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8/21
▍現代科學的要素
1. “形而上”思維
i. 中國科技缺乏“形而上”的思維
ii. 基督教鼓勵“形而上”思維
a. 基督教本身就是“形而上”
b. 基督教是最廣泛的“一神論”
c. 基督教選擇擁抱理性主義
2. 事實與真理
i. 真實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ii. 基督教推崇真實
3. 學術原則高過任何人
i. 西方學術界的特點
ii. 西方學術界脫胎於基督教
iii. 中國人心中的王權，阻礙科學發展
a. 權力干擾學術
b. 學術原則不彰
在西歐文藝復興時期誕生的現代科學，繼承了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古典科學知識，但二者有巨大和明顯的區別。當今世界，人們普遍極端尊重科學，因為現代科學非常強大。被科學界認可的結論，即使人們以前聞所未聞，也幾乎沒有例外地、在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中變成現實。比如，美國科學家在1944年發現了鏈黴素，於是千百年來一直施虐世界的肺結核就突然不再那麼可怕了。現代科學內部高度一致，內容廣泛而精准，對社會的作用巨大，所以人們才推崇它、信任它。
古典科學遠非如此。它既包括一些正確的觀念，也包括很多錯誤和荒唐的內容。比如亞里斯多德認為重物比輕物下落快、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牙齒等。畢達哥拉斯認為數字4代表“正義”、數字5代表“婚姻”等。很容易理解，一套同時包含正確和錯誤觀念的思想體系，肯定內部不統一。如果被用在現實中，它肯定會導致錯誤。所以社會大眾不可能全盤接受它，也不敢信任它。古典科學遠遠沒有現代科學強有力，對社會的作用也遠比後者小。從這個意義講，現代科學並不是古典科學的簡單進化，而是跳躍性的革命。本文關注的是現代科學。
與中國傳統學術相比，現代科學的特點就更明顯，但中國知識界經常視而不見，所以討論不足、理解偏駁。這節將挑選現代科學的三個要素，探討它們的作用和歷史淵源。其中兩個是思想特徵，另外一個是科學家需要的言行和決策方式。這三點都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個缺失，現代科學就不可能健康發展。
- 現代科學不但探索現象背後的規律，而且探求規律背後更深、更廣的規律。它無盡地追求理論的統一和完美。
- 現代科學以真實和理性為準則，永不停歇地探索世界。
- 學術界內部的意見表達與決策，必須以科學精神為原則。這個精神的權威超過任何人的權威。科學精神包括真實、誠實、理性等。
本節對比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怎樣對待現代科學的這三個特點。審視歷史，不難發現基督教催生和培育了現代科學的這些基本要素，而儒家思想與現代科學有內在的衝突。
1. “形而上”思維
現代科學與中國傳統科技的最明顯區別，就是前者有非常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的內部邏輯嚴謹，理論統一，層次分明。對外適用範圍廣泛。牛頓的物體運動學就是例子。它把世間萬物的運動，都歸納成簡單的三個基本定律。其他領域的專家又可以根據這三個定律，發展出在土木建設、槍炮彈道研究、天體運轉，等等各個分支領域的理論，形成專業體系。而在中國傳統科技裡，卻找不到這樣的理論體系。比如作為中國古代科技的代表，北宋李誡編寫的《營造法式》，實際上更像一本建築實用手冊。書中規範了多種建築做法，卻基本沒有抽象的概念、定律、理論體系等。中國古代科技，一直沒有發展出嚴密而抽象的理論框架。
現代科學的精深理論，從來不是輕易得來的。以物體運動學為例，亞里斯多德認為，“力保持物體運動”，似乎解釋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現象。十四世紀時，人們開始知道空氣阻力和摩擦力的存在，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不再讓人滿意。於是法國神職學者布裡丹發明了“衝力理論”。他認為，物體被推動後，“衝力”傳到物體中，所以物體運動，但阻力會慢慢抵消衝力，所以物體最終停止。衝力理論還是認為，力是保持物體運動的原因，但可以解釋各種阻力的作用，比亞里斯多德更進一步。17世紀初，伽利略意識到，力改變物體運動的速度，但保持速度並不需要力。笛卡爾提出，“如果沒有力，物體保持運動”和“如果沒有力，物體沿直線運動”兩個結論。人類開始懂得，力不是運動的原因。17世紀末，牛頓陸續提出了他的三大運動定理。於是，大家熟悉的牛頓運動理論才成型。從布裡丹到牛頓，歷時近400年。這期間，很多學者提出過各種各樣的相關理論和想法，這裡只列出其中最出名的幾個。那麼多極端聰明的人，耗盡一生的精力，跨時空相互深入交流，鑽研遠離現實、非常抽象的物體運動理論，才使它的邏輯越來越嚴密、潛在適用範圍越來越廣。
但科學並沒有停留在牛頓體系。二十世紀初，人們發現牛頓的理論不適用於接近光速運動的物體，於是愛因斯坦發現了狹義與廣義相對論，超越了牛頓。但不久後，人們又發現，在極端微小的原子內，相對論不適用，於是普朗克和玻爾等人又提出全新的量子理論。但量子場論和相對論不相容，於是物理學家們正在努力研究“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希望概括相對論與量子場論。現代科學不懈地追求邏輯上最基本、涵蓋最廣、表述最簡潔的極致理論。這種追求永無盡頭。
中國科技史界討論中國與西方科學發展的差別時，經常強調現代科學與實踐的緊密聯繫，卻嚴重忽視現代科學對理論精深的追求。但東西方的先哲們早就懂得，人要理解世界，就必需追求極致的理論或思想框架。最著名的是亞里斯多德在西元前四世紀撰寫的名著《形而上學》（Metaphysics）。簡單地講，他在書中論述了思想理論的體系與層次。“形而上”就是指在研究世界時，追求最根本的理論。有意思的是，亞里斯多德把他的這種“哲學的哲學(First Philosophy)”也叫做“神學”(Theology)。他認為宇宙運動的第一推力來自神，人理性地深究世界，到了極致，就會需要神，發現神。
中國遠古的《周易》說，“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就是說，思想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分。人的思考由抽象到現實，就會想到具體的事，這種思維方式叫“形而下”。人的思考由具體到抽象，就會想到道理和規律，就是“形而上”。《周易》把世上萬物都歸結成陰陽，就是一種“形而上”的思維，雖然這種歸納比較粗淺，思想水準遠低於現代科學。近代的中國學者，把亞里斯多德的Metaphysics翻譯成“形而上學”，真是神來之筆。
i.中國科技缺乏“形而上”的思維
