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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
文章源自《紐約客》，作者：勞倫斯·賴特，編譯，朱遠奇。全文6萬字，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細節，這可能也是紀錄美國疫情最優秀的文字讀本，此文為刪節版，也是因為公號只能發最多5萬字，全本請點擊閱讀原文，或輸入網址caus.com查閱。
目錄
- 烏雲壓城
- 狡猾的病毒
- 蛋白
- 這更像是1918年
- 拉平曲線
- 失控二月
- 兵臨城下
- 淡定
- 惡性循環
- 援軍
- 計劃就是沒有計劃
- 小非洲
- 華爾街的使命
- 那個不戴口罩的男人
- 我無法呼吸
- 一路狂奔
- 黑暗陰影
- 玫瑰園集體感染
- 倖存者
- 徹底投降
- 就是現在
1、烏雲壓城
在長達一年的新冠疫情災難中，曾出現過三個關鍵時刻，可能會導致疫情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
第一次是在2020年1月3日，當時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交談。雷德菲爾德剛收到一份報告說，武漢市發現了一種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病毒。
長期以來，公共衛生領域一直被像1918年流感那樣的大規模呼吸系統疾病的爆發所困擾，為此雷德菲爾德很擔心。追問之下，高福向他保證，沒有證據表明這種病毒存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當時的理論是，每一個案例都來自野味菜市場的動物。
雷德菲爾德就注意到，在27個報告的病例中，有幾個家庭聚集病例，不可能每個人被同一隻關在籠子裡的狸貓或是浣熊感染。
幾天后，在與雷德菲爾德的另一次談話中，高福哭了，他說：“我們怕是太晚了。”
也許高福才剛剛知道，至少從2019年11月起，這種病毒就已經在中國傳播了。當然，雷德菲爾德並不知道，病毒已經在加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出現了，並將在接下來的兩週內在馬薩諸塞、威斯康辛、愛荷華、康涅狄格、密歇根和羅得島傳播。
這些病例遠遠早於美國公佈的第一例官方病例。
雷德菲爾德相信，如果疾控中心的專家團隊能夠在1月初訪問中國，他們就會清楚世界正面臨著什麼。這種新的病原體是一種冠狀病毒，當時人們認為它就跟它的表親非典病毒一樣，只具有輕微的傳染性。
這種假設是錯誤的，武漢出現的病毒傳染性要大得多，而且主要是通過無症狀傳播。雷德菲爾德最近告訴我，“根據症狀診斷病例，隔離病例，並在患者周圍追踪接觸者，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如果這樣做，你會漏掉一半的病例。直到二月底我們才意識到這一點。
第一個錯誤已經犯下，第二個錯誤就要發生。
正在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特朗普對這一威脅不以為然，他說，“這只是從中國來的一個人，沒什麼大不了。一切都會好的。”
馬修·波廷格（美國前新聞記者及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2019年9月22日以來擔任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開始有點緊張。或許是因為他很難被歸類，他成了特朗普領導下的白宮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他能說流利的普通話，在中國待了七年，曾為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做報導。32歲時他離開了新聞業，加入了海軍陸戰隊，這個決定讓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感到意外。
在阿富汗，他與中將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前美國安全顧問，前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合寫了一篇影響力廣泛的關於改進軍事情報的論文。當特朗普任命弗林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時，弗林選擇了波廷格作為亞洲事務主管。
隨後的醜聞（2017年2月13日，弗林因涉嫌在特朗普就任總統之前與俄羅斯的外交人員秘密接觸，違反了非外交官不得接觸外交機密的規定，使他辭去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職位，在任僅24日，是有史以來任期最短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幾乎一夜之間就讓弗林丟掉了職務，但波廷格卻被留了下來，為隨後的五名國家安全主管服務。
2019年9月，特朗普任命他為副國家安全顧問。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政府裡，他已悄然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在華爾街日報，波廷格曾報導過2003年非典的爆發。當時死亡率約為百分之十，非典蔓延至香港、河內、新加坡、台灣、馬尼拉、烏蘭巴托、多倫多和舊金山。它最終感染了大約30個國家。由於公共衛生官員的英勇努力以及非典自身的緩慢傳播特性，8個月後疫情得到了控制。
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處理全球事態發展，並為總統提供應對方案。
1月14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了一次跨部門會議來討論這種病毒。
1月20日， 美國發現了第一例病例，在美國之音的廣播中，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博士說，“患者是在美國工作的35歲年輕人，他曾經到過武漢。”
正在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特朗普對這一威脅不以為然，他說，“這只是從中國來的一個人，沒什麼大不了。一切都會好的。”
2020年1月23日，美國參議員們聚集在一起，就特朗普的彈劾案展開第二天的開庭辯論。這不過是走過場，因為結果早就注定。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已經說了，他將阻止民主黨引入證人或新證據，“我們掌握著選票。”
彈劾審判給仍在參加競選黨內初選的四位民主黨參議員帶來了困難。週五晚上，訴訟程序剛一休庭，其中兩位候選人就匆忙前往參加週末的競選活動，然後又回到華盛頓，聽取一場輸贏已定的辯論。
在一片死氣沉沉的氣氛中，麥康奈爾宣布，“早上10點半，全體成員將聽取關於新冠病毒的簡報。”
這是美國國會第一次提到新冠疫情。
就連福奇在接受電台採訪時表示，新冠並不是美國人需要“擔心或害怕的東西”，但他補充說，“情況正在不斷地變化”。
1月24日，簡報會在健康、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的聽證室舉行，這個委員會由田納西州共和黨人拉馬爾· 亞歷山大主持。帕蒂·默里是委員會裡的民主黨資深成員，她曾是一名幼兒園教師，已經當了27年的參議員。她的父親一直經營著一家廉價便利店。十五歲時，她父親患上了多發性硬化症而無法工作，從那以後，他們家只能靠著救濟金生活。
疾病如何從經濟上摧毀人們的生活，對此她深有體會，也知道政府應該如何提供幫助。
幾天前，她聽說了美國首例新冠確診病例。這名男性病患從武漢來到了她所在的華盛頓州。默里聯繫了當地的公共衛生官員，他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很正確：男子已經被安排住院，衛生官員正在追踪幾個可能的接觸者。
突然，他們的追踪名單擴展到幾十人。默里對自己說，“哇，形勢有點嚴峻，火已經燒到自家門口了。”
在疫情爆發的早期，果斷及時地採取措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幾乎沒有其他政治家關注到這一點。上一次的大規模疫情，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蔓延到熱帶叢林和愛斯基摩人的村莊，距今已有一個世紀。那時，科學家們還幾乎不知道什麼是病毒。
在21世紀，傳染病雖然是一種麻煩，但不是什麼致命的威脅。那些曾經引領世界抗擊疾病和保持美國人健康的機構，預算在逐年減少，這反映出人們對病毒關注度越來越少。一些相關的醫院關閉了，應急設備的庫存也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充。
在中國出現的這種如幽靈般的未知病毒，讓某些公共衛生官員感到噩夢般的恐懼，但並沒有出現在大多數美國決策者的議程上。
大約20名參議員出席了安東尼·福奇和羅伯特·雷德菲爾德長達一小時的簡報會，衛生當局對疫情表現的輕描淡寫。雷德菲爾德說，“我們已經做好了防範措施。”
當天，波廷格召集了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和內閣級官員在內的42人，舉行了一次會議。那時中國剛剛宣布封鎖武漢，這是一座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意味著人際傳播可能正在發生。
事實上，波廷格的工作人員報告說，另一個城市黃岡也被封鎖了。在此前一天，國務院加強了對前往武漢地區的乘客的旅行警告，與會人員討論瞭如何實施另一項預防措施：將所有來自武漢的乘客送往美國的五個機場，在那裡對他們進行健康檢查後再入境。
第二天，波廷格出席了在國會山舉行的華人新年晚會。資深外交人員、中國的移民，轉述了從朋友和家人那里傳來的關於疫情的消息。人們開始害怕起來，聽起來像是非典重演。
波廷格回到家，翻出了他曾經做報導時的檔案，尋找可能的信息來源，包括中國醫生的電話號碼。然後他打電話給在西雅圖做傳染病醫生的兄弟保羅。保羅一直在Listservs（一種電子郵件群組討論列軟件）上閱讀這種新病毒的報導，但他認為，就像非典一樣，只是“曇花一現”。
波廷格問道，如果來自中國的航班停飛，美國是否有更多的時間來準備？
保羅很猶豫。像大多數公共衛生從業者一樣，他認為旅行禁令往往會導致意想不到的後果，會使正在應對疫情蔓延的國家遭到輿論壓力，同時會阻礙醫生和醫療設備的流通。而且，當限制措施到位時，這種疾病往往已經滲入邊境，使得整個行動毫無意義。
但是波廷格對於停飛中國航班的態度很堅決，人們對這種病毒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會像野火一樣蔓延，火苗通過航班從一個城市躥到另一個城市。
保羅告訴波廷格，要盡一切所能減緩病毒的蔓延，讓美國有機會建立檢測和接觸者追踪等相關措施，這樣才能控制住病毒的爆發。否則，接下來的一年可能是災難性的。
沒有人意識到這種疾病當時已經傳播得如此廣泛。就連福奇在接受電台採訪時表示，新冠並不是美國人需要“擔心或害怕的東西”，但他補充說，“情況正在不斷地變化”。
2、狡猾的病毒
但是，曾經有一個國家的準備工作很充分，那就是美國。
2019年10月，首個《全球衛生安全指數》發布，這是一份清醒的報告，指出整個世界基本上都沒有做好應對疫情的準備。
“不幸的是，加強衛生安全保障措施的政治意願陷入了恐慌和忽視的死循環。”報告的作者們觀察到，“沒有一個國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但是，曾經有一個國家的準備工作很充分，那就是美國。
在向特朗普政府過渡期間，奧巴馬政府曾遞交了一份69頁的文件，名為《早期應對重大新發傳染病威脅和生物事件的戰術手冊》。這本書是對抗“潛在疫情”的細緻指南，它包含了政府資源的目錄，一旦事情開始失控，就可以查閱這些資源。
其中最危險的病原體是呼吸道病毒，包括正痘病毒（天花）、新型流感病毒和冠狀病毒。對於國內爆發的疫情，《手冊》明確指出，"雖然各州在除了個別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以外的公共衛生事件上，擁有重大自主權，但公眾仍會期待美國政府採取統一行動。
手冊概述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各種聯邦機構應積極參與。有關疾病的嚴重程度和傳染性的問題，應向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和環境保護局報告。
如何確定對接觸者追踪力度？如果病例激增，該地區的臨床護理是否可擴展？手冊對許多這樣的問題提出了決策建議並指定了負責的機構。附錄中描述了五角大樓的軍事空中醫療後勤小組等組織，可以被召集起來運送病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可以召集災難殯葬行動反應小組，其中包括法醫、病理學家和牙科助理。
特朗普政府拋棄了奧巴馬的策略。
2019年，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開展了“赤色傳染”（Crimson Contagion）測試。這是一個模擬實驗，測試政府控制流行病的能力。參與者包括五角大樓、國家安全委員會、醫院、地方和地區衛生保健部門、美國紅十字會和12個州政府。實驗設想的是，一個國際旅遊團感染了一種新型流感，並將其傳播到全世界。這種病毒沒有對應的疫苗，並且抗病毒藥物無效。
“赤色傳染”實驗，並沒有讓人們對政府應對疫情有信心。聯邦機構說不清楚誰是負責人；各州在資源儲備的努力上屢屢受挫。整個模擬過程中，一些城市無視了疾控中心關閉學校的建議。
這場演習的結論是，政府的準備不夠充分，而且“經常發生衝突”。公共衛生應急基金和國家戰略儲備已經嚴重消耗；N95口罩和其他醫療必需品供應短缺，國內生產能力不足。
美國國會聽取了實驗結果的簡報，但從未公開，到新冠疫情到來時，也沒有做出任何有意義的實事來彌補這些缺陷。
直到去年，美國疾控中心一直保持著公共衛生界黃金標準的聲譽，它的運作凌駕於政治之上，並一再證明了開明政府的價值，以及科學對推進文明的必要性。
“我就是對傳染病感興趣，”疾控中心新冠應對小組的首席醫療官約翰·布魯克斯對我說。
“我知道疾病是可怕的，它們會殺人。但它們的某些東西吸引著我。”
每一代人都在與疾病做鬥爭。1939年，布魯克斯的母親瓊患上了小兒麻痺症。她的腿上佈滿了手術留下的疤痕，而且她的右腿明顯比左腿短。布魯克斯回憶說，“她經常談起那段經歷，她是如何被人取笑、侮辱或公然歧視的。”
對於同性戀的布魯克斯來說，他那一代人面對的是艾滋病。他在華盛頓特區的杜邦圈（Dupont Circle，華盛頓老城區，）附近長大，那裡有大量的同性戀人群，他看著自己認識的男人消逝，“男人變瘦了，出現病變，然後就消失了。 ”
科學沒有提供任何解決辦法，這很可怕，這也是布魯克斯決定成為一名醫生的原因。被哈佛醫學院錄取的那天，他和母親一起吃午飯慶祝。
“後來，我們遇到了一個10美元看手相的人，她說她看到我娶了一個高大的瑞典女人，擁有一架飛機，帶著我們的三個孩子飛遍了世界各地，”他大笑起來：“我應該要求退錢的。”
2015年，布魯克斯成為了疾控中心艾滋病部門的首席醫療官。面對這種疾病的各種表現，每一位艾滋病研究人員都深感自己的無知。布魯克斯說，每一次爆發都有不同，會有各種各樣被感染的情形。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太有意思了。布魯克斯研究艾滋病毒的經歷，最終幫助他應對新冠可能帶來的各種花招。
美國疾控中心成立於1946年，原名傳染病中心。亞特蘭大之所以成為總部，是因為這座城市位於所謂的“瘧疾地帶”的中心。五年後，美國宣佈為無瘧疾地區。疾控中心的任務擴大到打擊其他疾病：斑疹傷寒、小兒麻痺症、狂犬病。
1981年，傳染病中心更名為疾病控制中心，在洛杉磯報告了第一例已知的艾滋病病例。直到去年，美國疾控中心一直保持著公共衛生界黃金標準的聲譽，它的運作凌駕於政治之上，並一再證明了開明政府的價值，以及科學對推進文明的必要性。
在20世紀，美國人的壽命增加了30歲，主要是因為公共衛生的進步，特別是疫苗的接種。
疾控中心的場地像一所中等規模的大學，還有更多的建築正在建設中，其中包括一座針對世界上最危險疾病的高封閉設施。實驗室的動物，像老鼠、雪貂、猴子，都被安置在生物安全級別為4的籠子裡。人類在它們周圍移動，就像穿著充氣服的深海潛水員，被拴在頭頂的氣流系統上。
應急操作中心則是一個寬敞明亮的房間，有一排排的木質辦公桌，面對著一整面牆的電視屏幕。這個地方散發出一種緊迫感和冷靜的專業氣息。在房間的一側，接線員對來電進行分類。
2014年埃博拉病毒危機期間，布魯克斯接到來自達拉斯的縣執法官克萊·詹金斯的電話。一位來旅遊的利比里亞公民托馬斯·鄧肯感染了這種疾病，詹金斯想知道如何安全地接近鄧肯的未婚妻和她的家人。
通過監視器，布魯克斯可以看到由直升機從上方拍攝的那位未婚妻公寓的畫面。布魯克斯告訴詹金斯，只要這家人沒有症狀，就可以安全地進入公寓。對他來說，選擇同情而不是恐懼，將是對公眾非常重要的表態。布魯克斯觀看了詹金斯護送這家人走出大樓的視頻。鄧肯最終去世，曾經照顧過他的兩名護士感染，但活了下來。
