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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5
中流基金會與台灣大學胡佛東亞研究中心4日上午舉辦「憲政與民主發展：紀念胡佛院士與朱雲漢院士學思歷程」追思論文發表會。圖為兩位已故政治學大師的追思紀念集。（張鈞凱攝）
享譽國際的中研院政治學門院士胡佛與朱雲漢，分別於2018年與2023年離世。他們師生兩人既投入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也共同奠定了台灣政治學大規模的跨國實證性研究，更對於中國有著強烈的熱愛與情感。在兩岸關係紛擾與台獨喧囂的今天，兩位政治學大師留下了哪些知識遺產？「愛中國」能夠經由知識再生，為台灣前景帶來啟發嗎？
財團法人中流基金會與國立台灣大學胡佛東亞研究中心4日上午舉辦「憲政與民主發展：紀念胡佛院士與朱雲漢院士學思歷程」追思論文發表會，邀請台大政治學系名譽教授石之瑜、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高朗、台大社會科學院院長張佑宗、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左正東，代表兩個世代的學者進行探討。會議由中流基金會董事長周陽山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擔任評論人。
周陽山開場首先以「科學」、「民主」與「愛國」3個概念梳理了胡佛與朱雲漢的學術志業，他認為胡佛的學術論證環繞著憲政自由主義來發展，進而從台灣選舉經驗與民主價值等經驗研究，發展出全盤性的成果。周陽山強調，胡佛與朱雲漢的社會科學研究，始終沒有陷入唯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泥淖，而他們的思想也清楚地告訴世人，自由主義是跟民族主義結合起來的。
中流基金會董事長周陽山認為，胡佛與朱雲漢除了推動科學研究，倡議自由民主之外，更堅守愛國的民族主義立場。（張鈞凱攝）
套用西方中心主義研究標準，可能帶來很大誤解與人格扭曲
石之瑜從胡佛重要的學術創見「統攝性文化」著手，體現出幾十年來英語世界社會科學與政治科學發展，存在著歐洲中心主義的盲點。石之瑜回憶，胡佛生前曾感嘆，藉由歐洲與基督教傳統發展而來的系統文化為標準，去衡量世界上被他們製造出來的後殖民國家，不但是不公平的，還會帶來很大的誤解與人格扭曲。
對於胡佛與朱雲漢長年積累下來的經驗研究資料，石之瑜進一步反思，指出其出發點仍舊以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為前提。石之瑜思考，政治學與社會科學能否從人與人互相歸屬形成的「群」和「關係」做為框架，從而去理解集體的表現。石之瑜提出，傅柯（Michel Foucault）曾批判性地分析國家與社會關係，強調社會根本上就是國家製造出來的，可是國家卻讓社會以為自己是由擁有自然權利的個體所組成，甚至產生社會必須被防禦的錯覺，石之瑜將之稱為「治理性」。
相對於此，中國傳統統治者並不重視個人偏好，先秦以來的儒家思想，則是透過天下哲學去塑造統治者，讓他深信如果不施行仁政、不對老百姓好的話，就會被推翻。石之瑜將之稱為「治者性」，視群體為一個不可預測的行為單位，研究治者本身能否符合人民的期待，而非人民是否認為他符合期待，形成真正的統攝性文化。石之瑜強調，治者若無法行仁政，被統治者一定分裂，便無法形成統攝性文化；如果只是從一個領土範圍內去研究投票行為，便難以發展出集體層面的實證研究。
兩岸需要重建和平框架，九二共識仍是一把開啟大門的鑰匙
事實上，統攝性文化牽涉到憲法的問題，在台灣則進一步受到兩岸關係所影響。在高朗看來，如今台灣朝野都不太談「九二共識」，只剩中國大陸還在提，但並不意味著九二共識已走入歷史，畢竟過去兩岸關係經歷緊張的時期後，九二共識還是一把開啟和平大門的鑰匙。
高朗分析，九二共識更像是一個政治上的諒解，即兩岸雙方經過協商之後，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但留下了各自解讀的空間。因此其爭議也是來自於九二共識並非書面文字，而是口頭表述的弱點。後來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兩岸對九二共識的解讀由於超出原有範圍而產生很大的歧義。高朗表示，九二共識認知的變化，美國扮演了關鍵角色，美國雖稱不介入兩岸事務，但在川普（Donald Trump）上台前與中國採行交往政策，川普之後轉變為視中國為競爭對手，並被拜登（Joe Biden）政府沿續下來。
