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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9
《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卜老有套奇書，那就是《卜少夫這個人》。
卜老邀稿時說：「通常朋友中有一方死亡，另一方會寫文悼念，但對死者毫無意義。我現在請你趁我活著時寫篇文章，寫關於卜少夫的文章……」
這封信付郵後，有了動靜，但不如預期理想。
他明裡忍了，暗裡有了埋怨。
有次他和我同階站尿，抖擻抖擻，怪不順暢，提起了這檔事，嘀咕起來：
「他媽的，還差不少篇，請人寫文章，比湊飯局還難。」……
國外書展期間，何凡(左)、胡子丹常同住一室。圖／胡子丹提供
上世紀的最後一年，2000年，我國文化界有兩位怪人，卜少夫和劉紹唐，一年頭一歲尾，離開了我們，到今天已經二十年。我說他們怪，一是善飲不醉不誤事，我親眼看到他們二位酒後照樣聊天寫文章；二是朋友之多老少青，朋友們也跟著結識了不少將相顯要，販夫走卒，好比今日之臉書，類似往昔的老鼠會；三是各有一本雜誌，《新聞天地》使活人更活，《傳記文學》讓死人不死，前者有響亮文案：「天地間皆是新聞，新聞中自有天地」，後者提醒我們「歷史是過去的事，使過去的事，永遠不會過去的，是傳記文學」。四是古人結義時常有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卜老和劉老實踐了「同年」死。
卜長劉一輪，生肖都屬雞，劉長我八歲，所以我對他們二位，在稱謂上頗為尷尬，我不能隨眾喊卜喊祖師爺，喊劉喊師父，他二老喊我「子丹」是情理當然。其實，我初識劉老時就是喊劉老，記得有次在中國書城喊他劉老，遭到劉嫂的抗議，「你小不了劉先生幾歲，怎麼也喊劉老？」有時我也調皮喊他「劉傳記」，那時台灣有一享名已久的「劉仲記」西點麵包店，雖然彼劉為口糧，此劉為心糧，一字之差，有別顯然，但都極為重要。後來因為黃郛夫人稱劉老為「野史館館長」，加上唐德剛鄉兄譽劉老是「一人敵一國」，「劉傳記」諢名因而式微。至於被泛稱「師父」那是後來的事。
喊卜老「二哥」，未曾有過波折，因為他兄弟六人，么三五夭折，二四六健存，他排行二，喊他二哥，天經地義；「二哥」等於是他的諢名了。為什麼有人喊他「祖師爺」？可能是在劉老收徒以後的事，喊劉老為師父，喊和師父常相左右的卜老喊什麼呢？這好比劉老的女弟子羅國瑛女士，一直喊我「師叔」的道理一樣。其實，劉老和我不是同門師兄弟，我也沒有拜劉老為師，從不曾喊過他「師父」。
出版界盛傳，有位文化人的乾女兒多，劉老的徒弟多。據我所知，劉老正式收徒僅一次，1984年1月16日在台北市敦化北路的安樂園，徒弟的次序是北捷主祕吳夢桂、中時副總蘇登基、商務印書館副總江斌玉，和羅國瑛等四人，四人我都熟識。至於後來的徒弟越來越多，是實情？還是傳聞？聽說還有內圍外圍之分，更有正規軍雜牌軍之別。劉老對此有個說法，在台灣喊師父，好比在大陸喊師傅，狹路相逢或四眼相對時打招呼而已，比「喂」或英文的Hi更套熱呼。每當聊天至此，劉老便徒呼奈何，他當師父常吃虧，因為「有酒不能多飲，打牌不能多贏，泡妞不能多瞅」，劉老已經把它說成順口溜，計四句，我記不全了。