但那個時候，疾控中心已經在特朗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布魯克斯當時與同為流行病專家的格雷格·阿姆斯特朗在新冠應對小組工作。阿姆斯特朗負責高級分子檢測項目，這是疾控中心新建的人畜共患傳染病中心的一部分（人畜共患疾病來自動物，冠狀病毒也是如此）。人類對野生地區的侵占，加上氣候變化迫使動物離開傳統棲息地，給人類帶來了許多新的疾病，包括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
最初，新冠病毒被稱為SARS-CoV-2，看上去是一種並不致命的冠狀病毒，就像普通感冒一樣，傳播迅速，有時沒有症狀。事實上，SARS - CoV -2更像脊髓灰質炎。大多數脊髓灰質炎感染是無症狀或非常輕微的發燒和頭痛，但有時就會變得致命。醫生們實際看到的小兒麻痺症病例大約是200個感染者中的一個，隱形傳播是脊髓灰質炎始終難以根除的原因。
阿姆斯特朗在鹽湖城進行培訓時，注意到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網站上的一篇文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性肺炎在中國武漢的早期傳播動態》。這篇文章是最早描述這種病毒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文章之一，阿姆斯特朗對此並不感到驚訝，“任何有流行病學經驗的人都會告訴你，這就是人際間傳播。”
接著，他注意到了表1中的“患者特徵”，其中記錄了他們感染的原始來源。在1月1日前已知的感染病毒的中國人中，26%的人既沒有接觸過武漢海鮮野味市場，也沒有接觸過有明顯呼吸道症狀的人。在隨後的幾周里，沒有明顯感染源的人數超過了70%。
阿姆斯特朗注意到隱藏在表1中的細節，與非典或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東呼吸綜合徵，也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呼吸系統傳染病）等冠狀病毒疾病不同，許多SARS- CoV-2感染可能是無症狀或輕微的，光進行接觸者追踪、隔離和檢疫可能還不夠。
其他關於懷疑無症狀傳播的報告也開始出現。儘管SARS-CoV-2與非典和MERS病毒在基因上有關聯，但它與這兩種病毒在兩個關鍵地方明顯不同：感染者在出現症狀之前就可能具有傳染性，一些感染者永遠不會表現出症狀。2月底，以勞倫·邁耶斯為首的德克薩斯大學科學家報告稱，這種病毒可能有一個“負序列間隔”，也就是說，一些感染者會比傳染他們的病毒攜帶者更早出現症狀。
美國疾控中心的早期指導文件沒有提到這種可能性，因為無症狀傳播的證據不足。布魯克斯說：“在一開始，對於任何一個表明序列間隔比潛伏期短的數學分析，其他分析報告都會表示並沒有這種區別。當科學研究發現新證據的時候，我們的看法變了，我們的建議也改變了。”
但那個時候，疾控中心已經在特朗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作為新冠應對小組首席醫師的布魯克斯說，新病毒有三件事讓他震驚。首先，它直接感染血管內皮細胞。他還沒見過其他人類呼吸道病毒有這種功能，這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內皮細胞通常幫助保護身體免受感染。當SARS-CoV-2侵入它們時，內皮細胞強大的化學成分注入到血液中，導致身體其他部位發炎。單個內皮細胞的破裂會使血管內壁變粗，造成阻斷和粗糙的斑點，導致血流不穩定。
第二個令人驚訝的是高凝性——患者有明顯的血栓傾向。這讓布魯克斯想起了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美國暢銷書作家、醫生、影視製片人、導演兼編劇，被稱為“科幻驚悚小說之父”）1969年的小說《仙女座菌株》 。在小說中，一種病原體會導致瞬間凝血，一步不停地擊倒受害者。
布魯克斯說，“兩者還是不太一樣的，新冠引起的病症叫做肺栓塞，很麻煩，血栓形成了，它移動到肺部，破壞組織，阻塞血液流動，產生壓力，從而導致心臟問題。”
更令人費解的是，有證據表明，血塊有時在肺部形成，導致急性呼吸困難。布魯克斯提到了一份記錄受害者屍體解剖的早期報告。幾乎所有人都有肺血栓。在屍檢之前，沒有人想到肺栓塞的存在，更沒人想到肺栓塞會是新冠感染者的死因。“
最後一個是超免疫反應，”布魯克斯說。大多數傳染病是通過觸發過度的免疫系統反應而致人死亡的。與肺炎一樣，新冠病毒會激發人體釋放白細胞，使肺部充滿液體，使患者有類溺水的風險。
但新冠病毒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還會以多種方式導致身體機能失常。有些病人肝臟受損或者需要腎透析；病毒會影響大腦和神經系統的其他部分，導致精神錯亂、中風和持久的神經損傷。病毒也可能對心臟造成奇怪的影響，醫院開始接收到有心臟驟停症狀的病人，病人胸痛、呼吸困難，醫生要對病人進行緊急冠狀動脈導管插入術。“
但他們的冠狀血管是乾淨的，”布魯克斯說，“沒有堵塞。相反，一種免疫反應引發了心肌炎。你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寄希望於他們自己能挺過去。”
德國對100名平均年齡49歲的新冠康復者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22名患者有持久的心臟問題，包括心肌疤痕。
即使布魯克斯認為新冠肺炎已經沒什麼新花招了，另一個後遺症還是讓他感到困惑：病好了，感覺好多了，但病情又會出現反复。在成年人中，可能只是一個皮疹，但有些孩子會患上多器官炎症綜合徵。布魯克斯說，“他們患有結膜炎，眼睛變得非常紅，腹痛，然後會繼續經歷心血管衰竭。”
3、蛋白
大約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下不了床：腰部以下都癱瘓了。那是50年代初小兒麻痺症的年代，這病還沒有治癒的方法。我還記得母親眼中的驚恐。我們的家庭醫生來看我，他坐在床邊，量了量我的體溫和脈搏。除此之外，他無能為力。當時，小兒麻痺症的恐怖籠罩著世界各地的兒童和家長。
我是幸運的。過了一天左右，腿又能動了。我一直不確定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我短暫的癱瘓，但這段往事記憶深刻。1955年，喬納斯·索爾克發明的小兒麻痺症疫苗問世後不久，我和其他數百萬兒童一起接種了疫苗。
所以，當我走進位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國家衛生研究院主校區的40號樓時，也是出於個人興趣。那裡有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副主任、病毒致病實驗室和轉化科學核心主任巴尼·格雷厄姆醫生在二樓工作。他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並設計疫苗。
關於格雷厄姆，你會注意到他的很多特點，身材高大，195厘米，留著灰色山羊胡，舉止乾淨利落。格雷厄姆在傳染病研究院的上司安東尼·福奇告訴我，“他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疫苗學。”
開始那幾年真的很艱難，幾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格雷厄姆辦公室的書架上放著他研究過的各種病毒的3d彩色打印圖，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流感病毒。今年早些時候，我在準備一部出版小說《十月底》，這是一部關於致命傳染病的小說，格雷厄姆幫我設計了一種虛構的病毒，並為它研製了疫苗。
在我們的合作中，我開始意識到像格雷厄姆這樣的研究人員本質上是解謎者。在過去的一年裡，他解決了現代科學中最重要的謎題之一。他是首批獲准緊急使用的新冠疫苗的總設計師，疫苗由Moderna和輝瑞公司生產，兩者只是在輸送系統上有所不同。
格雷厄姆的牆上有一張堪薩斯州地圖，他是在那里長大的，父親是一位牙醫，母親是一位教師。在童年的一段時間裡，他們住在養豬場裡。
格雷厄姆和他弟弟乾了很多農活。在和動物們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學到了很多獸醫學知識。在萊斯大學，他主修生物學，然後在堪薩斯大學獲得了醫學學位，並在那裡遇到了妻子辛西婭，一名精神科醫生。
1978年，在醫學院的一次傳染病輪崗中，他在國立衛生研究院度過了一段時間，在那裡他第一次遇到了福奇。“我的妻子辛西婭注意到我當時是多麼興奮，”格雷厄姆回憶說。“人們的想法互相碰撞，我妻子認為我會在那裡奮鬥一生。”
但是首先，他和辛西婭必須完成住院實習。兩人想住在同一個城鎮，這是許多職業情侶都面臨的問題，而且辛西婭是黑人，這使他們的情況更加複雜。她建議搬去納什維爾（Nashville，田納西州首府），這樣他可以申請范德比爾特醫學院，而她可以申請梅哈里醫學院，那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黑人醫學院。田納西州最近才廢除了一項禁止跨種族通婚的禁令。
平安夜，格雷厄姆開車從馬里蘭州回堪薩斯州時，在范德比爾特醫學院停留了一下。令他驚訝的是，實習項目主任托馬斯·布里廷漢姆當時就在他的辦公室，並且願意立即與他見面。談話結束後，格雷厄姆告訴布里廷漢姆，“我知道這是南方，我要娶一個黑人女性，如果你們不能接受，我就不能來這裡了。”
布里廷漢姆說這不是問題，立刻就對格雷厄姆表示歡迎。辛西婭也被梅哈里醫學院錄取了，所以他們搬到了納什維爾。
到1982年，格雷厄姆已成為納什維爾綜合醫院的住院總醫師。那一年，他接診了一個同時患有五種感染的病人，包括隱球菌腦膜炎和單純皰疹。這是個謎，因為大多數感染一般都是單獨發生的。
醫護人員嚇壞了。格雷厄姆意識到他正在治療田納西州的第一個艾滋病患者。他說，“我們讓他活了三個星期。”
數百萬人的命運被這種無情的、難以捉摸的疾病所改變，許多人失去了生命。當時還是新興領域的免疫學被這場戰鬥徹底改變了。
“我們花了幾年時間才搞清楚HIV是一種病毒，”格雷厄姆說，他開始進行疫苗試驗，“直到90年代中期，我們才有了像樣的治療方法。開始那幾年真的很艱難，幾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很有可能，在遙遠的過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樣致命，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產生了抵抗力。
2000年，國家衛生研究院聘請格雷厄姆創建了一個疫苗評估診所。他堅持保留一個由24位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實驗室，他的實驗室主要研究三類呼吸道病毒的疫苗：流感，冠狀病毒，和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稱為呼吸道合胞體的病毒（RSV） ，這種病毒在新冠疫苗的研發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會導致兒童喘息性肺炎，並且比其他疾病更容易導致5歲以下兒童住院。作為最後一種沒有疫苗的兒童傳染病，它和季節性流感一樣導致老年人死亡。它的傳染性很強，為了阻止其在醫院兒科病房的傳播，工作人員必須戴手套、口罩和護目鏡；如果遺漏了其中任何一項，RSV病例就會激增。
與新冠病毒一樣，它通過顆粒飛沫和被污染的表面傳播。在20世紀60年代，一種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RSV疫苗使兒童病情加重，並導致兩人死亡，致死原因是一種被稱為疫苗增強病的綜合徵。格雷厄姆花了20年的時間試圖解開RSV的成因之謎，但他所需要的技術仍在開發中。
2008年，他的運氣來了。研究艾滋病毒疫苗的博士後傑森·麥克萊倫離開了樓上的結構生物學實驗室。儘管有非凡的技術進步和設計疫苗的精妙新理論，但艾滋病毒仍被認為無法用疫苗來解決的。麥克萊倫回憶說，“我當時想，還是換一種更容易對付的病毒來試驗吧，格雷厄姆認為RSV是用來研究基於結構的疫苗的完美選擇。”
疫苗可以訓練免疫系統識別病毒並對抗病毒。利用成像技術，結構生物學家可以直觀地了解病毒及其蛋白質的輪廓，然後復制這些結構來製造更有效的疫苗。麥克萊倫談到他的研究領域時說：“我們可以通過結構的認識來確定功能，就像看到一輛有四個輪子和門的汽車，就可以推斷它是運輸工具。”
RSV病毒顆粒的表面有一種名為F的蛋白質。在蛋白質的頂部有一個稱為抗原表位的斑點，它是體內抗體的著陸點，然後病毒會被消滅。但是當病毒侵入細胞時，會有不尋常的反應，F蛋白勃起膨脹，掩蓋了抗原表位，有效地隱藏了它，使抗體無法消滅入侵的病毒。不管怎樣，麥克萊倫必須阻止F蛋白的膨脹。
那個時候，疫苗學家使用的主要成像工具之一，低溫電子顯微鏡，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可視化病毒蛋白，因為病毒蛋白質極其微小。麥克萊倫說，“整個領域被稱為超微小生物學（blobloology）。”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發展了x射線晶體學方面的專業知識。用x射線照射一種病毒，或者僅僅是病毒上的一個蛋白質結晶，濕氣產生散射圖案，就像霰彈爆炸一樣。
通過這種方法，從電子的分佈就可以確定結晶物的結構。麥克萊倫給我看了一個RSV病毒上F蛋白的“原子學解釋”，這個蛋白質可視化後看起來像一堆粟米膨化零食。這個很考驗想像力，在這個抽象的世界裡，格雷厄姆和麥克萊倫及其團隊對F蛋白進行操作，基本上是通過克隆它，並插入突變而將限制它的膨脹。麥克萊倫說：“這裡面有很多操作的藝術。”
2013年，麥克萊倫和格雷厄姆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基於結構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融合糖蛋白疫苗的設計》（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a Fusion Glycoprotein Vaccine for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演示了他們如何穩定F蛋白，防止它的膨脹來保護抗原表位，抗原表位正是疫苗中引發免疫反應的部分，這樣疫苗產生的抗體就可以攻擊F蛋白，消滅病毒。
格雷厄姆和麥克萊倫確定他們的疫苗可以給孕婦注射，並給腹中的胎兒提供足夠的抗體，使其在前六個月的關鍵期存活下來。這篇論文開闢了與傳染病作鬥爭的新戰線。在隨後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中，該團隊宣稱，他們已經建立了“基於結構的疫苗設計概念的臨床證明”，預示著“精準疫苗學時代”到來的RSV的疫苗正處於人體試驗的第三階段。
2012年，MERS（中東呼吸綜合徵）出現在沙特阿拉伯。這種病毒非常危險：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死亡。不幸的是，這是十年來的第二種新型冠狀病毒。冠狀病毒已經感染人類長達八個世紀之久，但在非典和中東呼吸綜合徵之前，它們只引起普通感冒。很有可能，在遙遠的過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樣致命，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產生了抵抗力。
使用高倍透鏡，格雷厄姆和麥克萊倫改良了MERS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創造了疫苗。在老鼠身上效果很好。他們正在研製一種人類適用的版本，但在中東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導致數百人死亡後，這種病毒對人類的直接威脅逐漸消失，研究經費也隨之逐漸減少。
格雷厄姆感到沮喪，他認為這樣的反應是目光短淺的，但他同時也很清楚他的精力不會白費。目前已知有二十多種病毒會感染人類，而格雷厄姆的實驗室研發的戰勝RSV和中東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的武器可能會用在別的病毒上。
傳遞改良蛋白質的最佳途徑是什麼？格雷厄姆了解到，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一家生物技術初創公司Moderna，已經在被稱為信使RNA的遺傳物質條帶上編碼了一種改良過的蛋白質。該公司從未向市場推出過疫苗，而是專注於提供罕見疾病的治療，而這些疾病的利潤不足以引起大型製藥公司的興趣。但是Moderna在RNA上編碼改良蛋白質的做法非常有效。
在小白鼠身上，格雷厄姆已經證明了基於結構的疫苗對中東呼吸綜合徵有效，同時對另一種特別緻命的尼帕病毒也有效。2017年，格雷厄姆組織了一個防疫示範項目，使用Moderna的信使RNA平台，針對中東呼吸綜合徵和尼帕病毒製作人類疫苗。大約三年後，當他準備開始尼帕病毒疫苗的人體試驗時，他聽到了來自武漢的消息。
格雷厄姆打電話給麥克萊倫，麥克萊倫正好在猶他州的帕克城，穿著熱塑的滑雪靴。
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數百萬人可能會活下來，但如果計劃失敗或推遲，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錯。
