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做书店老板，便坚持做着，他认为不必追寻别人眼中的成功，便按着自己随意的性格来经营。

他不想复制当下独立书店流行的复合形态，反而想纯粹卖书，同时维持开店十几年所保留下来的“打口气质”和“摇滚风格”，正经做一家更有辨识度的书店。

1999年，左小祖咒率领的摇滚乐队NO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何鲤在《摇滚“孤儿”》中评价道：“NO的污秽诗篇所表现的是一个世纪向终结时人们复杂的心情，像中国的白喜一样，是在葬礼上的一次热闹非凡的吹吹打打。”

隔着录音机，一位叫陈胤陶的大学生一遍遍听“有一群狗用忧郁的眼光，在寻找他走失的主人”，他的生活同样热闹而迷茫——每周必去大沙头盛贤旧货市场三楼淘打口碟；和同学挤在学校后门的酒吧，晃着写有“唐朝”的大旗子，在丁武出场时欢呼雀跃；有时跑到海珠区文化局看艺术片，看得云里雾里又舍不得离开。

千禧年来临之前，陈胤陶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在新安大厦租下一间15平米的店面。他在这里开了一家书店，把书架都漆成红色，给它取名叫“红”。

无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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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个人经营的书店还很少见，不必朝九晚五，开书店在陈胤陶看来是件很酷的事。他和油画系的朋友一拍即合，用卖画的钱支撑每月一千多块的租金。

合伙人只在店里呆了一年，2000年选择了离开。陈胤陶想，或许是因为在经营书店时，自己只顾不停地淘感兴趣的东西，从没想过要制定计划，达到某个目标，因而让人觉得书店没有太大发展空间。

性格使然，他没有要做一家“有名的书店”的野心，况且经济上的不宽裕也不允许他对书店抱有太大期望。因为学习美术的关系，店里最早进了一批画册，差不多有50本。当时深圳有一些印刷工厂，经营成本低廉，经常接到国外出版商的外包印刷订单，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有瑕疵的产品，便被工人们转手卖出，价格在几十到一百多块不等，不少画册都是这样淘来的。

画册之外便是文学书。“在文学上我们没有专长，只能是站在艺术的角度介入文学。”陈胤陶提到新世纪之初兴起的下半身写作，诗人沈浩波这样解释：“它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这类文学书从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淘来，也摆在红书架上，在陈胤陶看来，“它们和画册具有相通性。”

卖碟是后面的事了。汕头和平镇、大沙头码头，还有慢慢红火起来的岗顶天河购物中心，都是陈胤陶淘碟的地方。他享受淘碟的过程：“在视线模糊的状态下进行，能感受到‘淘’的最大乐趣。”

一开始，他对国外的乐队、厂牌、唱片公司不很了解，挑碟全凭感觉，最有吸引力的是低保真、有糙感的。摸索出规律之后，就以厂牌为标识，拿一些封面设计感强、看上去很燥的。“有一次看到地下丝绒的纪念版，为之癫狂，”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CD给我看，“当时缠了老板很久，拼命杀价钱，最后二十几块拿了回来。”进书店挑碟的顾客和陈胤陶淘碟的状态很像。“大家都是模模糊糊的，万一哪天挑到很好的，那就是一种恋爱的感觉。”

书籍和碟片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满墙海报，如切·格瓦拉的肖像、性手枪God Save the Queen的宣传画、《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海外版封面，却从开店到现在都没换过位置。陈胤陶每天坐在店里，对这十几平米空间太过熟悉，他甚至不太能体会外界评价的“书店有历史感”，反倒是久违的客人再次露面时说的一句：“咦，还在哦？”让他一下子勾出了光阴。

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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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陈胤陶在红书店对面开了家古着店，取名“2046”。“我就是喜欢被时代淘汰的东西。”他说，当时书店还能挣钱，开古着店纯粹是因为兴趣所在，后来古着店的收入渐渐成了书店的贴补。逛书店的人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他只好去外面做服装设计，没空顾店时，就雇人到书店里做兼职店长。

