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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一輯，原標題為“郭沫若和秦始皇”
有人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立予駁斥：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讀中學的時候，我最崇拜的人是郭沫若。我崇拜他的詩，烈火一樣燃燒的句子、大海一樣翻滾的激情，狂奔的天狗、涅槃的鳳凰，無不令我心馳神往。我崇拜他的戲，燕市擊築的高漸離、竊符救趙的如姬、捨身殉師的嬋娟，個個使我如醉如癡。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郭沫若就是中國的拜倫、莎士比亞。
七十年代：終於沒邁過這道坎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歷次運動中，郭沫若始終是以革命者的身份過關斬將、高歌猛進，風頭之勁，文藝界、學術界罕見其匹。文革初起時，郭沫若雖曾一度驚慌失措，發表過驚世駭俗的“燒書”高論，但因為有“要保護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還是有驚無險。然而，七十年代風雲突變，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變得岌岌可危，禍根仍然是秦始皇。
原來，林彪反黨集團反對毛主席，手段之一就是罵毛主席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紀要》中，他們惡毒攻擊毛主席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並高呼“打倒當代的秦始皇”。耐人尋味的是，八大二次會議上那位插話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分明的右派言論，主持批林整風的總理卻放了過去，一個勁兒地批極左，毛主席自然不滿。1973年7月4日，他召見王洪文、張春橋，先對外交工作發了通牢騷，話鋒一轉就談到了郭沫若：
郭老在《十批判書》裡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這次不單是秦始皇了，連提倡人本主義的呂不韋丞相也被拉了出來。主席還寫了首打油詩調侃郭沫若：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別看是打油詩，分量卻字字千鈞。“名曰共產黨”，就在19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吳晗、翦伯贊時說：“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吳、翦的下場歷歷在目，屍骨未寒呐，現在輪到郭沫若了。
8月5日，毛主席又召見江青，讓她手記七律一首，題目是《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文革”開始後，毛主席七年沒寫詩，第一次寫，竟是這樣一首，郭沫若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風聲越來越緊。9月23日，毛主席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寫道：
他（毛）突然問我是否見過“懂德語”的郭沫若，雖然在此之前“懂德語”並不是同我見面的前提。當我說還從未見過這位先生時，毛澤東說：“他是尊孔派，但現在是我們的中央委員。”（基辛格《動亂年代》）
該來的終於還是來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屬機關召開上萬人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兩次把郭沫若叫起來，宣讀毛主席的兩首批郭詩篇。一位與會者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郭老那天也去了，帶著病，低著頭坐在那裡。江青會上發言問：“郭老來了沒有？”郭老站起來說：“到。”（《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
已屆82歲高齡的郭沫若，以帶病之軀，在大庭廣眾之下站起來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齒冷心寒。尤其讓郭沫若揪心的是，運動下一步如何發展尚難逆料，所以會後他體溫驟然上升，突發肺炎，住進了醫院。
聽說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醫院探視，順便向病家索要《讀〈隨園詩話〉劄記》。郭沫若的書。主席那裡大字本小字本應有盡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書》，就是專門排印的大字本。要看書，何至於向郭老要？這其實是給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藥。果然，郭沫若的病軀很快轉危為安了。想不到拯救郭老於危難者，依然是秦始皇。
幾句題外話
評價秦始皇本來是個學術問題，說好說壞，盡可百家爭鳴。但一些學者時而說壞，時而說好，甚至心裡說壞，口頭說好，就不是學術問題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幾年灌輸形成的思維定式——“為政治服務”。文藝為政治服務，歷史為政治服務……，甚至科學也要為政治服務。大躍進時，一位大科學家提供畝產萬斤的科學依據，已經成了對此思維定式的絕妙諷刺。
更其荒唐的是，“為政治服務”又進一步演變成“為政治家服務”。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窮盡一切科學真理嗎？各學科都唯政治家的馬首是瞻，學術的創造性也就被一筆勾銷了。
產階級的時候，怎麼能寫被李自成殺死的李岩？想寫的不能寫，為了“為政治服務”，郭沫若卻寫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識份子蔡文姬。服務是服務了，可無產階級政治家們卻不領情。羅點點寫了這樣一件事：（《蔡文姬》散戲之後）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人都笑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回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裡……。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紅色家族檔案》）
一個天才的戲劇家，淪落成連小孩子都譏笑的弄臣，實在是時代的悲劇。如果郭沫若寫的是李岩和紅娘子，我想將軍們是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還念念不忘地想寫李岩。
其實，對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郭沫若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李白與杜甫》中寫道：“李白的值得譏評處是在他一面在譏刺別人趨炎附勢，而卻忘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附勢。”李白“其實不過是御用文人的幫閒獻技而已。”
這哪裡是在寫李白？這分明是在寫他自己！
(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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