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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看似施行了強大的中華民族教育，但正是它的反共宣傳，將大陸妖魔化，使1949年以後的中國人民簡化為抽象的“受難同胞”之類的符號，埋下了台獨的禍根，致使1971年以後臺灣人不知該如何面對已被國際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反共意識形態和以美國觀念為普世價值的一套思想體系的影響下，“中國“被視為“落後”的代表，日本則成為臺灣人所認同的“現代化”的來源，“反國民黨、反傳統和反中國有了心理連接的可能。”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對於長期受到國民黨“反攻大陸”意識形態宣傳的臺灣來說，無異於一聲驚雷，由此國民黨統治陷入合法性危機，一些台獨勢力借機活躍起來。可以說，七十年代標誌著臺灣由自居中國到反中國的關鍵轉折。
鄭鴻生老師的《重認中國——臺灣人身份問題的出路》一書，對在此背景下臺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做出了獨到精闢的分析。國民黨看似施行了強大的中華民族教育，但正是它的反共宣傳，將大陸妖魔化，使1949年以後的中國人民簡化為抽象的“受難同胞”之類的符號，埋下了台獨的禍根，致使1971年以後臺灣人不知該如何面對已被國際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反共意識形態和以美國觀念為普世價值的一套思想體系的影響下，“中國“被視為“落後”的代表，日本則成為臺灣人所認同的“現代化”的來源，“反國民黨、反傳統和反中國有了心理連接的可能。”
鄭鴻生老師的創見不止於此。他不止於將臺灣、香港與大陸三地的問題視為特殊經驗，而是將它們引回到中國現代化的整體問題上，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探索自我的去殖民化道路。
保馬今日特推送呂正惠老師為此書所作的序言，帶讀者領略書中精彩的論述。感謝呂正惠老師授權保馬推送此文!書籍詳細資訊見今日每日一書。
《重認中國》序言
本書作者鄭鴻生，跟我是同一個世代。他小我三歲(一九五一年生)，在臺灣的學制上低我兩屆，他考進臺灣大學社會系時，我升上中文系三年級，他大二轉入哲學系時，我們就成為鄰居。他出生于台南，我出生於嘉義，都是南部人，閩南語是我們共同的母語。能夠在成長背景和教育背景如此相似的朋友中，找到一個同屬同派的人，我真是非常高興。記得一九九○年代，在一次宴會上，有一個同鄉前輩突然問我：呂正惠，你不是嘉義人嗎?怎麼會是統派?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笑笑。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就會說，我的朋友鄭鴻生是台南人，他也是統派，他還寫了一本書，談論這個問題，你可以買來讀一讀。
當我越來越明確知道鴻生也是統派時(近十年的事)，我也很好奇：幾乎所有朋友都變成獨派時，為什麼鴻生始終堅持他的中國人立場，我很想拿他的經驗來和我的作比較。這一次有機會系統閱讀他這方面的文章，才發現，我們的論述方式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我一開始就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出發，論證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是中國近代被侵略歷史的一部分，說臺灣不是中國的土地，說臺灣人不是中國人，完全是無稽之談。鴻生採取的是另一種策略，他談自己家族三代(祖父、父親和他自己)的不同經驗，他詳述自己受教育和成長的歷程，由此得出結論：臺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是歷史造成的，要徹底解決，只有“重認中國”這一條出路。
