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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7/25
編者薦語：2019年子安宣邦在北京大學演講。 他表示，今天，為了避免孤獨的生存方式，需要一個外部的視角來觀察“一國史”。 他以近代化的「江戶」為方法，批判明治維新的國家主義性質，挑明瞭其與昭和戰爭之間的必然聯繫。 並表示，我們還需要一個真正的作為他者的「亞洲」，才能處理現在的問題。
三聯學術通訊按
講述明治維新故事的主流論調認為，日本正是通過學習西方而成為亞洲典型的成功國家。 近來不少人開始反思這一論調，然而歷史學界仍然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昭和的十五年戰爭及戰敗，正是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化的最終結果。 日本著名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認為，要擺脫歷史修正主義，就要對公認始於明治維新的日本近代史進行追根探源式的反思。
這意味著要改變一直以來對明治維新的評價，也要改變對被稱為“近世”的江戶時代的看法，因為17-19世紀的江戶社會已經是一種顯著“近代化”了的社會，而以明治維新為起點的近代化首先是國家體制的近代化，即以模仿西歐先進國家而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近代化。 這是日本在19世紀後期的國際危機下所給出的答案，是希望以急速的國家主義近代化來避免危機。 因此，日本對中國及亞太地區發起的十五年戰爭作為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化的最終結果，恰恰也是反思它們時無法迴避的前提。
▌“日本近代化”再考
去年（2018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日本國內雖然沒有舉辦什麼國家級別的大規模紀念活動，卻也出版了大量對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史進行重新思考的書籍。 但是這些琳琅滿目的書籍卻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他們並未對始於明治維新的日本近代史進行本質性反思。 可以說，這是因為所有人都對“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史的正統開端”這一觀點沒有絲毫懷疑。
2015年秋季，我舉辦了一個公開講座，主旨是討論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文學中所見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的意義。 這一大作接連刊行四卷，卻在第四卷《平民文學的時代、中卷》（1921）刊行后就此中斷。 戰時津田受到處罰，被禁止動筆著述。 到了戰後，他開始了前四卷著作的修訂工作，最終完成於昭和30年（1955年）他83歲的時候。 昭和36年（1961年）津田以89歲高齡去世，最終卷卻沒能在他生前刊行。 因此這裡就產生了下面的問題：為何津田左右吉最終沒能完成他的巨著？ 而他在這部著作里又想要探討怎樣的問題？
津田左右吉（1873年10月3日 - 1961年12月4日），日本的歷史學家、思想家。
就結論來說，未刊行的《平民文學的時代·下卷》原本應涉及的內容是德川時代末期至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也可以說是對“國民文學時代”黎明期的探討。 在津田左右吉去世后兩年，《津田左右吉全集》（共33卷）開始刊行。 編輯室將未刊的《平民文學的時代·下卷》編入了全集的第八卷，本卷內容由津田左右吉去世后在他的書齋內發現的兩篇遺稿，以及他此前發表的一系列關於明治維新的論文構成。
看了這一系列文章我才知道，津田並不認同「明治維新」這一變革的正統性，而是將「明治維新」視為薩長同盟這一封建勢力聯合「武力奪取」中央政權（即軍事政變）的過程，為了賦予這一暴力政變以正統革命的名義，他們採用的方式就是擁立天皇並高舉“王政復古”的旗幟。 津田不僅否定了明治維新的正當性，更認為將天皇召回國家中心的明治新政府使得以天皇之名施行專制政治成為可能。
津田的這一觀點，令我明白了津田左右吉為何放棄完成其畢生巨著。 不僅如此，這還給我提供了一個以明治維新為正統起點的日本近代史本身相對化的視角。 依據於此，今天我想重新思考明治維新與日本的近代化。
▌明治維新真的是日本近代化的開端？
佩里來航圖（彥根城美術館藏）佩里來航，即所謂的「黑船事件」。 1853年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等率艦隊駛入江戶灣浦賀海面，最後雙方於次年簽定《日美和親條約》。
