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柏楊，一般反應大概會和個人頌讀其作品的年代早晚和體會認知的落差有關。自政府宣告解嚴，柏老終於重返喧囂塵世之後，重披「人權作家」、「現代太史公」和「綠島復仇者」三件戰袍的郭衣洞，早非階下白髮牢囚，在若干文化圈媒體巨擘再三背書加持之下，一躍而變身為鎂光燈放大蒐尋、公眾掌聲相迎消費，與四處張揚轉型正義旗幡的新聞的焦點。
這位河南輝縣來的外省籍流亡學生，因命運之神一再眷顧來到寶島台灣，幸運逃過了共黨狂潮立即奪命的危機，其後又一再有慈悲惜才的師友貴人接濟，非但沒有餓死異鄉，還比一般庸碌之輩更輕易地謀得糊口教職；在救國團任職時，娶了省立師範大學名教授的女兒為妻，顛沛流離已成往事，彼時人生不可不謂苦盡甘來。在柏老已然享有副刊私人租界的民國六十年代，當大多數寶島小民尚無力自購住宅、私家轎車和接送兒女上台北國語實小、復興小學的時候，柏老全家已過著愜意的雲端生活。
但彼時年近四十的柏老，亦因自己奔放的性格和縱橫的才氣，先親手毀掉凡夫俗子都會珍惜的婚姻和安定生活；接著，又為了民國五十七年元月二日《中華日報》刊出「大力水手」漫畫敏感譯文，被判刑十二年，並開除中國國民黨黨籍，在蔣家父子兩代強人宰制下的反共復國聖地，幾乎命絕死牢。
在綠島含垢忍辱九年的柏老，近十多年來在各種公開場合，意氣風發地將李登輝、陳水扁等當權派引為重返世俗後的「知己」，痛快地實踐了當年堅拒「畏罪自殺」的終極目標：揭發刑求逼供的黑幕，向「萬惡的」國民黨政權餘孽報復到底！
柏老筆下每有過激而偏的爭議，屢屢痛責「和稀泥」及「死不認錯」是民族大病，認定「中國人的幸福，就葬送在這上面」；類此通俗的召喚，自然感動了無數屈從在下的正義心靈，在同聲掩卷太息之際，開始為這位自煉獄重生的高齡鬥士頻頻厲聲控訴施暴者而擊掌稱快。
在自由與人文思維陷入歷史低谷的時期，臺灣無分年齡或行業的讀者，一如群蜂吮蜜般，在柏老憑藉常識、良知揮舞的巨筆，於上下古今之間，在恣意叫陣的酣暢淋漓之中，各自擇取精神的滋養和文字的慰藉。
郭衣洞於民國廿七年八月於湖北武昌加入中國國民黨，黨證字號台登字第二六一二一號；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至十二月廿二日於革實院受訓。自填籍貫：河南省開封市，出生於民國九年十一月一日，學歷：國立東北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十五期結業；職業：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副組長、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副教授。
當年第二期「臺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學員共計二百一十二人，其中男性研究員一百九十四人、女性研究員十八人；郭衣洞學號為0159，在同一期分組「文化組」八十人中，結訓考核名列第五十九名。總評語為：「年富力強，易動感情，寫作豐富，進修不懈。」適宜工作包括：文化行政、文藝。
由此可知，年輕的郭衣洞並非一開始就那麼厭棄「萬惡的」國民黨的，因為革命實踐研究院雖未必是一步登天的鍍金寶地，但能被選訓即代表已被組織所器重。如以柏老後半生才堅持的「不為帝王唱讚歌」的巨大反差觀之，柏楊之所以為柏楊，似應較一般知識份子更為早慧，且應自始即拒斥來自黨團的誘掖。但柏老不但拿了團的薪水，更喝了黨的奶水。
郭衣洞在革實院結業，留下《柏楊回憶錄》從缺的一段生命紀錄。無論用什麼角度來看，都是在自由意志下繳交的表件，內容無一不是「忠黨愛國」到了火燙程度的自白。如果兩蔣威權體制下的黨團，就是柏老誓欲剿除而後快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醜陋至極的「醬缸」產品，那麼，這一時期的郭衣洞就是缸底期待快樂發酵的大黑豆。
年方三十八歲的郭衣洞能參加第二期「臺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至少顯示黨團各方面並未輕視其存在，且大有栽培美意；試析同期學員二百多人雖非個個臥虎藏龍，但如以其後各展長才的事實觀之，國民黨調訓對象，絕非酒囊飯袋，更非毫無潛力的無名小卒。
第二期「臺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結業研究員至今尚能讓人憶起「曾有這麼一號人物」印象者，至少包括以下菁英人士：曾迺碩、游彌堅、管 歐、王友爕、馬白水、沈寶環、梁在平、石季玉、余夢燕、王冠青、陳叔同、趙廷俊、高蔭祖、徐學訓、宣建人、高仰止、王紹育、林則彬、螘 碩、伏嘉謨、顏春輝、耿修業、尹雪曼、馮放民、鍾皎光、周百鍊、辜振甫、劉闊才、張建邦、崔德禮、李子弋、冷 楓、穆中南、齊治平、馮愛群、林大椿、呂有文。
柏老受訓自填的十一項服務經歷如下：(1)、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主任：長官蔣中正，起迄年月：民國廿九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七月，卸職原因：投考學校。(2)、東北青年日報社社長：長官劉廣瑛，起迄年月：民國三十五年六月至三十六年七月，卸職原因：與《中蘇日報》合併。(3)、私立遼東學院政治學課程副教授：長官徐延年，起迄年月：民國三十六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十一月，卸職原因：東北陷匪。(4)、臺灣省立屏東農業職業學校人事管理員：長官陳誠，起迄年月：民國三十八年九月至三十九年七月，卸職原因：辭。(5)、臺南市立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教員：長官楊德鈞，起迄年月：民國三十九年八月至四十年一月，卸職原因：辭。(6)、臺灣省立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史地課程教員：長官王石安，起迄年月：民國四十年二月至四十年七月，卸職原因：辭。(7)、南投縣立草屯初級中學國文、史地課程教員：長官李楨祥，起迄年月：民國四十年八月至四十一年六月，卸職原因：辭。(8)、青年歸主國際協會中國分會聖經講座講師：長官Spark，起迄年月：民國四十一年七月至四十二年一月，卸職原因：辭。(9)、臺北縣立樹林中學國文、公民課程教員：長官李振雲，起迄年月：民國四十二年八月至四十四年二月，卸職原因：辭。(10)、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副組長：長官蔣經國，民國四十四年三月起。(11)、臺灣省立成功大學三民主義、詩經課程副教授：長官閻振興，民國四十七年八月起。
以柏老其後大放異采的生涯觀之，來台初期竟落腳名不見經傳的草屯初中、樹林中學，以吃粉筆灰度日，似乎是大材小用，太委屈了。殊不知，這還是彼時文史、法政出身的大學畢業生最佳的出路。