麥克萊倫已經成為結構生物學領域的領軍人物，並被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錄用，在那裡他可以使用低溫電子顯微鏡。作為一個非常了解格雷厄姆的人，麥克萊倫察覺出他聲音裡的緊迫感。格雷厄姆懷疑中國出現的肺炎是由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他試圖獲得基因組序列。這是一個在現實環境中驗證他們理論的機會。麥克萊倫和他的團隊願意“重回戰場”並幫助他製造疫苗嗎？
“當然，”麥克萊倫說。
“我們在1月10日週五晚上拿到了所有的序列，” 格雷厄姆告訴我。這些照片是中國人貼在網上的。“我們11號一醒來，就開始設計蛋白質。”
9天后，新冠病毒正式抵達美國。
格雷厄姆和麥克萊倫下載了SARS-CoV-2的序列後不到一天，他們就設計出了修改過的蛋白質。如此神速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如何改變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1月13日，他們把他們的計劃交給了Moderna，進行生產。六週後，Moderna開始將疫苗用於臨床試驗。
格雷厄姆告訴我，開發過程之快“創下歷史記錄”。
一般來說，從研製出疫苗到生產出可供測試的產品，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這個過程優先考慮安全性和成本，而不是速度。
格雷厄姆在設計疫苗時必須做出幾個關鍵決定，包括從哪裡開始編碼信使RNA上的尖刺蛋白序列。錯誤的選擇可能會降低疫苗的有效性，使其變得毫無價值。他徵求同事的意見。每個人都說最終的決定取決於他，因為沒有人比他擁有更豐富的設計疫苗的經驗。最終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然後，在Moderna已經開始製造過程後，公司發回了一些初步數據，這讓他擔心自己搞砸了工作。格雷厄姆驚慌失措，他向來是個沉穩冷靜的人，所以妻子辛西婭感到驚慌。她說：“這是一場我在他身上從未看到的信心危機。”
能否迅速研製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至關重要。格雷厄姆的實驗室起步很快。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數百萬人可能會活下來，但如果計劃失敗或推遲，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錯。
在這種疫苗在動物身上進行試驗後，很明顯，格雷厄姆的設計選擇是合理的。第一次人體試驗於3月16日開始。一周後，Moderna開始擴大產量，達到每月100萬劑。
4、這更像是1918年
“老天，我想我們陷入了困境。”
自2016年以來，里克·布萊特醫生一直管理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開發管理局，這是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一個部門，負責應對生物恐怖主義或流行病的醫療對策。
據吹哨人的描述，1月22日，布萊特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最大的醫用口罩製造商、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的Prestige Ameritech公司高管邁克·鮑文的電子郵件。
鮑文寫道，他有四條幾乎全新的N95生產線，但沒有投入使用。他補充說，“重新啟動這些機器將非常困難和昂貴，但在形勢嚴峻的時候，如果政府願意提供幫助的話是可以實現的。”
在另一條信息中，鮑文寫道，“我們是美國國內最後一家大型口罩公司……我的電話響個不停，所以我並不需要政府給我介紹生意。我只是想讓你知道，如果情況真的惡化了我可以幫你保護我們的基礎設施。我首先是個愛國者，其次才是個商人。”
布萊特已經對美國國家戰略儲備中可能出現個人防疫裝備短缺感到擔憂。他認為，在開發針對病毒的診斷方法方面做得不夠。1月23日，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的會議上，布萊特警告說，“病毒可能已經在這裡了，我們只是沒有檢測出來而已。”
特朗普政府的官員似乎打定主意不理睬分享壞消息的科學家。
1月25日，鮑文再次寫信給布萊特，稱他的公司收到了“大量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口罩需求”，這是一項驚人的情報。美國使用的口罩約有一半來自中國，如果這種供應中斷，美國的醫院的口罩很快就會用完。布萊特繼續呼籲立即採取行動應對口罩短缺，但他發現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沒有反應。
1月27日，鮑文寫道：“老天，我想我們陷入了困境。”
“不要跟2003年比較，它更像是1918年，”醫生說。
同一天，在白宮，波廷格召開了一次內閣官員和副手的跨部門會議。與會者分為四個陣營：有一些公共衛生機構，如雷德菲爾德、福奇、阿扎爾這樣以數據為導向的人，但是他們當時手上還沒有足夠清晰的數據；另一個陣營是白宮代理辦公廳主任米克·馬爾瓦尼，以及來自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和運輸部的官員們，他們正專注於計算如果採取極端措施將會造成的經濟損失；國務院一派主要關心後勤問題，比如把美國人從武漢撤出；最後還有波廷格，他認為這種病毒不僅是醫學和經濟上的挑戰，也是國家安全的威脅。他希望現在就採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蔓延。
公共衛生特遣隊不想在沒有確切情報的情況下做出隔離或旅行禁令的決定。當波廷格提出一項減少來自中國的旅行的提議時，經濟顧問們嘲笑他小題大做。旅行禁令違反與中國的貿易協定，這是需要嚴肅考慮的因素，除了個人防護設備，中國還生產了大量美國所依賴的重要藥品。
可想而知，公共衛生代表也持反對態度，旅行禁令減緩了緊急援助的速度，而病毒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找到傳播的途徑。此外，每天至少有1.4萬名來自中國的旅客抵達美國：沒有辦法將他們全部隔離。
這些觀點最終將被推翻。越南和新西蘭等實施旅行禁令並實行嚴格隔離的國家，都將疫情維持在了可控範圍內。
國務院開始從中國撤離美國人，被派去接美國人的747飛機上裝滿了18噸的個人防護用品，包括口罩、醫用長袍和紗布。這個決定讓很多人後悔不已，尤其是當一些替代品後來以極高的價格賣回美國時。
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早上，波廷格與一位在中國治療病人的醫生進行了交談。人們被感染了，卻沒有辦法知道它是如何發生的，在哪裡發生的——這是一個被稱為社區傳播的傳染階段。
波廷格問道：“這會和非典一樣嚴重嗎？”
“不要跟2003年比較，它更像是1918年，”醫生說。
1918那次流感持續了兩年，導致了四千萬到一億人的死亡。
1月28日，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把波廷格帶到美國總統辦公室，特朗普正在那裡聽取每日情報簡報。根據當時在場的人的記錄，這次會議上，簡報員提到了病毒，但並沒有將其列為頭號威脅。
奧布萊恩提醒總統，“這將是你面臨的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特朗普問疫情是否會造成和非典一樣大的危險，簡報人回答說目前還不清楚。
波廷格站了出來，講述了他從消息來源那裡聽到的消息——最令人震驚的是，半數以上的疾病傳播歸因於無症狀攜帶者。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從中國飛往美國。
特朗普問：“我們應該關閉旅行嗎？
”波廷格回道：“是的。”
波廷格離開總統辦公室，走進了戰況室——一個新成立的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正在那裡開會。人們對他很惱火。福奇說，“一個沒有症狀的人引發呼吸道疾病是不常見的。”
就非典的情況來說，這種說法確實沒錯。福奇仍然希望美國科學家從中國獲得更多數據報告。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認為現在採取破壞性行動還為時過早。他說，在中國以外只有少數病例，而在美國，這種病原體的傳播速度也沒有那麼快。
公共衛生團隊的意見是一致的。他們建議道：“讓數據來指導我們。”
波廷格指出，“我們沒有得到可靠的數據！”
與此同時，經濟顧問們也急瘋了，因為旅行禁令會扼殺航空業，關閉全球供應鏈。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一直在質疑形勢是不是真有那麼嚴重性，他無法使末日預言與股市的表現保持一致。
“所有的錢都是傻瓜嗎? ”他說。“所有人都在玩忽職守？我只是很難相信這一點。”
庫德洛後來說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
波廷格覺得自己需要後援，於是帶上了彼得·納瓦羅。納瓦羅是一位粗暴的經濟顧問，許多白宮官員認為納瓦羅是一個瘋子，但眾所周知，納瓦羅是總統跟前的紅人之一，因為他主張關稅戰爭和其他民族主義措施。
納瓦羅警告說，“我們現在必須封鎖邊境。這是一個黑天鵝事件（指非常難以預測，且不尋常的事件，通常會引起連鎖負面反應甚至顛覆市場。），你是在用漸進主義的方式擲骰子。”
幾分鐘之內，納瓦羅就和房間裡的每個人發生了爭執。他指出，這種新病毒比季節性流感或非典傳播得更快，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生命損失是驚人的。但阿扎爾堅持認為旅行禁令是一種過度反應。那次會議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但納瓦羅的態度非常強硬，白宮代理辦公廳主任米克·馬爾瓦尼禁止他參加以後的會議。
但隨後浮出水面的數據改變了大家的觀點。1月中旬，一名芝加哥女子從中國旅行回來。不到一周，她就因新冠肺炎住院。1月30日，她沒有去過中國的丈夫檢測呈陽性。福奇、雷德菲爾德和公共衛生隊伍中的其他人改變了想法：人際傳播顯然正在美國發生。
特朗普被告知了這一消息。這個時間點對他來說再糟糕不過了。不過，特朗普同意第二天宣布旅行禁令。
這是一個大膽的舉措，但不夠全面。美國政府禁止非美國人從中國入境，但美國公民、居民及其家人可以自由入境。對來自武漢地區的旅客實施了為期兩週的隔離，但與嚴格執行隔離措施的台灣、澳大利亞、香港和新西蘭的做法不同，美國幾乎沒有嚴格執行這些規定，新冠很快就滲透進美國。
5. 拉平曲線
“儘早採取措施，多管齊下，堅持長期措施”，永遠是準則。
1989年，霍華德·馬克爾醫生正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研究生，專攻兒科和醫學史。在結婚一周年後的第一個月，他因癌症失去了妻子。馬克爾開始在當地的一家艾滋病診所做志願者。他發現，幫助那些面臨死亡的同齡人，或者他們的伴侶，是極大的安慰，“這是我整個臨床生涯中最讓人精神振奮的工作。”
馬克爾的病人經常問他，“醫生，你認為我會因為感染艾滋病毒而被隔離嗎？”
他會回答說，隔離不適用於這種疾病。但是，意識到這些人害怕被關在門外，就像麻風病患者一樣，他開始研究“隔離的用途和誤用”。
他的第一本書講的是1892年紐約市的兩場流行病，一場是斑疹傷寒，一場是霍亂，猶太移民被認為是疫情爆發的罪魁禍首，許多人被送往隔離島。
在2000年初，馬克爾研究了那些在1918年大流感期間基本上關閉了大門的“逃避”社區，其中包括科羅拉多州的甘尼森和匹茲堡的一所盲人學校。那裡面的人幾乎毫髮無損地從傳染病中倖存下來。
2006年，馬克爾與馬丁·塞特隆繼續他在1918年大流感方面的研究工作，塞特隆現在是疾控中心全球移民和檢疫部門的負責人。在一項由喬治·布什政府開展的活動中，塞特隆和馬克爾應邀幫助確定在沒有疫苗和治療手段的疫情早期，如何制定最好的管理策略。
他們考慮過關閉學校、禁止公眾集會、關閉企業——這些都是公共衛生的傳統手段。馬克爾召集了十幾名研究人員梳理了一百多份檔案，他開玩笑說這是“歷史學家的曼哈頓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發與製造原子彈的大型軍事工程）”。
1918年，美國人面臨著和今天一樣兩難的選擇。有25個城市曾經關閉過學校；14個城市關閉了兩次，堪薩斯城關了三次。超過一半的城市出現了“第二次高峰”，即遭受了第二波流感的打擊。
馬克爾現在是密歇根大學的教授，他說當採取措施時，病例減少了，當措施被取消時，病例就會上升。在費城允許自由貸款遊行（1918年9月28日，費城為宣傳政府債券而舉行的遊行，20萬多名費城人民參加了該遊行，導致流感大爆發。它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致命的遊行）之後，病例數量大幅上升。
與之形成對比，聖路易斯的官員口徑一致宣布取消所有的遊行，該市衛生專員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提醒市民注意這一威脅，並立即關閉娛樂場所，禁止公眾集會。結果聖路易斯的死亡率只有費城的一半。
通過快速實施一些非藥物干預措施，一個城市可以大幅降低感染高峰——從圖表上看，它看起來更像一道彩虹，而不是一座摩天大樓。馬克爾將每一種干預措施比作一片瑞士奶酪；單單一片的話因為有太多的漏洞效果不明顯，但多鋪幾層就會有顯著的區別。
“儘早採取措施，多管齊下，堅持長期措施”，永遠是準則。
《美國醫學會雜誌》於2007年發表了這項研究。作者宣稱，“我們沒有發現一個城市，在第一套非藥物干預措施有效實施的情況下，出現第二波流感高峰的案例。”
自1918年以來的一個世紀裡，技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遏制流行病的工具卻沒有改變。在治療方法或疫苗出現之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經常洗手仍然是限制傳染的唯一可靠方法。
一天晚上，馬克爾和塞特隆在亞特蘭大的書房討論疫情，他們點了泰國菜外賣。當他們的晚餐上桌時，馬克爾打開了他的泡沫塑料飯盒：他看到的不是蓬鬆的麵條堆，而是一片平坦的、凝膠狀的東西。
“看，” 馬克爾說。“他們把曲線拉平了，就像我們正在努力做的那樣。”
一條“把曲線拉平”的口號就此誕生。
6、失控二月
波廷格意識到，疾控中心就像一個小啤酒作坊
1月20日，也就是中國公佈SARS-CoV-2基因序列的第10天，美國疾控中心已經開發出了一種診斷測試。據報導，部長阿扎爾向特朗普吹噓說，這是“我們有史以來創造的最快的測試”，並承諾在幾週內準備好100多萬套檢測設備。
阿扎爾後來否認了這一點。
但美國食品藥物監管局直到2月4日才批准投入使用，然後一切都亂了套。
這次測試的失敗，標誌著美國錯失了控制危機蔓延的第二次機會。疾控中心決定根據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緊急使用授權條款，生產檢測試劑盒，並將其分發給公共衛生實驗室。雷德菲爾德說，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公佈了測試的藍圖，並鼓勵這些實驗室向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申請許可，創建自己的測試。
但公共衛生實驗室協會的首席執行官斯科特·貝克爾告訴我，實驗室根本沒有意識到流程的變化。他們一直在等待疾控中心提供檢測，就像之前一直做的那樣。
在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一次會議上，雷德菲爾德宣布，疾控中心將向五個“哨兵城市”發送數量有限的檢測試劑盒。波廷格驚呆了：為什麼不把它們送到各地去呢？
他了解到疾控中心做的測試試劑，數量有限，所以必須去找像羅氏或雅培這樣的分子檢測公司，這些公司有經驗和能力每月生產數百萬份測試品。波廷格意識到，疾控中心就像一個小啤酒作坊，他們不是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美國最大的啤酒釀造公司）。”
當時，製藥公司禮來的前高管阿扎爾領導著冠狀病毒工作組。他同意波廷格的觀點，認為測試工具需要廣泛分發，但現狀沒有任何改變。
工作組中的每個人都明白這場危機的嚴重性，他們每個工作日都參加會議，週末還要開電話會議，連朝鮮和伊朗都沒有受到如此集中的關注。然而，政府根本沒有完成控制疫情的關鍵任務。阿扎爾私下或在特別小組會議上說的話，到了特朗普面前就變了——他向雷德菲爾德和疾控中心施壓，抱怨他們測試推遲，同時向特朗普保證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疾控中心檢測盒數量瓶頸意味著，檢測最初僅限於來自中國或與感染者密切接觸的有症狀患者。即使是在治療患者時出現了類似新冠症狀的醫護人員，也難以得到檢測機會，因為疾控中心的能力太有限了。
波廷格經常與他的哥哥保羅保持聯繫，保羅是西雅圖的一位傳染病醫生。
“你有足夠的試劑盒嗎？” 波廷格問他。
“我們沒有用到疾控中心的哪怕一個試劑盒，”保羅回答說。“他們來得太慢了。”
他們也沒有被批准用於篩查無症狀患者。西雅圖的醫生們設計了一個自製的診斷平台，但他們的檢測能力遠遠低於需求。保羅正在瘋狂地設置分流程序，判斷哪些病例是新冠肺炎，並著手隔離這些病人，以防止他們感染醫院的每個人。