既然中國古人那麼早就懂得“形而上”思維，為什麼中國後來的科技發展會在這方面如此落後？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從最開始就是這樣設計的。漢以降的2000多年裡，儒家是唯一的官方學說。它明確規定，“忠”是個人思想上的最高原則，“治”是社會理想的最高目標。通俗講，忠，就是人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皇帝；治，就是天下的老百姓服帖，讓皇帝省心。為了這種意識形態不受挑戰，就要斬斷國人的“形而上”思維，因為形而上思維的本質，就是個人自主探尋最高目標與原則。儒家懂得，如果人們自主思維，得到的結論一般不會是“忠”與“治”。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儒家還沒有成為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時，孔子的傳人荀子在《天論》中寫到，“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大意是，聰明的人懂得什麼不應該想…懂得大地，目的就是安排農事，（不要想得比這更多更深了）…懂得大道理，就是為了“治”，大事留給政府管，個人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天論》還說，“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意思就是“最聰明的人懂得不尋求知道天道”。這樣的指導思想，要求個人不要想得多、不要想得深，自然阻礙任何思想探索，尤其是形而上的思維。儒家哲人阻止老百姓深入思考的根本原因，其實說出來也很簡單。“忠”與“治”，都是從一人一姓的角度看世界，是為了一人一姓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們沒有限制地深入思考，誰又會自然想到把自己和民族的全部所有，去貢獻給那個指定的一人一姓呢？
思想控制，當然不會只有勸說，還要有嚴厲的刑罰。儒家大師們很早就懂得這點。戰國時期成文的儒家經典《禮記 王制》中說，“析言破律，… 執左道以亂政，殺… 言偽而辯，殺… 假於鬼神…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大意是，深入分析、違反規矩的人，… 思想不服帖的人，… 言論違規又要辯解的人，談論鬼神迷惑大眾的人，…要殺掉。… 對上述這些人，一律正法，不允許他們申辯。這個嚴酷的策略，不只是說說而已。後來的歷代政府都付諸實施。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漢律》中就規定了“執左道”、“造畜蠱毒”、“造厭魅”、“妖言妖書”等有關言論和思想的罪名，並以“左道”之名殺過很多違背儒家經典的人。隋唐時期，就把“不道”罪列為“十惡”之一。《大明律》中又規定了“師巫邪術”的罪名，滅殺了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左道異端。清朝《大清律例》中也規定“邪教惑眾，照律治罪”。現代中國又有了林昭、遇羅克等人因思想言論被殺。
試想，假如布裡丹、笛卡爾、牛頓等人，當年生活在中國。他們都否定了古代聖賢亞里斯多德，當然也不會遵循儒家經典，所以就是“析言破律”。他們要畢生鑽研，提出各種學術假說，其中絕大部分是不對的，也沒有實際用處，當然就是“左道”和“言偽而辯”。這幾位又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研究科學的最高目的是接近神。為了科學，他們形成了跨國界、跨世紀的“物體運動學界”，隔時空交流，並把新見解發佈給社會，所以也是“假於鬼神…以疑眾”。如果在中國，他們早就被殺了。
過去2000多年裡，中國朝代更迭，但儒家意識形態一脈相承，所以敢於思考的中國人被殘酷淘汰。沒有被社會拋棄的人，早就習慣了自我限制思想，主動砍斷自己的形而上思維。比如，明朝時基督教傳教士利瑪竇與徐光啟聯合翻譯了古希臘歐幾裡得的名著《幾何原本》。但這部人類歷史上的數學經典，並沒有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引起多大反響。當時的讀書人，都被訓練成了口中念著“忠”與“治”，心裡想著科舉和做官的儒生。他們讀書一輩子，不是憧憬思想，而是為了做官。無論《幾何原本》裡面的思想多麼偉大、多麼充滿智慧，他們也不感興趣。現在有人認為，現代科學誕生在西歐，是因為西歐人得到了古希臘與羅馬的古典科學與哲學知識。科學沒有在同時代的中國誕生，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得到這些知識。這種觀點試圖為儒家對思想的鉗制開脫責任，明顯不對。看看《幾何原本》翻譯版在中國的遭遇就懂了，即使當年中國人得到古希臘經典，也會丟在一邊，不予理睬。
圖5：中文版《幾何原本》中的插圖。圖中是利瑪竇和徐光啟。原書由歐幾裡得寫於西元前300年左右。利瑪竇和徐光啟於1607年從拉丁文版翻譯成中文。
ii. 基督教鼓勵“形而上”思維
a. 基督教本身就是“形而上”
為什麼基督教文化圈裡，現代科學在“形而上”方面做得這麼好？因為基督教不但允許，而且強烈鼓勵、要求教徒們有“形而上”思維。基督教思想體系，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形而上”模式。《舊約》把神的要求化作詳細可操作的律法條文。而之後幾千年裡，信徒們在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運用律法應對。經歷過房屋過戶、財產繼承等民事法律程式的朋友們應該有體會，利用法律條款，就是把具體的情況與行為概念化、抽象化，然後與條文鍥合，這就是一種“形而上”思維。《舊約》的信徒們也一樣。千百年裡，他們大量運用律法，於是全民練習、實踐了“形而上”思維方式。另外，幾千年來，傳統猶太人對孩子的教育，主要內容就是律法。孩子們從小在課堂上學習什麼樣的具體行為適用於哪一條律法、以及背後的道理和原因，也就訓練和培養了“形而上”的思維能力。
在耶穌之前，摩西律法已經成長和成熟，發展出規模宏大、體系完整的《猶太法典》。通過一千多年的實踐，人們更深刻地理解了律法和律法背後的精神。於是耶穌在律法的基礎上創新，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他歸納了律法背後的公平，正義，真理，希望等原則，又在這些原則之後，看到了更深的精神，就是愛。耶穌把律法一步步深入歸納，最後總結成“愛”，就是形而上的過程。耶穌認為，這些原則和精神，比律法本身更重要。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環境的變化，具體的律法會失效，但這些原則和精神不會。於是基督教就誕生了。在基督教裡，“神就是愛”。從《舊約》到《新約》，神，從律法背後的擬人形象，昇華成了“精神”。從而，基督教比猶太教更進一步，完成了徹底的“形而上”過程。
關於耶穌代表的、對猶太教的信仰革命，一個通俗易懂的解讀，就是首演於1597年、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創作的《威尼斯商人》。其中的高利貸商人夏洛克，代表只接受《舊約》、不接受體現耶穌精神的《新約》、死守法律條文的猶太教徒。而劇中其他主要角色都是基督徒，每個人心中都有愛，包括愛情、友愛、仁愛等。男主角巴薩尼奧愛著女主角波西亞。第二男主角安東尼奧出於友愛，為了幫助男主角追求女主角，向夏洛克借高利貸，簽了合同，如果違約，願意陪一磅自己的肉。後來安東尼奧違約，夏洛克堅持按照合同、要割安東尼奧身上的一磅肉。生硬地按條文行為，雖然合法，卻是何等野蠻！劇中的基督徒們像耶穌一樣，並沒有拋棄合同，因為合同有正當性，但也沒有簡單地順從合同的文字，因為那樣太殘忍。於是在愛的驅使下，他們運用智慧，提出合同沒有寫安東尼奧需要流血，所以夏洛克割安東尼奧肉時，不許流血。夏洛克做不到，只能放棄。最後，好人皆大歡喜。夏洛克在形勢壓力與內心羞愧的驅使下，只得屈服，拋棄猶太教信仰，皈依基督教。
《威尼斯商人》的中心思想直截了當，就是對比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在現實中的不同，歌頌耶穌精神的偉大。一千多年來，基督教信仰是西歐社會裡占絕對優勢的核心價值體系。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處於宗教改革的後期。人們為基督教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爭論而打戰、流血、廢黯和樹立國王、分裂和統一國家等，所以整個社會，從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極端重視基督教思想。莎士比亞戲劇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作品，當然旗幟鮮明地歌頌耶穌的精神。其主題突出的程度類似於中國的“樣板戲”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
