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俄羅斯學者杜金娜遭遇恐怖襲擊離世（圖源：路透社）

歐盟對我實施了新的製裁，因為我闡釋了特別軍事行動的神學基礎。這為一個全新的戰爭歷史篇章給予了新的指示：當思想真正重要時，你因為你的理念存在而被謀殺。這個例子悲劇性地展示了思想的重要性，這是用生命在做賭注。但如果你是戰士，你就應該準備好在戰鬥中死去；如果你做出政治決策，你就應該準備好為你的決策買單。

長久以來，神學哲學都關注著人類的生命。俄羅斯正處於危急狀態，我願稱之為“俄羅斯正在發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烏衝突標誌著徹底改變的開始。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接受了西方霸權、西方制度、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為榜樣，視西方為“救命稻草”。這就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差別：中國接受規則，並充分利用國際規則而取勝；而我們俄羅斯在1990年代卻背叛了國家獨立性。普京執政後，開始為俄羅斯的獨立自主而戰。但過去22年，他卻一直被西方制定的規則桎梏。西方一向希望以此來削弱和打擊俄羅斯。

普京試圖調和國家崛起與融入全球化之間的矛盾，但這是不可能的。在特別軍事行動開始後，這種不可調和性達到了頂峰。普京不得不對此做出激烈反應，但是俄羅斯社會並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因為對抗西方是一條過於漫長、過於狹窄的道路。俄羅斯現在正處於反西方、反美國的戰爭中。我們試圖調整社會理念和自我評估，以適應所處的情況，這是非常激烈和戲劇性的過程。

王文：我很贊同您精彩的分析和預測。我記得，早在2008年，您就已撰文論述了俄羅斯與西方衝突的不可避免性。不過，當中國學者認識到中美衝突或許正趨於不可避免時，通常會盡力提議避免對美戰爭。比如，哈佛大學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時，中國學者會進行反駁，試圖改變這種“可實現性的預言”。

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俄羅斯精英們不奉勸普京總統盡力避免衝突，或採取一些可能比特別軍事行動更好的辦法？在俄羅斯，像您這麼有智慧的政治哲學家一定有更好的解決方案，不是嗎？

杜金：這同個人與群體的意識平衡有關。不是普京總統主動想發動這次特別軍事行動，是整個社會要求這次特別行動。俄羅斯社會很特殊，需要“父親”式的領導者（比如沙皇），這樣的人物也必須能向全社會做出安全保證。普京一直試圖調和這種關係。接受西方與保證俄羅斯獨立自主是一組矛盾。普京希望調和這種矛盾、希望保持某種平衡，但這種平衡非常脆弱。

普京一直試圖以和平的方式發展，不使用軍事手段，避免與西方的衝突升級。2014年克里米亞“公投入俄”以來，我們其實早已發現，俄羅斯可以輕鬆解放烏克蘭東部，但普京總統一直拒絕這麼做。他一度相信西方給的保證，但西方欺騙了俄羅斯。普京想避免戰爭，但戰爭越來越不可避免。很可惜，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層面看，我們沒有為這次特別軍事行動做好充分準備。事實上，我們本應籌備得更好。

王文：是的。但我很擔心，未來俄羅斯如果與西方完全脫鉤的話，俄羅斯在短期是否能夠繼續快速發展？我們都相信西方正在衰弱，但就當下而言，西方霸權在高科技和經濟貿易等領域仍然具有重大影響力。保持與西方的合作似乎是一種“理性、務實的選擇”。如果與西方完全切斷聯繫，俄羅斯會不會淪為“大號的伊朗”？我曾多次前往伊朗，伊朗有著豐富的資源與巨大的潛力，上世紀70年代，伊朗經濟一度高速增長；但是，被西方制裁40年後，伊朗的發展受到了極大影響。俄羅斯會不會重蹈伊朗的覆轍？