按民國卅九年元月印製之「中央幹部學校校友會台灣分會校友通訊錄」所載資料顯示，當年郭衣洞沉潛於屏東農校時，其後逐步升任台灣省教育廳長、救國團主任及國史館館長的潘振球，還只是省立台中二中校長，謝又華、薛光祖等都在同校服務。其後，歷任國民黨黨營媒體要職的楚崧秋，也只是省立屏東中學的小小教員；多年後黎世芬、周天固雖均位列媒體聞人，但此時亦僅在中央日報編輯部任職。另按個人登載之通訊地址研判，與郭衣洞同屬中央幹校第一期「青幹班」(全稱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來台的六十九位校友人中，能有個比較像樣職務者，似乎只有台中縣警察局長何灝一人，暫時棲身一般教職者多達十五人。
按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印製的「國立東北大學在台同學通訊錄」資料，郭衣洞調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專員，同屬民國三十五年東北大學畢業的十六來台位校友，仍有于鴻霖、戴廷禮二人分任省立成功中學及省立岡山中學教職。其中，小他兩歲的浙江籍校友毛培琮刊列的職業是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政工官；在郭衣洞牢獄生涯中，究竟與這位毛同學有何交集，則不得而知。
其後，柏老願意接受「青幹班」同窗包遵彭介紹安排辭離樹林中學，轉而投效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旗下，或者，應該說是投效在團主任蔣經國的門下，雖絕難誇稱一步登天，但在其坎坷的前半生際遇裡已屬向上提升，且漸入佳境，因為在黨團一家的大旗之下，柏老才能安享黨團互通的充沛資源，才有變身為團務系統下所謂「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的機會，也才有《柏楊回憶錄》第二二三頁自承的安逸環境：「我在救國團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時間以外，都在寫我的小說。」
回顧柏老來台半世紀的筆耕生涯，大致可分為：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通鑑、十年人權等五個階段。在革實院受訓時，他已出版小說八冊，在那個物質普遍缺乏的年代，的確是件值得傲人的成就。他在學員資料表中自填的五本著作分別是：民國四十二年出版的《辨證的天花》、《蝗蟲東南飛》；民國四十六年出版的《生死谷》、《周彼得的故事》；民國四十七年出版的《蒼穹下的兒女》。其中《辨證的天花》(筆者按：「辨證」之「辨」有誤，應為「辯」)未再出現在其後著作年表，個中原因未詳。
但前述作品都遠不及民國五十年所發表的《異域》暢銷。問題是：直到民國七十一年方由《中國時報》安排首度飛往泰北的柏老，又如何能跨越時空如斯鮮活地描繪那些令人悲泣而又無從杜撰的景象與人物呢？
被譽為台灣光復至今暢銷最久的小說《異域》，原係《自立晚報》以〈血戰異域十一年〉為題的連載，集結成書後，銷量多達一、兩百萬本。柏楊自述寫作機緣是當時《自立晚報》某位記者跑新聞碰到一位滇緬孤軍，於是由同事負責採訪，最後再交由他執筆寫定，每天被逼著寫出長篇連載，經常三行字寫完就交匆匆撿字發排。《自立晚報》推出連載時即強調作者「鄧克保」來自滇緬邊區，必須用化名提出血淚控訴與心聲，乃因「還要回到邊區打游擊」；而文中頗多不平之詞，更直指某一棄城逃亡的軍官仍在台北國防部安然任職，引起國防部傳喚關切。郭衣洞坦承：當時稿費是了，但也曾心生畏懼，因為未遭法辦吃牢飯就祖上有德了，豈敢奢求初試啼聲即有長銷不衰的佳績。
其實，有關《異域》故事的第一個新聞報導的原型故事，應源自當年第一位飛往滇緬邊區採訪的《香港時報》採訪副主任于衡。
出生於民國十年十一月二日，比郭衣洞剛好小一歲的資深記者于衡，亦因這趟艱辛而感人至深的獨家報導《滇緬游擊邊區行》，榮獲台北市記者公會於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一日記者節頒給「第一屆新聞採訪獎」而奠定個人資望。
《自立晚報》自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卅日起，刊出〈血戰異域十一年〉的傳奇故事造成轟動時，于衡已自《香港時報》跳槽《聯合報》，並自民國五十三年九月至五十七年十二月成為《聯合報》第二任採訪組主任，原採訪主任馬克任則調升總編輯。
民國四十二年秋初，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以專案親自批准由台灣銀行以官價撥匯給黨營事業《香港時報》，再由該報社運用以市價賣匯取得幾達百分之五十之可觀差額來支應盤纏。
于衡出發前，先取得彼時滯留台北休養的李彌將軍親筆介紹函，同年九月中旬搭機取道香港、曼谷，踏上充滿風險的征途；進入國軍游擊部隊活躍的防區後，於十月廿一日進入雲南省西部一個小村，他情不自禁地伏在地上，親吻已經闊別四年的祖國土地！採訪期間，親睹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聯合國旗同在清晨緩緩升起，孤軍士氣高昂，志切復仇，自認打下緬甸首都仰光都不成問題；士兵高唱著自編軍歌：「大路小路都不走，進入森林魚得水，埋伏襲擊打後頭，不進昆明不剃頭」。
為掌握時效，于衡透過軍用電台共拍發了三則新聞專電。離開猛撒總部時，代總指揮柳元麟將軍自僅有的兩隻大象編制中，撥出其中之一專程送客；於是于衡在象背上顛簸起伏地坐了七天才殺出叢林，重返平地。十一月四日，自清邁飛回曼谷時，共攜出十一卷新聞照片底片、一大綑各色資料，以及上百封官兵託帶的信件；而另一支中外記者團才剛要啟程，向猛撒前進，一探充滿悲壯情懷的孤軍聖域。同月九日，于衡與第一批在聯合國壓力之下奉命撤台官兵，自泰國南邦機場分搭三架專機航向台灣。
此次滇緬邊區行的細部文字，其後，由于衡獨字於陽明山閉戶奮筆疾書，十七天撰成十多萬字，先後在《香港時報》連載一個月，生動地將孤軍心聲向四海傳播。全篇完稿的深夜，于衡寫道：「在山區我看到了中國的軍魂和國魂。在山區中常流淚，但那些淚，都是在風雨之夜，與游擊隊各級領袖，以及士兵們談話時，受到感動；或者一個人在月光下散步時，所抑制不住的感情。」
為了解《異域》故事真偽的謎團，筆者曾赴新店中央新村向于老師查證：《異域》作者「鄧克保」曾否與其接觸？于師仰首一笑，答以：「從來沒有。」並隨手搬出當年留存的資料供筆者翻看。與本文同時刊出的幾張滇緬邊區實地採訪照片，即于師所賜借原件所翻拍的；而暢銷的《異域》純以小說筆法撼動人心，連一張足以佐證的照片都沒有。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印行的《自立晚報四十年》曾針對連載《異域》一文緣起，作了頗為詳盡的敍述：
「從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卅日起，在《自立晚報》以〈血戰異域十一年〉之題連載三個月，感動了無數讀者；平原出版社將其印成單行本，以《異域》的書名發行後，更是洛陽紙貴，成為銷量最大的書，歷久而不衰。民國六十六年大專聯考作文題目為〈一本書的啟示〉，據一家報社統計，《異域》名列前茅，最多考生以《異域》給他的啟示為題寫作。