但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微生物學家立刻意識到污染的危險。病毒DNA可以在表面停留數小時甚至數天，摻雜在檢測材料中。疾控中心的科學家們每天都要擦拭他們的儀器。
2014年從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退休的台灣微生物學家歐金毅說過，他在研發一種針對嬰兒的HIV檢測方法時，不讓清潔工進入他的實驗室，而是自己拖地。在一些實驗室裡，晚上最後一個離開的人會打開紫外線燈，殺死可能在地板上或實驗室長凳上殘留的DNA。一個病原體就像一枚簡易炸彈：一個錯誤的決定可能是致命的。
疾控中心檢測試劑盒的開發，是由來自加拿大的微生物學家、斯蒂芬·林德斯特倫監督的，他以長期在高壓下工作的能力而聞名。疾控中心的科學家們在他的領導下開始每天16個小時的工作，生物技術核心機構負責生產用於檢測流感、艾滋病毒和非典等病原體的組件。
為了節省時間，林德斯特倫要求核心設施生產冠狀病毒片段的組件和模板，用於生成疾控中心測試的陽性對照。但是，就在檢測盒裝箱寄出去的時候，最後一道質量控製程序出現了問題，可能會導致測試失敗的機率達到33%。
一個也許來自林德斯特倫，也許來自他的上級的決定，要求不管怎樣都要把檢測工具包送過去。
根據ProPublica（一個總部設在紐約的獨立非盈利新聞編輯部）的說法，林德斯特倫告訴同事：“不成功，便成仁。”
疾控中心沒有讓林德斯特倫回复這事兒。
公共衛生實驗室幾乎同時意識到試劑盒有問題。實驗室被要求做一個陰性對照——例如，使用無菌水——測試結果一直顯示假陽性。
疾控中心的檢測試劑盒有三套引物和探針，它們是一小段核酸，可以發現病毒中的RNA片段，並進行複制，直到達到可檢測的水平。其中兩種針對SARS-CoV-2，第三種用於檢測所有冠狀病毒，以防病毒發生變異。
第三個組件失效了，公共衛生實驗室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2月9日，公共衛生實驗室協會首席執行官斯科特·貝克爾，代表實驗室與疾控中心進行了溝通，請求批准使用不含第三種組件的檢測。
他對我說，“對方沉默以對。”
後來，他得知疾控中心的內部審查顯示，在檢測試劑盒被送出之前，疾控中心沒有通過質量控制檢查，“那是一記重擊。”貝克爾說。
如果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風暴中沉沒，如果海盜殺害了他們，如果他們沒有被想要幫助他們重獲新生的美國人收留，之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
2009年時波廷格在喀布爾，這是他作為海軍陸戰隊成員參與的最後一次部署。當他穿過一條連接美國大使館的隧道時，經過了一名年輕女子，然後突然轉過身來，這名女子叫顏杜恩。她正在與阿富汗政府合作改善HIV檢測。
“當時大概是晚上七點鐘，” 顏杜恩回憶說。“他走到我面前，問我知不知道某某的辦公室在哪裡。我在想那個辦公室這個時間早就已經關門了，那隻是個搭訕的花招。”
兩人於2014年結婚。
他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波廷格在馬薩諸塞州長大，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他主要跟母親和繼父生活在一起。他的父親斯坦利·波廷格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律師。波廷格對語言很有天賦，他在馬薩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主修漢語和日語，這樣他獲得了去中國做記者的機會。
1979年，當全家離開越南時，顏杜恩只有6個月大，坐著她父親在糖廠偷偷造的一艘船。在海上，總共裝了68人的船遭遇了風暴，幾乎傾覆，之後又遭到了海盜搶劫。
最後，這家人到達了印度尼西亞的一個難民營。六個月後，杜恩夫婦得到了長島美國教堂的讚助，來到了漢普頓。顏杜恩的母親打掃房子，做針線活，然後在麵包店找到一份工作。她的父親粉刷房屋，從事建築工作。最終，他們攢夠錢送顏杜恩去了寄宿學校。
對科學感興趣的顏杜恩愛上了病毒研究。她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獲得了藥理學博士學位。2007年，她成為了疾控中心的一名病毒學家，並在那裡開發了一種衡量艾滋病發病率的全球標準檢測方法。如果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風暴中沉沒，如果海盜殺害了他們，如果他們沒有被想要幫助他們重獲新生的美國人收留，之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
她說，“污染打敗了許多偉大的科學家。”
顏杜恩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高級實驗室顧問，她告訴丈夫檢測試劑盒有問題。顏杜恩向波廷格解釋說，一旦中國人在網上公佈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引導物就很容易設計了。“這是一個標準化任務，”她告訴他。 但SARS-CoV-2是一種“粘性”的RNA病毒，它容易附著在任何表面。受污染是檢測試劑盒失敗的唯一合理解釋，也許有什麼東西進入了引物和探針。她說，“污染打敗了許多偉大的科學家。”
這就是為什麼原始的實驗室環境至關重要。
2月10日，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已經知道，有10家用了疾控中心檢測試劑盒的實驗室報告了檢測失敗。疾控中心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保證，它可以迅速解決第三個組件的問題。
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阿扎爾，堅持繼續提供疾控中心的試劑盒。雖然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規定通常要求，任何獲得緊急使用授權的程序都必須完全按照設計來使用，但本可以允許公共衛生實驗室繼續使用疾控中心的檢測試劑盒，只要不使用第三個組件即可，正如他們一直請求的那樣。
即使沒有第三種組件，測試套件也基本奏效，但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表示，它沒有疾控中心提供的數據來證明這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是合理的。
疾控中心想要堅持其最初的設計，此外，大學科學家、醫院研究人員和商業實驗室都渴望開發自己的測試，但他們受到了能授權緊急使用的官僚體系的阻礙。
2月12日，疾控中心估計需要一周時間重新製造第三個組件。六天后，雷德菲爾德告訴阿扎爾，可能需要等到三月中旬。到2月21日，全美只有7個實驗室證實檢測盒有效。雷德菲爾德承認，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準備好新的檢測盒。
2月22日，星期六，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派體外診斷和放射衛生辦公室主任、蒂莫西·斯坦澤爾醫生前往疾控中心調查檢測出了什麼問題。到了那裡，沒有人接待他，他被拒之門外。第二天，他被允許進入大樓，但禁止進入任何實驗室。
當時是周末。斯坦澤爾打了幾個電話。在他最終獲准參觀生產試劑盒的實驗室後，他發現了一個問題：在一間實驗室裡，研究人員正在分析病人的樣本，而這間實驗室裡恰恰是組裝檢測原料的房間。
測試非常敏感，如果一個人不換實驗服就走進房間，衣服上都有可能攜帶病毒物質，從而乾擾測試。華爾街日報後來報導說，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官員形容疾控中心的實驗室“髒亂差”。這個機構一向以專業能力而自豪，結果去年成了他們有史以來名譽最受傷的一年。
根據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內部消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向斯坦澤爾醫生表示，“斯蒂芬·林德斯特倫醫生同時監管不同的實驗室，這位醫生允許他們在同一間實驗室存放正負對照材料，這違反了他們的書面協議。”
最顯而易見的補救辦法是將部分測試的製造工作外包給兩家承包商。一周之內，就有數以萬計的檢測盒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但美國從未採取任何措施去彌補失去的二月。
我最近問了雷德菲爾德——這個留著白色絡腮鬍的圓臉男人，污染是怎麼發生的，是否有人要為這些損壞的檢測盒負責。他含糊地回答說，有一個新人沒有遵守規定，也可能是一個設計上的缺陷，這兩個錯誤都有可能。
他說，“當我們進行內部審查時，我很難過。”
他承認疾控中心不應該大規模生產這種檢測工具，“我們不是生產工廠。”
但是他又堅稱，“公共衛生實驗室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你只需要把病人樣本送到疾控中心。”
但事實上，疾控中心沒有能力處理成千上萬的檢測。
疾控中心並不是這次延誤的全部原因。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本可以批准不使用有問題的第三種組件，或者對其他實驗室開發的測試放鬆控制。但是直到2月26日，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才允許公共衛生實驗室使用不含第三種組件的疾控中心檢測試劑盒，其他實驗室在2月29日後才能進行自己的測試。
阿扎爾認為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應該要對沒有替代測試負責。一位高級政府官員告訴我，“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非但沒有更加變通，反而變得更加謹慎。”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實際上禁止了美國所有其他的新冠病毒檢測，專員史蒂文·汗否認說，“這是不正確的”，並指出目前有超過300種測試得到了批准。但是在二月底時，美國就只有一項測試。
不管延遲主要是由疾控中心還是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造成的，這兩個機構確實都由阿扎爾監管。
沒有檢測試劑盒，追踪接觸者的工作受阻；在沒有接觸者追踪的情況下，病毒在傳播的道路上暢通無阻。在全國范圍內，美國從未有過足夠可靠的、在兩天內能得到結果的測試盒。相比之下，韓國得益於全民公共保險和從2015年MERS疫情中吸取的教訓，提供了免費和快速的檢測，並在接觸者追踪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這對切斷感染鏈至關重要。
韓國目前為止共記錄了約5萬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美國現在每天報告的數字，已經是這個數字的四倍多。
7、兵臨城下
“這是基於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結論，全球公共衛生最基礎的組織簡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個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有一天，它會奇蹟般地消失，”特朗普在2月27日告訴美國人民。
當時，美國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15例，而且幾乎所有病例都涉及旅行者或與其密切接觸的人。
就在特朗普做出承諾時，生物科技公司百健（Biogen）的175名員工正從波士頓萬豪酒店舉行的一場會議上回家。與會者中有許多人來自其他州或其他國家，他們在這裡度過了兩天，聚集在宴會廳和擁擠的電梯裡，一同在健身房鍛煉。
很快，許多人病倒了。
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布羅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認為，SARS-CoV-2很可能是由一個人帶到會議去的。他們感染的病毒株發生了不尋常的突變，使研究人員得以跟踪其傳播，大約有100名會議相關人員最終測試呈陽性。
在最近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報告說，僅在美國，百健公司的傳染就可能導致30萬例病例。
在研究的最初階段，也就是2月和3月，研究人員對數據感到困惑，甚至無比灰心。
“傳播的速度和程度表明，它不是一系列一對一的傳播，”該研究的首席作者雅各·勒米厄醫生告訴我。相反的，它是“一對多的傳播”，這引發了是否通過空氣傳播的問題。
“在當時，這種想法是異端邪說，”勒米厄說，“我們不敢深思這個問題，因為這意味著一種完全不同的感染控制方法”，在這種方法中，口罩將在防護中扮演核心角色，尤其是在室內。
但世界衛生組織一再宣稱，是大量呼吸道飛沫，比如打噴嚏或咳嗽會產生的那種，導致了傳播。這並不是基於新病毒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勒米厄說，“這是基於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結論，全球公共衛生最基礎的組織簡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個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世界各地都在研發疫苗，但波廷格聽說，疫苗最早要18個月才能上市。即使如此，也是創紀錄的速度。一種疫苗必須經受三次實驗，實驗規模一次比一次大，以確其定安全性、有效性和適量性。製藥公司隨後才會投資生產，從數千劑增加到數百萬劑。
波廷格和貿易顧問納瓦羅提出了一種從根本上縮短時間的方法：向企業支付報酬，讓它們生產仍在試驗、可能永遠不會被使用的候選疫苗。只要任何一種疫苗最終獲得成功，美國人就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接種疫苗。
2月底，納瓦羅寫了一份報告，提議撥款30億美元追加預算，以支付加速疫苗生產、一線工人的個人防護用品以及有效療法的費用。阿扎爾意識到，有必要加大預算補貼，但在與特朗普的代理幕僚長馬爾瓦尼會面後，他宣布，8億美元暫時足夠了。
波廷格怒不可遏。
現在，中國境外的病例比中國境內的多了，意大利和伊朗已經爆發。然而，馬爾瓦尼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堅持認為，這場傳染病是一種惡性流感，只能被動忍受。
在家裡，波廷格憤怒地對妻子顏杜恩說，8億美元只是支持疫苗研發進入第三階段試驗所需資金的一半。
“打電話給黛比，”顏杜恩建議。
美國再也沒有辦法自欺欺人了。
黛比就是黛博拉·伯克斯，美國全球艾滋病協調員。80年代中期，作為一名軍醫，黛比在福奇的診所學習免疫學和艾滋病。他們一起走在走廊上，看著病人死去。然後，黛比轉到了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在那裡她從事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在沃爾特里德，黛比與雷德菲爾德合作。從2005年到2014年，她領導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全球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部門，成為了顏杜恩的上司。眾所周知，黛比注重效率、聽從數據，但也很專制。顏杜恩形容她“超級專注”，並補充說，“她精力充沛，對工作要求超高，這讓人惱火。”
這正是波廷格要找的人。
波廷格打電話給黛比時，她正在約翰內斯堡，應邀擔任協調員，此時加入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使她很矛盾。當她剛開始在疾控中心工作時，一些非洲國家的艾滋病感染率高達40%。通過公共衛生措施的穩步實施和非洲各國政府的堅定合作，這種病毒的傳播已經大大減少。如果她現在轉移方向，數字會不會暴漲呢？
不過，考慮到新冠病毒很可能會在她致力於保護的免疫缺陷人群中肆虐，她決定去華盛頓。
隨著3月的臨近，阿扎爾部長不得不在參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前為他的追加預算請求辯護。早些時候，參議員們被告知美國可能會爆發一場嚴重的冠狀病毒疫情。來自華盛頓州的民主黨人帕蒂·默里是該委員會的成員。
“你已經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她說。“現在我們的國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國家每天都在準備著。”
默里說：“你給我發了一份補充材料，我完全看不明白。”
她列出了阿扎爾認為必要的行動。這些都沒有列在預算中，“你們有沒有囤積我們被告知需要的關鍵物資，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等？”
