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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5
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 | 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
陳來 主編 人民出版社 2019年
今年是杜維明先生八十壽辰，杜先生的友人、弟子、後學各撰論文，結為此集，為杜先生壽。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喜事。
杜維明先生
杜維明先生是馳譽海內外的著名儒學思想家，若從其大學時立下弘揚儒學的宏願算起，他的儒學思考已逾六十年。縱觀杜先生六十年來的學思歷程，其思想經歷了不同階段，每階段有其關懷的重點。而且，他在近三十年間，拓展了眾多論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考。那麼，在其學術思想的領域，有沒有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以為，從“地方性知識”邁向“全球性意義”，乃是他學術生平中越來越清晰的思想要求，也是他推動諸多論域後面統之有宗的方法自覺。
這一從“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歷程，決不是從行跡上說的。雖然，杜先生從東海大學畢業，到哈佛大學求學，先後任教於美國頂級大學普林斯頓、伯克萊和哈佛，學術活動和思想對話的足跡遍及世界。而我們對其思想學術走向的把握，並非在這個意義上講的，而是指其儒學追求的文化自覺。杜維明先生青年時代在臺灣便已明確確立了對儒學的認同，並開始置身於當代新儒家的陣營。而哈佛留學時期則是其儒學理想轉型的起點。哈佛數年的留學使他超越了原有的僅僅從民族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儒學觀，轉進至在希臘—希伯來為代表的軸心文明的視野中重建儒學人文精神的探索。於是，從 1966 年開始，從歐洲回歸東亞的旅行，正式開啟了他的儒學探索之旅：“儒家的話語如何在與兩希文明的對話中獲得新生命、找到新思路”。這也就是他後來常說的“繞道紐約、巴黎、東京才能回家”的思想內涵，即通過和世界各地體現軸心文明的大師大德交流、討論、對話，找到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話語，這才是他心目中的儒學第三期發展的使命。然而，這決不是脫亞入歐的路徑，而是在“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間，在“本土的根源性”和“全球的普適性”之間建立起辯證的有機聯結。就地方性而言，他沒有離開自己的精神家園，反而紮根中華文化的意願更為加深，並且提高了自覺。就全球性而言，他對“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這一觀念的深刻理解，激勵了他在紮根精神家園的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創造性的對話，不斷追索儒學的、當代的全球意義，從而使闡發儒學作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性知識”日益成為他的自覺志業。
為了開展這些交流對話，杜維明先生建立了多個論域，以為最終的凝道進行準備。其中最重要的課題，如“現代性”的反思，“宗教性”的理解，“精神性”的拓展等等，為他的理論的建立確立了基礎。他主張現代性不能忽視傳統，現代性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尤注重對啟蒙現代性的反思。他重視儒學的宗教性維度及其意義，認為宗教性有助於認識儒學的生命形態，超越啟蒙的平面思維局限，與終極信仰相溝通。他以精神性來連絡人與自然和天道，以對治啟蒙的凡俗性人文主義。今天，在對他的思想進行總體把握時，我們需要超越那些眾多論域的具體討論，以把握住其背後的主導線索和歸結，來解釋他六十年來的哲學探索與建構方向。這就是，在他的英文學術寫作和公共領域論說之外，在幾十年來的儒學思考中，他越來越明確地體現出這種自覺，即通過與世界各地各大精神傳統及地方文化的對話，建立包含個人、社群、自然、天道四維的新體系，以表達新的人文精神，來體現儒學作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他在這一方向上的探索，最終凝結為一個特定的體系，他在其後期把這一體系命名為“精神性人文主義”。這一精神性人文主義的儒學，不是對古典儒學的複製，也不是“當代新儒家”的簡單延伸，而是以儒學為基礎，對全球性地方知識的一種建構，這也是他的“做”儒家哲學的道路。換言之，他中年以來在“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性知識” 的概念指引下，廣泛關注各種思想文化的論域，而在其後期，他把在這些論域中形成的思考，凝結為、歸向於一個中心點：“精神性人文主義”。在其後期思想中，精神人文主義不再是一個準備性的論域，而是一個總結性的體系，他用這樣一個體系來揭示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性的普適意義，或者說建構起具有全球性普適意義的當代儒學。
幾年前，我曾經為杜先生的論著集寫了推薦辭，我把其中一段寫在下面，與大家分享，作為本前言的結束：
杜維明先生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儒學思想家。他提出，新軸心時代的儒家已經從“一陽來複”走進了“否極泰來”，而當務之急是超越凡俗人文主義，重構新的儒家人文主義。這將使受啟蒙心態和現代性所影響的凡俗人文主義，轉變為充滿生態關懷、有敬畏感和終極關懷、以儒學普遍性價值與現代性價值互動的新軸心時代的儒家人文主義，即“精神性人文主義”。杜維明先生的這一思想，不僅對於儒學的創造性轉化，而且對當代中國與世界具有重要、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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