這本書的作者是柏楊，本名郭衣洞，民國四十八年從救國團離職後，進入薩本報當採訪主任，後主編副刊八年。他寫《異域》的緣起，是當時本報駐板橋記者馬俊良有一天回到總社說，有一批從滇緬邊區撤回來的軍隊住在板橋，他們有很多特殊的感人經驗，值得我們去訪問。當時的總編輯李子弋先生認為，他們的血戰故事非常珍貴，不能糟蹋掉，最好由寫作能力高強的人主稿。隨後決定，由馬俊良負責採訪，交給柏楊執筆。於是，馬俊良每天把採訪所得告訴柏楊，柏楊以虛構的『鄧克保』身分寫成完整的故事。
柏楊所以要虛構『鄧克保』其人，主要由於採訪到的事蹟太零散，必須有一主線把它串起來，並將感情注入其間。所有故事都是真實的，只有主角鄧克保是虛構的。至於『鄧克保』之名，據柏楊說，是他唸小學五年級時班上一位女同學的名字，這位小女生長得白白淨淨的，柏楊小時候十分愛慕她，所以借用她的名字寫悲苦英雄的故事。
柏楊在書中如此交代『鄧克保』之名的來源：他(鄧克保)改了兩天兩夜，刪了不少，也加了不少，然後應記者之請，簽上一個名字——鄧克保，這是一個假名，是一個戰死在他身畔的亡友的名字，而他自己的名字，他不願公開，他對記者說：『我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我們戰勝，便回到故土，如此而已！』」(參見《自立晚報四十年》，第九章：「為社會正義而戰」，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頁)
民國五十年八月一日，時任《自立晚報》社長的葉明勳為《異域》所撰序言中，則對讀者提出另一故事起源的包裝，將前述「本報駐板橋記者馬俊良」換成了「本報駐曼谷記者李華明」，至於馬俊良和李華明是否又是同一人？未見葉氏特別說明，而中緬邊區戰記之原作者仍是虛構的鄧克保：「以生花之筆，寫下他和他妻子兒女以及伙伴們輾轉入緬，和歷次戰役的經過。」
序言還引用李華明致報社原函，來交代長篇連載的緣起：「在一個旅客並不很多的酒店中，記者遇見本文的作者鄧克保先生，他是記者讀大學時的同窗，我們在千里異鄉相逢，共訴別後景況，嘆年華如水，相當唏噓。但在互相明瞭對方現在的工作之後，記者便請他談一點中緬邊區的事情。他是一位中級軍官，這次正從香港辦完了某一件事，重返中緬邊區的歸途之中。他談到痛心處，那位中年的游擊戰士，不禁淚流滿面。一連幾夜，月光如水，但他卻深閉門窗，他對記者說：『我們最怕月光，在游擊區，看見月光，便想起大陸上的家。在自由區，看見月光，又想起游擊區裡荷槍作戰的兄弟姐妹！』
記者將他的談話速記起來，並整理完竣。在他動身的前兩天，我們閉窗對酌，記者拿出來問他可否發表，他愴然不語，後來他即加以刪正，他雖然十一年之久，未曾提筆，寫字時略有困難，但文思仍然流暢。此稿到台北時，鄧克保先生恐怕已重入邊區。
希望本報能夠把它刊出，讓讀者在鄧克保先生的談話中，發現另一天地，在那個有台灣三倍大的天地中，哀兵轉戰，已十有一載，國人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但請萬勿將記者真姓名刊出，因四國會議後，與游擊戰士接觸，便成非法，可能被驅出泰國也。」
彼時，葉明勳以社長之尊，更如假包換的大吊讀者胃口，他預告不久之後即有續篇：「鄧克保先生只寫了血戰十一年中的前六年，剩下的後五年，即自四國會議後他重返邊區，到今春第二次大撤退後他仍然繼續留下來，這五年間的浴血苦戰，他尚未寫出，我們已和李華明先生和他保持聯繫，請他給我們一個更完整的歷史，鄧先生在原則上已經答應，希望能在短期內寄下，早日和讀者見面。」
葉明勳的預告最後證明純係空頭支票，因為，不僅虛構的原作者鄧克保沒有續篇問世，連柏楊自己都只能在《異域》大賣廿一年之後，始應《中國時報》之邀，首次親赴泰北採訪，方能再補上一本報導文學新作《金三角．邊區．荒城》，其後又掀起一陣港、台兩地聲援響應「送炭到泰北」的感人熱潮。
邊區雖然還是邊區，孤軍則多數換成了孤軍後裔，更顯著的改變則是：當年虛構的鄧克保聲稱：「我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我們戰勝，便回到故土，如此而已！」那句血淚告白，換成了柏楊親筆寫下：「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然天地不容！」
《異域》一夕捧紅了鄧克保，廣大讀者鮮有人知：鄧克保就是柏楊。讓郭衣洞攻上個人峰頂的筆名，源自民國四十九年中部橫貫公路未通車即應邀前往參觀兼為沿途十二景點題名之旅；那時最後一站位於原住民部落「古柏楊」的隧道尚未竣工，郭氏事後提筆為文，因心有有感，乃採用「柏楊」為筆名而一直沿用至今。
新筆名「柏楊」得以大紅大紫，全因為其量身定做的《自立晚報》「倚夢閒話」和《公論報》「西窗隨筆」兩個雜文租界引發了廣大迴響。柏老獨能以其嘻笑怒罵筆法，抓準小市民及納稅者憤懣不滿而又期待正義的脾胃，為海內外讀者提供了捍衛基本尊嚴的啟蒙讀本和手冊。
如果沒有雜文，單憑《異域》不會有其後的柏楊，而正因為其雜文肯為小民發聲，拓展痛斥官家腐儒失德的視野，方能為其後譯註白話版《資治通鑑》奠立與學院派抗衡的自信。質言之，柏老筆下作品，僅有小說不曾帶來大名大利。
據說，柏老曾因夫人張香華直言其小說造詣水準平平，而突然中途停車，令其至愛下車悔過。其實，此一傳聞真假已無關宏旨，因為自古文人雅士誰無怪癖？如與柏老停車逐妻之傳聞相比，台北某大報副刊主編的即興演出，則更令文藝界人士瞠目結舌。
據聞某位以詩作名世的老編，某日大宴賓客於自宅，正當佳賓雲集之際，忽聞樓上傳來男女主人爭吵之聲，接著，傳出一記清脆的耳光和似有若無的啜泣之聲；未久，但見男主人依舊若無其事，笑容可掬地下梯，從容地週旋於鬢影衣香之間。
同具綠島政治受難者身分、同以史觀論述快意人間的李敖，一直抱持「看不起柏楊」的態度，或係其個人忍受之威權撥弄乖戾程度，及自信其深耕史料、縱橫書海之質量遠勝於柏楊之故。其實李敖最足以自誇者，無非年少時未曾接受蔣記黨團奶水，一路走來，叛逆有理，也就自然顧盼自雄，始終如一了。
年輕時的郭衣洞則不然，他對政治正確何止了然於胸，願欣然接受革命實踐研究院調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為有朝一日時來運轉的從政之路暖身了。郭衣洞既然冰雪聰明，又長期身在漢營，豈有不力求表現，巴望蔣家父子有朝一日，傳令嘉獎拔擢之理？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四日，柏楊在法庭答辯狀中寫道：「……自幼從事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對總統(蔣介石)有一種嬰兒對親長的依戀之情，至於對蔣部長(蔣經國)只舉一事來做說明，臺灣中部橫貫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當中，有一個蔣部長所住的過的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我特地定名為『甘棠植愛』，這份欽慕的心意，唯天可表。」就在柏楊被捕當天，《自立晚報》還刊出一篇柏楊響應蔣夫人某一號召的文章。
《柏楊回憶錄》中提及柏老被約談前夜留書妻子時，遣字用詞對黨團絕無二心，對「太子」蔣經國更毫無不敬。其筆下用語是：「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蔣經國主任是一英雄，是非必明」、「李煥一向對我關懷」。當然，這般堅定信仰，如斯殷切囑咐和仰望，到了黑牢刑求逼供和愛妻求去等重大打擊紛至沓來之後，終告澈澈底底的失落破滅！
