph Musser）家世代居於法國阿爾薩斯（Alsace）地區，但他們並非一直都是法國人。砲彈與烽火是阿爾薩斯歷史不可磨滅的一部份，光是17世紀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到二戰結束之間，阿爾薩斯就「易主」了5次，時而屬於法國、時而屬於德國。直到今日，此地法律仍與法國其他地區有明顯差異，當地居民則戲稱他們的地下室還保存德文路標，以備不時之需。

暮瑟的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德國出戰，二戰時，其子則身披法國軍服。現今戰火早已偃息，暮瑟的姪女住在法國，每天通勤前往德國工作，當年吞噬無數士兵的邊境防線彷彿未曾存在，歐盟（EU）境內人員貨物往來的自由為其他地區嚮往。暮瑟認為，阿爾薩斯提醒人們歐洲可以繁榮昌盛，也可以滿目瘡痍，「歐盟的根基是戰爭的記憶，但這份記憶正在消褪」。 

  美國一戰終戰紀念儀式也在巴黎舉行。（美聯社）

戰爭見證者逝世 新世代面臨考驗

年輕世代卻沒有戰爭的共同記憶，大規模屠殺對他們來說就像石器時代一樣遙不可及，他們在意的是經濟危機、從非洲和中東湧入的移民，以及似乎逐漸失去效用的歐盟。然而一次世界大戰不僅造成逾1600萬死傷，也持續影響著整個歐洲。前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帶領英國對抗納粹德國，他將1914至1945年間視作一場漫長的戰爭，二戰結束後他曾說：「那些無法從歷史學習的人，必將重複錯誤。」

2015年，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決定接收逾100萬移民，此舉激起復甦的極右派反對聲浪，而梅克爾當時對二戰與歷史教訓的評論，反映了歐洲的自由民主理想與對歷史的反省：「在我們的時代，親眼見證二戰德國的人一個接一個死去。而眼下的決定，會說明我們是否真的從歷史學到一課。」

 

 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克爾、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等領導人參與一戰終戰百年紀念儀式。（美聯社）

右翼復甦 故技重施煽動種族仇恨

最後一位一戰見證者於2012年過世，而親身經歷二戰的人也相繼逝去。歐盟內外危機接踵而至，自由民主共識遭到質疑，有心政治人物任意搬弄歷史、搧風點火，於是國族主義伴隨著種族仇恨，再次登上舞台，民粹主義者已經接手了好些個歐洲國家。義大利副總理兼內政部長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向國族主義靠攏，不僅拒絕渡海的移民靠岸，還呼籲羅馬當局驅逐移民。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則大方挑撥國人仇外情緒，說「穆斯林打算接管匈牙利」。 

以新興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為首的德國極右派已在聯邦議會取得相當席次，他們重新啟用「謊言媒體」（Lügenpresse）等納粹上台前的政治宣傳字眼，用以指稱「與己方意識形態不合的主流媒體」。其右派份子認為，這樣的行為是賦予這些禁忌字眼「新的正面意涵」。

拉芙倫茨（Traute Lafrenz）今年99歲，是納粹德國時期的知名非暴力反抗組織「白玫瑰」（Weiße Rose）成員，她的所有夥伴皆已離世。德國東部城市肯尼茲（Chemnitz）10月發生移民刺殺當地人事件，激起極右派示威暴動。拉芙倫茨告訴德國《明鏡》（Der Spiegel）週刊，她看見有人舉著希特勒（Adolf Hitler）行納粹禮的旗幟，頓時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她說：「或許這不是巧合。我們（戰爭見證者）逐漸消失，與此同時，過去發生的事又回來了。」

長久的和平後可能又發生戰爭 

部分歷史學家羅列一次戰後的歐洲與現今歐洲之間的差別，指出一戰終戰後，許多帝國剛轉型為民族國家，自由民主體制不是熱門選項、也尚未遭受考驗，因此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才會促使許多國家轉向軍國主義與極權體制。學者表示，當時的情況惡劣到德國首都柏林的孩童營養不良而死，與目前的經濟危機等級完全不同。

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歐洲史教授艾許（Timothy Garton Ash），今日遭到侵蝕、毀壞的一切，在當時衰退的程度是歐洲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他將1918年視作警告，提醒所有人，永遠不能將民主與和平視為理所當然，有些看似恆常的秩序可以迅速崩毀。如此看來，若二戰給歐洲的反省是「不再發生」，一戰的教訓就是「會再發生」。

  

一名男子在法國北部維萊-布勒托訥（Villers-Bretonneux）的澳洲國家紀念館駐足。（美聯社）

 

德國歷史學家尚普夫路希（Daniel Schönpflug）指出，在歐洲歷史中，漫長的戰爭之後往往是長時間的和平，然而「一旦經歷過戰亂的世代死絕，下一場戰爭就接踵而至。歷史教導我們，戰爭見證者消亡之後，警覺也跟著消失，而對戰爭的幼稚想法增加。這表示現在我們必須非常小心。」

難民危機預示未來

畢佛指出開發中國家遭遇的貧困和氣候變遷問題，是驅使人們離開家園的主因，「未來的移民潮不可避免，歐洲則是他們主要的目的地。歐洲的領導人將會面臨選擇題，是要趕走飢餓的難民，還是讓極右派有機可趁，藉此破壞各國社會體制」。

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看法則不同。他認為歐洲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民粹主義，而是不穩定的貨幣等歐盟體制，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目標就是整頓歐盟內部，但苦無共識。

但不管歐洲的未來將會如何，這片大陸早已與百年前不同，再也不會是政治的中心。馬克宏競選時期的外交顧問墨伊希（Dominique Moïsi）說：「一世紀以前，歐洲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悲劇的中心。現在我們可能重啟悲劇，但不會再回到中心了，歷史已經移往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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