“我們有國家戰略儲備呼吸機，我們有口罩，我們有——”
“夠了嗎？”
“當然不夠，否則我們也不會要求追加資金，”阿扎爾說。
“我在你的請求中沒有看到任何關於囤積這些物品需要的數字，”默里說。
阿扎爾說，細節正在製定中。
默里堅持說她很擔心政府的態度。“我們到現在都沒有儲備那好些我們可能需要的東西，”她總結道，“我們已經遠遠落後了。”
2月27日，疾控中心開始允許沒有去過中國、或沒有與已知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的人進行檢測。第二天，華盛頓州的醫生對來自西雅圖郊區柯克蘭一家療養院的兩名病人進行了檢查，這兩名病人患了肺炎，新冠測試結果都呈陽性。美國再也沒有辦法自欺欺人了。
然而，特朗普還在繼續忽悠。他宣稱，“我們正在測試所有需要測試的人，有問題的很少。”
2月29日，華盛頓州州長傑伊·英斯利報告說，他的州有人死於新冠肺炎。這是美國第一例正式的死於新冠的病例，儘管後來證實有兩名加州人早在幾週前就死於該病毒，並且可能還有其他許多更早的病例。
英斯利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參議員默里的一個親戚幾年前曾在柯克蘭監獄服刑。“我知道那裡有多少人進進出出，有訪客，也有工作人員，”她告訴我。
她對自己說，“天吶，這種傳染性病毒，不可能只存在於療養院裡。”
很快，默里的朋友們也生病了。她催促他們去做檢查，但他們說，“我問了我的醫生，問了郡公共衛生部門的人，也問了州衛生部門的人，沒人提供這種檢測。”
國家的狀態陷入一片混亂。然而，在參議院的聽證會和簡報會上，她沒有看到協調努力和應該有的緊迫感。
民主黨核心小組會議在巴爾的摩時，默里收到了女兒的短信，她的孩子在養老院附近上學。“他們關閉了學校，”她的女兒說。她補充說，“孩子們病了，老師們也病了。這真的很可怕。”
默里告訴她的同事，“我女兒的學校關閉了，兵臨城下了”。
8、淡定
於是等到下一次梅松尼耶在公開場合發言時，她很快就讚揚了特朗普，說國家的行動“快得令人難以置信”。
由紐約公共劇院的奧斯卡·尤斯蒂斯擔任導演的戴維營峰會，我對彩排時的一幕記憶猶新，後來回想起來，很有意義。演員們圍成一圈表演，斜斜的燈光照亮他們的臉龐，與對面觀眾陰暗的身影形成對比。
一名演員聲情並茂地表演著，他唾沫橫飛，那些飛沫在空氣中翻滾著揮之不去，形成了一片昏暗的雲。當時，我覺得這很有戲劇性，增加了角色的力量。
後來我想，這就是超級傳播者的樣子。
我不知道戲劇導演尤斯蒂斯是怎么生病的。但當他突然飛回紐約，錯過了2月20日的首演之夜時，我就知道出事了。那一月，德克薩斯被認為還不在危險區，但是回顧模型表明，那月中旬病毒在那裡可能已經感染了至少10人。
紐約、加利福尼亞、華盛頓、伊利諾伊和佛羅里達也是如此。到2月底，38個州可能都出現了本地傳播。
病毒繼續潛伏在來自其他熱點地區的乘客身上，從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有3200個從中國直飛美國的航班，其中很多都降落在紐約。更重要的是，從意大利飛至美國的航班有60%降落在紐約地區。其中一些乘客攜帶了更具傳染性的SARS-CoV-2變異病毒。3月10日，意大利進入封鎖狀態，第二天，世界衛生組織終於宣布了大流行。那時，114個國家已經有超過10萬例病例。
“淡定，”特朗普說。“它會消失的。”
最佳的控制時間已經過去了數週。2月25日，疾控中心的高級主管南希·梅松尼耶警告說，“我們將看到疫情在這個國家蔓延。不是是否會發生，是何時會發生。”
在沒有疫苗或治療的情況下，社區需要依靠學校關閉、保持社交距離、遠程工作和推遲選擇性手術等措施來控制疫情。可以料想到人們會失去工作和收入，父母需要一個兒童護理計劃。
“我明白，這整個情況可能看起來令人難以承受，”她說，“但這些都是人們現在需要開始考慮的事情。”
梅松尼耶直言不諱的警告之後，股市急劇下跌，那位曾鼓勵美國人以市場指標來判斷其功績的總統怒了。於是等到下一次梅松尼耶在公開場合發言時，她很快就讚揚了特朗普，說國家的行動“快得令人難以置信”。
艾米·克洛佈在3月2日退出了總統初選，飛往達拉斯支持拜登。舞台上擠滿了支持者。人群喊著：“上啊，喬！” 她擁抱了拜登，但同時提醒自己，“拜登不能感染新冠。”
於是她提醒顧問們開始採取全面的預防措施。3月的第一個星期五，她參加了拜登在底特律舉行的集會。那天晚上，韋恩縣治安辦公室的員工聚集在貝爾特餐廳的年度派對上，這是一個靈魂、美食和爵士樂的場所。大多數軍官是黑人，一些已經退休。
當時，密歇根州還沒有已知的新冠病例。三週後，出席者中有7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治安官辦公室的數十人患病。到3月底，已有三名執法官員死亡。
在集會上，克洛布注意到人們變得更加謹慎。“我戴了手套，”她說。“但是當時我們還不知道要戴口罩的事。”
民主黨的集會很快就停止了。
“沒有檢測就根本無法得知多少人得病，這是一次偷襲。”
歷史學家大衛·奧辛斯基告訴我，位於曼哈頓第一大道的貝爾維尤醫院是“美國公立醫院中的典範”。自從它在18世紀作為一個濟貧院開放以來，不管病人是否能負擔得起治療費用，它從來沒有將病人拒之門外。貝爾維尤醫院經歷了霍亂和黃熱病的流行，這些疾病使成千上萬的人進了現在的華盛頓廣場和布萊恩特公園的墓園。在20世紀80年代，貝爾維尤醫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比美國任何醫院都多。
1983年，內特·林克開始在貝爾維尤醫院實習，實習沒幾天就不小心被污染的針頭紮傷了。他以為這是死刑判決，但最終逃脫了感染。這工作真是既痛苦又刺激。
“我感覺自己就像身處動蕩的震中，”他告訴我。他現在是貝爾維尤醫院的首席醫師。
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發期間，林克和他的同事很明白，如果埃博拉病毒擴散到紐約，患者最終會被送往貝爾維尤醫院。於是醫院建立了一個埃博拉病房和一個專用實驗室，培訓了數百名工作人員，並儲存了更多的個人防護設備。
他們剛準備好，第一個病人就出現了，他活了下來。貝爾維尤醫院隨後派人到全國各地幫助醫院準備特殊設施，制定規程，並培訓員工應對新型感染。如果沒有林克和他的同事們的未雨綢繆，美國對新冠的準備工作會更加不堪一擊。
一旦冠狀病毒出現，貝爾維尤醫院的特殊病原體團隊就著手準備方案。
“我們原以為會出現一兩個病例，就像埃博拉一樣，”林克回憶說。但到3月初，這家醫院就收治了一連串發燒和無法解釋的呼吸問題的病人。他們被標記為PUI（patients under investigation），正在檢查病因的患者。
沒有檢測盒供應，林克回憶說，“我們當時的感覺就是，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他認為該市已經有成千上萬的病例，但是，“沒有檢測就根本無法得知多少人得病，這是一次偷襲。”
3月1日，當紐約報告第一例陽性病例時，只進行過32次檢測。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微病患都成了漏網之魚。測試指南的設計似乎低估了這種傳播。
3月10日，劇院導演尤斯蒂斯從他位於布魯克林的家走了半英里，來到阿米蒂街的一家急診室。他的肌肉疼痛。有兩次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在消防栓上坐了一會兒。他太累了，都顧不上害怕。
他的生命體徵顯示低鉀水平，心臟漏博，處境非常危險。救護車把他送到了布魯克林的一家醫院。最終抗體測試顯示他感染了新冠。
儘管尤斯提斯身體狀況不佳，但卻沒有空餘的病容收容他。他被放在輪床上，靜脈滴注鉀，在走廊裡過夜。他滿身污穢，也沒有人來幫他清理。36個小時裡，他沒有得到任何食物。
新冠病例的激增開始了。
3月11日，貝爾維尤醫院的巴倫·勒納醫生在他的辦公室，醫院已經開始在前台對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實行分流。那天早上，在員工會議上，醫生們被告知，“如果你和一個你認為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交談，你必須離開房間。你要對病人說，好，我現在得離開一會兒。然後護士會過來給你一個口罩。”
勒納會見了一位普通病人，一位不會說英語的亞洲移民。貝爾維尤醫院擁有100名翻譯人員，其中一名翻譯在電話上負責溝通。
“大約十天前，她發燒了，”翻譯告訴勒納。“然後她開始咳嗽，從那以後她就一直呼吸困難。”
勒納回憶說，“我當時簡直不敢相信發生的這一切。我可能是第一個被感染的員工。”他被送回家，並被告知監測體溫。他和妻子開始分房睡。五天后，他開始發燒。
與此同時，劇作家尤斯蒂斯在四天后出院了，身體仍在顫抖。他回到家裡倒頭就睡。他感覺自己得的是“慢性”新冠。“它是一波一波來的，”他告訴我，“我在極度疲勞和持續的肌肉疼痛中掙扎。幸好我不需要工作，反正紐約的所有劇院都關門了。”
9、惡性循環
但是，這也許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領導者形像出現，一個願意負全責的總統籌。如果他繼續扮演這一角色，美國在危機蔓延時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副總統邁克·彭斯代替了阿扎爾負責疫情特別小組，但阿扎爾仍是其中一員，開會的時候，參會者經常彼此潑灑著著尖刻的言辭。
彭斯的前國土安全顧問奧利維亞·特羅耶告訴我，“我無法形容白宮裡這些瘋狂的派系。我經常想，如果這些人能更多地專注於為國家幹實事，而不是互相拆台，那我們的處境會多麼地不同啊。”
她回憶說，官員們認為福奇對媒體“過於直言不諱”，白宮顧問、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和納瓦羅等特朗普的手下，抱怨他“口無遮攔”。
特羅耶還簡潔地總結了政府對黛比醫生的普遍看法，“他們恨她。”
在特別工作組的簡報會上，黛比通常會展示一張幻燈片，特羅耶有一次看到白宮工作人員翻白眼。彭斯的幕僚長馬克·肖特說，“她還要在美國製造恐懼氛圍到什麼時候？”
3月11日，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成員擁擠在總統辦公室裡，庫什納、伊万卡、國務卿蓬佩奧和其他十幾個人也加入了。據當時做記錄的官員稱，黛比和福奇曾主張關閉歐洲旅行。
“你預防了一個種子病例，就等於預防了一大堆的病例，”黛比解釋說。
雷德菲爾德和阿扎爾也認為，切斷歐洲旅行可能會贏得時間，但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激烈地反駁，這樣做會削弱美國經濟，引發全球蕭條，市場將會崩潰。
“球賽怎麼辦！”他說，並尖刻的補充，“競選集會也別搞了！”
一小時後，特朗普有了另一個會議，他請彭斯繼續主持討論。這群人退到內閣會議室接著爭吵，努欽認為，一定有辦法在不禁止旅行的情況下遏制病毒傳播，“老年人的風險很高，為什麼不把最脆弱的人隔離起來呢？”
“老人佔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道。“你不可能把他們都關在酒店裡。”
不久前福奇才警告過，疫情將變得更糟，他說，“美國已經沒有一片淨土了，所有的商業都受到影響。就算今天開始疫情減輕，我們已經遲了三週了。”
當時各大高校紛紛將學生送回家，這反而加劇了疫情的蔓延。
工作組的另一名成員問道，在一個嚴重的流感季，也可能導致6萬美國人死亡。新冠跟嚴重的流感有什麼不同嗎？
“這是流感死亡率的20倍，”波廷格爭辯道。“這是2%的死亡，而流感是0.1%。”
“如果我們任由它繼續下去，可能會有200萬人死亡，”
黛比說。“如果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可以將死亡人數保持在15萬到25萬。“
在當時看來是如此驚人數字，直白的擺到桌面上，官員們壓根沒法相信。
努欽要求提供數據支持這些數字，他的看法是，美國必須與病毒共存，犧牲航空、遊輪和酒店是不值得的。“這會讓所有人都破產，”他說。“波音飛機一架都飛不出去。”
“你一直在問我要數據，”黛比尖銳地說。“你要什麼樣的數據？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死亡數字嗎？”
最後，黛比那一方贏了。
當天晚上，在白宮一次異常正式的演講中，特朗普宣布，他將在下個月暫停從歐洲前往美國的航班。他承諾，“我們將動用聯邦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全部力量來保護美國人民。”
他還簽署了一項法案，提供83億美元幫助疾控中心和其他政府機構對抗疫情，強調了老年人面臨的危險，並敦促養老院暫停不必要的探訪。
特朗普建議保持社交距離，不要握手——這些都是他自己還沒有養成的習慣。
特朗普的演講還是他一向的信口開河。他聲稱，保險公司已經同意“免除所有冠狀病毒治療的費用”，其實他們只同意免除檢測費用。
但是，這也許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領導者形像出現，一個願意負全責的總統籌。如果他繼續扮演這一角色，美國在危機蔓延時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與其關注政府有多大，還不如想想它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格倫·哈伯德是一位保守派經濟學家，曾擔任布什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疫情爆發後不久，他就在華盛頓參與了有關如何應對金融影響的討論。哈伯德說，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直擔心一個惡性循環——經濟上的惡性循環。
當疫情爆發時，世界遭受了供應鏈衝擊，貿易中斷，工廠和商店關閉。如果工人們不能很快重返崗位掙錢，供給衝擊就會轉變為需求衝擊，這將進一步削弱供給，從而增加失業率，然後又進一步減少需求，如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3月中旬，經濟學家哈伯德與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和密蘇里州的羅伊·布朗特進行了交流。NBA剛剛暫停了賽季，經濟預測令人恐懼。參議員們收到了來自國內企業主充滿恐慌的報告。
緬因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柯林斯自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就已在職，當時國會通過了7000億美元救助不良資產的法案——這是保守派以前能想像的開支上限。
現在，他們討論的是數万億。
擴大赤字和擴大聯邦政府的範圍，一直是共和黨黨團會議的忌諱，在一些成員看來，這會有一股社會主義的味道。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表示，在正常時期，他絕不會支持這樣的支出。
“你需要做點什麼，”
哈伯德警告說。“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討論政府的規模。更有趣的爭論是政府的職能範圍。”
他談到林肯時說，“他決定實施《宅地法》（Homestead Act），授予大學土地，並為橫貫大陸的鐵路奠定基礎。如果林肯在南北戰爭期間，有過利用政府有一番作為的想法，為什麼我們今天不能這樣做呢？與其關注政府有多大，還不如想想它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同時是小企業委員會的主席，他想到了餐館、旅遊公司、髮廊，這些服務性企業的“生存能力最低”。從財政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國會正在考慮的行動是大逆不道，但另一種選擇，企業倒閉，貧困加劇，無限的失業，聽起來更糟糕。
參議員們一致認為，採取行動是必要的。結果，出現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後續問題：財政部此前救助了公司，並發放了支票給個人，卻不清楚如何幫助小企業。柯林斯正在研究一項貸款減免計劃，盧比奧則試圖找出如何通過美國小企業管理局現有的貸款網絡，創建一項新的貸款計劃。
盧比奧說，“就是在那個時候，工資保護計劃產生了。”
為了讓員工繼續工作而欠下的貸款可以被免除，這可以讓企業主向員工保證，等到峰迴路轉的那一天，他們的飯碗還能夠保住。
民主黨人完全同意，國會很快批准了價值3500億美元的小企業豁免貸款。整個救助方案的規模甚至更大。特拉華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告訴我，“從'不知道該做什麼'發展到900頁的計劃和2.2萬億美元的預算，只用了大約10天。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哈伯德說，“沒有什麼比一個巨大的危機更有助於實現兩黨合作。”
10、援軍
3月12日，艾米·克洛布（Amy Klobuchar，曾參與美國總統競選，後退出競選支持拜登）回到了明尼蘇達州。她的丈夫約翰·貝斯勒在巴爾的摩大學教法律，當時仍留在華盛頓。
那天早上他醒來時覺得不舒服。克洛布回憶說，“他本來要代替我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選民早餐。我們現在知道，正是在那個時候，他的傳染性最強。在一個小房間里大約有50個人。然後他要去參加一個教員會議——大約60人，也是在一個小房間裡。然後要坐飛機去明尼蘇達，同樣是一群人擠在一起。我在梅奧做一個小手術，他也要來！他真的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去傳染別人。他們不知道他是怎麼感染上病毒的。他當時52歲，身體非常健康。”
