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黄顺铭、李红涛 重建巴比塔的 ⌈黄顺铭、李红涛：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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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37年冬到1938年初，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受制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外交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环境等各种因素，南京大屠杀在公共视野中可谓是历经浮沉。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南京大屠杀曾一度湮没无闻，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借助于纪念馆、新闻媒体、电影，以及教科书等记忆场所和载体，这起大屠杀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战争暴行，它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难以抹去的“文化创伤”。[[1]]李红涛和黄顺铭以《人民日报》1949－2012年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报道作为个案，全面地刻画了大屠杀在官方媒体话语中所呈现出的记忆景象。他们发现，《人民日报》的纪念报道更多地聚焦于“纪念事件”和日本右翼的“否定言行及回应”，更多地依赖于加害者、见证人而非幸存者来“为历史作证”和建构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并将南京大屠杀编织到了以“国耻”为核心的近代史叙事和爱国主义叙事当中。[[2]]
在南京大屠杀重返当代中国人民的“公共视野”和“集体意识”之后，它也引发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记忆书写活动。《人民日报》的纪念报道更多地代表着官方记忆。除此之外，自然还存在着不同“记忆社群”（mnemonic community）利用不同的媒体平台所展开的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其中有的记忆实践从形式到内容都蕴含着非常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文将聚焦于“维基百科”（Wikipedia）这一兼具民间性和系统性的媒体平台，从“维基百科作为全球记忆空间”这一视角出发，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中文条目自2004年被创建以来的编辑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力图揭示在线记忆社群如何展开协作与争夺，建构关于一起重要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本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南京大屠杀记忆研究的边界从“官方记忆”拓展到“民间记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媒体如何催生出了有关集体记忆的建构、争夺与协商的新空间。
维基百科诞生于2001年，它是一部协作编辑、多语言、自由的互联网百科全书，全世界任何角落的任何人——不论是专家还是业余者——都可以参与条目的创建与编辑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户在注册账户时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主体身份认同：世界公民抑或某个民族国家的身份（例如“中国人”）。维基百科的出现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百科全书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消费方式。它创造出了“高贵的业余者”（nobel amateur）这一知识社会学现象，互联网上由普通用户所生产的内容使得传统的“专家专政”（dictatorship of expertise）走向了民主化。[[3]]尽管维基百科尚只有短短十年的历史，它却在2011年5月“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自信，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签名，以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4]]在维基百科的多语言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用户进行着“协作性的书写”，他们围绕当下与过去的人类事件展开“合作”与“辩论”，构建出赛博空间里的“全球记忆空间”。[[5]]
维基百科本身的体例为我们分析在线记忆书写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经验材料。一是“条目页”，它是供读者浏览的“前区”，只显示最近一个条目版本，即特定时刻的记忆文本；二是查看历史页，它可以被视为记忆实践的“中区”，供读者和编辑在不同的历史版本之间进行比较，也展示了记忆文本的变动轨迹；三是讨论页，它是记忆实践的“后区”，编辑们在其中围绕条目编写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进行争论，进而达成妥协或者共识。本研究将对“南京大屠杀”条目的前、中、后区里丰富的经验材料既进行量化分析——尤其是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也对它们进行比较详尽的质性分析。具体而言，本文将努力回答下面几个研究问题：南京大屠杀中文条目呈现出怎样的一种集体记忆面貌？在数量庞大的条目版本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一种叙事结构变迁？记忆社群成员之间形成了怎样一种修订与被修订的关系网络？记忆社群在条目修订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话语/记忆争夺？
二、新媒体与集体记忆
