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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23
張明天 | 東吳大學人權研究學程研究生、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研究專員
▌南蒙古與日本、蒙古、西藏關係
與南蒙古有深厚關係的國家分別是日本、蒙古國及西藏。這三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有其不同的角色關係與歷史淵源。
日本與南蒙古在歷史上有非常深厚的聯繫。由於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資源有限，日本開始向滿洲和南蒙古進行屯墾開拓。而蘇聯則逐步策動蒙古人民黨革命，取得了外蒙古的主導權。日本在南蒙古和滿洲的經濟輸入與勢力擴張，與中華民國發生衝突，從而形成滿蒙懸案，成為後來中日戰爭的根源之一。日本也在南蒙古地區扶植過親日政權，策動滿蒙獨立和自治運動。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的日本開始走和平主義路線，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為了日中之間的經濟合作和日中兩國的世代友好，日本在南蒙古議題上雖有國會的發聲，但力度較低，政府方面更是以緘默為原則。也或許是歷史上的日本滿蒙開拓政策帶來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民族主義，席海明在受訪中才不斷強調南蒙古大呼拉爾不是日本的工具，不是認日本當主人，而是要自己當主人；更認為蒙漢兩大民族之間不能結仇。如今，日本所具有的功能主要集中在為南蒙古歷史研究、人權活動提供空間。席海明在受訪中還提到，日本在反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工或親中分子的干擾破壞方面，仍有較大改善空間。
蒙古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角色非常複雜。誠如席海明在受訪時所說，外蒙古和南蒙古雖然是同一個民族，但卻是不同的部落，雙方有很大差異。外蒙古的蒙古族主要是喀爾喀蒙古人，南蒙古族群為科爾沁蒙古、鄂爾多斯蒙古、呼倫貝爾蒙古、察哈爾蒙古等。俄國境內還有卡爾梅克、布里亞特蒙古人。歷史上的藏傳佛教活佛信仰崇拜，在外蒙古和南蒙古也不同。外蒙古尊奉哲布尊丹巴活佛，南蒙古尊奉章嘉活佛。所以，由此看來，蒙古國和南蒙古的差異性距離已經拉開。在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受泛蒙古主義影響，南蒙古和外蒙古曾經共同追求獨立運動，來自南蒙古的人士更是為外蒙古的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為權力分配不均、內部不團結以及中俄兩國的各種協議，最終走向失敗。此後，南蒙古和外蒙古就處於分治狀態。1921年外蒙古為共產黨蒙古人民黨奪權後，成為蘇聯衛星國，更是疏離了南蒙古民族運動。南蒙古共產革命的實際工作由中共領導，這使得南蒙古議題成為中國內政。
今天的蒙古國，與南蒙古並無明顯的同胞之情或民族之誼。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奉行不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的方針，非但不支持南蒙古民族運動，反而將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南蒙古活躍人士遣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蒙古國人權工作者蒙赫巴亞爾．楚魯恩道爾吉（Munkhbayar Chuluundorj）因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蒙古實施漢語統編教材教學，同時抗議總理羅布桑那木斯來．奧雲額爾登（Oyun-Erdene Luvsannamsrai）立場親中，結果被蒙古國法院以「接受外國情報團體的指示和資金」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後更傳出消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蒙古國清理境內反中人士。目前，蒙古國因為依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自然資源出口以及考量雙邊關係，再加上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俄羅斯，都在百餘年前就開始壓制泛蒙古主義思潮（因為俄國境內居住卡爾梅克蒙古人、韃靼人、布里亞特人、阿爾泰人、圖瓦人，都是蒙古族），蒙古國和南蒙古在情感上現在看來已無連結。即便是南蒙古民眾被北京強制要求使用漢語統編教材，蒙古國官方對此也是保持沉默。蒙古國對南蒙古議題不僅沒有正面助益，反而是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政策。