卜老劉老終身耍筆桿，當然著作等身，而且至死方休。1951年2月，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了劉紹唐著的《紅色中國的叛徒》，應該算是劉老的代表作，文壇武林為之驚動，被譯成十六種文字發行。胡適博士在該書的序中說：「要想改造一個知識分子是一件終身的工作。本書作者在紅色統治機構中做了一年多的事，他到1950年初，才想辦法幸運的逃亡到香港。」1962年6月1日，劉老在台灣創辦了《傳記文學》。還陸續出版了民國人物小傳、民國大事紀略，叢書、輯刊等等數百種。如同他自己說的：「一位從事被社會所肯定的同一工作，堅持數十年至死。雖然世無完人，但稱得上是位成功者，也不失為是好人。」語重心長，身體力行。迄今年七月，該雜誌已發行了698期，被喻為「民國長城」，彰顯了劉老的精神永存。
卜老有套奇書，那就是《卜少夫這個人》，是我國出版界前所未見、至今尚沒有又有的巨作，該書凡五冊，生前出版四冊，死後補上一冊，書名統叫《卜少夫這個人》，除了在第五冊中因有悼念文稿，作者有重複者外，精確統計，執筆人有445位，比起曹雪芹筆下《紅樓夢》裡的人物男男女女計466人，僅遜21名。寫文章的人都知道，一人寫小說中的眾人易，可虛擬、可杜撰，亦可影射；而眾人寫一人則難，寫一活生生的人尤其難。《紅》書是故事，全是假託的，書裡的人物、情節是不可盡信為真的。而「這個人」就在眼前，活蹦鮮跳，寫法各逞妙筆有異，素材和對象卻唯「卜」一人是尊，假不得，連想當然耳都不可以。有趣的是，《卜少夫這個人》中，以「卜少夫這個人」為題的竟多達31篇。細看作者群的組合，更是包羅萬象，公卿將相、牛鬼蛇神、各行各業、男女老幼，應有盡有，有位「不名老人」在文章中說「我不認識卜少夫這個人，但我曉得卜少夫這個人」。你說奇怪不奇怪！
《卜少夫這個人》五冊計882頁，每頁900字，總字數竟有110萬字以上，比起司馬遷的《史記》，約有一倍之多。古今中外，除了政治人物，恐怕鮮少人有卜少夫其人的魔力之大，舉一小例，在下我囚居綠島被認作政治犯期間，千餘人奉命寫「蔣公」，不知寫了多少篇，多少遍，歌而頌之，畏而敬之，聆其名諱要立正，書寫要空格，受其叨擾實在是煩不勝煩。「蔣公」是神不是人，卜老是人不是神。
為什麼會有這本書？卜老邀稿時說：「通常朋友中有一方死亡，另一方會寫文悼念，但對死者毫無意義。我現在請你趁我活著時寫篇文章，寫關於卜少夫的文章，直率地、無顧忌地、無保留地、沒有半點虛偽客套地，痛痛快快寫出您對我的印象來。」這封信付郵後，有了動靜，但不如預期理想。他明裡忍了，暗裡有了埋怨。有次他和我同階站尿，抖擻抖擻，怪不順暢，提起了這檔事，嘀咕起來：「他媽的，還差不少篇，請人寫文章，比湊飯局還難。」「當然不順暢，您已七旬老人，捧您肉麻，損您何必，很難為人的。」他瞪我一眼，沒吭聲。不到一年，這本書問世了。第二、第三、第四冊，每隔半年或八、九個月，也陸陸續續出版了。理由無它，「尚有餘稿，欲罷不能。」卜老過世後，案頭仍積類似稿件，加上悼念文字等，於是有了第五冊。
我認識劉老比認識卜老早約兩年，但耳熟《新聞天地》和卜少夫其名，卻比劉老先。1970年的五月初，在中國書城的第三次籌備會上，我才把《紅色中國的叛徒》作者的真面目，和劉紹唐本尊重疊在一起，因而在會中除了聆聽主席何凡（即夏承楹）的談話，特別注意到彼時還沒有被尊為「劉老」的劉先生。
最初印象是：一、北方話，沒有北京腔那麼膩，也不似天津嘴那麼油，可謂悅耳動聽；二、小平頭，為與會人中所僅有；三、雙眼在瘦頰中炯炯有神；四、左衣口袋裡插了兩支筆，跟著身軀晃動而晃動，有隨時捨他而去的衝動。會議的重頭戲是組織管理委員會，何凡被推為主任委員，劉老被推為文書，劉老見大勢底定，不知為啥，指定我說，那請胡老弟共同擔任。事後問出原委，「我看你一直盯著我這兩支筆。」這大概就是我和劉老訂交的開始。
新加坡第二屆國際書展，主辦人喬布拉(蓄黑鬍者)與劉紹唐(左二)、胡子丹(右一)等人合影。 圖／胡子丹提供