1853年佩里來航，向鎖國的日本要求開港與通商。 自此時起，日本的國際性危機迅速轉化為國內危機。 這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沒有能作為主權國家對應這種危機的國家體制（外交、軍事、法制等方面）。 可以說19世紀日本的近代化和以此為目的的變革是由對外危機所促進的國家體制變革。 將明治維新單純看作對外危機所導致的國家體制變革，這不同於以往那種把明治維新視為日本全面近代化的開端的看法。
我認為明治維新是以國家性體制變革為當務之急的、國家主義色彩極為濃厚的近代化性變革。 為了進一步明晰這一觀點，必須要知道被明治維新及其實行者作為封建社會而否定的江戶時代（德川時代）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 日本的歷史學家用「近世」這一時代劃分概念來把握江戶時代（1603-1867）。
“近世”對應的是英語里的“early modern”或是“pre-podern”，也就是“早期近代”或是“前期近代”，但是日本學界通常不認為江戶時代是“早期近代”，而將其視為中世封建社會的後期，也就是具有中央集權性質的後期封建社會。 這種看法源於將明治維新視為開啟「近代日本」的最大歷史變革，即將明治維新視為“近代化革命”這一觀念。 這是從明治到現代為止幾乎所有學者，無論左右之別，所共有的看法。
即使對日本近代的“近代性”持批判態度的丸山真男，也認為明治維新毫無疑問是日本史上最大的變革。 在他看來，日本的近代化是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變。 根據這種理念型，日本的前近代社會（德川社會）被徹底重構為“封閉社會”。 而且丸山後來甚至認為，日本前近代社會的封閉性，作為日本人意識的「古層」，貫穿於近代日本社會的根底，持續支配著日本社會。 我認為，發展到「古層」論，使得丸山理論失去了作為日本近代批判的思想生命力。
丸山真男（1914年3月22日—1996年8月15日），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家，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思想講座教授。
▌江戶時代日本已開始了顯著的「近代化”
近來也有人開始對將明治維新視為日本史上最大變革的觀點進行反思。 最初提出給日本帶來歷史上最大變化的是15世紀的應仁之亂（1467-1477）而不是明治維新這一觀點的，是近代日本的中國學鼻祖內藤湖南（1866-1934）。 這一看法最近因詳細論述應仁之亂的吳座勇一的著作（《應仁之亂》，中公新書，2016年）被再次提起。 之所以說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是因為經過應仁之亂之後的16世紀的戰國時代，原本由朝廷（貴族）、寺院（僧侶）、幕府（武家）三者構成的日本古代國家權力體制土崩瓦解。 這也是1600年德川氏建立全國統一性武家政權的意義所在。
這意味著要改變一直以來對明治維新及的評價，也要改變對被稱為“近世”的江戶時代的看法。 江戶的德川幕府作為中央政權擁有對全國的政治性支配權，宮廷和寺院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置於幕府的統制之下。 天皇作為祭祀性、儀禮性權威被隔離於京都的禁里之中。 江戶幕府在使宮廷與寺院山門非政治化的同時，又將被宮廷貴族與寺院僧侶所壟斷的學問、文化開放給一般社會。 於是民間也可以學習儒學。 學問、知識向民間的開放是宣告「新世界」到來的重要徵兆。 德川日本對民間自主學習的保證與明治日本通過國家實行國民義務教育的差異，意味著明治維新之前與之後的“近代化”的差異。
《應仁之亂》，作者：[日]吳座勇一 ，譯者：康昊，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02月。
而且，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全國性交通網形成，聯結中心城市（江戶、大阪、京都）與地方城市的政治性、經濟性、文化性全國網路形成。 江戶（之後的東京）在18世紀時是有著100萬人口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這樣來看，可以說17-19世紀的江戶社會是顯著“近代化”了的社會。 正因如此，有必要重新追問“何為明治的近代化”這一課題。 以明治維新為起點的近代化首先是國家體制的近代化，即以模仿西歐先進國家而建設近代國民國家（即民族國家）的近代化。 這是面對19世紀後期的國際危機的日本所給出的答案，希望以急速的“國家主義”的近代化來避免危機。
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作品
▌日本近代教育的“公民”塑造是失敗的
明治日本通過形成天皇制國民國家，完成了國民國家化這一課題。 近世的德川政權將天皇隔離於非政治性的祭祀空間（即京都御所）之內，維新政府卻重新將天皇迎回權力中心，將近代國家構建為天皇制的國家機制。 津田左右吉之所以對明治維新與這一維新的實行者所構建的國家抱有極強的不適感，原因正在於此。 正如津田所說，“王政復古”是反德川政權的維新推行者高高舉起的政治口號。 用這一口號使其政變正當化。
