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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此次峰會的討論中，促進非洲的政治穩定和人權發展是重要議題之一。拜登在歡迎非洲領導人的發言中情緒飽滿地稱，“當非洲成功的時候，美國就會成功，全世界也會成功”。然而，拜登要面對的事實是，長期被西方塑造的非洲，正在走向另外一面。
依據其所確立的衡量指標，西方認為非洲近年來出現比較明顯的“民主倒退”。例如，根據世界銀行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共同開發的世界治理指數（WGI），2020年非洲的政治治理得分相比2010年呈全面下降態勢。又如，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數也顯示，非洲治理在2019年出現了自2010年以來的首次倒退，5個分類指標中有4項下降。
但如果從非洲政治發展的內在規律看，這可能不是西方鼓吹的“民主倒退”或“民主終結”，而是非洲政治發展進入新轉型期的表現。更為準確地說，面對西方長期以來塑造非洲政治生態的努力，非洲正持續覺醒，開始系統性地“造反”，以追求自身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對抗政治”正在變成非洲常態
西方塑造非洲政治的核心是使“對抗政治”變成常態，具體包括兩個方面。在精英政治方面，“對抗政治”表現為強調選舉政治中的“輸家政治”和“反對黨政治”。
“輸家政治”是指，選舉中失敗的一方不願承認失敗，在並未訴諸司法途徑或不接受司法結果的情況下直接指控勝者選舉舞弊，採取從抵抗到衝突的對抗性措施，企圖通過這種方式推翻選舉結果。
冷戰結束後，第三波民主化席捲非洲，大量非洲國家開始推行多黨政治和選舉政治。但由於環境普遍不夠成熟，選舉政治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問題，並被西方利用以扶植自身親信勢力。也正是在西方勢力支持下，非洲曾出現大量選舉中的失敗者遊行示威甚至暴力騷亂的現象；而為避免選舉失敗，即使不在選舉前後的敏感時間，發動軍事政變的現像也不在少數，政變者既可能是在任者，也可能是頗有實力但缺乏選舉獲勝信心的在野方。
隨著民主政治在非洲逐漸發展，不分青紅皂白的“輸家政治”逐漸退潮，但“反對黨政治”卻變得日益明顯。
所謂“反對黨政治”在非洲選舉政治中的表現則是，無論是否有真憑實據，反對黨在選舉中沒有獲勝便可質疑選舉的公正性。
與“輸家政治”相比，“反對黨政治”可能發動遊行示威，但較少採取暴力行動，在討價還價後往往會接受選舉結果。儘管溫和得多，但“反對黨政治”對普通公眾有著更大的影響，特別是對公眾的選舉質量認知有著極強的塑造作用。
根據非洲睛雨表的系統性調查，在2005-2018年間，非洲公眾對選舉質量的認知沒有發生明顯改善。例如，認為選舉質量相對較高的公眾在2005年佔所有受訪者的66%，到2018年僅上升2個百分點；而認為選舉質量不夠高的公眾仍達到25%（圖1）。
更深入的研究顯示，一國公眾對選舉質量高低的判斷，與該國反對黨獲勝記錄及未來獲勝可能性高低緊密相關。
圖1：非洲公眾對選舉質量的認知變化（%），2005~2018年|資料來源：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 -- 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58, 2019。
在大眾政治方面，“對抗政治”表現為西方對大眾抗議的暗中支持甚至煽動。隨著“反對黨獲勝才是公正選舉”被塑造為普遍性的社會期待，非洲公眾對選舉的支持度明顯呈下降態勢。
例如，根據非洲晴雨表的持續性調查，在2005-2018年間，非洲公眾對選舉政治的支持度事實上略有下降，從82%降到74%；而同一時期，支持以其他方式遴選領導人的比例從16%增至24%（圖2）。
這一趨勢在具體國家層次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在2011-2020年的十年間，非洲晴雨表所調查的15個非洲國家中，僅塞拉利昂一國公眾對選舉政治的支持呈上升態勢，幾內亞維持在同一水平，而其餘13個國家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圖3）。
圖2：非洲公眾對選舉的支持度變化（%），2005-2018年|資料來源：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 -- 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58, 2019。
圖3：非洲15國對選舉的支持度變化（%），2011-2020年|資料來源：Fredline M'Cormack-Hale and Mavis Zupork Dome, “Support for Elections Weakens among Africans; Many See Them as Ineffective in Holding Leaders Accountable,”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425, 2021。
西方的支持下，大眾抗議迅速增長
“對抗政治”“深入民心”的結果是非洲大眾抗議的迅速增長。考察2000年以來非洲政治的發展可以發現，在民主治理取得進展的同時，大眾抗議也呈快速增長態勢。
根據武裝衝突地點與事件數據項目（ACLED）的數據，在2000-2010年間，非洲的公眾抗議活動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年均600餘起，年均增長率在11.3%。