郭衣洞在革實院受訓時，不但強調自己「此身此生，與黨結合為一，離黨不能獨存，勢如此，志亦如此。」填寫對自己的綜合評語時，雖自承「生活規律較差，條理較差」，「喜歡吸煙，一天三包」，但仍不免用心的強調：自己過往的種種表現不如預期，實因「未處囊中」缺乏貴人拔擢，因此不免怨嘆再三：「努力未懈，然未處囊中，無法脫穎。」
他寫道：「人對自己評價，一定很高，對自己缺點，一定難以察覺，即令察覺，亦多有說詞，對自己原諒。予自十八歲起，工作崗位始終在黨團之內，唯因情性火烈——寬恕者亦可稱之坦率，遭打擊甚多。但熱情未減，努力未懈，然未處囊中，無法脫穎。來臺後，從事文藝創作，又得長官胡軌先生感召，對名利漸淡，唯願在文藝上能有貢獻，便願足矣。」
同期學員中，較郭年長十歲的張雪茵在「研究員相互認認表」中，對郭衣洞的綜合評語是：「個性耿介剛直，對朋友熱誠」。在各種印象評語中，比較切合郭之言行舉止者為：「好讀名著」、「富有創作天才，富有想像」、「有文人氣質，不大講條理」、「極為熱情，極容易動真感情，有時對人家不以真感情對他，他很傷心。」
柏老多情而不羈的性格和曲折人生，約有三分之一揮灑於五次婚姻和處理異性的經驗上。其餘三分之二，本該專注於自我鞭策的壯志豪情，卻又任性揮霍於逆勢而為所招致的沉重打擊，及補綴自身破損尊嚴的筆耕事業中。
民國廿七年柏楊十八歲，奉父命與較其年長三歲的輝縣鄉女艾紹荷成婚，但第一次婚姻竟因大時代洪潮滅頂而以「終身歉疚」作結；兩人育有一女，乳名冬冬。後艾女改嫁，未久即撒手人寰。
民國卅二年柏楊流落重慶時，又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團部消費合作社一位同鄉女職員崔秀英成親，又得一女，乳名毛毛，唯其後從母姓，名為崔渝生，與生父同樣緣淺。
抗戰勝利，柏老為完成中輟的東北大學學業，乃與崔秀英及毛毛暫別，孑然一身來到台灣。民國四十一年，應胡蒂棻老師之邀至台北結識了齊永培，次年共結連理，長子城城與次子垣垣先後於民國四十三年及四十六年報到。
民國四十七年冬，柏楊與其後成為《中華日報》婦女家庭版副刊主編的倪明華(筆名艾玫)，演出婚外情，導致次年與齊永培離婚。但九年後，柏老因編譯用詞失當而觸及「政治地雷」的「大力水手事件」入獄；倪明華不堪精神負荷而主動求去，柏楊為此絕食三個禮拜。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一日，柏楊自綠島獲釋，結束九年又廿六天的牢獄之災；同年七月九日開始在《中國時報》專欄發表雜文，宣告重出江湖。其後，在史紫忱教授邀宴時偶遇小他近廿歲的女詩人張香華，乃再爆黃昏之戀；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四日，柏老總算情定「美女詩人」。
其後，對《柏楊版資治通鑑》推崇備至的孫觀漢教授曾戲言：柏老投入這件巨大的文史考證工程，或許因此「影響了看女人的機會，那是女孩子們之失，也是香華之得。」(參見《柏楊版資治通鑑》第六冊：《開疆拓土》通鑑廣場，第廿頁)此語雖出於至交調侃，但自古才子佳人話題不斷，依舊是凡夫俗子眼中何等欽羨的宿命。
郭衣洞受訓自填長輩狀況是：祖父郭統，業農，已歿；祖母楊氏，已歿。父郭學忠，業商，已歿；母魏氏，已歿。家庭住址為：臺北市大直北安路五〇一巷十一弄九號；大陸永久通訊處是：河南開封八府倉後街四十三號。「自述」中未提及大陸時期的婚姻紀錄，只填下：「余來臺後結婚，妻齊永培，河北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畢業生，生有二子，長子本城，四歲；幼子本垣，二歲。」齊永培當時是臺北縣新店鎮南強中學教員，是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授、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齊鐵恨教授的掌珠。
救國團工作的安逸閒適，似乎注定將帶給柏楊幾乎澈底毀滅的可怕災難。因為只要不屑吃團飯，根本就不會冒出一場煞不住的畸戀；不幹救國團這份差事，就算其後坐了黑牢，也不必死命咬住「禍首」就是蔣經國了！
《柏楊回憶錄》第二二七頁，柏老簡單交代了在民國四十七年冬，或許就在他從革實院結訓後不久，由於救國團為大專學生在風光明媚的日月潭舉辦了一場「中國青年文史年會」，讓他遇見了私立靜宜英專學生倪明華，認識了其後被柏老形容為在其坐牢前：「是我婚姻生活中，唯一向我說過『我愛你』的妻子。」而且，「我愛你」這三個字是在日月潭初見時，就出自一位年輕異性仰慕者口中；在此傾洩而下的崇拜與愛慕激情中，柏老「心中起了很大的衝擊」，頓然憬悟了和妻子齊永培性格不合的挫折，於是作成以下結論：「我第一次證實性格決定命運的真理，這是一個錯誤的婚姻。」
此次出軌最終導致與齊永培離婚，但也譜成另一段刻骨銘心的婚姻。《回憶錄》第二二八頁則是全書唯一提到「革命實踐研究院」之處，至少證明傳主大人並非「忘了」國民黨旗下有革實院。《回憶錄》寫道：
「對這件事反應最強烈的是明華的父親——中興大學教授倪渭卿先生。他那時正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和成功大學校長閻振興同住一個寢室，他警告閻先生，成功大學如果再繼續聘我教書，他們夫婦將去鬧個天翻地覆，閻先生遂立刻把我解聘。倪先生又發電報給蔣經國，指控他的部下利用職權勾引他的女兒，要求嚴辦。蔣經國並沒有立刻下令把我撤職，而只是要副主任胡軌先生警告我……。然而，我完全聽不進去，我把愛情置於第一位，把事業前途置於第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評和阻礙，正是我的盲點。」
查遍革實院檔案資料，又意外發現柏老第四任岳父未曾在革實院受訓，因結業研究員並無倪渭卿。另在閻振興參加的兩個班期中，亦無「抵足而眠」的室友名為倪渭卿者。故前述倪教授在陽明山向閻校長施壓之說，恐怕並非國民黨自辦的活動，頗可能是借用陽明山院址或其他名目辦理的講習而已。
至於柏老自填的家庭狀況，也值得玩味，因為既然自承「衣洞」之名，是為及時取得對日抗戰時教育部分發流亡學生至後方繼續求學的機會，而不得不彈性變造中央大學政治系大三學生「郭大同」證件的傑作，那麼，自填的兩個弟弟各為衣漳、衣洋，也就順理成章，真假不計了。「所幸」真也好，假也好，柏老兩個弟弟與姐姐育英、妹妹育傑等四人，都「淪陷匪區，情況不明」。
柏老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與堂弟郭立熙等五位東北青年，自上海海軍碼頭搭乘海軍士校專為招考新生而開往臺灣的「中鼎號」登陸艇一同抵達高雄左營。彼時無論男女老少，為苟全性命於亂世，持用機關假證件、頂替部隊空缺、申報假生日，乃至為逃命而啞嫁盲婚者所在多有。大陸淪陷後輾轉來台的各界名流，或偽造證件，或謊報學歷，反正只要無人出面檢舉，就可蒙混過關，或靜待真的證件到手再說；國破家亡之際，禮義廉恥等問題只好暫且留在考卷上了。
柏楊在兵荒馬亂之際，只能窩在上海市靜安寺路的警察公墓專門收容東北流亡學生的難民收容所裡，竟然不可思議地，與昔日特別照顧過他的陸戰隊戰幹團第十三隊隊長吳文義重逢了，及時搭上登陸艇航向台灣左營軍港，才改變了郭衣洞原本無望逃離大陸的噩運。