按照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Zerubavel）的看法，一个特定记忆社群的集体记忆“并非其成员个体回忆之总和，而是社群成员的共享记忆。就此而言，它意味着所有成员都能够回忆起来的一种共同的过去”。[[6]]当代的集体记忆研究栖身于不同的研究传统和学科版图之中，[[7]]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这具体而微地表现在不同学科领域所赋予它的标签上面，从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公共记忆、官方记忆到民间记忆，不一而足。因此，杰弗里·奥利克（Jeffrey Olick）就指出，我们最好将集体记忆理解为一个敏化的统摄性概念（sensitizing umbrella concept），涵盖了不同社会场景下的记忆产物与记忆实践。[[8]]“社会记忆”的研究并不假定存在某种神秘的“群体心理”，而是要致力于揭示“过去”与“现在”到底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9]]在此意义上，集体记忆既非稳定不变，也非瞬息万变，它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不断的协商过程。[[10]]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最为重要的集体记忆机构。[[11],[12]]对于媒体记忆或纪念报道的现有研究主要以报纸期刊、新闻摄影，以及电视节目等传统媒体作为基本的记忆载体和研究对象。不过，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媒介全球化和各种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媒体记忆实践及其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挑战。[[13]]安娜·瑞丁（AnnaReading）就提出了一个“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globitalmemory field）的概念，用以探讨全球化环境下集体记忆与数字化媒体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在媒介特性、传输速度、辐射范围、传播形态、黏性（固定/流动），以及轴线（垂直/水平）等方面，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都有别于传统的媒体目击方式。[[14]]一方面，博客、视图分享网站，以及社会化媒体作为“个人记忆机器”，[[15]]改变了人们存储和读取记忆的方式，形成了不同于集体记忆的个体化的文化记忆或者“数字化记忆”。[[16]]另一方面，新媒体也已然变成了一种另类性的记忆渠道，创造出与官方叙事、主流媒体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相并行甚至于相冲突的记忆空间。苏·罗宾逊（SueRobinson）比较了主流媒体和在线公民新闻对于卡特里娜飓风的纪念报道，发现网络公民记者的集体记忆书写围绕着“个人经验”而展开，从而创造出了迥异于主流新闻报道的纪念文本。[[17]]而杨国斌则研究了中国互联网如何建构有关文革的“反记忆”（countermemories）问题。他发现，互联网创造出了数字博物馆、档案馆、虚拟纪念堂和在线展览等新的数字化记忆载体，它们带动并扩大了文革记忆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公共参与，也创造出了有别于官方叙事的替代性叙事。[[18]]
在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Hoskins）看来，新的传播科技创造出了全新的记忆生态，因此记忆研究有必要进行一种“连接性转向”（connectiveturn）。[[19],[20]]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的急遽增长和迅速渗透将不同社会地点的人们紧密联系了起来，形成高度发散的社会网络，进而重塑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以及记忆的感知 [[21]]，这一现实呼吁记忆研究要从关注个体和社会的记忆转向关注当下的在线连接机制。[[22]]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在线百科全书正是“连接性”记忆的一个典型代表。曹卫东认为，在维基百科上，“知识的生产者化身为匿名的芸芸大众”，而结果则是，在超文本语境下，“不同的信息空间被叠合在一起，而又漫无边际地离散开去”。[[23]]当然，也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维基并非是一个神秘的平等主义空间，它作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其内容生产有赖于工具辅助的编辑，也有赖于“机器人”等自动化的计算机程序。总之，“合作”的背后有一系列的网络协议和严格的管理机制在起作用。[[24]]
按照克里斯蒂安·彭茨尔德（ChristianPentzold）的看法，维基百科是一个栖身于赛博空间中的“全球性记忆空间”，它使得“在地理上彼此远离的参与者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就不同的观点进行表达和展开争论，从而达成并认可共享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也就构成了集体记忆”。[[25]]在这样一个跨越国界的、多语言的平台上，拥有不同国籍、文化以及宗教等背景的用户彼此互动，围绕某些记忆对象展开合作、协商与争论。显然，复杂的讨论和词条创造过程正好就表明了集体记忆的话语建构本质。此外，“讨论页”的人际沟通特性和“条目页”的文本特性也使得维基百科弥合了“流动的”集体记忆与“静止的”集体记忆之间“漂浮的鸿沟”。[[26]]因此，对于维基百科条目话语过程的分析也就是在对特定在线环境中所开展的“记忆工作”的分析。