但是，這一口號也給明治維新這一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深深地刻下了復古主義或曰天皇主義的印記。 此後日本固然一步步整備完善了近代性國家體制，但是天皇製的國家支配原則貫穿其中，最終在昭和年間將日本國民全體捲入天皇製極權主義國家之中。 正是天皇制極權主義使得「總體戰」這一昭和的戰爭成為可能。
“王政復古”的明治維新果真是形成“真正的國民”的近代化改革嗎？ 應該正是這一深刻的懷疑導致津田中斷了寫作《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 他並未在近代日本中發現「真正的國民、國民文學」。
《文學中所見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作者：津田左右吉，出版社：岩波書店， 1978年1月1日。
自明治維新起的日本近代化的另一特徵，是從東洋向西洋的、全面的文明轉換。 在「文明開化」這一口號下，日本不僅試圖改變了國家制度與軍隊，更意圖實現從風俗到學問和文化的西洋化。 明治政府通過國民教育貫徹西洋式近代化（文明化）。 如果說明治日本最迅速地取得了近代化（西洋文明化）的成功，那是因為明治的近代化是具有國家主義性質的變革。 如果要說到明治維新這一近代化變革的成功之處，就不得不提及教育變革的成功。 所謂成功當然是國家的成功。 尤其在教育問題上，必須注意這一點。
日本的近代教育或許在塑造“國民”這一點上是成功的，但是在塑造“公民”這一點上毫無疑問是失敗的。 這裡的“國民”指的是天皇制國家的臣民，“公民”則指的是具有自立性的人民。 與其說是“失敗”，倒不如說“公民”概念與塑造“公民”這一問題意識本身，在近代日本的國家主義教育之中並不存在。 日本的制度性教育即使在二戰以後也沒有認可在 「國民」之外的獨立」自我（私）“的形成。 在日本的教育中，這一“自我（私）”充其量只是意味著“個性”而已。
▌從「作為方法的亞洲」到「作為方法的江戶」。我們需要真正的亞洲“他者”
近年來在日本經常有人談論「明治維新150周年」，對「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史”的重讀也成為潮流。 但這些絕不是對「日本近代」的批判性反思。 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代表性觀點認為，明治維新與明治國家是在面對西洋的近代國民國家的全球化時，迅速做出應對並取得成功的亞洲典型。 這就是迎來「明治維新150周年」的現代日本的近代史專家的代表性觀點。
這一觀點中缺失了「昭和日本的十五年戰爭」及其最終的戰敗，這本來是我們反思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史時無法迴避的前提。 歷史學界對於這一問題的迴避，或許是因為現在日本的政權長期被歷史修正主義者所掌握。 我少年時期經歷了昭和年代的戰爭與最終的戰敗，因此我不會將這一問題置之不理來談論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史。 其實，我認為昭和的十五年戰爭及戰敗就是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化的最終結果。 因此我不會將“王政復古”式的維新，解釋為創造出符合近代“主權”原理的天皇制國家的近代化改革。 我認為正是明治維新這一由軍事政變導致的政權更迭，建立了最終孕育出昭和日本的天皇制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治權力體制。
睦仁在京都禦所內的紫宸殿上，率公家、諸大名及文武百官以“五條誓文”起誓，宣布實行親政，建立以天皇為元首的明治新政府。
我的這一觀點固然與我少年時代的戰爭體驗有關，但是戰爭體驗也孕育了很多持有與我相反的立場，即國家主義立場的人。 據我所知，安倍晉三首相的背後就有多位與我同輩的歷史修正主義論者。
我對日本近代的觀點不僅來源於我的戰爭經歷，也來源於我的思想史方法論。 一言以蔽之，我的思想史方法論是“視點的外部性”，或可稱為“從外部來觀察”。 只要還是從一國主義性質的“從內部來觀察”，就無法將所謂“一國史”相對化，無法對其批判地反思。 我自90年代起開始批判性地重新解讀日本近代史，也就是日本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語言史等。 當時我採取的就是“從外部來觀察”日本近代的方法論立場。 這種立場就是“作為方法的亞洲”、“作為方法的江戶”。 這都是在我的論著《何謂“現代的超克”》（“現代的超克”亦譯作“近代的超克”）與《江戶思想史講義》中建構而來的思想史方法論的概念。
《作為方法的亞洲》，作者：竹內好，出版社：創樹社，1978年。
首先是“作為方法的江戶”，這逆轉了一直以來的從“近代·東京”看“前近代·江戶”的視角。 通過這一視角的逆轉，我指出了存在與明治近代不同的作為“另一個近代”的“江戶”，同時也指出了“明治近代、近代化”的特殊性。 即指出了其極具國家主義性質的近代化的本質，指出了其以天皇制鑄造國民國家的復古性的建構方式，同時也闡明瞭新的明治時代的掌權者自覺地立國建制的意志。