杜金：我很想知道，“西方”的定義是什麼。西方不只是經濟和科技發達的代名詞，西方代表的是一種意識，包括霸權、種族主義、本體論，可延伸為殖民主義、單極化。這是西方的本質。俄羅斯已對西方“宣戰”，被迫切斷與西方的合作。我們希望通過戰勝西方霸權，把“西方”變成世界的一個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不僅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而且要把西方邊緣化。僅憑俄羅斯一國是無法完成這個目標的，我們希望和世界其他非西方國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權，如果我們團結起來，也許能夠戰勝他們。這是多極化對單極化的戰爭。

王文：按照您的邏輯，世界漸漸分成兩極，新的“冷戰”隨之開始。您曾在文章中指出，世界正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中國不想進入一場新的冷戰，中國更希望在全球化的環境中發展。雖然中國在與美國競爭，但仍然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尋找新的平衡點。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磚國家或許也都不希望真的與西方展開“新冷戰”，而且也都對可能到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持謹慎、防備的態度。

杜金：現在，形勢已不是俄羅斯單方面所能決定的。在特別軍事行動中，我們已經“越過防線”，開始與西方對抗。俄羅斯和西方或許可以理解彼此，但雙方不能共存，這是由地緣政治結構決定的。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其他國家只有兩個選擇：或者被海權國家控制，或者通過鬥爭爭取成為陸權國家，也就是通過支持俄羅斯來推動世界轉向多極化、成為某個地區的心臟地帶。

中國的獨立自主建立在平衡的基礎之上。從這個方面看，如果俄羅斯不能製衡美國霸權，那麼，中國就會成為於海權國家攻擊性軍事衝突的受害者，儘管你們只想擁有主權和繁榮。現在，同樣獨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蘭世界都在做出選擇，但選擇的結果取決於天平另一端的實力。

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化雙贏策略若要得到完美實現，需要有一個隱形的條件，那就是陸權國家俄羅斯對海權國家的抵抗。如果俄羅斯輸掉了特別軍事行動、失去了心臟地帶，那麼印度和中國將會面臨和現在的俄羅斯相同的處境，成為冷戰乃至軍事衝突的下一個直接受害人。

西方可能會以台海和穆斯林激進分子為切入點，對中國進行攻擊。西方是攻擊性的激進力量。其他國家能避免正面衝突，完全是因為俄羅斯還存在、因為俄羅斯在戰鬥。其他國家只有兩種選擇：或者在西方世界的陰影下生存，或者像俄羅斯一樣戰鬥。這一地緣政治分析非常重要。

儘管分析的結果與中國的官方解釋不完全一致，但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家作為真正的國際戰略大師，能夠充分地理解這種上述分析的結論，避免中國陷入俄羅斯的處境。

我非常認可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無論對於俄羅斯，抑或對於印度、伊朗和阿拉伯國家，中國都是主要的希望所在。中印之間存在邊境爭端，但我想提醒印度的是，如果印度和西方一起對抗中國，那麼，一旦中俄落敗，西方就會轉而對抗印度、毀滅印度——事實上，索羅斯已經準備這樣做了。

總之，我們不想和西方對抗，我們是在和宣稱要統治世界卻沒有起到良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對抗。我們奮鬥的目標應該是多極化而不是單極化。西方想肢解俄羅斯，我們在他們的名單裡排在第一，你們是下一個。當然，這是我的分析，我不想將它強加於別人。

王文：首先，我們對俄羅斯有信心。俄羅斯不會被西方擊敗。儘管北約正在全力支持烏克蘭，但俄羅斯在戰略縱深和資源潛力方面有著巨大優勢。

當然，我也認同您的觀點，如果俄羅斯被西方擊敗，中國將是西方的下一個目標。對此，中國是有心理準備的。中國的應對之道是基於兩千多年來的傳統智慧，致力於尋找溫和、多元化的解決方案。過去幾年，中國在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媒體戰和台海問題等多個“戰場”上都取得了不錯的鬥爭成果。

我想與您探討的是，如何用一種更聰明的方式來應對西方。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或一定規模的核戰爭真的如您所預測的那樣發生，那將意味著全人類的毀滅。在您看來，有沒有可能使用多元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杜金：既成事實的解決方案就是特別軍事行動。我們沒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我們也不能採取其他方式。目前的特別軍事行動是非常必要的，儘管當下的戰局很糟糕，但總好過更差的情況（例如被摧毀）。

