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源 上報。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 Image1 author 再見了，胡佛（左）；再見了，韋政通（中）；再見了，楊國樞（右）。（合成畫面）彷彿是講好了一般的，幾個月之間，那群老友接連走了三位。
先是楊國樞，接著韋政通，再來是胡佛。
一位心理學者，一位思想史學者，一位政治學者。
然而，如果僅僅是三位專業領域內的學者，他們的凋零，他們的辭世，總是會後有來者，我們感傷，難過，也便是一場人生必經歷程的畢業典禮而已。
但他們不是，他們的接連辭世，不會意味他們的專業領域從此無人傳承，相反的，在學術日益專精的競爭下，他們的後繼者，大有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大幅超前的可能。
因而，他們的接連辭世，之所以，意味著「某個時代」的凋零與不再，並不在學術，而在以學術為基底的，以知識為憑藉的，一種積極與時代對話，積極介入時代之發展主軸的自我意識。
那是知識份子的意識，那是公共型知識份子的意識。在統獨對峙，認同分歧的現今，不會再有了！
此所以，那是一個世代的結束，那是一個時代凋零卻令人懷念的尾聲！
彷彿一個世代結束了，必須有一段告白似的。就跟當年，他們一群老友，彼此集結，相互串聯一般，他們感知一個時代的來臨，他們要預告自己的不缺席。不缺席於一個時代，有很多方式。但知識份子，只能以知識份子的方式。
言論救國，批評時政，闡揚理念。在政黨政治微露端倪的前夕，他們以團體的介入，組成一道知識的長城，試圖捍衛早在《自由中國》雜誌，近在《大學雜誌》，就應該出現的民主曙光。
我很幸運，在他們集結於《中國論壇》半月刊時，我以一個政治研究所的學生身份，半工半讀的，擔任編輯，邀他們的稿件，校對他們的文字，聆聽他們的座談，紀錄他們的發言，私下跟他們吃飯，聊天，講我自己不成熟，但意氣風發的意見。他們都成了我從二十幾歲，過渡到三十幾歲的那些年裡，知識成長，視野成長的「一群老師們」！跨出了我原先熟悉的領域，進入到社會科學，文學，思想史等等跨界交疊的地帶。
他們代表怎樣的世代與時代呢？
在知識系譜上，他們屬於「廣義的現代化派」，努力想打通傳統到現代的藩籬，建立起屬於台灣的現代化理論與實踐。
在時代的光影裡，他們歷經了蔣經國的本土化實踐，在七零年代的，隱然浮現的本土鄉土台灣的種種召喚下，他們知道「台灣的年代」於焉浮出，但仍險境處處，他們於是跟政治上的「黨外」聯手，為社會議題的露出，充當理論坦克，為學術的跨出學院，親身示範文淺意白的論述。
他們的年代，尚殘存著政治勢力，尊重，或不得不尊重知識份子的傳統，於是，他們登高一呼，效果立現。
但當所有的民主建制，逐步穩當，民主被化約為簡單的選舉勝負後，藍綠都不再把知識份子當成一種資產，反之，只視為是政策白皮書的操刀者，是一種為政權擦脂抹粉的權位分享者後，他們，顯然變得孤獨了。
尤其，他們相信的普世價值，往往被認同政治，輕易操作成「愛不愛台灣」的選項時，他們尤其孤單起來。
九零年代以後，政黨政治日愈穩固，學院規範日趨碎碎、片斷化後，依我觀察，教授很多，知識份子很少。學院派很多，知識人很少。介入政治者多，公共型人物則少。
這也許是勢之所趨，但何嘗不是台灣社會陷入困頓，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原因之一呢？
當公共型知識份子淡出舞台，權力變成赤裸裸的利益盤算，成為簡單卻乏味的選票計較。而，公民社會理當要有的論述，每每淪為每晚政論節目的即興表演後，理盲、濫情，又何嘗不是自嘗苦果的必然呢！
再見了，楊國樞；再見了，韋政通；再見了，胡佛。再見了，我曾經親歷過的，八零，九零年代；再見了，我的青春，理想，的年代。
再見了，從此江湖再無拔劍四顧心茫茫的知識俠客了！（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