鴻生謙稱自己不懂理論，只能談論自己的經驗。但鴻生很容易就看出，班納迪克·安德生《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所提出的民族理論，主要是從近代東南亞國家被殖民的歷史歸納得來的，很多地方無法解釋歷史悠久、民族成分複雜的中國。鴻生在臺灣和美國接受過不少理論，但他最終發現，這些理論會形成各種各樣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性”，像是心靈的緊箍咒，嚴重禁錮了內在的自由，讓臺灣知識份子在思想上日漸萎縮(參見本書229頁)。鴻生特別重視歷史經驗，就是對這種僵化的理論建構及其應用的一種強烈的反彈。但鴻生從自身的臺灣經驗出發，經由不斷反省、考察的結果，在我看來，卻得出一個有關近代世界史的非常重要的理論，或者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觀察，值得濃墨重彩加以表彰。
鴻生的家世比我好得多，他生長在臺灣最早的文化中心府城(今台南市中心區)，曾祖父經營布店生意，祖父上過幾年漢文書房，閩南語是他的生活語言。日本統治臺灣以後，用各種手段讓漢學堂無法繼續存在下去，並要求臺灣人入日本設立的公學校讀書。鴻生的父親生活上仍然使用閩南語，但卻學會了作為知識語言的日語。當時日本是東亞最現代化的國家，鴻生父親所習得的日語當然涵有許多現代化知識。於是父親自以為比祖父更具“現代文明”，只熟悉閩南語、不懂日語的祖父在兒子面前自然矮了一截。
鴻生接受的完全是“中華民國”的教育。一九六三年剛上初中時，他因某一事件隨著臺灣的輿論譴責日本政府，父親企圖為日本政府講話，兒子以他學來的國語詞夾雜著閩南語，理直氣壯的挑戰父親，在論述層次上只會使用日語的父親無力反駁，只好無話可說。以後這種狀況就變成常態，父親也在兒子面前嘗到了祖父曾經嘗到的滋味(參看本書335─7頁)。所以，從教養上來講，鴻生的祖父屬於前清一代，父親接受的是日本教育(鴻生稱之為“乙未新生代”)，而鴻生卻完全在“中華民國”的歷史文化教育下長大(鴻生自稱為“戰後新生代”)，鴻生一家三代先後經歷了三種政權的統治。
我從小生長的小農村，和鴻生的府城背景相差很大。我讀完小學五年級才離開農村，據我的記憶，我們那個村子很少人讀過書。我在村子裡沒有聽過村中的長輩講過日語，而我們這一代開始進入“中華民國”的小學就讀，也很少人把國語學得好的，村子中只聽到閩南語，而且只有生活語言，沒有知識語言。小學六年級我們家遷居臺北，我的國語才慢慢進步，“中華民國”所教導我的東西才開始在我腦海中生根。可以說，日本人對我祖父、父親那兩代影響非常小，而在我一九六○年十二歲離開農村之前(我父親賭博賣了田，不得不到臺北謀生)，“中華民國”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也非常微弱。我們這一代到了城市以後，才開始脫離傳統農村，接受了現代化的生活。
台獨派認為，日本的統治對臺灣的現代化貢獻很大，我所以不能接受，就是來源於我小時候的農村經驗。事實上，日本的公學校教育，還比不上“中華民國”的小學教育那麼深入農村，大片的農村過的仍然是傳統的閩南社會的生活。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雖然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但其實只有在城市還勉強推得動，原因就在於絕大部分的臺灣農民根本不會講日本話〔補一，見文末〕。
我小時候在農村中只接觸到兩種傳統農村所沒有的事物，除了“中華民國”的小學教育之外，另一項就是電燈。按我的記憶，很小的時候我們家還兼用煤油燈，後來電燈才開始普及。我們仍然使用井水或者用「幫浦」抽水，還沒有自來水。大便仍然蹲茅坑，小便則使用房間角落的大木桶，因為這些將來都可以處理成肥料。自來水可能比抽水馬桶使用得早，我大學快畢業的時候(一九七○左右)，我伯父才裝上抽水馬桶。日本統治臺灣時，重視的是水利灌溉的改善和鄉間道路的鋪設，對於農民的教育和生活基本上是不關心的。臺灣農村的大變化，來源於“中華民國”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後，農村慢慢富裕起來，普遍買得起自行車和收音機。交通工具(村人要上嘉義市一般都騎自行車，至少要一個半小時)和通訊設備(透過收音機才能瞭解外面的生活)的普及，才打破了農村的封閉狀態。
綜合鴻生和我的經驗，從日據時期到一九六○年之前，臺灣中南部大致可以分成兩大塊，一塊是以府城、嘉義市、彰化市、台中市為核心，地主階級大半集中居住在這些區域，日本公學校教育比較普及，受日本現代化的影響比較大。另一塊則是農村，就像我描述過的我從小生長的村子。耕者有其田政策實行以後，地主階級一般都怨恨國民黨，但他們的底子還是比較雄厚，子弟比較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別是大學畢業以後有條件到美國留學。這些地主階級的子弟，後來就成為台獨運動的主力，他們沒有在真正的農村生活過，因此就根據自己的城市經驗，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認為日本對臺灣的現代化貢獻巨大，其實跟真正的歷史相距甚遠。