入不敷出，开书店变成了一件不那么快乐的事。有次去税务局交税，陈胤陶问工作人员：“能不能少收一点？压力真的很大。”工作人员回他：“每个人都这样讲，谁压力不大呢？”他想了想这话，觉得当下经济上的无奈，也不至于到惹人心烦的地步：“实在没办法，我就做亏本生意好了，也许我不该亏也亏不起，但是我就选择亏，可不可以呢？”

小书店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话题总能引来关注，外人的目光有欣赏，有好奇，甚至有同情，他却不太在乎，说起书店的现状，语气平静。

“以前也经常担忧，但后来心态变了。”陈胤陶说，心态的变化发生在一瞬间。2012年，他去瑞士伯尔尼旅行，散步时走进了一家书店。伯尔尼是个没有遭受过战火的城市，店里的书籍保存得特别好，陈胤陶买了一本19世纪出版的关于古罗马浮雕的书，拿在手里像新的一样。他快活又满足地走出书店，看着日落时分的教堂和在书店门口晃晃悠悠的小鸽子，觉得这种安详的时光特别珍贵。“人在这种生活中，有什么好上进的？”陈胤陶豁然开朗，自己本来就是没有上进心的人，怎么就不能依着自己的性格，开一家“不成功的书店”呢？

想通了这一点，陈胤陶不再把书店日渐惨淡的生意放在心上。他喜欢做书店老板，便坚持做着，他认为不必追寻别人眼中的成功，于是便按着自己随意的性格来经营。他不去模仿转型成功的书店，不去想办法吸引顾客，甚至不再把开书店当成做生意，就算经营出一个不红火的红书店也毫无抱怨，因为这就是他选择的生活。

书店刚开业时，营业时间从上午开始，近几年开门时间越来越晚，现在下午3点半陈胤陶才出现在书店门口。租金一直未涨，他没有太多压力，也不盼望着生意更好，对到店的客人，他不忙着招呼，只是在被需要时才给些推荐和建议。他称自己是“不主动的老板”，但也在书店结识了许多朋友，熟客们都时不时来店里走动。

最近常往书店跑的是在广州美术学院读成人教育的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男生读高中时就常来，久而久之便和陈胤陶成了朋友。他坐在书架前，玩着手机，和陈胤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他们其实不爱看书，闲着没事儿，天天在这儿晃悠。”陈胤陶笑着说，“奇怪得很，现在的朋友都是很小的年轻人。”

还有些客人在一段固定的时间里经常出现，又在某次露面之后，突然没了踪影。让陈胤陶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开档口卖黄花鱼的老板。大概十年前，陈胤陶第一次在书店见到这位鱼产老板，他看上去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和经常来逛书店的文艺青年们不太一样。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鱼产老板常到书店买书，自然就和陈胤陶熟络起来。他谈到他的生活，说生意很忙，经常要半夜起来干活，但是空闲下来，就看看书、听听碟，算是一种爱好。后来，他来的次数少了，陈胤陶上次见他是几年前，他带着两个孩子顺路来打了个转，寒暄了两句，便急着走了。

“我喜欢碰到这样的人。”陈胤陶说，“他让人觉得，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在工作之余找到一些合适自己口味的东西。”他慢慢积累起对这些陌生面孔的依赖，他们出现在书店的时候，他心里就觉得亲切。

这种亲切感在书店刚开张时常常有，那时书店的灯总是彻夜亮着，门口坐满了人。那些同样陌生的面孔，聚在一起聊天、谈笑。“或许是由于记忆的自我润色，那段时光才变得温暖无比，但如果可以，我真想回去看看。”陈胤陶说，“那种画面，以后应该见不到了。”

现在，他不想复制当下独立书店流行的复合形态，反而想纯粹卖书，同时维持开店十几年所保留下来的“打口气质”和“摇滚风格”，正经做一家更有辨识度的书店。在他的预想中，钱跟不上慢慢积累的情怀，红书店会因此一直窝在这个半废弃大厦的一角，和前17年一样接受时间的冲刷，只不过会更加不动声色。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27期

文 / 高佳

编辑 / 孙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