运用“全球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彭茨尔德分析了2005年7月7日伦敦爆炸事件之后维基百科相关条目的创建过程。他发现，维基用户们围绕爆炸事件是否是“恐怖袭击”展开了激烈辩论，并由此形塑出了事件的集体记忆。米雪拉·费隆（MichelaFerron）及其同事也对维基百科的记忆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经验性研究。[[27]、[28]、[29]、[30]]她们认为，对于维基百科的探究之所以能够丰富集体记忆的研究，是因为它开启了新的“协作性记忆”（collaborativeremembering）这一方式。费隆和保罗·玛莎（PaoloMassa）以2011年“埃及革命”这一维基条目的编写过程为例，说明维基百科对于新近重大事件的“实时”纪录与集体记忆建构过程既是协作性的，其间也不乏冲突和斗争。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更多地是在关注新近发生的事件在维基百科上的记忆“沉淀”过程，而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聚焦的是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相信，维基百科对于相对久远的历史事件也同样构成了一个记忆合作、协商以及“争夺”的重要场所。下面，我们将从“维基百科作为一个全球性记忆空间”的视角出发 [[31]]，具体考察中文维基百科上的“南京大屠杀”条目在过去十年时间里（2004-2014）怎样建构一段攸关两个民族国家之间“艰难过去”（difficultpast）[[32]]的集体记忆。
三、条目历史与记忆协作
（一）版本篇幅的变迁
2004年4月10日早上八点零七分，一个名叫Tomchiukc的香港维基用户建立了仅有825字节的“南京大屠杀”条目，全文如下：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惨剧，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时为中国抗日战争，日本皇军在围攻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数个月之后终于攻破，皇军为发泄多月来的怨气，在城内大量屠杀中国平民达三百万人之谱，当中包括由邻近地区涌入城的二百万难民。南京大屠杀事件就连当年日本本土的报纸也有报导，当中包括两位军官在城内进行的杀人比赛游戏，而这些第一手的战争记录现时还存放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内。因此，尽管1980年代初期日本官方千方百计要把这段历史抹杀，却始终要向现实低头，把这段历史写入教科书内，以教训国人不要忘记过去对邻近国家所造成的伤痛。
仅仅两分钟后，他又进行了一次修订，为条目添加了10个“外部链接”。从建立至今，该条目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的历史。截至2014年3月5日，它已累计被修订了1623次。最新一版包括120382字节，篇幅已是创建之初的146倍。在此期间，条目的年均编辑量为163.8次。其中，2010年的编辑量最大（358次）。按月而论，月均13.5次。2007年7月的编辑量最大（108次）；编辑次数为零的月份不到一成（9.2%）。按日而论，编辑量最大的是2010年3月19日，多达30次。
我们借用“增量”这一经济学术语，把相邻两次编辑而导致的字节数量变化区分为正、零和负增量三种情形。结果发现，在全部1623次编辑中，正增量情形占六成（61.2%），而负增量和零增量的情形各占三成（31.0%）和一成（7.8%）。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最常规的增量幅度落在1-99字节区间（52.3%），其次则是100-499字节区间（25.1%），而颠覆性的增量——字节变动在10000字及以上——偶有发生（0.9%）。图1清楚地显示，南京大屠杀条目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呈现出一种以正增量为主的整体发展趋势。
（二）叙事结构的变迁
维基百科基于特定的“叙事模式”。不仅每一个条目版本都拥有自洽的叙事结构，而且不同版本的叙事结构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或继承或改变的关系。就南京大屠杀条目而言，我们把“叙事结构”操作性地定义为：由条目中“目录”之下的一级标题所标示出来的一整套结构关系。最先表现出明确的目录意识的是一位英国的匿名用户。在2004年10月6日01:50的版本中，该用户提出了四个一级标题的构想。而在仅仅两分钟后的第四个修订版本中，这个初步的叙事结构就成型了，即“1南京大屠杀前的战争形势”、“2日军攻占南京城后有组织的屠杀行动”、“3中方提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以及“4外部链接”。
统计结果显示，自“目录”变成标示叙事结构的显性规则以来的1600个版本中，只有6个（0.4%）没有目录。在拥有目录的1594个版本中，一级标题的数量从4到18个不等，总共出现过15种不同的叙事结构。其中，包含13个一级标题的叙事结构出现得最为频繁，占26.3%（420次）；紧随其后的则是包含14个一级标题的结构，占24.6%（393次）；排在第三位的是包含17个一级标题的结构，占12.3%（197次）。从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包含14个一级标题和包含13个一级标题的叙事结构不间断地持续了最长的时间。自2011年11月23日06:46的版本至今，一直都是包含13个一级标题的叙事结构，即“1 背景”、“2日军暴行经过”、“3 人道救助”、“4 秩序的恢复与遇难者遗体的处理”、“5暴行真相的传播”、“6 战后审判”、“7影响”、“8纪念”、“9有关影视作品”、“10 附录”、“11参见”、“12参考文献”，以及“13外部链接”。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在缺乏目录的六次情形中，有五次都是由于用户极其恶意地对条目进行整体删除所致，其中有四次都被匿名用户删得一字不剩——三次来自日本，另一次来自新加坡。最为恶劣的整体删除发生于2009年5月10日，一位日本匿名用户将条目删改为一句极富挑衅意味的话：“南京大屠杀，HELLO！”。
（三）修订关系的社会网络
既然条目是由不同用户协作性地书写，那么用户之间前后相继的修订与被修订关系无疑就构成了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揭示在线记忆社群的关系网络的一种理想分析手段。维基外部工具“修订历史”所提供的用户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5日的1623个条目版本是由508位单独用户完成的，其中包括234位只留下了IP地址的匿名用户。有趣的是，因维基网站隐藏了注册用户的IP地址，但匿名IP用户的地理位置则可以透过专门的IP地址查询网站而追查到。结果发现，21.8%的匿名用户来自中国大陆，8.5%来自香港，0.4%来自澳门，46.6%来自台湾，剩下的22.6%来自外国——具体涵盖了十三个国家，其中来自日本的最多（8.5%），其次是美国（5.1%）。有必要指出的是，实际上的单独用户当然不足508位这一规模，因为以下几种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人出于某种原因注册了不止一个账号，而不同IP地址背后可能是同一个用户。在抱有一份警惕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仍暂时基于这一统计数据来建构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矩阵。