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卅一日柏楊於《聯合報》副刊發表〈鐵捲門下的天使．另艘五月花橫渡海峽：吳文義拯救一船他的子弟〉時自承：「若不是吳文義老師的慷慨熱情，我今天人在哪裡？骨埋何方？」柏老更總結了此生對命運之神的崇信之情：「那時候我還是一個不相信命運的男人，但是命運相信我，使我從此以後，把台灣做為故鄉，我慶幸我能夠前往台灣。」
見報同一天，陸戰隊同袍在左營「四海一家」向年高九旬的吳文義將軍賀壽的場合，柏楊拄著柺杖一跪再跪，向吳文義磕頭再磕頭，繼而相互擁抱，答謝其救命之恩。
憶及當年逃避赤禍的慘澹歲月，前中央通訊社社長黃天才先生曾亦莊亦諧地向筆者述及來台之初，大夥兒當機立斷，不得不然的一項「秘密」。
黃天才是中央政校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後第一屆法政學系畢業生，由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南京即將淪陷，校方有無舉行畢業典禮也已經記不清了；整個南京城可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許多畢業生根本來不及領取證書，就得各奔前程，匆匆逃難去也。
黃天才和一批青年朋友有機會匆匆來台，是因為孫立人將軍在高雄鳳山的新兵訓練中心徵求配合美軍顧問工作的翻譯官。其後，陸軍總部突然行文要求剛納編的翻譯官須補呈畢業證書，作為核薪依據，而偏偏大家都拿不出文憑而愁眉不展；所幸，隊中一位姓馮的清華大學經濟系校友帶了畢業證書正本來台，還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核發的真品。
情急之下，大家趕緊湊錢到台南市委託一家肯幫忙的印刷廠「原寸全真複製」；證書的關防和鋼印，靠機智和創意統統自行解決，居然搞到天衣無縫，最後全部僥倖過關。靠這批假清華證書存活的「受惠者」中，包括其後成為「美聯社」名記者、僅在武漢大學念完大一趕到南京等待插班政大的「四川才子」蕭樹倫。
另一實例，是台北國語實小已故校長、第一屆國大代表張希文，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中旬在革實院受訓填報的學歷有二，一是：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系肄業(民國十九年二月至二十年六月)；其二是：私立北平輔仁大學國文學系畢業(民國二十年九月至民國廿四年七月)。
事實上，北平輔大是從民國二十七年秋，才開始招收第一班女生，因此張希文絕無可能是輔大校友。一九五二年接收輔仁校產、部份系所和師生的北京師範大學，其檔案室至今完好保存著「老輔仁」全部校史檔案，經筆者地毯式詳細比對，確認張希文在輔大根本不曾註冊，更遑論畢業了！
郭衣洞「自述」學經歷如下：「余七歲入河南省立開封第五小學，十三歲畢業，返原籍輝縣入私立百泉中學，未及畢業，即考取河南省立開封高級中學，肄業二年級時，抗戰爆發，投筆從戎，考入河南省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畢業後，保送軍事委員會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一團第一期；畢業後，再被保送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人員訓練第一期，受訓武昌珞珈山(後青幹班改棣中央幹部學校，來台後，教育部又特准併入國立政治大學，發給畢業證者)。青幹班畢業後，奉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主任。
斯時年方十八歲，而豫北二十五縣，全陷日寇之手，然余並未氣餒，即率工作同志四人，北渡黃河，以林縣為據點，發展組織，因與太行山一帶共匪短兵相接，兩面作戰，倍感艱苦，亦倍感痛心。三十年，曾調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十五期受訓；三十一年，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與中央直屬洛陽區團部合併為河南支團部，因感學力不足，乃辭職考入國立東北大學，在四川三台，攻讀四載；三十五年畢業，適逢抗戰勝利，應三民主義青年團遼寧支部之聘，赴瀋陽擔任東北青年日報社社長；三十六年，東北《青年日報》與《中蘇日報》合併為瀋陽《中央日報》，乃執教私立遼東學院。翌年十一月，共匪竄瀋，學院被匪接收，余乃化裝逃平，而北平又復陷匪，輾轉青島、上海，於三十八年四月，搭海軍中鼎號登陸艇，抵達臺灣。
抵臺後，先後任職屏東農業職業學校人事管理員、台南市立初級中學教員、省立臺南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教員、南投縣立草屯初級中學教員、青年歸主協會中國分會講師、臺北縣立樹林中學教員。四十四年三月，奉調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服務，現任青年服務組副組長，暨省立成功大學副教授。」
《中蘇日報》是余紀忠於抗戰勝利之初，奉命參與接收蘇俄紅軍佔領下的東北時，所主持的重要機關報。目前北京大學圖書館尚完整典藏該報民國卅五年三月五日各版均予套紅印刷的創刊號；其頭版下方半個版面，即係民國卅四年十一月一日杜聿明以東北保安司令名義所發布的「杜長官告東北民眾書」全文。余紀忠本人及《中國時報》編輯部一直給予柏老最大的憐恤借重與賞識支持，或與余、郭二人於東北赤化前夕，即結緣於瀋陽不無關聯。
郭衣洞對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分析如下：「余十數歲時，聞人稱呼 領袖，即知立正致敬，蓋老師教導有方也。十七歲時，參加河南省學生集中訓練，長官之諄諄教誨，與家父之嚴加督促，對 領袖之信仰益堅，對黨之認識益深。猶憶三十七年在河南省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受訓時，女同學數人，堅邀赴延安讀抗日大學，余與之辯數日，終至絕交，曾被譏為不懂風情，實則思想已固，無心可改變也。俟在青年團豫北分團部服務，與共匪盤據地區，僅一目之遙，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後張蔭梧、鹿鍾麟部被襲，余隻身逃出，幾遭不測。瀋陽淪陷時，匪曾懸賞一萬元偽幣東北銀行券捉拿，賴同志庇護，終脫魔手。此身此生，與黨結合為一，離黨不能獨存，勢如此，志亦如此。」
談及往昔服務功過一節，他自承：「余年十八歲，即任主管(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豫北分團部主任)，經驗缺乏，學識浮淺，尤以豫北二十五縣，地區遼闊，工作成績，不如理想，此為復行讀書之大原因；大學畢業後，稍有長進，兢兢業業，尚未有大隕越。」
對年輕的郭衣洞而言，彼時國立中央大學是當時全國最高學府，故於回憶錄中慨言：「如果我能考取中央大學，整個人生會完全改觀，因為這次證件是真的。可是，我當然考不取，就憑我那兩道幾何題，和一篇英文作文，以及臨時加工的生物學，竟想考取當時全國第一流的最高學府，簡直連自己都會笑出聲音，不過我確實全力以赴。」