和卜老訂交，那是1972年4月27日，之所以確定這一天，是因為我隨何凡、劉老等人，同去新加坡參加第二屆國際書展，展出日期是4/28-5/3，頭天過境香港，當晚有香港出版協會朋友們設宴招待，卜老是應屆理事長，輪到我握手致意時，他脫口而出：「子丹，辛苦了，這次你要給新天寫幾篇報導，主要就是書展的情形。」新天就是《新聞天地》，他話說得那麼自自然然，態度也自自然然，連我自己都錯覺到和他確是相識多年的忘年交了。其實那天是第一次見面。卜老長我整整二十歲，他和劉老一樣，有種「即之也溫」的魔力。長者言，我不得不遵。可是沒想到，我從那次開始，給新天和也是卜老經營的《旅行雜誌》寫稿譯稿，斷斷續續，幾乎有二十五年之久，其中差不多有一半年頭，我還擔任了兩種雜誌的台北特派員，寫稿譯稿更勤，偶爾他會來信，來電話，甚至由新天台灣辦事處姚太太轉來言語，要我下一期多寫一篇。卜老的兩個雜誌，新天是1945年在重慶創刊，《旅行雜誌》後幾年在香港出版，最初幾年，特別是1947至1948兩年，新天的創辦人之一陸鏗先生說：「很多人是從《新聞天地》上來找政治行情！」新天曾經洛陽紙貴，風光亮麗，名列全國第一第二的刊物，每期發行量超越百萬份。但是曾幾何時，兩份雜誌的稿源，自1980年開始越來越困難，究其原因，是和卜老在1981-1987年間，兼任了兩屆國民黨執政期間的立法委員有關，寫稿的人下筆有遲疑，編輯對稿件的取捨也有遲疑，讀者的閱讀興趣更有了遲疑。有了公婆的立法委員辦的雜誌，政府和讀者之間很難兩面討好，此時，卜老有了警覺，力謀對策，他找胡濤先生和我草擬公司組織章程，準備另起爐灶。可惜為時已晚，即使立法委員不再，加上多種政論雜誌的雨後春筍，新天和旅行雜誌也就漸近尾聲。新天最後一期封面，是卜老高舉雙手，表示人和新天偕亡；出版後不數日，2000年11月4日，卜老在病房自拔氧氣管。瀟灑而去。
想不到的是，稿源不愁，而且越來越旺也是苦惱，劉老的《傳記文學》就是嘗到了這個滋味，他說，來稿不一定適用，邀約的稿有時也不理想，最最苦惱的是「大人物」交託的稿，登與不登都有預知的麻煩；涉左偏右，左右為難；說東道西，不成東西。尤其是在戒嚴期間（1949-1987）。劉老人脈雖廣，活動力強，終究是名反共義士，為了內容的確鑿據實，在海外選購的有關書刊資料等，他央請立委張翰書兄和也是立委的卜二哥帶回台北。考訂無訛，引入文章後，言人人殊，因而惹來麻煩不少，受了多少折磨、質疑，撮鹽入火，處處掣肘，竹無心豈料節外生枝，藕有孔居然穴內尋泥，使他時有軟弱、躑躅、意冷，但他心療復健極快，多次自嘲：「你要求全，就一定要受些委曲」。有些人仍然習慣於讓少數當權者的歷史糾葛，來抹殺客觀存在的既有事實。劉老決稿甚嚴，作者群幾乎全是響噹噹知名人物。有次他接到一篇去英國學習雷達的文章，作者梅汝琅，問我識得不識得？我說梅乃空軍前輩，僅聞其名，劉老知道我在海軍裡學通信，雷達是必修，故有此一問。順便邀我寫一點軍中事，我據實以告我曾有一稿，投而未中，他要我重寫再投。不久，在第28卷第5期，這兩篇文章都被刊登出來。可算是《傳記文學》刊載我國空軍和海軍事蹟的濫觴。稍後，有篇趙璵先生寫的海軍文章，我記不清是《傳記文學》轉載紐約張澤生兄編的《海俊通訊》，還是《海俊通訊》轉載《傳記文學》，劉老拿給我看，文筆上乘，內容翔實。同時得知，張、趙二人原為海校39年班同學，澤生兄和我曾先後服役於永昌號軍艦。而趙璵的文章，後來便常在《傳記文學》上看到了。