但是，從小到大我沒有遇到過一個中國人讀懂《威尼斯商人》的這個簡單主題。這部戲是近代中國引進的第一個莎劇，已經以各種藝術形式在國內上演了一百多年。億萬的中國孩子在中學語文課本裡學習過它。記得我上中學時，老師就說，“這部劇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早期，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的矛盾”。為了寫這篇文章，我還特地查了《無憂無慮中學語文網》。現在國內學校還在教導孩子說，這部劇“反映了英國封建制度解體、資本主義興起時期的社會矛盾，提倡個性解放和婚姻自主，反對封建束縛和神權桎梏”。這樣的總結真是混亂、荒謬。愚民手段可以這樣幾十年如一。想到它的效果之廣泛和徹底，讓人不禁歎息！
b. 基督教是最廣泛的“一神論”
猶太教只有一個神，就是猶太各部落都只崇拜耶和華，認為他是全能、全智的，所以猶太教的內部是“一神論”。但猶太教認為，耶和華是猶太人的神，隱含著其他民族有其他神。所以在猶太教的世界觀裡，世界還是“多神”的。基督教不同。耶穌說，“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all nations（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全世界，對所有民族的人民作見證）”[1]。基督教把猶太教的神“形而上”，涵蓋全世界所有人民，所以基督教是最廣泛的“一神論”。
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嚴肅思考過宗教，不體會“一神論”與“多神論”的深刻區別，所以我用一個中國人身邊的例子來解釋。很多中國家庭崇拜祖先，張家祭拜張氏先人、李家崇尚李姓始祖。每個家族只崇拜自己的祖先，但不同的家族拜不同的祖先，所以中國社會是“多神”的。大部分多神論都類似。古典時代的希臘和羅馬，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保護神，於是整個社會就是多神的。比如雅典城的神是雅典娜，德爾斐城的神是阿波羅，於是古希臘就是多神的。如果你深入地想想，張家和李家祭拜自己的祖先，都主要強調祖先體現的“忠、孝、信、義”等精神。而祖先們的個人特徵，比如長相、姓名、生活年代、具體事蹟、社會地位等，在他們在世和死去不久時也許很重要，但隨著年代的久遠，對後代的意義就越來越小了。千百年之後的今天，張家和李家祭拜祖先的內容，主要都是注重精神，而目的也都是給家庭帶來“和睦、財富、好運”等。但大部分人看不清不同家庭拜祖的本質相似，而片面強調家族間的界限。張家人決不會祭拜李家先人，反過來也一樣。崇拜物件的不同，經常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鴻溝。比如在邊遠地區，家族意識占社會主導，不同家族的人視彼此為“非我族類”，家族之間的矛盾可以非常激烈。
祖先崇拜屬於低層次的宗教。目前世界上的幾大主要宗教都較之有長足進步。以基督教思想看祖先崇拜，結論有二。首先，張家人和李家人都自以為在崇拜一個年代久遠的具體的人，但如果他們運用智慧、深入思考，就會發現，他們應該崇拜的，是那個人代表的精神。而那個祖先的個人特徵，對於後代並不重要，也不值得後人崇拜。所以，《聖經 新約》獨具洞察力地說，“God is spirit(神是精神)”[2]。基督教要人崇拜的神，並不是一位住在天上的白鬍子老頭，而是一種精神。第二，張家和李家拜祖，推崇的精神經常很相像。耶穌斷言，不但張家人和李家人，其實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應當追求同一個終極精神，就是愛。愛就是基督教的神。這就是基督教覆蓋所有人的最廣泛的一神論。人與人之間有很多不同，但在基督教的神面前，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他們之間都是兄弟姐妹，無論種族、性別、階級、疾病或健康、富有或貧窮等。
基督教的最廣泛的一神論，在現代科學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大部分中國人忽視，完全不理解。我再用一個直觀的例子來解釋。假如你是中國的電工專業的科技人員，在工作中大量利用偏微分方程。如果美國的一位數學家突破了偏微分方程領域的一個重要難題，你馬上就會就認為這個新結論可以被用在你的專業裡，即使你根本不認識那位元美國數學家，即使他一點也不懂電工專業，即使你也不怎麼懂他的數學，即使美國和中國在鬧矛盾。在現代科學中，這種不同領域、不同國家、不相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信任，司空見慣，是現代科學生存、和發揮社會作用的關鍵基礎。
現代科學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數學、科學、和科技體系內的這種廣泛信任，在基督教主導科學以前，在任何古代社會裡都不存在。比如，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天才地發現了很多數學與科學結論，但他與他的追隨者們形成了一個秘密的學派，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密宗。在這個學派內部，學者們能夠互相信任，互相接受彼此的學術結論。但他們不對外傳授自己的發現，也不輕易接受學派以外的學者的思想。這樣壁壘高築，當然就不可能有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學者之間的廣泛交流和信任。
古典時代的學術思想統一，經常只在學派內部，依靠學派領袖的思想的協調一致。比如在畢達哥拉斯學派內部，大家都追隨他。而他確保自己的各個想法之間的相容，於是學派內的學者們才可能相互交流、借鑒、和信任。但學派之間就沒有這樣的關係了。這就如同中國的儒家內部、或道家內部，學者們可能大致相互借鑒，但儒、道之間就很難做到。文藝復興時期在西歐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都是由基督教會主導，其後果有二。第一，因為基督教是最廣泛的一神論，它的神適用於所有事項和所有人，所以基督教會為了理解神，就有必要主持研究學術的所有領域。第二，早期的基督教科學家們，都認為自己最終追隨神，而不再像古典時代的學者那樣追隨某個學派領袖。於是，在整個基督教文化圈內，所有科學家們都有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礎，不論是什麼背景、或在任何領域，這個基礎就是神。
再後來，現代科學繼續成長，愈發強大，形成了現代科學精神，並且帶動了整個西方世界從軍事、到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興盛，使得基督教文化之外的人，即使繼續拒絕基督教，也覬覦現代科學的功能，不得不努力接受植根于基督教的現代科學精神，雖然到現在為止，世界上不信仰基督教的各個民族，對現代科學的接受和崇尚程度，還遠遜于基督教文化圈。總之，從基督教信仰生長出來的現代科學精神在全世界的傳播和被接受，使得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相識的科學家之間能夠相互信任和交流。
耶穌之前，畢達哥拉斯認為，自己的數學理論的終極是一個神。類似地，亞里斯多德也認為，自己的宇宙模型的最終推手是一個神。但他們都沒有看懂，自己的神與其他學派的神，本質上是一樣的。摩西和大衛認識了耶和華，但以為它只是猶太人的神，沒有看懂它也可以是其他民族的神。在中國，孔子和孟子對神敬而遠之，以為帝王才是世界與人心的主宰。只有耶穌第一個看懂了，掌管人心和世界的神是一種精神。世界上所有的人，無論是猶太人、阿拉伯人、羅馬人，無論膚色、地位、財富、性別等，本質上都是一家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c. 基督教選擇擁抱理性主義