至何以考上中大就會人生改觀？恐怕亦嫌言過其實；或許只因中大舊址設在相對平靜安全的南京，不必像東北大學抗戰勝利後須遷回瀋陽才能讓中輟學生畢業，且其後拼死才逃出瀋陽、北平危城的重大風險，就更可豁免了。
至於柏老寫給革實院的自我批評，相當貼切傳真，非常了解自己個性的缺陷和處世罩門所在，剖析自己的內心深處，彷彿有一匹易放難收的無形野馬在奔騰著：「余因自幼喪母，每感孤苦，性情偏於急躁，且過於爽快，每直言招讉。現年將屆四十，朋友尚有嘲余童心未泯者在此。余自知缺點，故讀書自修，未有間斷。現在每天除按時上班外，無論例假或假期，均蟄居家中，與外界來往甚少。」
在兩篇「研讀訓詞心得報告」中，第一篇中規中矩。結論四平八穩地寫道：
「總理全部遺教，淵源於我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亦即繼承我國五千年燦爛文化之精神，而同時參酌國情，擷取歐美思想之精華，再加以自己獨見創造的真理，鑄成一個完美的思想體系，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切實可行，吾人過去若皆能身體力行，國家形勢，當迥異日。今後，研究遺教，實踐指示，為吾人自救救人，復國建國的途徑！」
至於第二篇，似乎忘了這是必得「說官話、喊萬歲」的樣板作業，相反的，看似極有會心的暢所欲言，自認深切體會了總裁兼院長蔣中正所分析的：過去大陸失敗的原因，是人們的私心、偏心、欺心和疑心所造成。他寫道：
「私心是成功立業的唯一大敵，形成只有個人而沒有同志，只有權力而沒有義務。偏心則強調本位，執一不化，條理紊亂，系統錯雜，敷衍塞責，一以自己的利害為依歸。欺心便全是虛偽，一切事務只求外表好看，內涵如，實質如何，甚至因裝璜外表而發生的禍害如何，不聞、不問、不管，毫不關心。疑心之弊，比上述三者，更為可怕，院長斥其為百惡之首，一言中的，一個人如疑心過重，必定滿懷荊棘，無爭鬥奮發的勇氣，也無必勝必成的信心。這個惡德像一把魔鬼的利劍，刺在我們的心窩，大陸被迫失守，淪千萬同胞於地獄苦難之中；退守臺灣之後，這把利劍似仍未能完全拔除。院長痛心之餘，力圖糾正此弊，而糾正的最有效的方法，在於教育，百年樹人，唯教育是賴，故乃有『革命教育的基礎』的提出。」
郭衣洞繼續發揮：「我們所要研究者，為如何具備民生哲學的修養，亦即如何戒除上述的四個惡德，使革命的大業，先由革命的教育開始，下種澆水，萌芽結果。破除私心，在破除心中之賊。每個人必需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其最高境界為渾然忘我，此種意思與修養，說來易，寫來亦易，如何做，如何做到，需有哲學涵養。 院長指出方法為致良知，時時自省，時時自警，某事我處理時把自己置進去否？處處以天理為念，蓋自私者實即自害。大陸上許多自私之人，如今結果如何？如再自私，又將如何，能深入三思，便不難憬然而悟
破除偏心，在於先破除私心。任何事情，有一我在，便不能忘掉利害，更不能公平得當，必需時時思及正直，思及公平；喜歡某人某事，當知道他缺點；厭惡某人某事，當知道他的優點；任何偏心，無論其程度的大小，終必引起不滿與憤恨；而不滿與憤恨，正是一切敗壞紊亂的根源，如果想用偏心來換取效忠，簡直與做夢無疑。對此， 院長亦鄭重的以致良知相勉。
破除欺心，則在先破除偏心。無私無偏，則自無偽，唯誠能去偽，唯慎獨能達到誠的目的。楊震對行賄者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正是一誠字，亦是一典型的戒慎恐懼。天下千事萬事，只要有人做，一定有人知；必謂無人知，是欺騙自己，不僅可恨，亦且可憐。林肯說，可以欺騙人民於一時，但不可欺騙人民於永久。 院長昭示我們致良知之道，正為去欺的不二法門。
破除疑心，在於先行破除欺心。疑心之生，源於有私，源於有偏，源於有欺。試以戲劇為例，作奸臣者，心常戚戚，他們有三個敵人，需要日夜搏鬥，一個敵人是皇帝，必需騙得他；一個敵人是忠臣，必需壓得他；另有一個敵人是自己的良心，必需泯得他。而忠臣則無一罣慮，坦坦蕩蕩，照理行事。人類與禽獸不同之處，在於一個信字。信仰 領袖，信任朋友部下 院長勉勵我們，剖析明白，在致知格物上用功夫，意義深長，能不奮感。」
最後，郭衣洞在期末繳交的「研究心得」中，提出了自認為很重要的建議：「抗戰靠山，戡亂靠海，此非玄學，乃是形勢。吾人迄未氣餒者在此，而終必勝利成功者，亦在此。當侵略火焰正烈之時，大半中國，淪入敵手，政府所轄地區，僅四川、雲南、西康、新疆、寧夏、甘肅及陝西、貴州、湖北、河南、湖南、江西的一部份，此十數省份，若嚴格分析，不是荒漠，便是貧困，再則即是半獨立狀態，真正與日軍抗拒者，僅四川一省而已。以一省之力，艱苦奮戰，終於擊敗強敵，歷史昭昭。吾人今日據守台灣，以對方論，共匪不如日寇，以自己論，台灣優過四川，無不勝之理，亦無不成之勢。
然勝利不能憑空而來，成功不能悠然而至，吾人必需加強基地之建設，使台灣消極上成為一不敗的堡壘，積極上可以隨時伸出巨拳，擊碎鐵幕，拯救苦難同胞。多流一滴汗，便少流一滴血；多用一份心思，便少遇一分阻礙。
尤以我國最高立國指導原則三民主義，在大陸時，因內憂外患，無有停日，未能推行實踐；今日以台灣一省，必應一一辦理，如此，才可以使吾人所賴以強大的基地，遍地芳香，並進一步為光復大陸後建設其他省份之楷模，更以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藍圖。
吾人能做到此，則不僅對台灣有貢獻，不僅對全中國有貢獻，即對全世界人類之和平繁榮，亦有貢獻。而此種貢獻將光耀宇宙，永垂不朽。
院長於民國四十五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曾指出：『反共鬥爭正逼近了決戰的階段，我們應該預期今年這一年中，必比六年來，還有更大更多的艱危，擺在我們面前，須待我們民族自立自信的心理，和革命大無畏不屈不撓的精神，來克服一切，而決不是僅用軍事武力所能為力的。因之今天我們精神武裝和心理建設，比任何武器更為重要，所以我們今年工作的中心，是反攻復國心理建設的精神動員。』此項昭示，已明白告訴吾人，心理建設，為目前要務，亦為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最重要工作。」
研究員郭衣洞還接著提出「十項當務之急」的建言如下：
「一、建立警政：警政為庶政之母，無良好警政，必無良好庶政，是故政府對警政之學識技能，以及品德待遇，必須予以不斷提高。
二、戶口普查：戶口普查臺灣曾行舉辦，以後應每一年或兩年，舉辦一次，一面確保數字之精確，一方對國勢有經常之了解。
三、交通建設：橫貫公路通車後，宜早日完成枋寮至台東之線，並在全省鐵路，加鋪雙軌。
四、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必須做一次總檢查，以便確保成果。都市土地亦應早日處理。
五、整頓林業：台灣一最大隱憂，為伐林之數多，植林之數少，心須有計畫的改良發展。
六、訓練壯丁：此不僅關係兵役與軍事動員，對國民教育與社會建設，亦有巨大影響，吾人不能等閒忽略。
七、環境衛生：院長對建立公廁、公墓、公井之指示，必須澈底完成。