这是一个508×508的正方邻接矩阵。在报告统计结果之前，须先说明两点：其一，因为用户既可以修改别人的版本，也可以进行自我修订，故矩阵主对角线所代表的“自反性关系”在本研究中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其二，这本来是一个多值（valued）有向矩阵，但有时为便于分析，我们会把它降格处理为二值（binary）有向矩阵。这里，我们尤为关注自反性、互惠性与中心度（即出度和入度）等指标。首先，超过七成用户（72.0%）的自反性为0，即他们在修改别人的条目之后从未再接着进行自我修订。自反性大于等于5的用户仅占5.7%，只有2.2%的自反性大于等于10。有些特别活跃的用户之间——甚至是两人之间——会形成一种频繁的交替式的修订与被修订关系。其次，如图3所示，508位用户之间较少出现互惠（亦即双向）的修订关系，也就是，甲修订乙，乙又反过来修订甲。出乎意料的是，编辑量排在前十名者彼此之间极少出现互惠关系，仅有三对：MtBell和Mrseacow，MtBell和Shizhao，以及Alltonight和Nutcracker。第三，八成人（80.7%）的出度为1，这说明他们只编辑过一次别人的条目版本。不足一成的人（8.5%）的出度大于等于3，而只有1.4%的出度大于等于10。第四，八成人（79.7%）的入度为1，即只被别人修订过一次，不足一成人（8.7%）的入度大于等于3，仅有1.4%的入度大于等于10。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属于活跃用户。图4显示了编辑量前十名者围绕条目修订而形成的自我中心关系网络（egonet）。其中，MtBell以383次的总编辑量和290次的自反性关系而成为了整个修订与被修订关系网络中首屈一指的中心节点；而前十名中最边缘的则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匿名用户（“61.217.211.70”），此人除了2次互惠关系之外，其余14次均为自反性关系。
四、记忆争夺：规则支配下的冲突与妥协
接下来的分析将落实到微观层面，考察条目变迁过程中的“记忆争夺”到底围绕哪些议题展开，具体将回答：维基百科的中立性规则如何影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记忆社群如何围绕条目“导言”而展开争夺？不同的记忆社群在Wikipedia这一全球性记忆空间里围绕“南京大屠杀”条目展开了怎样的交涉互争？
（一）“中立性”与大屠杀叙事
“中立性”与“可供查证”、“非原创研究”一起并列为维基百科的三大核心内容方针。在南京大屠杀条目的书写过程中，有关中立性的辩论不仅涉及到对于维基方针的理解和贯彻，而且也与编辑们的情感卷入（例如，MtBell就坦承“编写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负面的情绪”）、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文献引用来源及其倾向性，以及大屠杀叙事的可能性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在讨论页上，对条目中立性的质疑始于2006年7月29日一篇题为“地方色彩过重”的讨论。2007年7月，某些编辑曾在条目上添加／删除“中立性有争议”模板。在2010年3月23日和2013年8月22日的第二、三次优良条目评选中，均有人以“中立性”不足作为反对的理由。
围绕条目“中立性”的争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条目整体的叙述立场。讨论页早期的一条评论认为，“此条目另外都要加上‘中立性有争议’，［因为］本页只反映中国方面看法,并未提出可信的日本及国际间观点”；另一条评论也称，“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观点和争议许多，为何中立的百科可以下那么多争议性词汇和判断？”在具体条目的修改部分，该编辑强调，“写百科时请避免评价用语，评价请交给读者，百科本身内容请保持无立场”。而在优良条目评选时，一位反对者的意见也是“内容几乎完全是单一角度叙述”。回应者则称，“南京大屠杀的中立立场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立场，日本右翼翻案的立场请去日文维基发表”，同时在相应的条目修改中以“确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确立场”为依据，这异常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民族国家的边界。此外，虽然在线记忆社群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所组成，但有人仍感觉条目主要反映了中国大陆的立场，因此曾在条目上添加一个“地域中心”模板。
二是，条目的参考文献。批评者认为，“［条目］都是中方的研究观点，反而研究资料最多的日本、西方研究著作资料十分缺乏，几乎没有，在此希望写作者偋［摒］弃成见，多参考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以完善化该条目。”但一位核心编辑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编辑的“成见”，而是“材料获取”，并宣称“我不认为纸面的资料比真实的万人坑更有说服力”。由于维基百科不允许发布“原创研究”，因此无论对于挑战还是捍卫条目中立性的人而言，条目的参考文献都是强调的重心，也成为了支持或反对优良条目候选的一个重要理由。
事实上，迟至条目建立三年之后，编辑们才表现出了较为明确的参考文献意识。2007年4月25日，一位名叫Wikijoiner的用户在08:42的版本——第365个版本——中添加了第一条参考文献，随后参考文献的数量不断增加。如今，已经突破了100个，最多时达到120个（见图5）。但是，一位接受访谈的核心编辑称，有个别人为达到某种目的会不惜杜撰参考文献，而要识破它们却往往并不容易。