俄總統普京宣布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圖源：The New York Times）

我確信，中國共產黨採用了很好的決策模式，謹慎、穩重地做出決策，把國家利益和全球化進行整合，保持獨立且保守的政策。中國在保證民主以及社會、經濟自由化的同時，也保持了中央政府對國家的絕對控制力，確保西方無法通過文化、網絡等方式摧毀中國共產黨，使國家免於混亂乃至毀滅。

俄羅斯的情況卻恰恰相反。西方正在摧毀俄聯邦政府的絕對控制權，試圖將政府推到人民的對立面。葉利欽時代，人民成為這種西方衝擊的受害者。

普京試圖阻止、扭轉這一境況，通過改革與重塑實現俄羅斯的自救。他一度試圖以和平手段來改變葉利欽政府遺留下的問題，但由於一些政治精英的阻礙，他並沒有成功。這些政治精英是國家的叛徒。這正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區別，中國政治精英是國家的棟樑，但我們卻只有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流毒。蘇聯解體後，這些政治精英進入了俄羅斯政府，他們不允許通過和平方式對俄羅斯進行國家轉型與升級。這正是我對中俄政治差異的解釋。

我們沒有能力用和平方式改變或重組俄羅斯、沒有能力用和平手段來達成與烏克蘭和西方的和解。普京是我們的希望。他站在人民的一邊，站在歷史的一邊。特別軍事行動就是他抵抗的方式，儘管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們現在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石油和天然氣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問題而崩潰或妥協。他們試圖從能源短缺的危機中走出來，這也迫使我們從其他的維度去解決問題。為此，我們應該把中國作為觀察對象和範例。

王文：感謝您對中國的關注。作為智庫學者，我們每天也都在考慮中國的處境，致力於解決國內的問題。在我看來，只有在解決國內問題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應對國際上的困境。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了中國2035年、2050年的國家發展長期戰略。您曾來過中國。作為一名政治哲學家，根據您對中國的認識，您怎麼看待中國的未來？中國現在製定的目標能否如期實現？

杜金：首先，我很喜歡中國，讚賞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治理。習主席是傑出的世界級領導人。你們的國家創造了歷史。我認為，中國的目標是務實的。你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是協調處理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的成功典範。大會通過制定計劃來領導這個國家。西方社會和俄羅斯其實都不夠了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結構。

在我看來，中國是由人民、政府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儒家文化等其他文化元素組成的。這些文化元素在政府治理中發揮了作用。如果政府不能確保文化安全，社會就會解體。西方和俄羅斯對中國的分析幾乎都忽略了文化的特殊部分，但這實際上是中國人民重要的資源。

其次，中國對做事的輕重緩急很有講究。中國不會去激化矛盾，而是通過創造文明的經驗去緩和與化解衝突。這種文化並不完全來自於儒家，還來自於道家。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西方政治文化都過於激進，過於執著於絕對的黑與白、善與惡。對我們來說，邪惡就是邪惡，我們絕對不會向邪惡妥協。

王文：是的，中國文化中的陰陽之說的確源於另一個哲學流派，我們希望能夠在消極與積極、善與惡、好與壞之間進行轉化。在中國人看來，好的事物不完全就是好，壞的事物也不完全就是壞，兩者之間有依附與轉化的關係。這很複雜。

杜金：是的，中國並沒有推動文化衝突的對外政策。在另一種不同於中國的文化中，善與惡、好與壞、光明與黑暗有明確的界限，俄羅斯文化就包含了這種基因。在俄羅斯看來，世界要么是單極的（有一個全球實力最強的國家，比如美國），要么是多極的（西方、俄羅斯、中國都在這個世界裡努力實現雙贏）。多極化的世界結構也是中國需要通過奮鬥去爭取的。中國用自己的思維和角度觀察世界，其他國家也在用自己的思維和角度觀察中國，這是雙向的。