八、管制物價：物價波動，不僅打擊政府法令，且銳敏影響國民生計，對此類有關奸商，必須嚴重懲處。
九、勞動服務：古云：『以勤教勞，以勞教強。』而吾人往往忽略，應有妥善計畫，切實推行。
十、公正選舉：台灣選舉曾有弊端，以後應強化提名制度，務必達到選賢與能之目的。」
最後，郭衣洞在結語指出：
「建設台灣使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無論精神原則，無論方向細則，院長均有顯明而正確之愷示，吾人所要做者，不在理論之發明，不在方案之擬訂，而在身體力行。院長曾云：『我的講話，不為不詳，而內心上對大家期許的殷摯，更非言語所得而盡；只要大家能革除聽了就算的惡習，毋蹈言而不行的覆轍，那麼，我苦心孤詣地講一番，你們必有一番受益，整個建設也必克底於成。』語意沉痛，無限期許，吾人如稍有血性，唯有確切實踐，使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之工作，早底於成。」
按柏老自填資料，其教書生涯曾任教的科目如下：(1)私立遼東學院副教授：政治學。(2)台南市市立初中：國文。(3)台灣省立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校：史地。(4)南投縣縣立草屯初中：國文、史地。(5)青年歸主協會中國分會：聖經講座。(6)台北縣縣立樹林中學：國文、公民。(7)台灣省立成功大學副教授：三民主義、詩經。
在樹林中學服務時，柏老曾獲台北縣政府以優良教師予以褒揚。彼時各階段工作的最高待遇，美金是歸主協會月薪七十美元，新台幣則為成功大學的四百八十元。這在當年公教待遇普遍偏低的困乏年代，柏老如能量入為出，其收入已位列中等，但其自填之每月總收入已高達一千一百元，距其自行評量之生活費尚有六百元之差額，故在同頁「不足之數如何籌補」一欄空白處，柏老端筆填寫：「鬻稿」二字。
柏老曾嘲諷東北大學政治系「那是一個識字與不識字都可以讀的系！」；第一四六頁又自承在東北大學時，考試如兒戲，「像三民主義這門功課，我從來沒有上過」；還借別人的說法，大大諷刺「三民主義不用考，學校可以請三民主義老師和其他兩位老師站在台上，叫學生魚貫而入，指認誰是三民主義老師，如果指對了，三民主義就算及格。」
但是，自視甚高的柏老從東北大學混畢業後，竟在遼東學院教起政治學，又公然在成功大學教三民主義。進了救國團，到了革實院受訓，又言必稱院長、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萬歲不離口」。
對黨團尚有高度信仰時的郭衣洞，在「自述」裡列舉了四位他最欽佩的長官、師友及工同志：一為蔣經國先生，一為胡軌先生，一為張其昀先生，一為張忠渠先生。他的解釋是：
「欽佩原因，與四人之職位無關。蓋蔣經國先生不僅為一堅強苦幹之人，為一肯發掘問題、面對問題之人，且為一讀書沉思之人。同志中每有一登高仕，便故步自封，不看書，亦不接近群眾，高談闊論，無一中肯；而蔣經國先生則異於是，棟樑巨材，國家巨任，捨蔣經國先生無第二人。
胡軌先生德風所被，如春風化雨，淡泊明志，更為社會狂瀾之中流砥柱，崇慕敬佩不僅余一人而已。
張其昀先生任職教育部長時，功震天下，謗亦隨之，在萬般困難中，延攬精英，百廢俱舉，使中國教育工作，空前向榮，擇善固執，非大智大勇，不克臻此。
張忠渠先生現任臺北市黨部視導，潔身自好，不菸不酒，對工作之熱誠，對同志之熱誠，數十年如一日，求之同志群中，不可多得。」
如此白紙黑字的抬舉與自己切身相關的長官，一點都不嫌肉麻的字句，不正是柏老鄙夷、唾棄，信誓旦旦要消滅到底的「文化醬缸」嗎？
民國三十八、九年，三十歲的柏楊服務於屏東農校「買了一架可以聽短波的收音機，每到晚上的時候，就收聽一段北京人民電臺京戲，當然也附帶收聽幾句華南一帶戰況的報導。當時台灣已經戒嚴，收音機也不普遍，我每晚開收音機，除了擾亂鄰居的安寧外，當然也引起別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務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卻沒有絲毫警覺。……尤其糟的是，我特別讚揚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不拿人民針線，對撤退到台灣的國軍行徑，深惡痛絕。」
外省同胞用短波收音機「偶爾不小心」聽一丁點大陸短波，絕非郭衣洞才敢做的偉業，而是那個年代很普遍的生活經驗，希望在音訊全斷，幾近窒息的環境之下，得到彼岸的些許消息；但若真要扯成隔牆有耳，且被憲警「帶走」的程度，只能說是「愚不可及」了。偏偏柏老就能收短波收到「被神秘逮捕」，且首次被捕便直接押上火車，前往台北青島東路的台灣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其後，又「被草草釋放，連判決書都沒給一張」。
七個月後交保獲釋，當柏楊確定自己已經被屏東農校開革了，其自省之詞，也不過是「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而且是慘敗。」
如果，大陸國土都快丟光了，還任由己方軍民收聽對岸煽動性的廣播，連誓言「血洗台灣」的人民解放軍也該大力歌頌，也能算是戒嚴時期不可侵犯的人權的話，那麼，柏老母校東北大學政治系的一紙畢業證書就早該與美國哈佛大學文憑等值了！
柏楊的文章從早年到今日，能夠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其遭遇、思慮與才華固為主因，但其中隱含的意義，也包括了眾多氣數更不如柏楊的、同樣漂泊一生的外省人，在荒唐人生記事中，居然找到自己的身影、怨嘆和何以不幸的答案。
臺灣解嚴後讓人普遍寒心困惑者，就是矯枉必過正；凡事走偏鋒才有市場，敢抗爭才是英雄。柏老曾視李登輝、陳水扁等權貴人物為轉型正義和國際人權光環下的重量級知己；如今稍稍總結李、陳任內屢屢悖離天理之紀錄，已令眾神緘默；生前被譽為「台灣魯迅」的柏老，對李、陳留下頗多揄揚、示好之舉，又豈能毫無悔意？蓋天下同聲願為柏楊而哭者，亦正所以為己悲也。
柏老因為大膽評論，招致綠島九年文字牢獄，當時最重要的日常消遣就是「修鐵路」，把世界地圖貼在牆上，從台灣建了好幾條鐵路，希望出獄以後可以坐鐵路暢遊天下。入獄前柏老不會作詩，但為刻寫身繫囹圄後的種種見聞，只好在無紙無筆情況下，忍痛在剝蝕的石灰牆上用指甲刻寫詩句，待甲盡而血出，便可和灰而成字，真可謂字字血淚。
坐牢期間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以及唯一詩集《柏楊詩抄》，比起其他政治犯，顯然更能掌握不容浪擲生命的意義。
其實，政府遷台後長期實施戒嚴體制並箝制思想文化期間，外省籍人士因思想、言論或文筆賈禍者多矣。上至企圖組黨未遂的堂堂執政黨副秘書長雷震、中至台大自由派學者殷海光教授、下至晚年撰成《白色角落》一書大聲控訴的資深記者戴獨行，凡是橫遭當局羅織起訴、判刑而呼求必須平反者，絕無不識之無之輩。易言之，昔年被送往綠島深造者，幾乎都因舞文弄墨的個人自信與不慎，而開罪了不耐挖苦諷諫、撩撥衝撞的執政黨。
