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有如此根本的變化，一般說是教育所產生的，但我認為那並不是唯一原因，根本原因還是台灣政治環境所刻意打造的經濟生存條件。孫導演拍攝《聽海湧》時，先前看了很多博物館和圖書館資料，並在宣傳中強調影集是代表「台灣人的二戰視角」、「台灣人的歷史感情」，「台籍戰俘監視員的故事」，然而他都是看紙上的資料，並沒有採訪過台籍戰俘監視員的後代家屬，跟真實人士談過，體會他們的成長狀態，而只是根據紙上資料編成是有政治機制所需要的思想意識，卻儼然以台籍戰俘監視員的代言人自居，本質上這是向政治權力獻媚的機會主義表現。

蔡編劇在訪談中表示：「古晉戰俘監視員柯景星，中華民國駐北波羅洲山打根領事卓還來，便是劇中參考的原型人物……這些角色背後真有所本……我問孫介珩導演，做為知識分子的羅領事，是不是應該承擔更多道德責任，更應該看顧正義的人，或者甚至不應該將罪咎放在個體身上？因為這是時代的罪，不是這些人（台籍日本兵的罪）。」

問題是，在真實歷史中，中華民國領事本人已遭日軍殘酷殺害，拒絕投降的忠良之士，還要被編導拉去「承擔更多的道德責任」，還要被改成在劇中苟活下來做偽證陷害台灣人，以凸顯「台灣人受到中國人陷害的冤屈」，編導不僅對中華民國抗日烈士沒有任何敬意，還恣意踐踏名節，心態何其醜陋。整件事情中最道德敗壞的正是編導本人。很難想像眷村子弟會去做這種事，只能理解為了拿到台獨政權控制的財務資源，造成心靈扭曲。

另外一個不算嚴重的情況是小說家楊雙子，她說自己是眷村長大，從小有很強的中國認同，不過在申請各種以「台灣」為名目的文學補助經費時，她開始收集台灣日據時代的材料進行研究寫作，過程中她的民族認同狀況出現變化，最後寫出的是用假裝的中文翻譯，模擬日本作家旅遊台灣的見聞錄。這裡可看出生存資源如何影響和決定眷村子弟的個人發展及認同變化。

儘管如此，我必須說，這種所謂眷村子弟基於生存現實產生的認同變化，甚至誇張說「台灣國族」已經存在，都只是虛幻的過眼雲煙。只要多花心思，多做功課，不管是「外省」和「本省」都可以從自己的中華本性中取得最大的生存和發展利益。因為中華性就是世界性，我們只要找出台灣特色的中華性，發揚光大，不僅走向大陸，也會走向世界。30年前台灣就證明能夠辦到，現在和未來也一樣辦得到。大中華一直是「眷村子弟」的大門，不要看王定宇現在好像混得不錯，那只是暫時的假象，在未來歷史中根本不會留下丁點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