我投稿《傳記文學》都是郵寄編輯部，儘管是劉老自己關照我寫的。印象深刻的有〈甘於寂寞的陳之邁〉、〈老店新開更上層樓〉、〈苦學有成余阿勳〉、〈楊逵綠島十二年〉等。寫陳之邁是因為劉老和我在羅馬時曾經連袂拜訪過他，「老店新開」，是祝賀傳記喬遷之喜，寫余寫楊是因為我曾經被囚綠島。有趣的是，「老店新開」一文中，有一段文字專寫《傳記文學》的特約編撰沈雲龍教授，可是我和沈教授僅僅是在會場中的一面之緣，怎能憑空想像，著墨勾繪。不要緊，劉老自有主張，他塞我一紙條，寫的全是沈雲龍，叫我斟酌，融入我的文章中，無縫接軌即可，特別叮嚀：「至死不得洩密。」如今兩老都已作古。為文不能掠美，說出來應該無妨。
劉紹唐（左起）、胡子丹、卜少夫，1975年台北通天閣尾牙宴。圖／胡子丹提供
另有一稿，和新天和傳記都有淵源。我給新天寫了好幾個長篇，其中之一為筆名「霍必烈」的〈我在綠島3212天〉，約二十萬字，自1989年4月1日第2146期起，至同年12月23日，第2184期止，連續刊出36期。連載期間，劉老有次嘀咕，為何此稿不給傳記，我說怕您不用，太長了，再說（我沒說）「我沒有知名度」。我建議，能不能將該稿削短不超過一萬字，改名〈跨世紀的糾葛〉，作者用真名「胡子丹」，讓傳記用，好不好？劉老顯然高智商，聽話至此，舉杯瞇眼，曰：「畢竟還是一碗冷飯。」打消了我投寄傳記的念頭，但沒有打消將此稿削短另用的準備。潮起潮落，醞釀發酵，終於心動手癢，初改仍有一萬五千多字，先後投寄兩日報和一晚報，均蒙「來稿過長」或「來稿不合時宜」退回。直到2000年2月10日劉老過世後，我參加了卜老主持的在亞都飯店的治喪籌備會，群賢畢至，大雅當前，劉老生前最愛熱鬧、最會製造高潮，更是最有人緣的人，徒弟們都是社會上最有活力的菁英，其殯儀風光旖旎，非常人所及。果不其然，劉老大去後差不多有一個月左右，各大報紙和雜誌，幾乎全有了悼念劉老和回顧「傳記」的報導。我欲趁勢插一腳，一怕插不進去，二想我能說些什麼呢？已經被所有文章的總和編織成「完人」的劉老，我還能寫什麼「完人」的事蹟呢！除了去劉府靈堂對劉老遺像鞠躬如儀，向劉嫂說聲節哀外，我啥事沒做。過了好幾個月，《中國時報》舉辦「第一屆劉紹唐傳記文學獎」，讓我想起了被我冰藏已久的那篇文章，不妨拿出來校訂一試。參加以劉老名諱舉辦的傳記徵文，就是最好方式的紀念劉老；浮雲別後，獨自登樓，能不能發表是另一回事，盡心抒情而已。規定六千字，削足適履，落帆過橋，有的整段不要，專挑贅字廢詞開刀。紅藍筆時代早已沒落，幸虧使用電腦，計算字數極易，只須滑鼠按鍵就行。於是，改了又改，算了又算，連題目「跨世紀的糾葛」和標點符號在內，總共五千九百九十七個字，限時掛號寄出。2000年9月29日發布評審結果，「跨」文居然入選，而且首名。評審委員邱坤良教授的激辯是：「它最具有傳記文學的體例、標準和內容規範。作者以他個人的歷證，表現出身處的世紀之間，曾經發生的重重糾葛和荒謬……」頒獎台上，當我由劉嫂手中接過獎牌時，她致辭說：「如果紹唐在世，見你得獎，不知道有多高興。」時光不能倒流，生死也無法逆轉，這倒是真實的另類高興。
和卜老密切往來，莫過於吃飯和晨運。說來笑話，我一輩子和同一人同桌吃飯，除了老伴，次為家人，第三順位可算是卜老了。卜老來台北來得勤，尤其是當立委期間，每次他電話約我和朋友們餐敘，我從沒問過這次的東道主是誰，當然，他偶爾會告訴我，今天你埋單最恰當。他也常常提醒我，「晚上你要多注意某某人某某人的講話。」他再三告誡我不可當場速記，錄音更不行，腦記多少就記多少。這點和劉老不同，劉老總是要我養成隨身帶筆甚至帶小紙片的習慣。有個時段，我給新天寫「每周評論」，寫到有天教育部長蔣彥士電話卜老，詰問某期的「每周評論」是誰寫的？記得是寫一件台大校園裡發生的雞毛蒜皮，我根據小道消息，加上我每天在台大打網球，耳聞球友們的傳說，匆匆寫就。這件事我自己檢討，寫作態度不夠嚴謹，沒有經過查證。這當然是作者的過失，但也沒有嚴重到驚動官方。幸虧卜老有擔當，夠江湖，沒有把凶筆交出去，小事化無。不過，新天自那期以後的「每周評論」，作者必須具名，而且是真名實姓，不得化名或筆名。我膽小，驚弓之鳥，我願意改寫另一專欄「今日台北」。