歷史上，基督教比較順利地接受了古典理性主義，包括形而上學。西元四世紀末，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不久，中國人熟悉的《懺悔錄》作者，古羅馬的偉大哲學家，基督徒聖.奥古斯丁（354－430年），就明確反對教條主義地理解《聖經》，尤其反對完全按字面理解《創世記》。他的思想對後來的神學和哲學都有很大影響。大約一千年以後，到了中世紀中後期，西歐重新發現古典知識體系，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於是古希臘理性哲學回歸。信仰和理性，看起來將有矛盾。這時，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聖多瑪斯·阿奎那（1225 – 1274年），登上了歷史舞臺。他的著作對哲學和神學的貢獻都很多。通俗講，他在神學的高度，把理性納入了基督教正統思想。他認為“神有理性”（Reason is found in God），“任何能使人類認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神給的”[3]。也就是說，基督徒可以盡情地擁抱理性、探索科學，而不用擔心因此違逆神。羅馬教廷勇敢和無私地接受了阿奎那的理論，意味著教廷將接受符合真實與理性的新觀點，隨時準備修改舊教義。
普通教徒或教會，不需要阿奎那的理論，只跟隨《聖經》的直白表述，就接受了理性思維。比如《舊約 以賽亞書》裡就有“神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4]。神要人們思考，組織觀點和語言，與他辯論，就如同一位睿智的父親，激發孩子有自己的觀點，然後鼓勵他表達出來。因為通過這樣的交流，孩子可以成長，理解更多的道理。基督教會的主流認為，人思考，理性探索，就是在與神交流，可以更好地接近神。教廷在阿奎那之前也包容和資助過理性知識的傳播與探索，比如在卡洛林復興時期，教會建立學校，支持學術探討。自阿奎那以後，教廷的思路就更清晰，努力就更大。實際上，從中世紀到現在，西歐神職知識份子們，以及一般的大眾，都認為人要讀好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真實的“自然”。主流基督教思想是，兩本書都是神給人的，它們不可能有矛盾[5]。
文藝復興時期，西歐社會從教皇到普通教徒，早已摒棄了教條主義地理解《聖經》，並全面接受了理性主義。亞里斯多德被教廷和社會大眾同時尊為哲學和科學權威。基督徒們認為，古典知識是先哲們讀神的第二本書“自然”時獲得的真知灼見，也是神給人的，基督徒當然應該學習和利用。基督教中的思想精英們懂得，要向耶穌學習，用智慧和勇氣探索世界，跳出《聖經》狹隘的字面意義，全力追求和理解文字背後更深更廣的精神。如此思想自由的氛圍，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性的科學巨匠，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維薩里、達芬奇等。伽利略在1615年寫給美第奇大公夫人的信，深入解釋了自己的科學研究背後的思想，後來成為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他在信中說，聖經的閱讀者經常犯的一個嚴重錯誤就是“停留在聖經的字面意思，而不深入理解。”[6]
在中世紀後期的西歐，理性主義與基督教合流，強烈地推動了基督徒科學家們的“形而上”思維。以牛頓為例。他一輩子都是狂熱的基督徒，研究科學的最高目的就是理解神。他堅信，在表面上紛繁複雜的宇宙萬象的背後，有一位智慧的主宰。就像一個睿智的人做事情總有大原則，不會雜亂無章，神造的天地，背後一定隱藏著神的智慧和完美[7]。當看到蘋果落地，牛頓不會只研究了“蘋果怎樣下落”就停止，因為這對理解神的幫助太小。如同孩子熱愛遠方的父親，得到父親的一封信後，孩子不會只注意信的一部分、或字面意思，而一定會通讀全信，努力從字裡行間揣摩父親的目的、心情、狀況等。孩子的目的不只是理解這封信，而是理解信背後的父親。牛頓就是這樣的孩子，他愛的父親就是神。他要以理性主義為手段，在具體的科學規律中找到背後統一的規律。牛頓把這種終極規律看作神的意志，所以非常重視。追尋終極規律，就是他研究科學的目的。
《新約 羅馬書》說，“（對神的）盼望不會讓我們失望”[8]。對神的信念沒有讓牛頓失望。他從蘋果落地的狹隘現象開始，“形而上”地追溯，發現了適用於宇宙所有物體的“萬有引力”理論。當時西歐幾乎所有的科學家，比如笛卡爾、伽利略、布裡丹等，都和牛頓類似，都認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然後才是科學家。對耶穌的追隨是他們科學研究的原動力，他們因之碩果累累，對神的盼望也沒有讓他們失望。如耶穌所說，“我就是道路、真理…”[9]，這些科學家的信仰讓他們的科學探索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最終獲得了重要發現。
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在基督教信仰的引領下，革命性的科學發展層出不窮，人的思想和社會本身都因此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很多中國人猜測，這些顛覆性的、讓人應接不暇的科學新發現，很可能會摧毀有幾千年歷史的對耶和華的信仰。但事實並非如此。科學的快速發展確實衝擊過一些基督教傳統，但這些傳統都是關於人的、並非對神的信仰。幾百年以來的科學進步並沒有否定宇宙的萬物背後有一位智慧的造物主，所以教廷認為，“在基督教信仰與理性之間，不會有真正的衝突…每項科學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學方法和倫理，就不會與基督教信仰有矛盾”[10]。
回顧中國科技，比如北宋的《營造法式》，它的編制人員的目的就是“造房子”。從他們的角度看，探究建築方法背後的物理或幾何理論，沒有什麼意義。再比如中國古代的數學高峰，漢代的《九章算術》，目的也只是服務實際生產生活中的應用算術問題。它採用問答形式，直接明瞭。而更深的抽象數學概念、定理、或理論框架，對於它的目的，完全是多餘和累贅。歷朝歷代、各個領域的中國科技人員都類似。他們沒有神的概念，所以不覺得“各種實用規律背後一定有更深的規律”，也不覺得“終極規律是神聖的，我要追求它”。在古代儒家科技人員的心目中，他們的科技只有外在的“用途”而沒有內在的“意義”，所以他們沒有理由或動力做“形而上”思考。他們就沒有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中國的科技水準就徘徊不前上千年，現代科學也就沒有誕生在中國。
2. 事實與真理