第三，对于“中立性”的不同理解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对大屠杀的语言表述上面。在2013年8月15日至22日的优良条目评选意见中，一位反对者认为，“条目内一些关于日本的措辞过激，可能并不是很中立。比如1.2段标题［引者注：“日本：向南京疯狂进军”］。”而支持者则回应说，“请注意中立的本质是客观描述，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对于沿路烧杀淫掠争头功的日军来说，‘疯狂进军’是很恰当的。”另外一则讨论聚焦于“‘暴行’、‘罪行’等字眼是否有违中立性原则”。有回应者称，“NPOV［即中立性］涉及的是观点（views），不是事实（facts）。具体到这个条目，屠杀、奸淫、劫掠、纵火，这都是事实。”我们在浏览历史页时发现，“语言表述”的中立性实在是一个很难遵循的原则，争夺的双方不时地陷入一种针锋相对的话语对抗。比如，一位台湾维基用户在2006年7月底频繁地将“暴行”改为“屠杀行为”、“战争暴行”改为“行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改为“行径”、“杀人暴行”改为“杀人行为”，并引发了编辑战。而“中国：坚守首都的决策”和“日本：向南京疯狂进军”这两个小标题也经常被破坏性地篡改为“中国：疯狂的全面败退”和“日本：坚决向中国南京进军”。在极端的情况下，条目表述也会被置换为“否定派”的版本。例如，把“中国”篡改为“支那”、把“杀害平民”篡改为“保护平民”。
（二）争夺“导言”：维基条目的书写政治
与维基百科上的其他条目一样，南京大屠杀条目也是由“导言”和“正文”两部分构成。绝大多数时候，导言的篇幅相对于正文而言不过是弹丸之地，然而就其话语地位而言却远在正文之上。作为一个条目的浓缩性表述，导言发挥着“凝聚共识”和提纲挈领的作用。既然如此，维基用户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对于它的争夺，这种争夺直接体现在他们赋予南京大屠杀的标签上面。截至2014年3月5日，导言中先后出现了三种语言的13个事件标签（见表1）。在2004年4月27日09:43的版本中，一位名叫Samuel的用户在保持“南京大屠杀”作为主标签的情况下，首次引入日语标签“南京大虐殺”来提供一种附加性的说明——放在主标签后面的括号内。不过，这次引入并不顺利。在5月13日到7月25日期间，多名用户围绕该标签的删除与恢复问题展开了编辑战，最终要求保留日语标签的一方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第二个附加性的日语标签是“南京事件”，由用户Gakmo于2004年10月6日引入，但后来曾被日本匿名用户恶意地替换为“南京侵攻作战”、“于南京战斗”和“南京攻防战”三个标签，只不过很快就被撤销了。第三个被接受的日语标签——“南京虐杀”——由名为R.O.C的用户于2005年5月8日07:16版本引入，与“南京大虐殺”和“南京事件”相并置。2010年5月7日，用户MtBell根据当年年初发布的《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日文）一书，用“南京虐杀事件”一举替换掉先前的三个日文标签。随后，以“南京大屠杀”为主标签和“南京虐杀事件”为说明性标签的格局不间断地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多达414个版本。
统计结果显示，在全部1623个版本中，有486个版本中从未出现任何一个日语标签（29.9%）； “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和“南京事件”等三个日语标签同时出现在818个版本中（50.4%）；这三个日语标签与Nanking Massacre和Rape of Nanking一起出现在527个版本中（32.5%）；在全部十三个标签中，最多的时候为六个标签同时出现，达605次（37.3%）。
同时，在讨论页和条目页围绕若干议题的争议中，都牵涉到对导言的争夺，而对这些争议的梳理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维基百科条目的“书写政治”。一是，对于死难者人数的表述问题。早期的条目倾向于将各方的数字混在一起，并不刻意地强调其主次关系。例如，2006年7月29日10:17的版本的导言中就写道，“屠杀中具体的遇难人数至今仍极具争议，从中国学者普遍认定的30万以上，远东国际法庭认定的20万以上，以至10多万甚至于数百人不等。”而现有的多数版本则更强调军事法庭的数字，并将其他数字放在后文来表达一种轻重关系。例如，2014年3月5日17:35的版本的导言中，第一段中的表述是，“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而第二段则分述中国政府、日本官方和日本学界对于死难人数的观点。至于这些争议的详细情况，则被放到了正文“影响”一节下的“遇难人数”之中。
二是，国民党在南京保卫战和大屠杀中的责任问题。在2007年7月21日03:18的版本中，一位台湾匿名用户在“原因”之下添加了二级标题“国民党的责任”，称“唐生智严重错误的战术造成中国军人自相残杀……不能否认国民党当时也犯下罪行”。用户Alexcn随后移除了这一节，并在讨论页面进行了解释：“唐生智等人只应该负战败逃跑和没有组织撤退的责任，没有屠杀责任。”四年后，围绕这一议题的争议升级到了导言上面。2011年11月23日，一位台湾匿名用户在导言末尾添加了这样一句话：“不过，中国大陆与日本否认派都同意，南京事件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日领导无能下而导致中国军民大量死伤的原因之一。”随即，条目中围绕这一表述展开了激烈的编辑战：它们出现在11个版本中，而被删除了7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条目于2011年11月23日（“编辑争议”）、12月28日，以及2012年4月30日（“被IP用户或新用户破坏”）先后三次被设置为“保护状态”。同时，讨论页相关的争论也异常激烈，前后共发起了8个独立的讨论。争议的一方以中国早期的官方教科书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作为依据，而另一方则强调不能将守城失败与大屠杀混为一谈。2012年3月4日11:09的版本之“中国：坚守首都的决策”一节下，出现了一个妥协性的表述：“由于战前战时指挥不利，一九四九年后曾有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及相关文章指责是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导致了随后的南京陷落。”用户SyaNHs对此所作的解释是，“纵观全文根本找不到放这段文字的地方（导言肯定不是能放的地方）”，而其他用户则建议将其移到“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条目之下。这种妥协并不能解决问题：2012年三、四月间，编辑战仍在继续，责任表述出现在15个版本中，被删除了12次。围绕这一议题的争夺至今仍未消停：在2013年9月14日至2014年3月5日期间，相关表述在18个版本中出现，被删除了17次。