每次去香港，去銅鑼灣卜老府上享受二嫂稱之為「家常飯」，是必有的行程。所謂家常飯有幾點特色：一、滿桌家常菜，連佐料都是大陸貨例如鎮江的醋；二、除了大同電鍋來自台灣，其他碗盤碟筷都來自大陸；三、餐前必須把一張靠牆的四方桌抬出來再拉成大圓桌，餐後恢復原狀。有次，記得是1983年1月9日，我記得這個日子，是因為頭年的聖誕節，卜老的四弟卜乃夫，也就是名作家無名氏由大陸來到了香港，1月9日是新年後的第二個星期天，我和他在他二哥家就擔任了這件抬飯桌的工作。無名氏說這太「家常」了，在大陸一般中產人家，客廳兼飯廳，就是這個樣子；四、用餐時，坐在二哥旁邊的人有福了，無拘男女老幼，二哥都會為她或他布菜舀湯的。
卜老來台北住第一大飯店期間，他約我共享晨運，我們慢跑過圓山、國父紀念館、植物園、台大校園、中正紀念堂，新公園，甚至跑過大崎腳到國史館的那段北宜公路。他弟弟老六卜幼夫和他兒子卜凡參加過幾次，劉老有時也來湊興。每至空曠處，僅他和我，拭汗喘息時，他會和我談些正經八百，例如下一個專欄寫啥，「我去大陸探親」、「我在綠島3212天」、「今日台北」等等。有天告訴我，計畫寫一本書，叫《二十世紀人》，邀我充助手，要訪問若干老人。某次由卜凡駕車，順路接我，同去重慶南路二段孫運璿公館。訪問完畢，來到門外，正準備上車時，卜老雙手撫弄褲子拉鍊，急呼呼說：「等等，我要撒尿！」他真的面牆辦事了。上車後我問，為何不在孫府借廁方便，他說，這不也方便！幸虧，這條巷子官邸多，人車少，不然真尷尬。卜凡沒表情，想必見怪不怪。兩年後，他轉住亞都飯店，因為附近很難停車，慢跑便停止了。他開始了不知在哪兒學來的怪體操，晨起在臥室操練，自說自話說是可以延年益壽，抗病消毒，還胡扯，說也壯陽。
《二十世紀人》，受訪的人物有郎靜山、俞大維、李國鼎、吳大猷等十多位，1994年出版後不久，他說，這是上冊，下冊要去大陸訪問，第一位是鄧小平，問我有無興趣同去？我說心嚮往之，但絕不可能，即使打通了關節，我也沒那個膽，後果堪虞。後來聽說，他真的和他同鄉江澤民會了面，談些什麼，我沒問。
1974年，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後遊覽雅典，李振華（左起）、何恭上、張清吉、鄭李足、劉紹唐、胡子丹。圖／胡子丹提供
和劉老過從甚密的機緣，應該是從1972年開始，莫過於出國和中午他稱之為「工作飯」的，工作飯僅他和我二人，我的辦公室在博愛路，每每中午時分，他常常路過，他知道我多年的午餐一向在附近就地解決。他來了，有時候說幾句話就走，不像是交代什麼但確是交代什麼。有時約我去中山堂對面一家地下室的城中西餐廳，我心知肚明，一定真的有事交代，談的幾乎全是書城、書展、準備成立出版協會的事。每次分手他總是說，這事你辛苦點，你不具名，不礙事，他知道我是被監管的人，具名的事最好不讓我做，因為警總會找麻煩。在書城，他是第二屆主委，我是第三屆，又同是第一屆的文書，所以彼此配合的地方正多。至於出版界組團出國考察或參加書展，每次的團長非他莫屬，而祕書的工作他都要我幹。我們出國十多次，東南亞、北美、歐洲等等國家。每到一個新碼頭，白天辦完正事，晚上如無團體應酬，他會一人單飛，為《傳記文學》拉稿或拜會預約的作者了。他往往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即時宣布，晚上的團長我請胡子丹幹。
有次聊天，劉老說，我們朋友當中，有幾位年輕人，假以時日和機緣，一定有所成就，其中有李敖、蘇登基，和黃成助。三位我都識得，如今李和蘇都已往生，成助兄很久未見。