對於現代人，尤其是科技學人，真實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們一般覺得，日常說話都應該真實，思想和理論就更應該了。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把真實作為判斷言語和思想的標準，遠不是人的天性。比如亞里斯多德就認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牙齒。難道這麼偉大的哲人，在作此定論前，就不能請太太張開嘴，數一數她有幾顆牙？中華傳統文化，也一直沒有這個觀念。比如商人用甲骨占卜，周人用蓍草筮卦。試想，兩個商朝將軍，大敵當前而有不同意見時，就用火燒龜甲骨，然後看甲骨裂紋的形狀，來決定採取誰的意見，真實何在？邏輯何在？再比如，在中華文明成熟的晚清，在最高政治殿堂上，談論關於國家最重要的國防問題，最懂洋務的重臣之一，林則徐，于1839年聯合兩廣總督鄧廷楨聯名給道光帝寫的一道奏摺。原文如下，“夷兵除槍炮外，擊刺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他認為英國士兵的腿腳伸屈不便！而更讓人驚訝的是，一年之後，鴉片戰爭進行期間，他再次上奏，“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僕不能複起，不獨一兵可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11]。他繼續認為英國士兵腿不能彎，摔倒後，不能自行站起。他難道從來沒有想到親自去戰場看看真的英國士兵？區區40年前的1978年，中國國家政治裡最大的事，就是全國討論“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當時不同意見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從最高層到普通老百姓，主流想法是，毛澤東思想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最後，鄧小平用個人權威改變了辯論的大方向。至少到那時，中國還沒有樹立起“理論必須符合真實”的觀念。
i. 真實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大多數中年以上的中國知識份子，其實心裡都很懂得為什麼真話、真實、真理，在中國社會裡不被看重。比如在單位裡，大領導一手遮天，沒有人或規矩能管得了他。他有他的企圖心、利益、和盤算。單位裡的其他人不得不順著他，什麼事都要揣度他的想法，以他的立場為標準，而不能從客觀的角度看。於是，真實就被權力壓制了。從秦漢以降到今天，整個中國的大形勢就和這樣的單位類似。區別是，單位裡的“權力壓制真實”經常屬於潛規則，大家心裡懂，但平時都不說出來。而在國家、民族、和文化層次，它被定為原則、立國之本、憲法等，堂而皇之地要求所有人遵守。在兩千多年的王朝時代，天下是皇帝一家的。國家對所有人的最重要要求，就是忠於皇帝一人一姓。現在，名義上的皇帝沒有了，但社會本質還是類似。在這樣的社會裡，真實經常成為體制的敵人。比如，唐太宗逼父殺兄而得到皇位。他當然不想讓天下人知道，當然就得掩蓋事實。皇權與真實，就這樣天生衝突。皇權成了社會最高原則，真話、真實、真理就必然受壓迫。唐代的儒生們為唐太宗隱諱，歷代儒家還奉他為賢明君王。儒家號稱忠、孝、悌為最高操守，又要推崇唐太宗，為他遮醜，暴露了儒家的虛偽和自相矛盾。
權力越霸道，真實就越不重要。絕對的權力，泯滅真實。這樣的價值觀蔓延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當然也進入了科技領域。比如，讓現代中國人非常驕傲的古代發明，指南針，只是東漢王充在《論衡》中提到，“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原文語焉不詳，缺少技術、製作、和應用的關鍵點。後世也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指南針被廣泛應用過。可能因為馬克思曾經提到它[12]，1950年代郭沫若訪蘇，希望用這種指南針做國禮，“長中國人的臉”。但組織全國之力，還是沒有複製成功。當時的結論是，即使用最好的天然磁石，磁矩也還是太弱，不可能用來指方向[13]。雖然發現做不出來，從那時到現在的幾十年裡，全國每一個學齡孩子還是繼續在教科書中學到它，為的是增加民族自豪感。從當權者角度，讓孩子“增加民族自豪感”，就是為了維護權力。所有上述現象，2000年前文獻記錄的粗略、2000年中少人問經、以及現代人發現不可行後還繼續宣傳，都代表民族心理對科技本身的漠視、和對真實的不在乎。
為了維護、鞏固權力，忽視真實、忽視科技，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例子比比皆是，遠不局限於指南針。比如，清朝康熙帝嚴格限制了火器的研製，造成兩百年後中國被蕞爾小國英國打敗，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害怕漢人掌握火器，威脅皇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從西方傳回來的概念。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首先提出，中國古代有三大發明[14]。近代英國人李約瑟（1900-1995）大肆讚美了四大發明，才引起了中國社會的重視。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在乎過這些古代科技。西方人的肯定，讓當權者覺得政治加分，所以大肆宣揚，但是繼續忽視這些所謂“古代科技”本身，包括不在乎它們是否真實。比如活字印刷術，史料僅見于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歷史上沒有被廣泛採用。近代中國的活字印刷技術來自日本[13]。類似被追捧、但真實性可疑的古代發明還有很多，比如地震儀等。
儒家鼻祖，孔子，提出過一個總原則，“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15]，就是為地位高的人、自己喜歡的好人，遮掩事實。比如孔子在《春秋》裡談“狄入衛”，一筆帶過，語焉不詳。而左丘明的《左傳》記載，北狄滅掉衛國，衛懿公戰死，全國只剩730人[16]。孔子避談這段慘烈的歷史，因為他推崇那時的華夏霸主齊桓公。霸主的最大責任就是保護列國抵禦外敵。衛國被滅，是齊桓公的重大失職。孔子宣揚“王道”，希望樹立“王者無敵”的觀念，就是“真正實行王道的好君主戰無不勝”。他把齊桓公看成這樣的好君主，但後者沒有能保護衛國，所以孔子就掩蓋這段歷史。後代儒家尊孔，不但認同他遮掩事實，還發揚光大，造成中國幾千年來的正史裡假話連篇。儒家之前，中國也有尊重真實的知識份子，比如春秋時代被崔杼連殺三人的齊國史官家族[17]。“獨尊儒術”後，這樣的人就基本沒有了。
儒家的“道”與“天理”經常和事實相矛盾，但儒家從來不像中世紀時的西歐基督徒那樣“以事實和邏輯為武器，公開辯論，讓對的思想自然勝出”，而是“諱事、殺人”。儒家經典《禮記 王制》明確建議，君王應該以思想言論為由殺人[18]。根據《荀子·宥坐篇》、《論衡》、《史記》等的記載，孔子在魯國收徒講學時，有位競爭對手，也是著名學者，名叫少正卯。孔子的三千弟子多次被他大量吸引走，導致孔門“三盈三虛”。後來孔子當官，幾天後就殺了他。學生問孔子為什麼，孔子說少正卯“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孔子的這五大理由，全都屬於言論、思想、和號召力的範疇。通俗地講，孔子覺得，少正卯的學說與自己的不一樣，又有很多門徒和信眾，所以就是威脅，就應該殺。更直接地講，孔子赤裸裸地宣揚，你又聰明又能幹，卻不順從我，就是罪，就要殺你。
東西方的先賢們都看得很透很遠。耶穌和門徒們知道，自己傳播的信仰可與真理共存，“在真理中歡愉”[19]，所以基督教包容和鼓勵人們追求真理。孔子和弟子們也懂，自己的“道”與“天理”不能與“真實”和平共處，所以明確教導後代君王和君王的參謀們要“諱”與“殺”。兩千多年來，這樣的儒術就是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近代以前，中文裡甚至沒有與今天的“真理”相對應的詞。現在的“真理”，主要含義是“符合真實”。而儒家的“道”、“天理”，強調它們的重要和神聖，並沒有“符合真實”的含義。漢語裡“真理”一詞，最早來自佛教，意思是“最純真、最正確的道理”，沒有“符合真實”的含義[20]。《說文解字》講，漢字“真”是“仙人變形而登天也”，意思就是可通鬼神界的人。所以“真理”的字面意思是“從神界來的道理”，與“天理”類似。
ii. 基督教推崇真實