其中有一部分思維和角度是不正常甚至病態的。中國的思維和角度是健康的，西方的思維和角度卻並不是那麼健康。我們應該試圖理解這些病態的思維，而不是用我們的固有思維解釋它。

王文：我們來討論一下俄羅斯和中國的未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的緊張可能會繼續倒逼中俄關係的升溫。這次我在俄羅斯走訪了二十多個城市，與許多地方官員交談，討論瞭如何在地方層面、民間層面、精英層面等多個不同層級加强两國關係。中俄在各個層面的彼此認知並不一致。從頂層設計看，中俄兩國的信任、合作的戰略意識是充分的、堅定的；但是，在民間層面、精英層面，人們對中俄合作的看法卻非常多元，有一些想法並不有利於雙邊合作。您對此是怎麼看的？

杜金：首先，我認為，中俄關係在這兩個層面上其實都有了大幅提升。我們兩國當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比如雙方的文化差異。我們應該花更多時間去了解中國和俄羅斯的各自的屬性，去了解對方文明的密碼，開闢更多“二軌對話”，加深雙邊合作。

兩國領導層的相互理解已非常“完美”，習主席和普京總統的合作是中俄兩國的基石，為雙邊關係創造著未來。但我們還應該更重視兩國關係制度化，提出增進高層、中層和基層合作與相互認知的方案，重新調整中層和基層的合作系統。

在我看來，人類未來取決於中俄的深層次合作。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們已經是多極世界中的其中兩極，兩國國民應該為俄羅斯和中國的發展繼續奮鬥，讓兩國關係更加和諧。

王文：中俄合作的一個重要平台就是“一帶一路”和歐洲經濟聯盟的對接。在許多人看來，您多年來倡導的大歐亞主義理論有助於推動中俄合作尤其是歐亞經濟一體化。但事情似乎在變化，近幾年來，您對歐亞一體化研究是否有新的心得？您對於歐亞大陸一體化和一帶一路倡議有什麼見解？

杜金：大歐亞主義理論的內容涵蓋了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內容。中俄兩國有能力和諧地整合兩個重大倡議，推動歐亞大陸的發展，進而實現對世界的建構。在未來，歐亞一體應該包括歐洲、印度以及其他更多的國家。我們應該把視野拓寬到整個歐亞大陸的所有國家。在具體實施上，我們應該更加深入地了解“一帶一路”的含義和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所應扮演的各種角色，並適應、接受這些角色。

我們應當向中國的精英們介紹真實的歐亞大陸一體化理論，而非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羅斯，有人把歐亞主義視為新殖民主義，而在中國，也有人將其視為俄羅斯版的帝國主義。我們應該尋找各種方式去理解彼此，大歐亞理論不僅包括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合作，還包括印度、東南亞、西亞的深度合作。我們應該思考並泛化這個概念，增強文化交流，明白其中的身份、目標和動機。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文化，真正理解實用主義、唯物主義、現實主義等邏輯內部的一致性，這就需要我們雙方在語際語言學層面展開對話。否則，我們很難對一件事情達成相似的意見。

王文：俄羅斯近些年的對外戰略中是能看到“大歐亞主義”理論的影子。因此，近年來有傳聞稱，您是普京總統的幕僚，甚至是“普京的大腦”；也有人說，您是普京總統和特朗普總統當年溝通的橋樑。您對此如何回應？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們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與他沒有任何其他的關係。

我應該比在這裡的任何人都明白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歷史。這樣說，可能有些不夠謙虛，但我深愛著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歷史。我比其他人更能理解這背後的邏輯，也更能理解當前能夠讓人們統一意見並支持的國家對外戰略。

王文：你有什麼給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同行的建議嗎？

杜金：為了了解世界，你首先要成為一個更地道的中國人。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你就無法了解別人。如果你不夠自信，缺乏對本國的身份認同，就不可能理解他國的身份認同感與多極化的未來。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

（莫斯科大學張慧敏、俄羅斯科學院馮士德參與了此次對話，並就對話內容做了初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