2000年10月號《新聞天地》封面，卜少夫向他的朋友和讀者揮手道別。圖／本報資料照片
每次出國期間，幾乎是每夜每夜，我都有兩件私事要做，一是寫稿，當天的活動和見聞都詳盡記載，兩三天付郵一次，寄回台北發表，這是我在出國前在警總具的結，回國後寫報告時免寫詳情，只要將已發表的文稿附上即可。劉老對這件事常有提示，總是說今天碰到的某事或某人，今天就消失了，不必再提，實際上是在關照我不用寫在文章裡了。再有一事，我幾乎每夜寫家書，是寫給在大陸家人的家書；記得第一次到新加坡，第一夜我寫給我哥哥的信，同樣內容寫了十二封之多，分寄大陸十二個地方的電力公司，因為1949年我和他分手時，他在上海楊樹浦電力公司工作，要他回信的地址就是香港的《新聞天地》，果然，一回台北，台北《新聞天地》辦事處要我去取信了，哥哥的信，原原封封躺在另一個安安全全大信封裡，捧在手裡，那份喜悅和驚訝是難以描述的，快四十年的懸念，剎那間落實在十指之間，豈止「峰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可喻。謝謝卜老，新天成了我的海外驛站。這件事還要謝謝何凡先生，出國書展，如果有他同行，我常和他同房，晨起都關照我多睡幾分鐘，他說，他早些日子也如此過過，要我注意，天機不可洩漏。
我極欣賞劉老的「柔軟」外交，瞇瞇的笑和猜拳式比畫。和卜老的有稜有角、兩拳貼胸正是強烈對比。有次在書城，有個攤位不守規定，販賣不合規定的書刊，它本身不出書，陳列的都是代理別家的書，他主要商品是筆墨文具等。劉老散步到了他的攤位前，和這位老兄和顏悅色，談起了徽墨宣紙等等，問起銷售情形如何？無意中提起有家專賣文房四寶的著名廠商，有意向書城申請攤位，他一聽慌了，「劉主委，您千萬不能讓他進來，他一進來，我這小本生意便完了。」劉老趁勢向他說明了利害，如果執意不聽總幹事的勸告，把違規販賣的書刊收起來，他只好按章辦理，讓那專賣文房四寶的廠商進駐書城了。
卜老可不如此處理事情，記得是「亞太地區出版人會議」在台北舉行，某天中午，有位書店老闆堅持要請卜老午餐，躬逢其盛的人包括我在內，都應邀作陪。這位老闆不斷打躬作揖，布菜奉茶敬菸，卜老忽地正色的說，「你請我吃飯我來了，你勸我酒我喝了，可千萬別要我做什麼事。」試想想，一位耄耋老人，在餐宴眾人場合，居然講出了這樣的話，是天真，還是世故？
卜老在立法院行走期間，即使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有件事他是免俗而不從俗，不可小覷，那就是他的經濟情況並無改善，阮囊羞澀的尷尬還是有。例如他在台北買了兩個單位的國民住宅，作為新天辦事處和他來台北的住處。還是由李道法先生和我二人擔保，向銀行分期貸款買的。還有在楊允達先生的文章裡，有段無意中聽到的底蘊：「卜說，我卜某雖然窮，但路費還是有的，謝謝你們長官的好意，我絕對不能拜領，請你帶回去。」卜老晚節不保，掉進了大染缸，即使是有限的清廉，也算是難得清廉了。
和卜老相處，沒大沒小，自由自在，可以孔夫子，也可以孔乙己，他把《新聞天地》暫擱九霄雲外。劉老雖然半斤八兩，但往往心有旁騖，即使觥籌交錯，或酣談咖啡座間，《傳記文學》仍繫心頭。兩位都是性情中人，更是膽識過人，在或虛或實、亦假亦真的人世間，開鑿了兩條彩色棧道，「新天」給活人攬鏡，「傳記」讓死者現身。我有幸，熟識二位如此怪人，亦師亦友亦兄長，加上運氣好，活得久才能寫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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