對真實的推崇，是現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關鍵之一。這個原則來自基督教。在商朝人用甲骨占卜決定國家和個人的大事時，摩西就在《十誡》裡告訴猶太人，“不許做偽證”[21]。就是在嚴肅問題上，不允許說假話。這適用於所有場合，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法庭上、教堂裡、和工作中，當然也包括著書立說、發表理論、表達意見、評論別人的觀點，等等。猶太人相信，摩西律法來自神，所有人都要遵守，包括摩西自己和歷代猶太君王。所以，“不許做偽證”，在猶太人心裡和社會裡，都非常重要。
大約在儒學成為中國官方思想時，身在羅馬帝國的耶穌繼承和改革了摩西的信仰。耶穌認為，律法背後有更深層的精神。這些精神比律法更重要，而“真理”就是耶穌推崇的精神之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9]。《新約》又重申，人們“不要相互撒謊”[22]。“你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放棄虛假，並且對你們的鄰居說真實的話”[23]。所以幾千年來，說真話，是對每個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哥白尼、伽利略、維薩里等在現代科學誕生中起關鍵作用的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明知自己的理論和發現會引起與其他教徒、專家、或教廷的矛盾，給自己帶來不便，但還是選擇繼續做、並公之於眾。基督信仰是他們勇敢追求真理的根本原因。
因為耶穌教導大家崇尚真實，所以有幾千年歷史的基督教社會，自然發展出了一整套容忍和鼓勵人們說真話的機制。基督教把精神作為最高原則，與中華文化崇拜皇權的情況有根本不同，所以他們面對很多我們中國人不熟悉的問題。比如，基督徒們發現，即使誠心追求真相和事實，得到它們的過程也經常充滿困難，昂貴、費時，並且結果可能模糊不清。所以他們很早就懂得，追求真相需要程式。於是他們就有了“正當程式”或“程式正義”的初步概念。比如摩西律法裡就已經有多處隱含“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原則，並規定相應的程式保障。《舊約 申命記》裡要求國王也在律法之下，要嚴格按律法辦事[24]；要求要公正地對待弱勢人群，比如外地人、寡婦和孤兒[25]；要求法官要對雙方都不偏袒，只追求公正[26]；要求每個案件有多名證人，要對質，對作假證人要嚴懲[27]，等等。
《舊約》表明，猶太人很早就理解，正確判斷一件事，要讓不同的親歷者，以相互平等的地位，說出從自己角度的觀察，然後由立場中立的局外人整合與評判。這個基本的程式設計，幾千年來被不斷完善，並被廣泛應用到社會的多個領域。在現代法庭上，它被稱作“對抗式訴訟制度”(Adversarial System)，就是對抗的雙方都有各自的代理人和證人，他們每個人都平等地說出自己認為的真相，再由立場中立的陪審團裁決。在政治領域，多黨競爭制的基本原理也是它。不同政黨代表不同視角，而公民整體就是中立的評判人。中世紀時，這個程式在西歐學術界生根開花，發展成一種多觀點理性辯論的模式，叫做“辯證法”(Dialectic)。它在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卡洛林復興時，西歐學術再起。同期，穆斯林多次入侵歐洲，佔領了義大利南部、以及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基督教學者，在穆斯林佔領的地區、或偏僻的愛爾蘭，學到了古希臘和羅馬的古典知識、以及伊斯蘭的文明成就。這些人回到歐洲內地，被稱為“經院派”，類似今天中國的“海歸”。他們輾轉各地，與當地的修士和貴族交流、辯論，這種狀況延續了幾百年。修士們的知識來自《聖經》，而經院派帶來新思想，所以觀點碰撞在所難免。那個時期戰事不斷，人們推崇騎士精神，學術辯論也類似。他們激烈辯論，儀式感強烈，如同騎士交戰，只是武器不是刀劍。這種學術辯論方式，外力不介入、崇尚邏輯和證據、拒絕情感因素、不留情面、直至勝者在旁觀者的心目中自然湧現，就是“辯證法”。現代西方學術界的爭論，還是鼓勵各派發表文章，借助證據與邏輯，不帶人身攻擊，外力不介入，就是這種古老辯證法的變種。而一般中國人頭腦裡的“辯證法”與此不同，是黑格爾初創的哲學分支，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黑格爾用“觀點的交鋒”代替了“學者的交鋒”。
總之，這個《聖經》裡的議事程式---就是立場不同的每一個人，以平等的地位把自己的觀點講出來，然後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由中立的協力廠商裁決---被廣泛應用於基督教社會，卻一直不能在中國生根。比如中國的法院，從古到今，雙方都會試圖用各種外力影響法官，最常見的是找同情自己的高官介入。在學術評審時，總有請評委吃飯、拉關係、送禮等。媒體上的討論，永遠有高層在背後定調。在短暫的北洋政府多黨議會裡，總有人大規模賄賂議員…。同一套程式，在不同社會裡遭遇迥然不同的命運，背後的原因簡單而深刻。它在基督教社會裡盛行，因為人們發現它是最有效的獲得“真實”的辦法，所以覺得它公正，把它稱作“正當程式”，認為實施它就是維護“程式正義”。它在中國不能生根，也是因為這點。一般中國人不崇拜神，心裡沒有“比任何人更重要”的原則。所以他們的最高目的經常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通俗地說，就是希望自己被偏袒。但“真實與公正”不偏袒任何人，所以不受中國人歡迎。尤其是中國的權力者，他們當然也不信神，也是只要自己好，不管別人。他們敏銳地發現，“真實與公正”將侵犯自己的特權，所以就把“真實和公正”踩在腳下，當然也排斥這套來自西方的“正當程式”。
3. 學術原則高過任何人
i. 西方學術界的特點
一次與在國內做教授的朋友討論學術界的現狀，他激憤地說，“學術界應該是最民主的…”。其實這種說法不對，學術界的組織模式不是民主體制。哪個學術觀點對、哪個錯，不應該看支持者人數多寡。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以為學術界應該民主，可能因為他們覺得學術是好的，民主也是好的，所以兩者應該關聯。學術界當然也不應該是獨裁制。比如在國際物理學界，並沒有一個“物理學總書記”或“世界物理中心”這樣的人或組織做最終學術評判。
現代西方學術界採用的是一套崇尚原則的權威體制。這個體制裡的每個人，被要求心裡崇拜同一套學術原則，包括理性、真實、誠實等，而不是任何人或人的組織。假如某個25歲、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推導出一套公式，證明偉大的牛頓“錯了”、以前的所有理論都“錯了”。學術界裡的其他人，被期待以理性、真實、和誠實為原則，嚴格閱讀和理解他的公式。如果發現他的理論有錯誤，就應該誠實地指出。如果他的邏輯和證據都正確，也應該誠實地指出。不應該因為他年輕沒有名聲、或他批評的先哲名聲很大，而忽視、埋沒他。這個例子裡的年輕人就是1905年時的愛因斯坦。他在那年發表了多篇文章，包括狹義相對論，一舉成名。
在發表意見時，學術界裡每個人的權威大小不同，意見的重要性也不同。比如一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過多篇文章的人，比另一個沒有在頂級雜誌上發表過文章的人，擁有更高的權威。所以，學術界內，不是人人平等的，也不應該人人平等。學術權威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比如一個人發表過很多頂級文章，但最近幾年的發表量變少，他的權威也會下降。但是，無論一個人的學術權威有多高，也不如“理性、真實、誠實”等這套學術原則重要。換句話說，非人的學術原則地位最高，任何人的權威次之。這套原則的權威，不依賴某個人或組織，而是來自於人們對它的堅信(faith)。比如在1940年代，量子力學問世不久，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就是堅定的反對者之一。他的名聲當然影響了很多其他學者，但物理學界並沒有因此就摒棄了量子力學，而是對這個新理論的每個結論，都更小心地審評。最後，量子力學還是憑藉自己的理性、邏輯與實驗結果而被物理學界接受。愛因斯坦的學術權威非常高，但沒有學術原則的權威高。