我到臺北以後，整個教育成長背景就跟鴻生一致了，我喜歡讀書，相信“中華民國”政府所說的一切，是標準的好學生。我是鄉下小孩，生性羞澀，不像鴻生那洋，在府城讀高中時，就能交到一些好朋友，還有機會和中部、北部著名高中的學生“串連”。但我在臺北讀的是建國中學和臺灣大學，自然容易處身于“最進步”的文化氛圍之中。在我們心智成長的過程中，六○年代是非常重要的，鴻生稱這一段時期是臺灣的“文藝復興”，也許有一點誇大，但確實是李敖、殷海光、柏楊等人打破了國民黨嚴密的思想控制，讓我們的心靈開始活躍起來。
“中華民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建構了一套嚴密而完整的中國歷史、文化和愛國教育體系。關於前者，國民黨所教導的大致如下：中國文化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完整延續至今的文明，歷史悠久，我們應該以此為榮，並有責任將其發揚光大，尤其需要繼承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仁義和忠孝美德。
關於黨國教育，國民黨說：偉大的中國自近代以來開始積弱不振，備受帝國主義的侵略。還好在八年抗戰之中，在“蔣zt”的英明領導下，終於打敗了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中國終於擠身世界五大強國之列，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不幸的是，因為“共匪”叛亂，大陸淪陷。我們必須鞏固臺灣這塊基地，等待時機反攻大陸。我們從小所熟悉的口號就是，“還我河山，恢復中華。”
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只要在臺灣各級學校受過教育的人，一開始都完全接受“中華民國”所傳授的歷史和文化，並且相信自己的責任就是要“反攻大陸”和“復興中華文化”。當時的臺灣學生都很熱情的接受這種教育，立志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鴻生在書中對此有生動的描寫(參看本書6-8頁)。鴻生、我，還有鴻生提到的那些人，都是“中華民國”培養出來的標準的好學生。
但到了一九七○年代，“中華民國”的統治危機開始出現。“中華民國”一再強調，它是中國合法的政權，而統治中國絕大部分土地的對岸政府只是一批“土匪”(“共匪”)，他們經由陰謀鬼計“竊據”了大陸，所以“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有席位，而對岸的“共匪”則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對這種國際形勢並不瞭解，其實有識之士內心很清楚，總有一天，“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要被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一九七一年就發生了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你如果不是生長在隨時準備“反攻大陸”的臺灣，你就不能瞭解這件事對我們的震憾有多大!如果“中華民國”沒有了，那我們是什麼人呢?臺灣人的認同問題至此完全浮上檯面。
“中華民國”喪失了中國代表權之後，它在臺灣內部統治的穩定性也就出現了問題。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就不再可能“反攻大陸”了，那麼，它為什麼還能以代表全中國的名譽來統治臺灣呢?在這之前，國民黨所帶來的外省人士佔據了“中央政府”的絕大部分重要的職位，本省人的參政權基本上只限於省政府和縣市政府(當然這是本省人的主觀感受)，而且，以前為了“反攻大陸”，“中央民意代表”從來不改選。在一九七一年之後，這一切都不再有合法根據。本省人士隨著“中華民國”合法性危機的出現，順勢進一步爭取更多的中央參政權，七○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就這樣產生了。當然，臺灣的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都盼望，國民黨能夠取消戒嚴體制，讓臺灣更加民主自由，但不可否認的，主要的動力還是本省人(尤其是在臺灣經濟發展中日漸壯大的中產階級)越來越熱切的想要取得更多的參政權，以便自己能夠在未來決定臺灣的前途問題。