按陳映真說法，「白色恐怖」是戰後美國勢力範圍內反共的、「壓迫性國家」(repressive states)的共同沉疴，以國家的組織性暴力，對廣泛的知識份子、學者、記者、學生、市民、工人、農民和社會運動家，進行非法的、秘密的逮捕、拷訊、審判、投獄和處決。他強調：五十年代以降，台灣的新聞界「白色恐怖」受害人幾乎全是省外人士，台灣監獄中的政治犯，若以中國各省論，無疑台灣省籍人士為多；但若以省內、省外二分而論，則省外人士遠遠領先。
凡在綠島大學蹲過的，都有「一朝被蛇咬，終生怕井繩」的創傷。即便移居海外多年，仍語見機鋒，言行格外審慎而多疑，自認無論何時何處，包括上床睡覺都有特務暗中監控。
柏老思路與文筆雖欠缺學院正規薰陶，唯其用功及著述之勤，仍遠非常人所及；因此，九年大牢能寫出《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及《柏楊詩抄》，毋庸置疑。
不過，柏老「綠島同學」坦告：除了《柏楊詩抄》，另三本著作都有同監難友的心血，因為在當局改造思想的目標下，每名政治犯都要定期撰寫並繳交不同題旨的讀書心得，其中，就包括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在內；亦即柏老獄中三書，其實納入了諸多難友們一筆一畫的受想行識。惜乎柏老終其一生，對此未置一詞；海外難友見其老病纏身，更不忍和盤托出也。
戴獨行在《白色角落》一書回憶，綠島關押的政治犯雖被謔稱為「紅頭」，但某些「紅頭」不但出身外交官、文化人，還能教人英語，並以流利英語協助獄方接待到訪外賓。另有高手專為管訓他們的官長捉刀，撰寫讀訓心得或升官發財的論文；行有餘力者，更以複寫紙提供平輩難友們量販式服務，長期為牢友解決心煩之事，以換取珍貴的香菸、罐頭或郵票。反倒是有些受過政工教育的指導員和監獄官，竟連一張便條也寫不通。還有不少原本文史根柢不俗的「紅頭」，坐牢也不忘最得意的本行，得暇即埋首編夢，往外投稿。戴獨行自己便曾寫成一部廿五萬字的長篇小說《苦戀》，雖因名氣不大，出版社只願付稿酬新台幣五千元，但已足以支持前述「難友貢獻」說，絕非空穴來風。
至於學院派挑剔柏老史學作品，常有誤解或偏差引申之處，知情者皆知絕非無的放矢。以民國七十三年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黃錦鋐等廿七位教授通力合作，耗時三年所完成的《白話資治通鑑》為例，無論其參與者之學經歷、態度謹慎之程度或最後產出之質量，皆有目共睹，絕非柏楊和力挺的書商憑藉個人苦學和市場魅力所能匹敵的。
柏老針對學界異議之聲的回應則是：「學院派對我嘲笑譏刺，我認為他們有這種權力，因為我對他們先嘲笑譏刺。但我欣賞他們的努力，只嫌他們的格局太小，胸襟太小。」
所幸任何學術貢獻和評價，都須經歷不同的時空、不斷的檢驗才會得出真正結論；歷代中國人是否真如「柏楊曰」形容的那般醜陋？或許，只有當形形色色的威權體制和宰制宣告破滅後，才可能等到眾人皆曰服氣的答案。
論者每謂：司馬遷傳世巨作《史記》長篇各卷之精華，即在〈太史公自序〉一文。其文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春秋》所宣示的警語核心，正是柏老一生迎拒兩難，又備感掙扎的君臣大義。他在《柏楊版資治通鑑》中聲明：「絕不反對歌功頌德，但必須有功有德。……但是，如果他無功無德，我們就不該把他當作有功德的人看待，如果他過大於功，或者作惡多端，我們就應有道德的勇氣，予以唾棄。搖尾系統文章的特質是：對應讚美的，作過份的抨擊，而對應唾棄的，反作過份的讚美。為了一個官，或為了一點錢，能把惡漢形容成聖徒，把殺人蜂形容成家鴿。」
至於對兩蔣政權的批判力道，更常見借古諷今的注釋用語之中。例如：「一個王朝或一個政權的覆亡，一定覆亡於高階層的極端腐敗。自從盤古開天闢地，每一個王朝或政權，都堅如鐵石，它擁有法律、監獄、軍隊，和君臣大義，沒有人可以打倒它，只有它自己打倒自己。主凶就是該王朝的君王或該政權的領袖，如果該君王、該領袖不親自猛下毒手，他的王朝或他的政權，就會永遠屹立，安如泰山。」
因此，柏楊直言：「《通鑑》是一部王朝或政權興亡的診斷書，從患病到死亡，以及拒絕服藥的景況，歷歷如繪，不僅僅供後人憑弔，也供人沉思。」(參見《柏楊版資治通鑑》第廿冊：《司馬奪權》，第十九頁)而針對第八世紀最後十五年的敗象，柏楊憤然以《豬皇帝》當作書名的解釋是：「不僅對李适先生的愚而詐嘆息，也對中國歷史上竟一直層出不窮的出現愚而詐首領嘆息。」
對常人而言，骨灰撒海，是相當浪漫而悲涼的。中共建政至今，黨國要人將骨灰撒海者有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有人認為這是往生者的另一種高瞻遠矚，以免百年之後還慘遭鞭屍，故寧可拋海，一了百了。國民政府來台後，遺命將骨灰撒海的名人有吳稚暉、俞大維等人，動機則多被解釋為大老仙逝，猶以故國河山為念，並祝願反共基地金湯永固，王師復國在望。
綠島刻骨銘心的九年風雨，打造了柏老復仇者的鋼鐵意志，遺言將其骨灰撒海，其心意至明。柏老飽讀群籍，必知「狐死首丘」之理，若非故鄉河南輝縣一九九一年拆了原本以他為榮的銅像，或許還不會以魂歸綠島，與浩瀚大洋朝朝暮暮永恆合一為其最後心願。但對柏老而言，這看似人生最終的歸航與入港，偏又極似被禁錮的靈魂終能真正揚起征帆。
李白落魄踉蹌之際，亦不免感傷寫下：「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柏老思想奔放，筆耕有成，在波濤洶湧險惡的茫茫人海中，應該早就發現：自己就是昂首的風帆與抗擊惡浪的舵手。如今，大半生堅持批鬥威權毫不手軟的老作家，總算卸盡人世間一切不平與哀傷；願柏老隨著昔日感訓監獄「綠洲山莊」前的潮起潮落，永遠安息主懷！
★照片及資料影本說明：
一、柏楊的母校東北大學位於瀋陽市的全新校景，大門右側校名係由張學良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日親自題寫。
二、《自立晚報》連載〈血戰異域十一年〉時的刊頭，尚有一行副題：「我來自中
緬邊境游擊區」。作者鄧克保是虛構人物，也是郭衣洞的化名。
三至五、郭衣洞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台灣省建設問題研究會」第二期受訓時自
填的研究員登記表。
六至七、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研究員相互認識表」上，郭衣洞自承其生活紀律較
差，但同期學員張雪茵卻覺得郭員「生活規律，能克苦耐勞。」
八至十四、郭衣洞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時學號一五九，其「自述」各節交代清楚，自我剖析亦頗深入。
十五、《香港時報》採訪副主任于衡(右一)拜訪中緬邊區「雲南反共救國軍」總
指揮李彌將軍夫婦(中央兩人)合影於台北寓所。
十六、于衡(左)與戰士合影於「雲南反共救國軍」猛撒總指揮部，上方「壯懷廬」
題匾，由李彌將軍以其化名「董家仇」題款。
十七、于衡(右)於「雲南反共救國軍」猛撒總指揮部專訪代總指揮柳元麟將軍。
十八、于衡向中緬邊區向「雲南反共救國軍」弟兄發表專題演講，激勵士氣。
十九、猛撒總指揮部於聯合講堂為于衡舉辦盛大同樂晚會，節目包括舞蹈、舞
台劇及平劇等，供軍民同歡。
二十、于衡(象背上右一)在這隻大象背上坐了七天，才脫離緬甸與泰國的茂密叢林，重返安全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