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對非洲的公眾抗議有較明顯的助推作用：在2011-2018年間，非洲公眾抗議活動數量激增，達到年均4500餘起，相當於2000-2010年間的7倍多，增長率也翻了一番達到26%。而2019年起更是增長迅速，2019-2021年的年均抗議活動達到1.5萬餘起，年均增長率也達到130%（圖4）。
圖4：非洲公眾抗議，2000~2021年|資料來源：ACLED, https://acleddata.com
必須指出的是，非洲大眾抗議的增長與西方的塑造甚或煽動不無關係。數據顯示，美歐主要是支持自身NGO在非洲“搞事情”，而不是非洲的公民社會“做事情”，因為他們害怕當地NGO會識穿其陰謀。
據統計，在2010-2019年間，總部在非洲之外的國際慈善機構對非洲的捐助中，僅有14%的資金實際撥付給非洲的NGO，有58%的資金撥付給非洲之外的NGO，另外還有20%的資金撥付給非洲的公共部門。
更為細緻的數據顯示，在2011-2015年間，美國慈善機構對非捐助共計90億美元，僅5.9%分發給非洲NGO；而2017年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用於瘧疾援助的11億美元中，僅1%撥付給非洲NGO；同樣，在2017年全球共計212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中，非洲NGO僅獲得0.4%。更重要的是，這些極其有限的撥付給非洲NGO的資金，主要用於“搞事情”，如人權議題佔42%，政府問責佔21%，經濟發展、民生問題都不是重點。
非洲正在覺醒
非洲精英和公眾對西方嘴臉的認識正越來越深刻，並開始嘗試將自身傳統重新融入西式民主中，以發展自身獨特的政治和社會道路。
一方面，非洲公眾對傳統智慧尤其是傳統領導人的認知正變得越來越客觀和理性。儘管傳統領導人或酋長往往被西方建構為不合時宜甚至是“反民主”的，但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後，越來越多的公眾認識到，傳統領導人對政治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根據非洲晴雨表的調查，傳統權威的地位仍然牢固，且有強化態勢。與民選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相比，傳統領導人在公眾信任度、工作表現、聆聽公眾聲音、清廉度等方面均得分更高。
例如，在2019/2021年對22個非洲國家的民意調查中，傳統領導人在上述四個方面所獲得的公眾支持度分別為64%、64%、44%和72%，均比其他類型的權威高出至少10多個百分點（圖5）。
在2008/2009年以來的四輪調查中，傳統領導人的信任度的波動幅度僅4個百分點，2021年的調查中僅比2009年的調查低1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在2008-2021年間，非洲公眾對總統的信任度下降了13個百分點，對國會議員和地方政府官員的信任度都下降了9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在2008/2009年以來持續跟踪的14個非洲國家中，對傳統領導人的信任保持穩定，而對民選領導人的信任大幅下降，導致公眾對酋長與其他領導人之間的信任差距持續擴大。
圖5：非洲公眾對傳統領導人的認可度（%），2019/2021年|資料來源：Carolyn Logan and Luyando Mutale Katenda, “African Citizens' Message to Traditional Leaders: Stay in Development, Stay Out of Politics,”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443, 2021。
另一方面，非洲國家近年來對西方在非洲的存在日益反感。民意調查顯示，相比2020年，非洲公眾在2021年對美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大國的好感度都有所下降，分別下降5個、3個和2個百分點。
其中，法國因高強度介入非洲事務，在非洲普通公眾眼中的形像日趨負面：從2019年以21%的好感度位居第五位，降至2020年以20%位居第六位，而2021年進一步降至17%位居第7位，僅高於土耳其（15%）；從次地區角度看，在2021年的調查中，法國僅在中部非洲以16%位居第五位，在介入較多的北部非洲、東部非洲和西部非洲，法國均未進入前五位。與此相應的是，在法國存在比較明顯的國家，對軍隊的信任甚至高於對總統的信任，充分錶明非洲精英和公眾都已開始反思甚至抵制外部的塑造努力（圖6）。
圖6：布基納法索、幾內亞、馬里對軍隊和總統的信任度（%）|資料來源：Afrobarometer,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
正是由於非洲精英和公眾齊心協力的“造反”努力，法國自2014年開始在馬里發動的“新月形沙丘行動”不得不在2022年下半年正式終結。
儘管非洲正持續覺醒，但迄今為止的“造反”努力根本上仍使用西方所教導的手段，仍是在西式民主的框架下發生的。因此，非洲自身獨立自主的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仍任重而道遠。
張春系|雲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瞿詩怡|雲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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