貝斯勒回到家裡，病情不斷惡化。一個多星期以來，克洛布一直在打電話，焦急地詢問他的體溫。他們唯一的溫度計是攝氏溫度計，所以克洛布必須轉換成華氏溫度——每次都超過100度。聽說他呼吸急促，她催促他去看醫生，擔心“他得的是那種被人低估了嚴重程度，第二天就會死的病。”
在貝斯勒咳血後，他去醫院做了檢查，結果是嚴重的肺炎。醫生一直告訴克洛布，她丈夫的含氧量越來越差了。她不能去看他，這讓這場折磨更加可怕。
貝斯勒在醫院住了五天后康復出院，當他回到了在華盛頓的公寓時，他新冠檢測陽性的報告才出來。
“我們的工作人員從未見過這麼多的死亡。正常情況下，一個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但是，當你一天有十幾個病人死亡時，你必須保持麻木，否則你就無法承受死亡帶來的痛苦。”
貝爾維尤醫院第一個得病的醫生是勒納，他的病例是輕度的。12天后，也就是3月23日，他回到了貝爾維尤醫院工作。這個城市變得出奇的安靜：第一大道就像一個廢棄的片場。他不在的這段時間裡，院子裡搭起了一個帳篷，用來給病人進行篩查。現在每個人都戴著口罩。
重症監護病房的非新冠患者被送往術後外科病房，由於所有手術已被取消，病房就騰出來給新冠病人用，於是他們多了56個重症監護室床位。工人們在每個房間安裝了高效空氣過濾器，室內保持負壓，防止受感染的空氣逸出。辦公室也變成了病房，工人們一走出剛剛被改造好的房間，病人就被推了進來。
急診室裡又增加了25個供呼吸機病人使用的位置。當所有床位都被佔滿後，重症監護病房的小隔間也被擠滿了。仍在康復中的勒納醫生通過視頻來照顧他的病人，中午就在貝爾維尤醫院打個盹。
3月中旬，貝爾維尤醫院出現了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一名沒有既往病史的中年患者，在醫院已經住了兩週。重症監護主任阿米特·尤帕爾醫生回憶說，“大家心裡都很明白，好了，要開始了。從那以後，新冠病例呈指數級增長。”
尤帕爾是印度移民的兒子，在北加州長大，在俄亥俄州接受醫學培訓。他被貝爾維尤醫院吸引，一來因為他想服務弱勢群體，二來也因為這裡的工作人員，“這個醫院的工作人員可以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他們卻選擇保護人民。”
尤帕爾想專攻重症護理，這樣他就能應對最嚴重的疾病，他已準備好面對由於醫學知識的有限而帶來的棘手倫理問題。
尤帕爾主任醫師在貝爾維尤醫院的任務之一，就是幫助病人平和地面對死亡。
“這項工作為你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角度來反思自己的生活，”尤帕爾醫生說。“很多非醫學專業人士不開藥，也沒有接觸過臨終問題，他們可能在自己生命結束前，都沒有機會反思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新冠，似乎是被殘忍地設計用來挫敗死亡儀式的。
就在貝爾維尤醫院的第一批病人開始死亡時，醫院裡又擠滿了新入院的病人。一般重症監護室的死亡率遠低於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因此，就連尤帕爾醫生這樣經驗豐富的重症護理人員也感到束手無策。
這些訓練有素的醫生知道如何處理緊急狀態，一般來說，緊急狀態通常會持續30到40分鐘，比如心髒病患者。在公交巴士失事或大規模傷亡事件後，緊急狀態可能會持續一整天。但是新冠肺炎則持續了數週。
查房時，尤帕爾醫生挨個走過了重症監護室的56個隔間。所有患者均使用呼吸機，獨特的喘息聲不絕於耳。靜脈注射的管子延伸到了每個小隔間之外，這樣醫護人員就不需要走進房間去給病人輸液。在昏暗的消毒室裡，病人們看上去一模一樣。人們很容易忽視他們的特別之處。
尤帕爾醫生強迫自己檢查他們的圖表。他需要重新捕捉“他們的獨特之處”。
不堪重負的紐約郊區醫院將600多名病人轉移到了貝爾維尤醫院，他們知道貝爾維尤從來不會拒收病人。急診室成為了一個熱點地區，許多從街上走來的人都需要立即插管。內特·林克（貝爾維尤醫院首席醫師）告訴我，“當新冠病毒來襲時，我們對自己說，我們不會讓急診室崩潰，我們會維持它們平時的水準。”
員工們不得不一直裹著個人防護用品，林克說，“最後，只有15%的急症室員工檢測呈陽性。這比一般的醫院要低。甚至比城市平均水平還要低一點。這傳達出的信息是，個人防護措施是有效的。”
一些醫生需要扮演新的角色。骨科醫生開始把他們的輪休時間奉獻出來幫病人翻身以促進呼吸。眼科醫生在重症監護室幫忙，普通外科醫生治療非新冠患者。
“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林克說。“三個月來，我們變成了一家完全不同的醫院。”
今年春天，超過2萬名紐約人死於新冠肺炎。隨著人數的增加，林克注意到員工們正在進行“心理疏離”的訓練。他說，“我們的工作人員從未見過這麼多的死亡。正常情況下，一個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但是，當你一天有十幾個病人死亡時，你必須保持麻木，否則你就無法承受死亡帶來的痛苦。”
當第一位工作人員，在貝爾維尤醫院工作了33年、受人愛戴的護士歐內斯托·德萊昂去世時，這種情感上的疏離被粉碎了。林克說，“他死後，我們舉行了一場新冠式的守靈儀式，許多同事都穿著個人防護服，走近他的重症監護室小隔間，把手放在玻璃門上，誦讀經文、祈禱和哭泣。為了控制感染，工作人員隔空安慰，沒有接觸或擁抱，這並不自然。”
當貝爾維尤的醫生在重壓下幾乎無法喘息時，援軍到來了。來自其他州的醫院工作人員湧入紐約提供幫助。州長安德魯·庫默說，三萬人響應了援助呼籲，這是美國難得一見的團結。
“重症監護病房裡有一半的人都有南方口音，”
貝爾維尤醫院首席醫師林克告訴我，“這拯救了我們。”
11、計劃就是沒有計劃
在另一次與特朗普的集體電話會議上，貝克抱怨說，“我們認真對待你提出的不要依賴國家儲備的建議。我現在告訴你，我輸給了聯邦政府，我有一種感覺，如果有人要選擇賣給你還是我，那我肯定爭不過你啊。”
“價高者得。”特朗普冷冷地回答。
三月中旬，美國開始封鎖。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敦促美國人在家工作。教育系統也改為線上。旅行和購物將會停止，餐館和酒吧關門歇業，其目標是在15天內阻止病毒的傳播，並“使曲線變平”。
特朗普突然變得不耐煩起來。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談到這種病毒時說，“這種病毒完全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福奇糾正了他，指出更糟糕的情況還在前面，並指出，“我們選擇如何應對挑戰，將決定最終的結果。”
特朗普與州長們舉行了電話會議。他說，“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然後他說，“呼吸器，所有的設備供給，你們得自己想辦法。”
大多數州長自然而然的認為，就像在發生颶風或森林火災時一樣，聯邦政府會迅速提供幫助，存放應急設備的倉庫將會打開。面對呼吸機、N95口罩和鼻腔棉籤嚴重短缺的情況，州長們以為特朗普會援引《國防生產法案》，迫使私營企業生產所有醫療必需品。
當然，這得有一個全國性的統籌計劃。
當華盛頓州長英斯利意識到特朗普無意動員聯邦政府時，大吃一驚。英斯利告訴他，“這相當於羅斯福在1941年12月8日說，祝你好運，康涅狄格，你自己去建造戰艦吧。”
特朗普回應說，“我們只是後備力量。”
“我不是想讓你做什麼替補四分衛，”英斯利說。"我們需要你扮演湯姆·布雷迪（注，美國最優秀的四分衛）。”
馬里蘭州的共和黨州長拉里·霍根被激怒了。他告訴特朗普：“你這是要陷我們於不義！”
副美國安全顧問馬特·波廷格的弟弟保羅醫生，一直從西雅圖發來絕望的郵件。他聽說一些醫務人員用從家得寶（Home Depot，出售家庭裝飾品與建材的零售商）買來的材料製作個人防護用品，用工業膠帶和海洋級乙烯基做面罩，垃圾袋被用作外科手術服。
當地一名衛生官員寫信給他說，“我們目前正在起草如何用布料自製口罩的指導方針，我已經詢問了社區裡的其他創新者，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好點子，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
波廷格給保羅寫信說，“救援就在路上，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趕緊撕下床單，把它們做成實驗室大褂，到救世軍（Salvation Army，以基督教為信仰的國際性慈善公益組織）去找衣服，如果有必要的話，用胸罩代替口罩把臉包起來。”
國家戰略儲備是為應對這種緊急情況而存在的，但部長阿扎爾最近向參議院作證說，國家儲備只有1200萬個N95口罩，只能滿足需求的一小部分。這個倉庫曾經存放過1億隻口罩，但其中大部分都在2009年H1N1流感期間用掉了，而且也沒有及時補貨。
在特朗普明確表示各州要自己想辦法以後，康涅狄格州州長內德·拉蒙特給附近地區的其他州長打了電話：新澤西州的州長菲爾·墨菲，馬薩諸塞州的州長查理·貝克，羅德島州的州長吉娜·雷蒙多，還有紐約州州長科莫。
拉蒙特說，各州需要共同行動。
“如果我關閉酒吧，科莫那邊繼續開著，那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他說。“每個人都會去他那裡喝酒，然後再把感染帶回來。”
州長們被他們面臨的任務嚇到了，康涅狄格州州長拉蒙特能夠想像選民們的憤怒，“你們要關閉學校？我的上帝！”
所以，州長們的一致行動不僅能顯示團結，還能提供了政治掩護。
州長們同時關閉了健身房、餐館和酒吧。康涅狄格州州長拉蒙特、新澤西州州長墨菲和紐約州州長科莫禁止集會人數超過50人，馬薩諸塞州州長貝克和羅德島州長雷蒙多限定為25人。科莫宣布，“你們別指望舉辦畢業派對，紐約州辦不了，在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都辦不了。”
然而州長們發現，特朗普正在破壞他們保護公民的努力。馬薩諸塞州州長查理·貝克，安排從中國購買300萬個N95口罩，但聯邦當局在紐約港將其沒收，並向供應商支付了溢價後據為己有。
在另一次與特朗普的集體電話會議上，貝克抱怨說，“我們認真對待你提出的不要依賴國家儲備的建議。我現在告訴你，我輸給了聯邦政府，我有一種感覺，如果有人要選擇賣給你還是我，那我肯定爭不過你啊。”
“價高者得。”特朗普冷冷地回答。
後來，貝克又悄悄地從中國弄來了120萬個口罩，並得到了新英格蘭愛國者隊（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在麻薩諸塞州福克斯堡的一支球隊）所有者羅伯特·克拉夫特的幫助。克拉夫特用球隊的飛機把這些口罩運到了洛根機場，在那裡，馬薩諸塞國民警衛隊接收了口罩，偷偷將其帶走了。
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紐約州州長科莫憤怒地說，50個州在爭搶物資，不得不互相競價。他攤開雙手，“這有什麼意義？聯邦政府，聯邦應急管理局，應該是採購代理負責人。”
羅德島州州長吉娜·雷蒙多給聯邦應急管理局施壓，“我們能動用國家儲備嗎？”
她被搪塞了幾天后，管理局承諾，一卡車的個人防護用品正在路上。晚上9點，她收到一條短信，說卡車已經到了。雷蒙多後來告訴《政治家》雜誌，“我給我的衛生主任打了電話說，好消息，卡車終於來了！她說，州長，這是一輛空卡車，他們派來了一輛空卡車。”
華盛頓州州長英斯利告訴我，“我們獲得的個人防護用品中，只有11%來自聯邦政府。”
想獲得更多防疫物品的州長不得不對特朗普卑躬屈膝。加州的加文·紐森在得到總統提供一批棉籤的承諾後，大拍其馬屁。大約在這個時候，一名記者問特朗普，“你說有些州長沒有盡到他們的本分。在這個國家處於緊急狀態的時候，州長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很簡單”，特朗普說。“我希望他們心存感激。”
今年春天，特朗普向美國聯邦藥品管理局施壓，要求快速批准一種治療瘧疾的藥物——羥氯喹，用於治療新冠。福克斯新聞將這種藥物吹上了天，說它將“改變遊戲規”，福克斯的名牌主持人塔克·卡爾森和勞拉·英格拉漢姆，播出了對格雷戈里·裡加諾那令人作嘔的採訪。
裡加諾曾與人合寫了一篇“論文”，一篇自行發表在谷歌上的文檔，稱這種藥物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他是一名律師，最近又創立了區塊鏈基金，旨在“騙過死神”和“終結老年癡呆症”。
在3月23日到4月6日之間，羥氯喹在福克斯新聞上被提到了近300次。包括納瓦羅在內的白宮官員大力宣傳這種藥物。
在一個工作小組的簡報會上，福奇被問及羥氯喹是否能遏制冠狀病毒。他說，“答案是否定的。”
特朗普怒目圓睜，走向麥克風說，“我是這種藥物的超級粉絲。”
三個月後，美國聯邦藥品管理局撤銷了授權，因為非但無效，還會導致“嚴重的心臟不良事件”和其他副作用，包括腎病和死亡。當羥氯喹和阿奇黴素（特朗普公開支持的一種組合）同時服用時，患者發生心臟驟停的可能性，是那些不服用這兩種藥物的患者的兩倍。
福克斯新聞不再大肆宣傳羥氯喹，但特朗普仍然想快速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紐約的病例每三天翻一番，醫生們在中央公園的帳篷裡治療病人時，他宣稱希望美國在復活節前“整裝出發”。
病毒蔓延開來，不堪重負的員工們做出了不得已的決定，將兩個單元病房合併起來，把床排列得很緊。許多搞不清楚位置的老兵爬錯了床，這加速了疫情的蔓延。
總體來說，新冠的病死率為2%。但75歲以上的老人的死亡風險比30歲以下的人高出數百倍。老年人生命的貶值，在許多養老院的低護理標準中表現得很明顯，美國40%的新冠死亡發生在養老院，但老年人的新冠病例只佔了8%。
去年3月，在馬薩諸塞州霍利奧克的士兵之家，235名退伍軍人住在那裡，他們中有些人參加過二戰。最終，他們成了自己努力保護，但無法保護他們的體制的犧牲品。
根據該州委託進行的一項獨立調查，家人和員工長期以來一直抱怨人手不足，部分原因是州長貝克在2015年下令停止招聘人手。3月17日，一名出現症狀數週的老兵被確診患有新冠。他住在兩個癡呆症病房中的一個。他沒有被隔離，甚至在四天后他的檢測結果呈陽性之後也沒有。
病毒蔓延開來，不堪重負的員工們做出了不得已的決定，將兩個單元病房合併起來，把床排列得很緊。許多搞不清楚位置的老兵爬錯了床，這加速了疫情的蔓延。一位娛樂治療師說（娛樂治療師是指使用娛樂、休閒和玩耍作為模式對治療進行積極干預），她覺得自己好像是在把她的病人“引向死亡”。
3月20日星期五，從陸軍國民警衛隊退休的邁克·米勒，接到了他的兩個姐妹琳達和蘇珊的電話。她們說，“他們認為爸爸可能熬不過今晚。”
他們的父親詹姆斯·米勒現年96歲，自2015年以來一直住在軍人之家。姐弟開車去了醫院。一次只能有一名家庭成員進入。邁克走了進去，他的姐妹們在車裡等著。他回憶說，父親“看起來像具屍體，他就那樣沒有生氣的躺了一個星期了，卻沒有人給我們打電話。”
在諾曼底登陸日，詹姆斯·米勒登陸了諾曼底海灘，還曾幫助解放德國諾德豪森附近的一個集中營。退伍後，他成為了一名郵政工人和一名消防員。他沉默寡言，很少和孩子們討論他的軍旅生涯。
現在，這位沉默的老兵在一片混亂中慢慢地死去。
“老人家們到處亂走，”邁克說。“他們穿著各種各樣的衣服。有個簾子特意為我父親關著，其他老兵會打開簾子站在那裡，裡面還有我認識的人。他們並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旁邊床上的一個男人，“只是在呻吟，他無法呼吸。當天晚上他就去世了。”
工作人員除了把嗎啡放在舌頭下面這樣的安慰措施以外，什麼都做不了。詹姆斯脫水嚴重，無法吞嚥。邁克懇求道，“給他輸液吧！”但工作人員沒有被授權這麼做，他們也不能把他送到醫院。
邁克用濕潤的棉籤蘸了蘸爸爸的嘴，護士們非常難過。邁克回憶說，“他們愛我爸爸。但是他們什麼也做不了。”
他從未見過任何管理人員。
邁克每天都會來，他的姐妹們在停車場守夜。週六，他們目睹了一輛用於存放屍體的冷藏卡車到來。週一，詹姆斯·米勒去世了，在這一切結束之前，已經至少有75名退伍軍人去世。
12、小非洲
在疫情肆虐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戴著口罩。當艾博尼·希爾頓醫生走進病房時，病人們會看到她的手術口罩上面那雙大而靈動的眼睛。她的頭髮和身體都被帽子和長袍遮住了。
她帶有南方口音，稱自己為“鄉村女孩”，這與她自信的態度不相稱。當被要求給新冠患者插管時，她說，“這說明這病人快不行了，我之所以要插這根呼吸管，是因為病人的身體正在衰竭，所以如果我不插管，病人就死定了。但如果我給病人插管，我就有被傳染的風險。”
38歲的希爾頓，是夏洛茨維爾市弗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和麻醉師。弗吉尼亞大學醫院有大約600個床位，但是希爾頓經常獨自奮斗在工作崗位上，“我是整個醫院唯一的麻醉師。在這一刻，我得挺住，不能回到房間，讓恐懼把我嚇倒。”
她繼續說，“我相信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會停下來猶豫，想著這個病人可能會傳染我。你沒有時間考慮那麼多，你必須穿上工作服立刻行動。”
三月初的一天，希爾頓收到了一個病人，一名患者感染了敗血症，這意味著感染進入了她的血液，並在她的身體裡肆虐。她的腎臟開始衰竭。通常，醫生會懷疑細菌是病因，但感染的傳播速度快得令人擔憂，而且症狀與醫生報告的中國和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狀相符。