三是，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于大屠杀的处理方式，即1949年后南京大屠杀是否被写入了教科书。这一争议在2010年即已出现，起初被放在“纪念”一节。在当年12月12日16:45的版本中，一位安徽的匿名用户在导言中插入了这样一句话：“但中国曾经在70年代以前都不曾在教科书和官媒上提及大屠杀。”此后到2011年1月15日期间，这句话及其变体出现在7个版本中，被删除了6次。在1月15日05:44的版本中，南京维基人MtBell发出严重警告：“这段话如果放在合适的地方，我会补充一些材料。但放在导论，见一次删一次。”删除的原因是，这一讲法被日本右翼当作否定大屠杀存在的理由。2011年11月，这一表述再次被某些匿名用户以更为丰富的形式放到导言末尾，再度点燃了编辑战，而讨论页上也争论得颇为激烈。反对一方强调，关于教科书的这一论断来自日本右翼学者，同时他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证明解放后的媒体和教科书中存在关于大屠杀的记录。在现有的多数版本中，这一议题被放入一级标题“影响”之下的“日本方面的观点和争议”一节，作为对日本右翼言论的批评而出现。
（三）全球记忆空间里的交涉互争
虽然南京大屠杀条目的记忆社群在讨论页里的讨论主要针对中文条目而展开，但他们也不时关注着其他语言版本，尤其是日文和英文的条目。不仅如此，中文条目的某些活跃用户甚至也直接参与了日文条目和/或英文条目的修订工作。他们甚至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身份策略。一是，在不同语言的维基百科上采用统一的身份。当用户MtBell发现自己在中文维基里所用的名字“Gilgalad”在其他语言的维基上已被别人占用之后，就换成了现在这个名字。二是，在不同语言的维基百科上使用不同的身份。一位目前身在德国的广东维基人这样介绍自己：“各位好，我是Nutcracker，胡桃夹子。在英语、德语、日语、法语Wikipedia也能看见我，不过英语Wiki里面我是Nussknacker，这叫做双品牌策略，呵呵……”。关于中文条目的用户参与其他语言的南京大屠杀条目之修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13年二、三月间英文条目围绕导言中的“死难人数”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中文条目中首要的核心人物MtBell也是这场论争的核心人物之一。当英文讨论页的论争终于尘埃落定后，他先后对英文和中文条目的导言都作了修订。可见，Wikipedia作为多语言平台的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去关注不同记忆社群在全球性记忆空间里交涉互争的状况。
我们将另撰一文，对不同语言版本的南京大屠杀条目的集体记忆建构进行比较研究。这里，仅就中文条目讨论页简要梳理中文记忆社群对于其他语言社群的关切。这种关切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于不同语言版本的参照。例如，在第二次优良条目评选中，一位持反对意见的注册用户批评参考文献太少：“现在仅27个资料来源，非常不足”，而“英文维基百科就有近100个来源。”另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匿名用户则借日文版本来批评中文版本：“日语维基用两个条目来说明这个事件，除了有interwiki的本条目外还有没有联结其他语言的ja［引者注：Japanese（日文）的缩写］：南京大虐杀论争，对于这类事件，日语的作法严谨有整理还有引用出处。”鉴于存在不同的语言版本，一位用户则建议，“将此条目的主要语言版本翻译，放在temp版，互相比较下，我相信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二是，对于其他语言版本——尤其是日文版本——的批评，以及交流参与修订日文版的经验教训。早在2005年4月，一位名叫大和健一的用户就在讨论页上报告，“维基日本的‘南京大屠杀’条目被阻了”。随后，也有用户批评“日本伪基百科竟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去日文维基和鬼子们争辩吧，不要在这里争辩，没有意义”，或倡议“在本条目的日文版上增添一些图片。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同样是针对条目中的图片，当有人发现“南京大屠杀的英文版本正在进行投票，准备删除揭露日军强奸暴行的照片”时，便呼吁用户“参加投票保留这些历史照片！”。2012年12月，日语维基中条目标题由“南京大虐杀”改为“南京事件”，此事在中文讨论页也引发了热烈的关注。讨论中，有些曾参与日文版条目的修订和争论的人既批评日语维基，也交流经验教训。他们批评那些持右翼立场的日本人以不接受外文来源和指责文献是“宣传”为由撤销或回退了自己的修订。一位去日文版条目参与论争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南京维基人感叹，“连几张图片都加不进去，更不要说正名了”，他感觉“在ja那边舌战是浪费时间”，转而建议用户“帮忙完善中文版的南京大屠杀”。他在另一处也建议，“最好先充实中文版的条目，然后再修改英文版，之后有足够日文能力的话再去日文版”。总之，从讨论页面的这些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维基百科这一全球性记忆空间里，集体记忆实践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国家之身份认同边界。
五、结论与讨论
十年前，Tomchoukc在创建南京大屠杀条目时附带评论道：“写一条条目有多难？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Tom.com抄？大家都没有脑没有笔吗？”在对1600多个版本的书写实践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之后，我们不得不发出一句感叹：要写好这个牵涉到两个民族国家之间“艰难过去”的条目真的是非常困难。最大的困难也许在于，在维基百科这一全球性记忆空间里从事记忆工作的人有着高度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正是这些背景导致了围绕条目修订的各种合作、冲突与妥协。任何一个条目版本都只是代表着某一主体对于记忆对象的一种暂时性的认知和理解状态，而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生产出一个“权威”或“标准”的集体记忆版本的想法都必将是徒劳。在线百科全书的协作性书写与传统百科全书的编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这种新型的记忆实践会给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在过去十年间，维基用户们出于各种动机，生产出一个长长的打上了修订者与被修订者之间“主体间性”烙印的版本序列。定量的统计显示，版本篇幅呈现出一种正增量的整体趋势；条目的叙事结构已日趋稳定和完善；虽然围绕南京大屠杀条目的记忆社群的总体规模相当大，却只有一小群持久的活跃者。同时，对于条目页、浏览历史页和讨论页的质性分析则显示，维基百科的“中立性”原则极大地影响着大屠杀叙事；不同维基用户对于导言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中文条目中也显示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本间性”的文化意识。
