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東方歷史評論。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 1 »»»

按照傳統政治史對中蘇關係的講述，1926年和1927年是中蘇關係趨於緊張的時期。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支持國共兩黨1923年建立的聯盟，反對歐洲“帝國主義者”和統治中國北方的軍閥，統一中國。但是國民黨內部分裂為親共和反共兩派，蘇聯領導層內部針對中國革命聯盟的意見也存在分歧：史達林最大的對手托洛茨基對此表示反對。

然而，在莫斯科，這些事情在政治局以外的人們看來沒有那麼複雜。蘇聯公眾在報紙上看到中國革命者反對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便認為一次偉大的勝利就在眼前；1927年3月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進入上海更是證實了這一點。“上海被攻佔！ “《真理報》在頭版頭條大張旗鼓地宣揚道。該報稱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工人結成了勝利聯盟，並宣佈進行總罷工“向國民革命軍致敬”。

伊莉莎白·麥克奎爾（Elizabeth McGuire）在她的新著《一片紅心》（Red at Heart）中認為，此時是中蘇戀情的最高點，年輕的中國學生愛上了俄羅斯，也愛上了革命，兩者也並沒有被明確區分開來；莫斯科的街道的陌生人對他們飛吻。謝爾蓋·特列提亞科夫（Sergei Tretiakov）的新反帝國主義戲劇《怒吼吧，中國！》（Roar, China!）在莫斯科的梅爾霍爾德劇院演出，詩人馬雅科夫斯基寫出“大聲地嚎叫/叫得比耶利哥的號角還要響亮”這樣的詩句，聲援中國革命。

然後災難到來了。蔣介石1927年發動“四·一二”政變，殺害、逮捕了許多人，陷入孤立、被污蔑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轉入地下。這給莫斯科領導的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層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兩者都為中國的革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歐革命的火焰令人失望地熄滅了，中國的革命可能是從那以後他們在世界革命事業上取得的最大成就。從國民黨內部，而非以反對國民黨的方式推動革命的策略是史達林親自制定，蔣介石的舉動讓他遭到了屈辱的挫折。蘇聯公眾感到失望，此次事件證明托洛茨基對史達林的中國策略的批評是正確的。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對莫斯科都感到了幻滅，蘇聯對中國革命也感到幻滅。在莫斯科，一個中國學生幾天前還被盛情款待，“四·一二”事件發生後，他被扔番茄。

««« 2 »»»

麥克奎爾很重視“中蘇戀情”這個說法，她從這個表達的字面意思上去理解：《一片紅心》這本書所寫的主要內容是中國人和俄羅斯人的戀情，他們的孩子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複雜局面。用當下流行的學術語言來講，她的書是一部情感史寫作。正如她指出的那樣，“marriage（婚姻、結盟）”和“divorce（離婚、脫離）”是人們在國際關係問題的討論中經常用到的詞語，特別是在談到中蘇關係時更是如此。那麼為什麼不從字面上去理解這些詞語，去研究歷史中一個個個體的真實感受，以及他們的結合和分離？

麥克奎爾書中寫到了非常多的人物。他們中的一些人只是短暫地出現，他們是短暫的戀情的結晶，後來在蘇維埃孤兒院長大。為了讀者的閱讀考慮，麥克奎爾試圖讓一些中心人物貫穿她的整本書（本書的時間跨度為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其中一位是瞿秋白，他很早就在中國宣傳俄國革命的，他對俄國革命的瞭解是通過俄國文學。他在首次訪問俄羅斯時，愛上了托洛茨基的孫女索菲亞·托爾斯塔亞（Sofia Tolstaya），不過他的戀情只停留精神之戀的層面。另外一位是毛澤東的童年友人蕭三，1922年，蕭三借由法國移民到莫斯科（為了向左拉致敬，他給自己起的筆名叫埃米·蕭）。蕭三後來注意到，在蘇聯資助的國際作家活動中，需要有人來代表中國，於是他成了一名詩人。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裡，他一直扮演著蘇聯和中國在文化上的中間人角色。

20年代初期，劉少奇也在莫斯科學習過。根據他的一位元熟人的描述，在蘇聯求學時期的劉少奇有著一種“既浪漫又沮喪的心緒”。儘管如此，他後來也把自己的兩個年幼的孩子送去蘇聯讀書。大學畢業後，二人都找到了結婚對象，其中一位元是俄國人，另外一位是西班牙人。1949年中共革命勝利後，劉少奇讓兩人回國。

劉少奇的兩個孩子在特別的蘇聯兒童之家長大，和他們一起成長的還有許多中國革命者的後代。這些兒童之家的老師和看護人都很和善，那裡的食品和管理都比普通的蘇聯孤兒院要好；不過，它們畢竟還是孤兒院。20年代後期，國際兒童之家位於莫斯科以南45英里的瓦斯基諾村。到了30年代，那裡的大多數孩子搬到了位於伊萬諾沃的新住處，這裡被稱為“國際兒童之家”（International Children's Home），由共產國際下轄的革命者援助組織負責管理。那裡的學生包括共產國際主席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幾個孩子；未來的東歐共產主義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Mátyás Rákosi）、鐵托和博萊斯瓦夫·貝魯特（Bolesław Bierut）的孩子；西班牙內戰女英雄多洛莉絲·伊巴里（Dolores Ibarurri）、美國共產黨人尤金·鄧尼斯（Eugene Dennis）的孩子也在那裡。1933年至1950年間，在國際兒童之家接受教育的近800名兒童來自四十個不同國家。中國兒童的人數最多，有120人，但和其他人一樣，他們從小學習俄語，沒有受過正式的母語教學，他們的老師也都是講俄語的蘇聯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似乎最終成了蘇聯愛國者，即使他們成年以後並沒有接受蘇聯公民身份。

國際兒童之家的故事（麥克奎爾計畫專門就此題目寫一本書）時而讓成年人的革命浪漫故事顯得次要起來，而後者才是《一片紅心》的主題。相當多的中國革命者漫不經心地將自己的孩子丟在了蘇聯。沃娃是兩位中國革命者的孩子，他的誕生不在計畫之內；後來他和他母親的愛人李立三一起生活了一小段時間，然後被送到了孤兒院。“在沃娃看來，他其實沒有被父母拋棄，他們忙得沒時間照管他，而且二人從來沒有真正成立一個家庭。”

瞿秋白妻子與其前夫所生的女兒名叫圖雅，她曾與瞿秋白夫婦在莫斯科的勒克斯酒店住了一段時間。後來，瞿秋白夫婦去克裡米亞度假，便把圖雅送到了一個兒童之家，起初她去的是一個普通的兒童之家，讓她感到寬慰的是，後來她去了瓦斯基諾村。蕭三把他和他的俄國妻子生的兒子送到國際兒童之家生活了幾個月，後來這位俄國女士和蕭三分手之後把孩子接走了；蕭三的第三任妻子、德國攝影師愛娃·桑德伯格（Eva Sandberg）也帶走了他們的兩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