許多衛生保健工作者註意到，這種感染導致的死亡速度非常快。
希爾頓走進房間，戴著N95口罩。患者已經沒有血壓，如果不立刻採取措施，她缺氧的大腦幾秒鐘內就會開始死亡。插管過程中，需要在患者肩胛骨下放置一個枕頭，使頭部向後傾斜，處於“嗅探”的位置。
希爾頓確保病人接受了氧氣，並註射了鎮靜劑和肌肉鬆弛劑；然後她撬開病人的嘴，把舌頭推到一邊，插入一個喉鏡（一個彎曲的刀片附在一個柄上，看起來像一根拐杖頭）。這個裝置能將上顎提起，露出聲帶。如果聲帶無法露出，壓迫喉部會使聲帶出現。
希爾頓緩慢地將一根塑料管穿過聲帶之間的狹窄入口，向下插入氣管。管子一固定，病人就連上了呼吸機。
三月初的那個病人可能是希爾頓的第一個新冠肺炎患者，但也說不准，因為弗吉尼亞在三月初幾乎沒有任何檢測設備。
“我們這裡出了醫生、律師、法官——我們這個非洲小社區培養了很多專業人士，因為我們非常重視教育，且彼此照顧。希爾頓來自一個非常偉大的地方。”
希爾頓來自南卡羅萊納州斯帕坦堡附近、一個叫做“小非洲”的社區。內戰結束後，曾為奴隸的辛普森·福斯特和一個名叫伊曼紐爾·瓦德爾的切羅基人建立了這個社區，作為一個農業避難所。
希爾頓說：“它很小，紅燈都沒有。我們只有我叔祖父霍布斯的商店，還有為我們準備的零食和其他東西。”
小非洲在藍岭山脈的山腳下。“當你坐在門廊上時，你可以看到山脊線，”希爾頓的母親瑪麗·希爾頓告訴我。她說，“我們這裡出了醫生、律師、法官——我們這個非洲小社區培養了很多專業人士，因為我們非常重視教育，且彼此照顧。希爾頓來自一個非常偉大的地方。”
希爾頓八歲的時候，她的妹妹問媽媽他們是否可以有一個弟弟。希爾頓的媽媽瑪麗很意外，但她誠實地回答說，她的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
“我當時17歲，”媽媽回憶說。“我從沒聽說過婦產科醫生，我們都是去診所做產檢。“
她一個人去看醫生，她的母親正在摘棉花，瑪麗想。在一次懷孕檢查中，一名技術人員刺穿了她的羊膜囊，導致嬰兒早產，男孩出生三天后就死了。
瑪麗說，“我告訴希爾頓這段往事的時候，不知道這會改變她的生活。”
希爾頓下定決心要去學醫，從那時起，媽媽就開始叫她希爾頓醫生。
不久前，希爾頓和她的姐妹布蘭迪和凱德蘭，為他們素未謀面的哥哥立了一塊墓碑，建在小非洲新貝德福德浸信會教堂的墓地裡。
“他是個鬥士，”希爾頓告訴我。“他試圖努力活下來，所以我要代替他完成這個任務。”
希爾頓對自己未來的形象，是通過觀看《女醫奎恩》（一部美國電視連續劇）形成的。她上了南卡羅來納醫科大學，打算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
“一天晚上，當我在做婦產科值班時，有一位女士癲癇發作，她實際上是子癇，有個男人跑進房間，開始發號施令，比如，我要做A線（動脈穿刺和插管，通常在急診科進行），你來打鎂光燈。我靠過去問他是誰啊？其中一個醫生說，哦，那是麻醉住院醫師，”希爾頓對自己說。“我就想成為那種當出現混亂時，鎮定自若知道該做什麼的人。”
2013年，她成為1824年成立的南卡羅來納醫科大學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麻醉師。2018年，弗吉尼亞大學聘用了她。
“隨著我的醫學知識越來越豐富，我逐漸意識到，如果我有孩子，它的死亡風險實際上比我母親的孩子還要高，”她說。她引用了杜克大學一項研究，其中將種族和教育水平聯繫起來。“如果你研究一下和我擁有相同學歷的白人女性，我的孩子在一周歲前死亡的可能性是她們的五到七倍。歷史上黑人女性就是這樣。自奴隸時代以來，就健康層面而言，數據並沒有改變多少。”
許多少數民族患有相同的疾病。“這就是社會階層決定健康狀況，”希爾頓說。哮喘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可能是空氣污染的結果，比如來自低收入社區的工廠污染。
“如果你在一個封閉的社區裡（通常高檔社區才會有封閉設施），你就不會看到這些工廠冒出的滾滾濃煙，因為你有金錢和權力來影響政策制定者說，不能把有污染的工廠放在這裡。”
心臟衰竭、肥胖和糖尿病，都與附近是否有健康的餐館和雜貨店有關。她指出，在南卡羅來納州，五分之一的縣沒有醫院，11個縣沒有婦產科醫生。
希爾頓說，今年2月美國宣布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的那一刻，她就開始向疾控中心和世衛組織發推特風暴（指用戶在推特上快速且連續發布訊息的行為）。
“我們知道種族健康差異存在，在新冠病毒出現之前就存在了，我們也清楚這將導致什麼結果，”她懇求道。“告訴我們你測試了誰，你沒測試誰。”
《紐約時報》起訴疾控中心後，美國疾控中心直到7月份才公佈了全面的數據。事實證明，這個國家的各個階層正在經歷完全同不的新冠疫情。
總的來說，每1萬名美國人就有38例冠狀病毒病例。但是，對於白人來說，這個數字是23，對黑人來說，是62人，對於西班牙裔，這個數字是73。在希爾頓的醫院，前10名新冠死亡病例中有7個人屬於有色人種。
希爾頓和她的同事前往夏洛茨維爾及其周邊的少數族裔社區，在教堂和購物中心提供測試。她說，“少數族裔不太可能接受檢測，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會直接回家，在那裡他們會感染整個社區。”
有色人種更容易暴露在病毒下，因為他們中有很多人都是工人。“只有五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國人可以在家辦公，”她說。“西班牙裔在家辦公的只有六分之一。”
弗吉尼亞大學醫院的工作人員把他們的遺囑都準備好了，希爾頓意識到她會長時間不能陪伴她的狗巴克利，所以她又買了一隻小狗，“為我的狗買了一隻狗”。她叫它為本特利，她承認它們相處地並不好。
希爾頓的鄰居是新冠病房的一名護士，她有兩個孩子，因為擔心會把新冠傳染給孩子，她住在地下室裡。
“她被壓垮了，她試圖幫助別人。她被一個沒有做好準備的國家給拖累了。我們應該早做準備的，我們應該提前計劃的。”
希爾頓所在的醫院經歷的最艱難的時刻之一，是49歲的洛娜·布林醫生被送進了精神科。她的父親菲利普·布林是一名退休的創傷外科醫生，母親羅斯瑪麗·布林曾是羅娜住院病房的一名護士。洛娜一直住在曼哈頓，在紐約長老會艾倫醫院主管急診室。
當新冠病毒席捲紐約時，她的工作時間是12個小時，有時候會延長到18個小時。她幾乎沒有睡覺時間。不到一周，布林自己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一邊在公寓里辛苦工作，一邊遠程管理她的部門。退燒後，她於4月1日重返工作崗位。
布林以活力而著稱。她是一個舞者，還是一個業餘管弦樂隊的大提琴手。她跑馬拉松，開一輛保時捷敞篷車，在業餘時間，她攻讀MBA。她的姐姐詹妮弗·菲斯特告訴我，“她超級喜歡開派對。”
布林告訴詹妮弗，一名創傷科護士正在急診室裡走來走去，根據病人的臉色對他們進行分類。紐約有如此多的醫生生病，以至於布林一度同時在兩家醫院管理急診室。
壓力大任務重，正如她父親後來說的那樣，布林“就像一匹拉了太重貨物的馬，再也走不動了，最終倒下。”
一天早上，布林給她姐姐打電話說她坐不起來了。詹妮弗告訴我，“她精神緊張，新冠病毒傷到了她的大腦。”
詹妮弗和她的丈夫科里決定，布林需要回到弗吉尼亞的家中。一位康涅狄格州的朋友開車送布林去費城，另一個朋友帶她去了巴爾的摩，詹妮弗在路邊等著開車送她回夏洛茨維爾。
布林在弗吉尼亞大學醫院度過11天，她很害怕自己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她知道，執照頒發委員會可能會標記她患有精神疾病。在被新冠感染之前，布林從來沒有任何精神不穩定的跡象。詹妮弗和丈夫都是律師，他們向她保證不會吊銷她的醫師執照。布林似乎有所改善，她甚至嘗試在手機上做MBA作業。
詹妮弗在四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把布林帶回家。第二天，布林自殺了。
這一場疫情給已經精疲力竭的公共衛生工作人員增加了難以想像的壓力。詹妮弗告訴我，“她被壓垮了，她試圖幫助別人。她被一個沒有做好準備的國家給拖累了。我們應該早做準備的，我們應該提前計劃的。”
13、華爾街的使命
但新冠就像一個不願離開的晚餐客人，它賴著不走，還吃光了食品櫃裡所有的東西。
高盛在高級金融業是個有爭議的名字。它的影響力滲透到美國的經濟政策中。美聯儲12位主席中有三位曾在那里工作過。美國財政部長努欽就曾經是高盛的一員。許多批評者認為它是人能想像的貪婪最高峰，必須要為美國巨大的收入差距負責，因為高盛操縱政府政策，讓富人更加富有。
但是，在高層權力機構中，高盛的成功文化備受尊崇。
在2020年第一季度，高盛對經濟的看法是樂觀的。高盛首席經濟學家簡·哈祖斯告訴我，“我們已經完全走出了2008年經濟衰退的陰影。”
失業率接近歷史最低水平，工資正在緩慢上漲。當然，收入中位數自70年代以來就沒有大幅增長；貧富差距看來是無法彌補的。但這些都不是高盛的問題。這家公司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讓有錢的客戶更有錢。
當武漢爆發疫情時，美國面臨的經濟風險似乎很低。以前的疫情，如禽流感和非典，對美國的經濟影響幾乎忽略不計。2月12日，由於新冠病毒滲入美國，道瓊斯指數收盤於29551點，創下歷史紀錄。三週後，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哈祖斯說，“我們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收縮。”
哈祖斯做了高盛季度GDP預測。他說，“通常情況下，你可以通過將人們的消費傾向與他們的勞動收入或稅收變化聯繫起來，或者把利率變化對購房意願或能力的影響聯繫起來，來估計商業周期的起伏。”
現在的情況不同了，“這並不是說人們沒錢下館子，而是說他們不能下館子。”
航空公司停止了飛行，汽車生產停止，整個行業必須從經濟中剔除，“這更像是算術，而不是計量經濟學。”
3月27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個世界末日般的標題——失業激增，美國新冠病例居世界首位。奇怪的是，到那個時候，道瓊斯指數已經扭轉了暴跌的趨勢，開始了與實際經濟明顯不符的長期攀升。11月，該指數再次創下歷史新高。
史蒂夫·斯特朗金是高盛的高級顧問。六十二歲的他戴著一副無框眼鏡，這使他看起來像一個十九世紀的歐洲的有識之士的形象，活像沒有鬢角的易卜生（影響深遠的挪威劇作家，被認為是現代現實主義戲劇的創始人）。
他告訴我，“人們經常把市場比作一個巨大的賭場，但它們實際上有一個深刻的經濟功能，那就是把資本，包括股權和債務，從不再具有價值的企業轉移到我們今天需要的企業。”
斯特朗金說，市場最初的反應是，“我們只要按兵不動，蟄伏一段時間，疫情自然會過去，然後我們就能恢復如初。”
在那個階段，華爾街的職能在於提供資金的流動，因為客戶開始求助於保值策略，籌集現金、提取信貸額度等，同時等待危機的結束。但新冠就像一個不願離開的晚餐客人，它賴著不走，還吃光了食品櫃裡所有的東西。
“當人們意識到無症狀攜帶者的可怕性時，大家都被迫重新評估危機的嚴重性和長期性，”斯特朗金說。“這意味著所有先前的控制都將失敗。數千家企業將關閉。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見過如此大規模的災難。規則必須改變，新冠疫情是一個歷史性的顛覆者，迫使人們從短期思維轉向長期思維。”
斯特朗金曾寫過一篇論文，名為《危機倖存者指南》，他說，“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你就會看到人們急於抓住機會。”
投資者轉向了新的階段，追隨贏家的腳步。市場的複蘇是由五支股票，Facebook，蘋果，微軟，谷歌和亞馬遜主導的，它們佔標準普爾指數的20%以上。
然而，“資本主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現實，並不是關於這五個贏家的傑出表現，”斯特朗金說。“而是要拿走5萬名失敗者手中的錢。這是經濟體系的核心，我們不支持失敗。”
他表示，政府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是幫助人們創辦新的小型企業。“目前股市和就業人數之間的差距是一個醒目的警告，表明經濟和人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不把錢花到地方，痛苦將是非常真實的，政治後果也很危險。”
14、那個不戴口罩的男人
在特朗普的白宮戴口罩似乎是一種近乎叛國的行為。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控制感染的機會是口罩，這是最簡單、最經濟，或許也是最有效的。但美國政府和美國沒有能抓住這最後的機會。
3月4日，馬特·波廷格開車前往白宮時，正在與一位中國醫生通話。他一邊開車，一邊在信封背面做筆記，他聽到了關於中國如何控制病毒的寶貴新信息。
這名醫生提到了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它在美國剛剛成為一種可能的治療方法。醫生強調，口罩對阻隔新冠病毒非常有效，比阻隔流感更有效。
醫生說，“隨身攜帶洗手液的方法很好，但口罩的作用更大。”
當波廷格把他的手動擋奧迪停在西行政大道西面的時候，他還在打電話，忘了踩剎車。當他衝進他的辦公室時，汽車向後滑動，差一點撞上副總統的豪華轎車，最後撞在一棵樹上停了下來。
在特勤局檢查那輛犯了錯的奧迪時，波廷格還在琢磨口罩的事。，美國的疫情應對已經遲鈍了。測試盒的麻煩又使這個國家浪費了幾個月。但口罩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
黛比告訴波廷格，戴口罩是亞洲文化的一部分，但不能指望美國人會遵守。波廷格開始覺得美國的公共衛生體制在幫倒忙。衛生局局長杰羅姆·亞當斯在推特上寫道，“停止購買口罩！它們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公眾感染新冠病毒。“
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防止囤積醫院用的口罩，但它們等於勸阻人們不要使用任何形式的口罩。在早期，美國醫療機構在研究SARS-
CoV-2時，只是簡單地應用了非典的邏輯——病人應該戴口罩，但其他人不需要。
疾控中心的雷德菲爾德告訴我，“直到3月中旬，我們才明白許多新冠患者沒有症狀，卻同時具有高度傳染性。”
然而，波廷格認為，很明顯，只要大多數人都戴著口罩，傳染就會“完全停止”。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但那裡沒有社區傳播病毒，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台灣每天為2300萬人口生產1000萬個口罩，幾乎未受疫情影響。這兩個地方都毗鄰震中中國大陸。
波廷格的觀點激起了公共衛生部門出乎意料的嚴厲反應。在波廷格看來，當雷德菲爾德，
福奇，
黛比和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專員史蒂文·汗發言時，倒像是一種群體性思維，呼應了他們在口罩問題上的公共發言。
白宮沒人戴口罩。3月中旬波廷格戴上口罩。走進白宮西翼時，他覺得自己彷彿戴上了小丑的鼻子，人人都目瞪口呆。
特朗普問他是否病了，波廷格回答說，“我只是不想被以後的歷史說成是用新冠殺死總統的人。”
許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戰況室工作，監測新聞和全球動態。他們像呼叫中心的工人一樣擠在一起。波廷格請病毒學專家教大家如何戴口罩。有些人很生氣，戴口罩已經上升到了政治層面，許多保守主義者譴責戴口罩的規定是對自由的侵犯，在特朗普的白宮戴口罩似乎是一種近乎叛國的行為。
波廷格震驚地得知，官員們怎麼想其實不重要，反正白宮也沒有現成的口罩存貨。
他打電話給中國台灣的一位官員，詢問如何控制病毒。他又被告知要戴口罩。那次通話後不久，台灣通過外交渠道向美國捐贈了50萬個口罩。波廷格拿走了3600個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白宮醫療單位，並將其餘的送到國家庫存。
4月初，新的研究表明，戴上口罩後，傳染率大幅下降。波廷格把這些研究的副本裝訂在文件夾裡，供特別工作組主要成員查閱。中國的一項研究報告中說，一名感染病毒的旅客乘坐了兩次長途巴士。他在第一次乘車時就開始咳嗽，然後在登上一輛小巴前買了一個口罩。第一班有五名乘客被感染，第二班則沒有。另一項研究顯示，在佩戴外科口罩的實驗對象的氣溶膠或飛沫中沒有檢測到任何病毒顆粒。
4月3日，疾控中心終於宣布，口罩是至關重要的武器。這是有效遏制這一病毒的最後機會。
雷德菲爾德承認，疾控中心突然改變口風令人尷尬，“我們不得不改變傳達的信息，但是第二個信息傳達的並不順利。”
更糟糕的是，當特朗普宣布新的口罩建議時，他強調說，“這是自願的。”
然後他補充說，“我不會這麼做。”
“我才他媽的不買口罩呢，”俄亥俄州37歲的退伍軍人理查德·羅斯在Facebook上發帖說。“我之所以能走到現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該死的炒作。”
他於去年7月1日檢測出陽性，三天后死亡。
特朗普是一個出了名的細菌恐懼症患者。他討厭和人握手，只要有人靠近他打噴嚏，他就會往後退。他曾在總統辦公室的鏡頭前斥責別人，“如果你要咳嗽，請離開房間。”