ii. 西方學術界脫胎於基督教
現代學術界的這套“原則的權威高於任何人”的體制，與基督教非常相似。基督教的神就是一種精神或一套原則。基督徒只崇拜心中的神。神高於所有人，所以基督徒永遠把“現實中的權威”與“我心中的權威”分開。前者是人，後者是神。基督徒也尊重握有權柄的人，因為《聖經》要求基督徒“做一個好公民”[28]。但基督徒不崇拜自己的領導、領導的領導、直至教皇或國王。比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等，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都非常尊重羅馬教廷，但知道教皇也只是一個人。所以他們不懼與教廷意見不合，狂熱地追求真理，因為真理是神的精神[9]。
歷史上，西方學術體制的源頭就是基督教。西歐最初的學校和大學，比如著名的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羅馬大學等，都是基督教會設置的。最開始，這些學校主要講授神學，順帶講授哲學。科學在當時被稱為“自然哲學”，屬於哲學。那時的學術界是神學界，就是資深基督徒討論神的圈子，當然依照“神是最高權威，高過任何人”的原則運行。後來科學在學術界內部不斷壯大，其所遵循的組織運行方式，繼承了神學研究的方式，繼續崇拜神對人的指教，比如“真實、誠實、理性”等，只不過不再提“神”的名字而已。比如在科學的幼兒期，科學還是神學的一部分，伽利略在天文學的新發現，就是由神學家貝拉明做學術把關的。貝拉明用神學學術原則裁判伽利略的科學研究，即使按今天的標準看，貝拉明也做得無懈可擊。科學已經從神學與教會中獨立出來，但未來科學的健康發展，毫無疑問地，繼續依賴從基督教裡帶來的這套體制和原則。
iii. 中國人心中的王權，阻礙科學發展
a. 權力干擾學術
1955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後向物理學家錢三強詢問原子物理的問題。毛說，“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還應該是可分的，…”[29] 之後，中國的一些政治嗅覺敏感的科學家，把毛的這段講話稱作“物質無限可分”理論，並利用它在學術界展開政治鬥爭，口號是“批評科學領域的唯心主義”之類，實際是借政治領袖的力量，讓自己在學術界晉身、奪權。在這個過程中，幾位中國物理學家引用毛的思想，把當時世界物理學界已經發現的次原子粒子重新命名為“層子”。然後中國物理學界聲稱，“層子理論”是中國對世界物理發展的巨大貢獻。當然，這個理論只在中國時髦，對世界物理沒有什麼影響。毛死後，它在中國也銷聲匿跡了。
很多人以為，權力干擾科研，只發生在敏感的文科、或重大工程領域，比如三峽大壩是否修建等，而沒有意識到，權力早已滲入中國學術領域的每一個角落，即使與政治毫不沾邊的原子物理也不例外。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現代、也不只在最高層，而是從古到今、在所有層次、所有領域。“干擾”這個詞早已不適用了，因為它隱含著干擾者是外界因素，主體還擁有不受干擾的時候。在中國的學界，幾千年來，權力是常駐的主宰，學術本身倒一直是奴婢。歷史上，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科舉制等，都是權力拔樹尋根式地滅絕學術獨立[30]。絕大部分中國學者，早就習慣了為權力做下人。比如在任何學術會議上，主席臺上的人、最重要的講話人，都不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任何學術出版物、討論、評審、評比等，如果接到上級領導的一個指示，相應的決策、內容、人事等就會改變。現實如此，一些讀書人就借勢取巧，主動邀請權力介入，給自己製造晉升的機會。比如，1952年，年輕的科學家何祚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31]，就是借蘇聯的例子，催促中國的政治新權力介入學術。得手後，他名利雙收，青雲直上。
b. 學術原則不彰
春秋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歐基督徒學者有一些類似。前者內心追隨不管事的周王和“禮、樂”制度，現實中尊重本國的王侯。後者崇拜神，尊重教廷。東西方的學人都把“心中的權威”看得高過“現實中的權威”。這就是為什麼春秋時還有百家爭鳴，還有史官誠實寫史，寧死不屈，像基督徒殉道士一樣勇敢。秦漢以後，社會結構變成金字塔型。每個人都有一個領導，除了皇帝。收入、權力、地位、和內心的忠誠，都指向領導、或領導的領導。中國人“心中的權威”與“現實中的權威”重合，都是王權。於是，沒有人再崇尚看不見、摸不著、也不會給自己帶來好處的思想或原則。絕大部分中國現代學者還是這樣，即使智商很高、留過洋、有過很好的成就，心裡也不存在高過權力的原則。
這樣的社會框架和人心狀態，使得不懂學術的權力常態化地干預學術。而學術人也認同權力的干預，沒有抵抗的能力或願望，造成沒有人堅守“真實、理性、誠實”等學術原則，當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傳播就遇到困難。身處社會各個角落的中國人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比如學生說，“賽先生進不來中國”；專家說，“國家決策缺乏科學精神”；海歸說，“中國在劣幣驅趕良幣”；教授說，“要當院士、就要先做院長或書記”；哲人說，“中國的學術界徹底官場化了”，等等。所有這些現象的本質都是一回事，就是中國社會和學術人，把人的權威看得高於原則，使得真實不能在學術界彰顯，好的科研不能脫穎而出，壞的科研不能被及時淘汰。比如屠呦呦的成就得到了諾貝爾獎，卻一直在國內被忽視。“層子理論”沒有實質內容，卻佔據中國物理界幾十年。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
中國人把權力當信仰、內心缺乏原則的特點，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可能大家都遇到過。比如，一位在國內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曾經問過我，“基督教新教裡，到底誰是權威？我應該聽誰的？”我說沒有統一的權威。他很驚訝，不敢相信，說，“那不就亂了嗎？”我說，“不會，就像世界物理學界裡也沒有統一的權威，不是也沒有亂？”他半信半疑。大多數中國人覺得，如果權力不是金字塔型，人們的信仰不再是皇帝或國家，天下就會大亂。即使上過大學，甚至就在學術界工作，大多數人也沒有意識到，學術界應該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威分離，學術原則高於人的權威。西方學術界這樣運行了近千年，支持了文明的大發展，也沒有“亂”，不是很好嗎！
注釋：
- 《新約 馬太福音》24：14
- 《新約 約翰福音》4：24。
- 阿奎那，《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Question 109. 1265-1274, Retrieved 26 August 2006.
- 《舊約 以賽亞書》1:18 (KJV) Come now, and let us reason together, says the Lord...