南蒙古與西藏議題，有其相似之處也有其差異性。蒙藏同為信奉藏傳佛教／喇嘛教的民族，兩大民族歷史淵源緊密，但二者的歷史情境和現狀有著巨大差異。西藏甘丹頗章王朝噶廈政府在1959年3月之前，或是完全統治西藏，或至少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管西藏的，西藏政府的法人地位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公認的。因此，在1959年大西藏地區發生大規模抗暴運動之後，達賴喇嘛雖然流亡印度，但其對藏民的影響以及西藏噶廈政府，仍然受到國際尊重。加上達賴喇嘛作為重要的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法王，具有極大的國際聲望與號召力，所以藏民的人權問題受到的關注程度，遠遠較之於南蒙古人民來得高。
雖然南蒙古人同樣與西藏擁有虔誠的藏傳佛教信仰，但與擁有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領導以及達賴喇嘛的領袖作用不同，達賴喇嘛在南蒙古地區的影響力並不大。況且，南蒙古一直以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自我治理的領導機構，能夠代表全體南蒙古人民利益，更沒有任何一個蒙古民族政權在近代以來曾經有效統治整個南蒙古地區。反而是大清帝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作為中央政府有效擁有南蒙古的主權。這種狀況導致了南蒙古的民族運動，不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還是在海外，實際上都處於力量弱小、代表性不足、功能有限的狀況。如此一來，當南蒙古民族權益受到壓迫時，能夠為他們發聲的組織、人物所產生的國際能見度和新聞效用，也會大打折扣。
▌對我國南蒙古政策的相關建議
我國的南蒙古政策可從內政和外交兩個部分來進行。
就內政部分來說，在2017年蒙藏委員會裁撤之後，我國目前仍在大陸委員會和文化部分別設置有港澳蒙藏處和蒙藏文化中心作為南蒙古與蒙古文化事務的專門部門。相關機構的作用可以發揮得更大。港澳蒙藏處的編制在蒙事方面與昔日的蒙藏委員會蒙事處已不可相比。蒙事的重點應當在南蒙古，但當前推動臺灣與內蒙古自治區的交流是不切實際的，故而應以南蒙古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人物的掌握為基本工作，以當地人權與民族權狀況為座標，與海外南蒙古自由運動進行交流合作，對南蒙古人權進行觀察與監察，總體的政策目標是在當前的憲法秩序和兩岸關係下，有限地通過南蒙古維持臺灣與所有泛蒙古民族國家的關係。蒙藏委員會裁撤後，其主管之中樞致祭成陵大典業務改名為蒙古民族紀念儀典──成吉思汗祭典，改由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負責，用以彰顯臺灣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蒙藏文化中心所從事的蒙古文化在臺灣的保存、傳承、研究和交流業務，並不限於南蒙古，而是整個蒙古民族，但獨獨南蒙古面臨了大漢族主義國家的漢化殖民危機，自然要受到我國更多的關切，而如果我國真心誠意要舉行成吉思汗祭典，又豈可對於成吉思汗子孫所受的民族苦難視而不見。
其次，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開始實施漢語統編教材的情形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蒙古學研究勢必有越來越多的禁區和限制。學術自由是我國民主政治和社會開放的根本。政府方面可以從預算等多方面來支持、激勵國立大學進行更多有關蒙古歷史、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強化南蒙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學術研究。如此，全球蒙古學和東方學的學者會更多參與到我國的學術專案中，我國成為華人國家中蒙藏學術研究的重鎮，也會強化我國與蒙古民族的關係，在國際民間社會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僅如此，讓臺灣成為藏傳佛學研究與傳道的中心，也會對於臺灣與華人的社會風俗與文化道德觀有提升和淨化的作用。
對外交往部分，可以分為兩個層面進行。一個層面是支持民間團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這有利於我國於第一手及掌握南蒙古社會發展的最新情勢。
另一個層面是強化我國與海外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聯絡，對他們的會議等活動給予經濟上的補助和新聞發布的便利，邀請他們不時來臺參訪，爭取海人心，傳遞我國對蒙古民族與中國大陸民間的善意，提供臺灣公共治理的經驗，期待日後中國民主化後，我國能在對岸擁有具有共同價值與生命體驗的社會友善群體與政治精英，兩岸人民相知相惜，永享和平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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