在新冠出現多年前，特朗普曾告訴別人，他有洗手強迫症，這“可能是一種心理問題”。這是特朗普絕無僅有願意承認的弱點，他似乎深受污染恐懼的困擾。
這樣的人為什麼在疫情期間拒絕戴口罩呢？
不只是特朗普，他周圍的人都以他為榜樣。彭斯訪問梅奧診所（梅奧診所是一家非盈利的美國學術醫療中心，專注於綜合醫療保健、教育和研究）時沒有戴口罩，這違反了醫院的規定。許多共和黨議員即使在他們的核心小組成員被感染後也不戴口罩。
還好美國並不是只有共和黨人，民主黨人認為應該始終戴口罩的人數比例是共和黨的兩倍。相比男性，女性更願意接受戴口罩。相比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更願意戴口罩。如果你說出每個最不可能戴口罩的群體的名字，結果與特朗普的選民大致相符。
一些反口罩者稱新冠病毒是一場騙局，還有一些人認為病毒並沒有那麼危險。但不戴口罩的總統形象，對人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特朗普想讓自己看起來毫無顧忌，充滿男子氣概，無堅不摧。他知道這種病毒有多危險，在二月的一次採訪中，特朗普告訴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新冠“甚至比嚴重的流感還要致命”。那次採訪幾個月後浮出水面。
然而，特朗普卻不害怕接觸病毒，就像李爾王在暴風雨中狂怒一樣（注，莎士比亞的知名劇作中的一幕）。
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效仿特朗普。肆意蔓延的病毒延長了失業時間，摧毀了重新開放經濟的努力，並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才他媽的不買口罩呢，”俄亥俄州37歲的退伍軍人理查德·羅斯在Facebook上發帖說。“我之所以能走到現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該死的炒作。”
他於去年7月1日檢測出陽性，三天后死亡。
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
令人沮喪的是，如果從一開始就大規模的實施這樣一個簡單的預防措施，美國本可以避免如此多的痛苦、死亡、貧困和悲傷。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堪薩斯州，州長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但允許各縣選擇不戴。堪薩斯就好像在用自己進行臨床試驗。在兩個月內，戴口罩的縣的感染率下降了6%；在其他地區，感染率上升了100%。
奇怪的是，與自我隔離相比，戴口罩的負擔要小得多。儘管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不斷播放人們不聽勸阻堅持去酒吧和購物的視頻，但更多的美國人還是聽從了專家的建議，以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情感損失為代價，與世隔絕數個月。
我和妻子住在奧斯汀，隨著隔離的持續，我們強迫自己偶爾開車出去，部分原因是為了保持汽車電池的活力。我們會在市中心空蕩蕩的街道上蜿蜒而行，沮喪地註意著自上次開車以來，哪些店鋪關門了。
四月的一個下午，我到家附近學校的跑道上慢跑。一群年輕女子在參加百米賽跑計時賽。她們是我見過跑得最快的人。偶爾，當我轉彎的時候，一位年輕女子像起飛一般從我身邊絕塵而去，而我就像卡通片裡只能吃灰塵的形象。
“你們是哪個學校的運動員？”我問其中一個正在休息的人。
“哦，我們不是學校運動員，”她說。“我們是奧運選手。”
她們沒有在東京比賽，而是在奧斯汀一所中學的跑道上，在被隔離的這段時間，她們努力保持最佳狀態，等待奧運會的再次舉辦。
這麼多的夢想，被推遲或放棄。
15、我無法呼吸
“對於黑人男性來說，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臨著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風險。如果你想想這個數字，就會發現，這就是為什麼黑人會說，要誓死捍衛民權、要參加抗議，說受夠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幾乎是一種傳染病，一種世世代代的傳染病。人們會有這麼一種想法，反正無論如何我都會死，與其死於看不見的病毒，不如為看得見的種族病毒而戰。”
解剖台上的屍體是一名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中年黑人男子。他身高1米9，體重約100公斤，患有弗吉尼亞大學醫學院麻醉師艾伯尼·希爾頓向我描述過的許多並發症。法醫發現他有心髒病和高血壓症狀，屍檢發現了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一種興奮劑）的存在，這可以被認為是複發病變，儘管這些並非死因。
真正的死因，是一名警官的膝蓋頂住他的脖子導致窒息。死者名叫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非裔美國人，2020年5月被警員活活壓死，並引發了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在那段全世界都能看到的視頻中，四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給弗洛伊德戴上手銬，將他臉朝下按在街上，並殺死了他。那一天是老兵節，一名警察站在一旁看著兩名警察跪在弗洛伊德的背上，抓住他的腿，而第四名警察，德里克·邁克爾·肖萬，用膝蓋頂著弗洛伊德的脖子長達9多分鐘。
當衛生官員們請求人們待在家裡避開人群時，明尼阿波利斯爆發了抗議活動，然後蔓延到了美國各地。他們想起了1918年的自由貸款遊行——這些遊行曾是致命流感的最好載體。然而，1300名公共衛生官員簽署了一封支持示威的信。
6月7日，希爾頓參加了夏洛茨維爾的抗議活動。數百人遊行到弗吉尼亞大學的圓形大廳，他們舉著“黑人的命也是命”和“讓我們呼吸”的標語牌。
我問希爾頓是否擔心大規模的集會導致疫情爆發。她說，她預計感染病例會增加。然後她補充說，“對於黑人男性來說，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臨著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風險。如果你想想這個數字，就會發現，這就是為什麼黑人會說，要誓死捍衛民權、要參加抗議，說受夠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幾乎是一種傳染病，一種世世代代的傳染病。人們會有這麼一種想法，反正無論如何我都會死，與其死於看不見的病毒，不如為看得見的種族病毒而戰。”
令人驚訝的是，遊行似乎並沒有成為傳染的催化器。
“我們對數千人進行了檢測，”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主任邁克爾·奧斯特霍爾姆說，“我們沒有看到明顯的影響。”
一項研究發現，遊行者的感染率低於周圍社區。流行病學家的結論是，戴口罩和在戶外活動可以保護抗議者。此外，抗議者在不停地移動。奧斯特霍爾姆說，靜止人群中的人更有可能被感染。換句話說，參加抗議遊行從本質上來說比參加政治集會危險要小。
16、一路狂奔
特朗普自3月份以來就沒有和支持者們聚會，現在他迫切地想要重新投入那些吹捧者的簇擁中。競爭活動定於6月20日舉行。
“這將是一場狂歡夜晚，”他在推特上保證說：“幾乎有100萬人索要周六晚上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集會的門票！”
實際上只有6200人出席。特朗普被這淒涼的出席率給激怒了，但還是像往常一樣發表了他的豪言壯語。俄克拉何馬州的新冠病毒病例剛剛創下了歷史新高，所以與會者被要求免除特朗普競選團隊的任何責任。就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兩名特勤局官員和六名競選工作人員的檢測呈陽性。
觀眾席上的赫爾曼·凱恩，是教父披薩（Godfather's Pizza，披薩連鎖店）的前CEO，也曾是總統候選人，現在他已成為特朗普最重要的黑人支持者之一。
幾乎和所有人一樣，他沒戴口罩。第二天，凱恩飛回亞特蘭大的家，感到精疲力竭，他的女兒梅蘭妮覺得是因為旅行的緣故。
那天是父親節，她順路過來給凱恩送禮物，擁抱。她看到了父親在集會上的一張照片，不明白他為什麼沒有戴口罩。凱恩曾在他主持的網絡連續劇《赫爾曼·凱恩秀》中宣揚社交距離和洗手的好處，他在公共場合通常都戴口罩的。
凱恩告訴女兒，每個進入塔爾薩會場的人都檢查有沒有發燒，但這樣的檢查遠遠不夠。
梅蘭妮一整週都在她爸爸的節目里工作。到了周五，他們都感覺不舒服，但凱恩又拍了一集。身旁是美國國旗和一幅裡根的畫像，他看上去臉色蒼白，眼睛濕潤。他引用了一份報紙的標題：“美國新冠死亡率連續第三天下降。”
凱恩抱怨說，其他新聞報導誇大了病例數的上升，並補充說，“他們從來沒有提到死亡率正在下降。”
週一，兩人的病情都嚴重到要去診所做檢查。凱恩感覺很虛弱，所以他在車旁等著，而梅蘭妮則站在長長的隊伍裡。突然，他昏了過去。一輛急救車把他送到了急診室。梅蘭妮回憶說，“他們給他做了檢查，說他沒事。”
他們回到檢測診所，兩人的結果都是陽性的。
女兒的病情很輕微。但是7月1日，凱恩住院了。那天，他在推特上發了一篇關於特朗普即將在拉什莫爾山舉行集會的文章。
“戴口罩不是強制性的，”凱恩在推特上帶著讚揚的口氣寫道，“人們已經受夠了！”
這可能是對特朗普最無底線的支持。7月30日凱恩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對總統來說，這就是場真人秀罷了。”
對於一些公共衛生官員來說，黛比·伯克斯已經成為嘲諷的對象。一名疾控中心的前負責人說她是個災難，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家格雷格·岡薩爾維斯在推特上寫道：黛比·伯克斯醫生，你都乾了些什麼？你到底什麼情況？你的前同事為你感到羞愧。
人們譴責黛比縱容了一位無能且不誠實的總統。在新聞發布會上，當特朗普建議注射消毒劑或使用強光治療新冠時，還說消毒劑可以注射進體內，通過皮膚或其他方式，電視鏡頭里她臉上的表情尷尬成了一個大寫的表情包，突顯出特朗普到底對科學有多無知。
但是公眾不知道她私下里做出的努力。
黛比向同事透露，自己已經對疾控中心失去了信心。她對中心關於新冠的報告不屑一顧，這些報告依賴的是模型，而不是實打實的數據。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科學》雜誌，匯總流行病的每日精確總數是不可能的。
但在黛比宣布，藥物瑞德西韋只能分配給那些準確上報住院患者新冠數據的醫院後，醫院很快就上交了準確數據。
8月，神經放射學家、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福克斯新聞的常客斯科特·阿特拉斯醫生，加入了白宮疫情工作組。他堅定地認為孩子們應該回到學校，美國兒科學會也這麼認為，學會敦促孩子們在秋季“安全返回”學校，並發出長期在家裡有可能引發學習障礙、身體或性虐待以及抑鬱症的警告。
這個觀點有待商榷，但阿特拉斯關於新冠肺炎的大多數觀點似乎都很魯莽。他堅持認為，口罩在阻止傳播方面收效甚微，主張通過讓病毒在低風險人群中自由傳播來創造“群體免疫”。理論上，當大約70%的人口通過感染或接種疫苗具有對該疾病的有效抗體時，群體免疫就能實現。
阿特拉斯一到白宮，特朗普就不想听其他健康顧問的話了。可以通過什麼都不做來實現群體免疫，這多好，總統心照不宣把這個當成了政策。阿特拉斯鼓勵特朗普和其他人相信，疫情正在消退。據報導，白宮經濟顧問斯蒂芬·摩爾說，“他的聲音與福奇的危言聳聽相比，真的很動聽。”
白宮否認“總統、白宮或政府中的任何人追求或提倡實現群體免疫的策略”。
黛比和阿特拉斯在總統辦公室當著特朗普的面吵了起來。黛比指責阿特拉斯用他毫無根據的理論犧牲了美國人的生命。阿特拉斯詛咒她，在軍隊服役了28年的黛比立馬還擊。
阿特拉斯表示，年輕的無症狀患者不應該接受檢測，“她只是想把他們鎖起來，不讓他們好好過日子。”
兩位顧問一直衝著對方大喊大叫，但特朗普不吭聲，沒有表現出傾向任何一方。黛比的一位同事說，“對總統來說，這就是場真人秀罷了。”
對峙之後，黛比要求彭斯趕走阿特拉斯，但彭斯拒絕了。阿特拉斯坐穩位置後，疫情工作組開始解散。
她們看到了鄉村和城市，紅色和藍色的區域；她們開車經過棉花田和大豆田，看到了廢棄的石油鑽井平台和廢棄的工廠，這是正在消失的工業時代的遺跡，她們經過了光彩奪目的城市，大膽而明亮，建築起重機直聳天際；她們也經過了破敗的城鎮，在衰敗中搖搖欲墜，曾經的輝煌一去不返。
當黛比在非洲工作時，她和她的首席流行病學家伊魯姆·扎伊迪會見了非洲各地的總統和村莊長老，學習了個人外交的價值。
傳染病已從美國沿海地區蔓延到中心地帶，這兩位科學家決定一起在美國進行一次公路旅行。去年6月，當病毒開始在德克薩斯州傳播時，黛比和扎伊迪前往達拉斯與州長阿博特會面。阿博特對疫情的應對策略左右搖擺，兩面挨批：民主黨人攻擊他，指出當他過早地取消限制時，死亡率就飆升；而共和黨人則稱他為暴君，因為他實施了所有的限制。
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黛比敦促德克薩斯人戴上口罩，尤其是年輕人。
“如果他們與父母和祖父母交流，他們應該戴口罩，”她說。“沒有人想把病毒傳染給別人。”
她讚揚了阿博特關閉酒吧的做法，因為她知道阿博特正面臨全面開放經濟的壓力。阿博特很快下達了戴口罩的命令。
扎伊迪在亞特蘭大長大，父親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統計學家。度假時，他們會開著車長途旅行，這種熱情也傳遞給了扎伊迪。她喜歡開快車。當他們離開達拉斯時，一名州警讓她靠邊停車，因為她已經跑到了時速170公里。
“小姑娘，急什麼呀？”警察問道。
扎伊迪解釋說，他們剛見過阿博特州長，下一個是新墨西哥州州長。
“你肯定認識黛比醫生，”她說。
警察放行了。
在他們訪問新墨西哥州後不久，州長米歇爾·盧揚·格里沙姆宣布對在公共場合不戴口罩的人處以100美元罰款。
黛比和扎伊迪前往亞利桑那州，見到了州長道格·杜西。黛比解釋說，即使是病例增長的比例稍有上升，哪怕只是從3.5%上升到5%，也可能引發一場難以控制的危機。杜西很快宣布，“如果你想為亞利桑那州做點好事或貢獻，請你戴上口罩。”
黛比和扎伊迪8次橫穿這個國家，總共走了2.5萬英里，訪問了43個州，其中許多州拜訪了不止一次。
她們看到了鄉村和城市，紅色和藍色的區域；她們開車經過棉花田和大豆田，看到了廢棄的石油鑽井平台和廢棄的工廠，這是正在消失的工業時代的遺跡，她們經過了光彩奪目的城市，大膽而明亮，建築起重機直聳天際；她們也經過了破敗的城鎮，在衰敗中搖搖欲墜，曾經的輝煌一去不返。
紅色是指支持共和黨，藍色是支持民主黨
這兩位定期接受新冠檢測的女士建立了自己的防疫方案，用高樂氏濕巾清潔租車和汽車旅館房間。一大早，他們就到星巴克買咖啡和點心，午餐通常是用塑料刀塗花生醬夾麵包。晚餐是在免下車窗口買。
咖啡店店員和加油站服務員是社區疫情信息的提供者，可以作為當地口罩遵守情況的指標。黛比和扎伊迪會見了市長和社區組織者，去了醫院和養老院，把艾滋病毒活動家變成了新冠病毒活動家。
在亞特蘭大，她們敦促官員對在養雞場工作的移民進行檢測。她們訪問了三十多所大學，確認每週對學生進行強制檢測的學校的確診率低於1%；在那些只對有症狀的人進行檢測的學校，確診率為12%至15%。
她們聽到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州長同樣的抱怨：只要特朗普不起帶頭領導作用，很多人就不會聽。
黛比和扎伊迪遇到的最有影響力的州長之一，是西弗吉尼亞州的吉姆·賈斯蒂斯。他發布了戴口罩的命令，並在新聞發布會上宣讀了死於新冠的西弗吉尼亞州人的名字。他敦促居民們“成為偉大、友愛的鄰居”。這個州制定了一項安全重開學校計劃，通過不斷評估每個縣的風險水平，並將這些數據呈現在一張彩色編碼的地圖上。
“這是每個縣、每個州都可以做的事情，”黛比說。“西弗吉尼亞州正是我們想在全國看到的，基於數據的常識性方法。”
流行病暴露了美國社會的弱點。
黛比和扎伊迪看到了一個甚至在新冠病毒襲擊之前、就已經飽受健康問題困擾的國家，在美國，40%的成年人肥胖，近一半患有心血管疾病，每13人中就有1人患有哮喘。她們走訪了原住民的保留區，與受疫情影響特別嚴重的美國原住民見面。亞利桑那州的鹽河皮馬·馬里科帕印第安人社區，送給了黛比一個有鹽河部落盾牌標誌的口罩。
當北達科他州創下全國最高感染率時，黛比見了州長道格·伯古姆以及當地、州和部落的官員。黛比斥責了他們，“這是我們到過的地區中使用口罩最少的地方。”
她還說，“一切都是從從社區開始的，社區決定讓孩子上學很重要，社區決定不讓養老院工作人員受到感染也很重要。”
伯古姆最終同意了戴口罩的要求。
不過在南達科他州，州長克里斯·蒂諾姆說抽不出時間與黛比見面。
在近六個月的時間裡，黛比想辦法把政界人士、醫院高管和公共衛生官員第一次串到一起，帶著幻燈片和圖表，從一個州到另一個州，宣傳關於口罩、社交距離、透明度和負責任的領導等簡單而一致的信息。
這麼做的聯邦官員只有她一個。
10月的一天，黛比和扎伊迪正在猶他州的一個路邊站吃午飯，在邦納維爾鹽灘可以看到，鹽灘像一片冰封的海洋一樣綿延不絕。
他們租了一輛藍色吉普牧馬人。扎伊迪說，“我們必須得進入越野模式了，就一會兒。”
黛比凝視著巨大的白色鹽灘，說，“別撞到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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