“作為方法的亞洲”一詞，正如我在《何謂“現代的超克”》中所提及的那樣，是竹內好對於“西洋化”日本展開強烈的反省與批判時所使用的詞彙。 竹內指出，他所說的「亞洲」並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個方法，故有此一說。 因此，“作為方法的亞洲”等於“從亞洲來觀察”，這是足以改變日本近代史研究方法論的重要觀點。 竹內好試圖從被日本殖民地化的朝鮮出發、從被日本捲入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中國出發，對日本的近代化歷程進行反思。 我繼承了竹內好的這一方法論，進而加上了“作為方法的江戶”，也就是從江戶時代出發反思日本近代化的方法論。
竹內好（1908-1977），日本文學評論家，中國文學研究家。 畢業於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科，后作為自由職業者專門從事著述活動。 著有《竹內好全集》17卷、《魯迅》、《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現代中國論》、《中國革命的思想》、《新編魯迅雜記》、《作為方法的亞細亞》，其著述對日本學術界產生過巨大影響。
我從《近代知識考古學》以來，出版了十余冊批判近代的書籍，這也是為了與21世紀以來控制了日本政權的歷史修正主義的國家主義論者相對抗。 歷史修正主義者們強調二戰後日本與戰前日本的連續性，而無視這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本質性的斷裂。 強調「明治維新150周年」的言說，其實是慶祝近代日本之連續性的言說。 這並不是從亞洲這一他者出發來觀察，也不是從江戶這一他者出發來學習，而是一國主義式的自以為是的言說。 我一直以來所做的工作就是與此相對抗。
《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與知識人》，作者：子安宣邦，譯者：趙京華，出版者：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4月。
我現在回顧自己的思想史研究時逐漸開始產生疑問：無論是「作為方法的亞洲」也好，還是「作為方法的江戶」也好，這些方法論概念在21世紀的現在，尤其是在「明治維新150周年」這一表述中所暗示的日本的自我中心主義逐漸增強的時代，是否還是一個足夠有效的概念？ 而「亞洲」與「江戶」又是否足以為我們提供觀察近代日本時所必需的外部視角？
例如，「從中國觀察」這一視角，已經容易被誤以為大國主義思潮，而“從韓國觀察”則與民族主義的對抗難分難解。 如今，由這一切所構成的「亞洲」已經不足以成為一個批判性的方法論概念。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不僅能夠用於觀察日本，同樣也能夠觀察中國與韓國的、作為真正的外部性他者的“亞洲”。
“作為方法的江戶”這一理論也需要進一步深化。 被批判性觀察的“近代”，與被批判性觀察的“江戶”，都有必要以與現代的我們的生死之根本相關的形式，進一步深化其意義。 我現在在深化「作為方法的江戶」的同時，提出的問題是：「現在等待我們的只是孤獨死，但這種死亡方式，不，這種生存方式是正確的嗎？ ”
但是，這一方面的工作我也才剛剛開始，然而對於我來說未免太晚，我的年齡（86歲）也讓我很難完成這些工作了。 因此，我深切希望在座的諸位青年人能夠理解我所說的內容，藉由諸位之手讓這一工作得以進一步推進與深化，這也是我本次講座希望達到的目的。 謝謝大家，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說明：* 本文為2019年5月25日子安宣邦在北京大學進行的演講《 “日本近代化”再考》，演講出自5月25-26日舉辦的“黉門對話”專家主題論壇“傳統與變革：轉型期的東亞社會”。 摘譯：李原榛、梁曉奕。 轉載自三聯學術通訊。 來源：新京報APP文化頻道 新京報記者：董牧孜。
作者簡介
子安宣邦，（1933年-）。 畢業於東京大學，大阪大學名譽教授，著名日本思想史學者，曾任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 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對江戶時代以來的日本思想史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在學界廣有影響。 他與丸山真男、竹內好、溝口雄三等日本著名學者的深入對話，也為我們理解日本、中國乃至東亞的現代歷史提供了極有啟發性的視角。 子安致力於向普通日本市民圍繞現實和歷史問題進行宣講，多年不輟，86歲高齡時，仍每月三次堅持進行義務的市民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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