拉丁語經文Latin Vulgate: et venite et arguite me dicit Dominus…
拉丁字arguite: Latin, to prove, to argue, to allege - Edited by Ronald L. Numbers,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 Academic Trade 2010, ISBN 9780674057418
- Galileo Galilei: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Tuscany, 1615
- 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1687年 This most beautiful system of the sun, planets, and comets, could only proceed from the counsel and dominion of an intelligent and powerful Being ... All variety of created objects which represent order and life in the universe could happen only by the willful reasoning of its original Creator, whom I call the 'Lord God'...
牛頓，Optics, or, a Treatise of the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Inflexions and Colours of Light, 1704, London, " For it became him who created them to set them in order. And if he did so, it's unphilosophical to seek for any other origin of the world, or to pretend that it might arise out of a chaos by the mere laws of nature” - 《新約 羅馬書》5:2-5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 新約 John 14:6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art One Section One Chapter Three Verse 159: Faith and science: "Though faith is above reason, there can never be any real discrepancy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Since the same God who reveals mysteries and infuses faith has bestowed the light of reason on the human mind, God cannot deny himself, nor can truth ever contradict truth. Consequently, methodical research in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provided it is carried out in a truly scientific manner and does not override moral laws, can never conflict with the faith, because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e things of faith derive from the same God. The humble and persevering investigator of the secrets of nature is being led, as it were, by the hand of God in spite of himself, for it is God, the conserver of all things, who made them what they are."
- http://www.vatican.va/archive/ccc_css/archive/catechism/p1s1c3a1.htm
- 盛文強，“洋人的膝蓋不會彎？”北京晚報，2018年05月18日
- Marx, Kar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Mechanical Workshop. Tool and Machinery".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
- 楊津濤，“教科書談中國古代科技發明，常回避一些東西” 2017，
-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1620
- 《春秋公羊傳·閔西元年》
- 《左傳 狄人伐衛》
-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 《禮記 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蔔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 《新約 哥林多前書》13:6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 《詞源》：真理，佛教指宗教教義，卽所謂最純真的道理。後泛指最正確的道理。
- 《舊約 出埃及記》20:16 You shall not give false testimony against your neighbor.
- 新約Colossians 3:9 Do not lie to each other
- 新約 Ephesians 4:25 Therefore each of you must put off falsehood and speak truthfully to your neighbor, for we are all members of one body.
- 舊約 Deuteronomy 17:14-20
- 舊約 Deuteronomy 16:18
- 舊約 Deuteronomy 19:15-21
- 舊約 Deuteronomy 24:17-18
- 新約 Romans 13:1 (MSG) Be a good citizen….
- 葛能全：《錢三強年譜》，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第115—116頁
-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論》“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
- 關洪，“層子模型前後－關於聲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物理學研究的案例分析”，中山大學物理系 http://www1.ihns.ac.cn/readers/060421.htm
(本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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