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有一本名著《知识分子论》，是萨义德在英国BBC广播公司著名的瑞思系列讲演（Reith Lecture）的演讲稿，原名是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本书的中译者单德信说，萨义德的“Representation”至少有4种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单取哪一种似乎都不足以表达萨义德的意义，因此译者干脆译成了《知识分子论》。

 

1.何谓知识分子?

意大利社会学家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里提出，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或者不如说，所有的人都有智力活动）……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说：“最终，每一个人在他的职业之外，还从事某种方式的智力活动，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他对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自觉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对维护或改造某种世界观、即为造就某种新的思想方式作出贡献。”

葛兰西在论著中区分了“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他认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特别是牧师。虽然造就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消亡，但他们一直存活着、世代相传。他们与历史上垂死的阶级有联系，却又自称具有某种独立性，这一事实就包含了一种思想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某种唯心主义倾向）的产生，借以掩饰他们实际上已落后于时代。

葛兰西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会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葛兰西写道：“知识分子同生产界的关系没有像同主要社会集团的关系那般直接，但这种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是以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体作为‘中介’的。在其中，准确地说，知识分子只是上层建筑复合体内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衡量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性’以及他们同主要社会集团联系的程度；应该能够为他们的职能和自下而上的上层建筑确定出一套等级秩序来。”

显然，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机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组织与该组织所代表的阶级的联系紧密度来确定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明确表达出他们那个阶级的集体意识，同时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葛兰西进而指出：“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议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法国作家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里提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观点：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王。他称他们为神职人员，他们信仰的是真理。

萨义德在书中列举了以上两个观点，他表示他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却更倾向于葛兰西的看法。在《序言》中萨义德给了一个自己的界定——“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2002年版，第2页。后所引此书，仅标页码，不再一一标明）。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者传统的说法或作法”（25页）。知识分子的职责应是“时时维持着警觉，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26页）。

他写道：“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17页）。

 

2.为什么“业余”知识分子更重要?

萨义德说：“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专业能力，但如果它使人昧于个人直接领域——比方说，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诗——之外的任何事情，并为了一套权威和经典的观念而牺牲一个人广泛的文化时，那么那种能力就得不偿失 ”（67页）。“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专门化意味着昧于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只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知识和艺术]”，“到头来，身为完全专门化的文学知识分子变得温驯，接受该领域的所谓领导人物所允许的任何事。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67页）。

之所以如是说，在于萨义德认为，专业人士必定受制于圈子内部的价值观或“政治语言和观念结构”，他们对被圈子抛弃存在着恐惧。在他看来，所谓的“专业”是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经——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65页）

萨义德认为业余人士由于较少受到专业圈内存在的种种诱惑，能够守住言论自由的堡垒，能够向权势说出真相。因为“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而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67页）

一句话，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只有是一个业余人士，才能出自良心来质疑权势而不会屈从任何势力。从他的观点看，现在许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和经济压力下的双重奴役之下，这种奴役甚至已经在一定程度形塑了他们的人格，并不自觉地成为他们中相当部分人的认知。如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于大学的科技研究提供的金钱超过任何单一的捐献者：对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两所大学几十年来从这两个政府部门得到最多的补助”（70页）。美国市民社会（American civil society）的集中化力量，如民主党和共和党；工业或特殊利益的游说集团，如军火、石油和烟草公司所成立或维持的游说团体；大型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福特（Ford）家族、梅隆（Mellon）家族所建立的基金会——都雇用学院专家进行研究和计划，以推展商业和政治的进程”（70页）。这表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工具理性的代表，而很少为价值理性服务。所以“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业余意味着选择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在广泛、无限流通的演讲、书本、文章——中的风险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内行人的空间”（75页）。“业余者既不为奖赏也不为实现眼前的职业计划所动，而是献身投入公共空间中的观念与价值”（92页）。

 

3.知识分子的偏见与逃避

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分析不许把一边称为无辜、而把另一边称为邪恶。的确，当争论的对象是不同的文化时，分边的观念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大多数的文化不是密封的小包裹、装着相同的内容，不是全善就是全恶。但如果你的眼睛是望着主子，就不能像知识分子般去思考，而只是个门徒或追随者。内心深处则是必须取悦、不得忤逆的念头”（99页）。

萨义德认为“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79页）。他举了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例子。在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里，熟悉西方民主理念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是赞扬的，对美国虐待印第安人和黑奴是批判的，但是在面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展开野蛮的绥靖之战时，托克维尔就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伊斯兰教属于低劣的宗教，必须加以规训。所以他批评托克维尔“以人道方式抗议美国胡作非为的标准在面对法国的行为时却突告失效”，“其目的只是为了以他所谓的国家尊严之名来纵容法国的殖民主义”（79页）。他同样批评了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颂扬的观念，但他明白表示这些观念并不使用于印度”（79页）。

对于知识分子的逃避问题，萨义德指出“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84页）。

总之，在萨义德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25页）。“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祗。知识分子的代表......总是关系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95页）。他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这种代表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寂寞的处境，但是总比凑在一起漠然处世的状况要好”（8页）。

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2002年版。

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