從法理上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已經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權，而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這樣講)，那麼，臺灣將來當然要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這樣的出路，正是作為臺灣民主運動主流的台籍人士所反對的。他們喊出的口號是“革新保台”，“革新”就是要改變臺灣一黨專政的體質，讓它更民主化，這樣就能夠抵抗共產黨的“併吞”企圖，如此才能達到“保台”的目的。一九七九年國民黨借機逮捕了幾乎所有臺灣省籍的重要反對派領袖，以“叛國”罪控告他們，但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公開審判。在審判過程中，主要嫌犯之一的姚嘉文，在法庭上公開陳述他的“革新保台”的理論，引起很大的共鳴。其實，“革新保台”就是拒絕跟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統一，是台獨派在不能公開表明自己的主張之前的一種“靈活”的說法，具有很大的蠱惑性，因為當時臺灣社會的人確實很怕未來被共產黨“統一”。
在一九七一年的時候，所有臺灣人都瞭解，如果“中華民國”不存在，臺灣只能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大家都不願意接受這一現實，都想要阻攔這種可能性。明明知道臺灣是中國的，但卻不願意跟現在的中國政權統一，這是臺灣人焦慮之所在。這種局面的形成，追根究底來講，要追溯到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以後，美國派第七艦隊保護“中華民國”政權，同時與西方盟國在聯合國大力支持“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長達二十年之久。同時美國還對“中華民國”大力進行軍事和經濟援助。沒有這一切作為，“中華民國”不可能生存下去，遲早要被共產黨消滅掉。就這樣，一個被聯合國承認、但實際上只統治了中國最小的一個省的“中華民國”，一個不被聯合國承認，卻統治了中國最大部分的土地和最大多數的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年來並存於世，這一“怪現狀”其實是美國蓄意造成的。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雖然喪失了國際地位，但臺灣的社會與經濟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已經有了相當的穩定性，所以，兩岸如何統一的問題，就變得非常複雜了。
這一切的主謀者當然是美國，但國民黨也難辭其咎，對此，鴻生的評論可以一字不漏的引述如下：
“總的來說，中國大陸在全世界範圍取得了代表中國的名號，國民黨體制因為失去中國代表性而陷入合法性危機，而以戰後新生代為主力的新興台獨勢力，則借由民主運動逐步在臺灣取得了政治正當性。這三者在一九七○年代同時發生，正是臺灣由自居中國走到反中國之路的關鍵時刻（重點引者所加）。
這個中國人身份竟然那麼容易受到外在局勢的影響，顯示國民黨的這個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有著嚴重的弱點。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兩岸敵對所帶來的斷裂，其實比日本據台五十年還嚴重，它完全切斷了兩岸人民的具體接觸與互動。更嚴重的是，國民黨政權為了其代表中國的統治正當性，又做為全球冷戰的前哨，無所不用其極的將對岸描繪成妖魔之境的“匪區”。
國民黨在臺灣施行了看似強大的中華民族教育，然而卻是頗為片面的中國人身份教育。對我們學生而言，炎黃以降各個時代的人物是中國人，參與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八年抗戰的當然是中國人;本省人與流亡到臺灣來的外省人是中國人，港澳人士、或留學在外甚至已轉成僑民的當然也是中國人。但是有一種人處於模糊地帶，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那好幾億人口。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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