涵盖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乃至更广阔的华人社区的在线记忆社群以维基百科为平台建构出什么样的大屠杀景象呢？大屠杀的在线记忆与《人民日报》等媒体所呈现的官方记忆又有何差异？对这些问题很难作出简单的回答。由于维基百科开放编辑的本质，任何一个条目版本都处于、也将会继续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尽管条目的叙事结构和内容趋于稳定，但常规的条目维护（“破坏”与“回退”之间的拉锯）与增删仍然会改变条目的面貌。不过，透过条目的基本结构、变迁历史以及编辑争议，我们还是能够有效地勾勒出维基百科上的集体记忆景象。在大多数版本中，条目的焦点并非作为“历史事件”的大屠杀，而是更多地从当代视角出发，书写大屠杀的“当代史”，包括审判、真相传播、纪念、影响，以及争议。具体到对暴行的记述方面，连最核心的维基用户MtBell也坦承，“‘暴行’章节很难找到一个线索能条理清楚地说明整个过程，也许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条理’”。[[33]]现有的中文版本以暴行的类型区分为屠杀（集体屠杀、分散屠杀）、奸淫、劫掠与纵火，不但篇幅不及英文维基百科的“Nanking Massacre”条目，而且对于历史细节的再现也比后者薄弱得多。举例来说，英文维基百科曾在多处引用拉贝日记、目击者描述、幸存者证词，以及档案文件。中文维基百科则在条目后文中专辟“暴行真相的传播”一节，分述“战时日本当局的新闻审查”、“战时中国和西方揭露日军暴行的努力”、“中国受害者的叙述”，以及“日方的记录和证言”。尽管如此，这些历史资料并不是被引用来丰富对暴行的叙述，而是采用一种“陈列”的方式，作为证明大屠杀的确曾经发生的“证据”，并与下一节日本方面的争议相呼应。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于大屠杀当代困境——日本右翼的否定——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折射出了华文记忆社群在进行大屠杀书写时所隐含的集体文化心理。
尽管面临着类似的记忆环境，维基百科的大屠杀辞条与《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所建构的官方叙事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一，媒介形式（亦即记忆载体）的差异导致我们在新闻媒体上所看到的是“完成的文本”，而维基百科则是“书写中的脚本”。我们前面已提到，中立性和非原创性等维基原则对于记忆书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官方记忆更多地以“断言”——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的形式存在，而维基百科则表现出“记忆协商”乃至话语争夺／对抗的特征。前面所述及的记忆争议，在在折射出维基百科所凝聚的记忆社群内部的多元性乃至歧异性，以及记忆文本的多元表述可能。第三，与官方记忆相比，维基百科所建构的民间记忆的“意识形态性”没有那么显豁（我们很少看到“国耻”等类似的表述）。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源于不同的记忆书写意图；另一方面，过重的“宣传”色彩无疑会损害辞条的中立性，也可能招致华文记忆社群中那些非中国大陆人士的批评。
虽然中文维基百科折射出民间记忆社群的视角，并反映出了记忆建构过程中的协商与争夺，但是它并不立足于、事实上也没有建构出南京大屠杀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例如，中文维基条目对于死难人数的表述，既与官方“断言”有所不同，但也与英文维基百科（国际记忆社群）的陈述方式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2014年初英文维基条目围绕导言中死难人数的激烈论争之后，目前导言首段对此的表述较为含混，称“数以万计甚或十万计人”（tensof thousands if not hundreds of thousands）遇难，而导言第二段则集中讨论围绕死难人数的争议，称不存在对于死难人数的准确估计，并列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中国官方）的数字，最后称学界的估计介于4万至30万之间。我们可以将中文维基百科的大屠杀记忆视为一种具有民间色彩的替代性记忆（alternative popular memory），而它之所以没有变成“反记忆”，大抵有下列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热心参与条目编辑的用户多半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浸淫在相似的大屠杀文化心理当中。其二，中文维基百科以中文为主要的工作语言，主要参照中文文献，而大屠杀在中文文献中基本上是以“共识”的面貌出现的。其三，为了防止维基百科在中国大陆被封锁，条目中不能出现敏感词，也不会使用一些敏感的链接。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860023）的资助。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期，现经作者授权刊发于本公号。
注释
[[1]]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2]]李红涛、黄顺铭：《“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第37-54页。
[[3]]Keen, A.,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 New York, NY: Doubleday/Currency, 2007.
[[4]]曹卫东：《老兰培需要一个上帝》，《读书》，2014年第3期，第146页。
[[5]]Pentzold, C., “Fixing the Floating Gap: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as a Global Memory Place.” MemoryStudies, Vol. 2, No. 2, 2011, pp. 255-272.
[[6]]Zerubavel, E., Time Maps: Collective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2003, p.4.
[[7]]Misztal, B. A., Theories of SocialRemembering,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8]]Olick, J. K.,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dProducts, in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unning (Eds.),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Berlin: De Gruyter, 2010.
[[9]]Olick, J. K., & Robbins, J.,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1998, pp. 105-140.
[[10]]Olick, J. K., & Levy, D.,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Constraint:Holocaust Myth and Rationality in German Polit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6, 1997, pp. 921-936.
[[11]]Misztal, Theories of SocialRemembering, 2003.
[[12]]李红涛：《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当代传播》，2013年第5期，第18-21和第25页。
[[13]]Neiger, M., Meyers, O., & Zandberg, E. (Eds.),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New York,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4]]Reading A., Memory and Digital Media: Six Dynamics of the Globital Memory Field,in Motti Neiger, Oren Meyers and Eyal Zandberg (Eds.),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New York,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5]]Van Dijck, J., “From Shoebox to Performative Agent: The Computer as Personal MemoryMachine.” New Media & Society, Vol.7, No. 3, 2005, pp. 311-332.
[[16]]Van Dijck, J., Mediated Memories in aDigital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Robinson, S., “‘If You Had Been With Us’: Mainstream Press and Citizen JournalistsJockey for Authority Over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Hurricane Katrina.” New Media & Society, Vol. 11, No. 5,2009, pp. 795–814.
[[18]]Yang, G., Alternative Genres, New Media and Counter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ikyoung Kim and BarrySchwartz (Eds.), Northeast Asia’sDifficult Past: Essays in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NY: PalgraveMacmillan, 2010, pp. 129-146.
[[19]]Hoskins, A., “7/7 and Connective Memory: Interactional Trajectories of Rememberingin Post-Scarcity Culture.” Memory Studies,Vol. 4, No. 3, 2011, pp. 269-280.
[[20]]Hoskins, A., Anachronisms of Media, Anachronisms of Memory: 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a New Memory Ecology, in Motti Neiger, Oren Meyers and Eyal Zandberg (Eds.),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Media Ag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1]]Hoskins, “7/7 and Connective Memory: Interactional Trajectories of Rememberingin Post-Scarcity Culture,” 2011.
[[22]]Hoskins, Anachronisms of Media, Anachronisms of Memory: 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a New Memory Ecology, 2011.
[[23]]曹卫东，2014，第147-148页。
[[24]]Niederer, S., & Van Dijck, J., “Wisdom of the Crowd or Technicity of Content?Wikipedia as a Sociotechnical System.” NewMedia & Society, Vol. 12, No. 8, 2010, pp. 1368-1387.
[[25]]Pentzold, “Fixing the Floating Gap: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as a Global Memory Place,” p. 263, 2011.
[[26]]Pentzold, “Fixing the Floating Gap: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as a Global Memory Place,” 2011.
[[27]]Ferron, M., & Massa, P., “Studying Collective Memoriesin Wikipedia.”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3, No. 4, 2011, pp. 449-466.
[[28]]Ferron, M., & Massa, P., “Wiki Revolutions:Wikipedia as a Lens for Studying the Real-Tim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of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Vol. 5, 2011, pp. 1313-1332.
[[29]]Ferron, M., Collective Memories inWikipedia.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Center for Mind/Brain Sciences,University of Trento, 2012.
[[30]]Ferron, M., & Massa, P., “Beyond the Encyclopedia: Collective Memories inWikipedia.” Memory Studies, Vol 7,No. 1, 2014, pp. 22-45.
[[31]]Pentzold, “Fixing the Floating Gap,” 2011.
[[32]]Kim, M., & Schwartz, B. (Eds.), NortheastAsia’s Difficult Past: Essays in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NY: PalgraveMacmillan, 2010.
[[33]]作者对于MtBell的访谈。他还说：“主要原因是确实感到自己在能力上不足以把握这样大的历史事件。你可以发现，暴行细节的章节我基本都没怎么写，这是因为没有受过史学专业训练，我找不到一个可信、连贯的逻辑描述大屠杀中的一系列暴行。这需要对大屠杀的原因有所研究，而现有的历史研究，由于留存的客观史料太少，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屠杀令和日军心理的结论都不太清晰。而受到维基百科禁止‘原创研究’的限制，我也不能自己概括总结。另外长期写这个条目，接触的负能量太多，这也是在情绪上比较消极的原因。”
Writing Online Collective MemoryCollaboratively:
A Case Study of the Entry of “NankingMassacre” in Chinese Wikipedia
HUANG Shunming, LIHongtao
From theperspective of “Wikipedia as a global memory space,” this article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building process of the entry of“Nanking Massacre” in Chinese Wikipedia.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entry’snumber of words has a trend of positive increment; that its narrativestructur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able and perfect; that its mnemonic communityis quite large, but persistently active editors are small in number; that the“neutral point of view” principle has a great bearing on the massacre narrative;that the introduction section is a crucial target for which differentwikipedians to fight fiercely; and that 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globalized“inter-textuality” is found in the Chinese entry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