在此情形下，高朗認為兩岸之間的複雜性，更涉及到大國角力，從而使得台灣面臨到風險。高朗質疑，「過去8年沒有九二共識，台灣並沒有變得更安全，反而是更加惡化。」原因其一來自於台灣漸進式的「去中國化」，引來大陸軍事行動的回應；其二在於美國大幅提升台灣在第一島鏈橋頭堡的戰略角色，使得北京產生很高的危機感；其三則是兩岸之間不斷增加軍備、展示武力，卻缺乏有意義的政治對話與危機管控，就怕發生擦槍走火的意外。
高朗指出，今天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不願意選邊站，因為一旦選邊站，就具有安全與經濟上的風險。台灣必須要思考，如何找到一個和平對話的框架，拔掉可能發生衝突的引信，而非對於美國過度的傾斜。高朗直言，兩岸之間不是零和賽局，其實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因對抗的關係而被忽略，而《中華民國憲法》的核心內涵在於「一中」，這是兩岸唯一的政治連結，也是緩和緊張的機會。「如果贏得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但是卻輸掉了和平，這是我們要考慮到的。」
「中國因素」動員群眾抗中，「民主中國」或是化解方案？
討論深化到台灣內部中國想像與中國認知的變化。左正東研究發現，胡佛與朱雲漢對於中國的熱愛與情感，來自於對中國未來的期待，可是在民主化之後遭遇到挑戰與顛覆，力量之一是台灣的本土化，另一則是中國大陸的發展，讓原來「獨白式」的中國想像失去了土壤。
左正東坦言，中國崛起之後的中國模式，引發台灣一部分研究社群的焦慮，以吳介民等學者於2017年出版的《吊燈上的巨蟒：中國因素的作用與反作用力》一書為代表。「中國因素」的研究，訴求對象是群眾，目的要動員群眾，讓群眾知道無所不在的中國因素，成為台灣社會生存的巨大威脅，所以每個人都要起身對抗中國因素，形成了現在台灣民主的實況，以及台灣社會的政治邏輯。
由於中國因素研究帶有鮮明的政治宣示與立場，致使其與政治議程有太多的綑綁，例如要求政府找出「在地協力者」，並立法將其繩之以法。左正東以朱雲漢生前最後一本中文著作《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為例，指出朱雲漢研究中國的潛藏意識即維繫中國人對於未來的想像，但在今天台灣的現實下卻是卻困難的，導致無法行動而成為失根的蘭花。
左正東建議，今日若是要延續胡佛與朱雲漢相承下來的研究，就必須找到它的根，找到在台灣土壤能夠生根的機會。問題是我們處於一個可悲的時代，社會大眾從媒體和網紅得到的中國知識供應來源，其實與中國焦慮有著很深的關係，由於鷹派當道和右翼崛起，台灣的中國研究找不到一種替代性的情感性論述。在左正東眼裡，追求民主和不否定中國人身分共構成的「民主中國」概念，從日常的兩岸經驗出發，或許可以使得對於中國的正面想像，具有行動和實踐的可能性。
台灣經歷認同的文化大革命，胡佛、朱雲漢預示了兩岸惡化
做為在胡佛學術生涯最鼎盛時期進入其研究室的學生，也是朱雲漢返台任教後的「大弟子」，張佑宗以頂級期刊《比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即將發表的一篇論文為對照，指出民主支持的測量方法，其實早在40年前胡佛已在中文學界有所提倡。換言之，胡佛與朱雲漢發展出來的結構性政治文化概念，在國際上沒有獲得應有的肯定。
包括西方學者晚近將政治文化研究，分為「深度文化」、「淺度文化」與介於兩者之間等3種類型，胡佛與朱雲漢也早就針對不同層次的政治文化測量，累積相當多研究資料。張佑宗強調，胡佛與朱雲漢發展出來的研究途徑，不是完全抄襲西方，而是有本土化的成就與創見，並從台灣拓展到中國大陸、兩岸三地、亞洲、以及全球性的政治文化經驗研究。
張佑宗回顧了胡佛與朱雲漢的研究方法貢獻，期許下一代的學生也能夠繼續發揚和延續下去。
吳玉山總結時回憶，當年胡佛在課堂上，講到「知識分子」4個字語調格外迫切高昂，感受得到他基於中國式知識分子的責任與使命。吳玉山說，過去他們不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自認為是「真正的中國人」；多年過去，中國卻變成對岸共產黨控制一切的代名詞，對其理解又完全是負面的，完全放掉了自己的文化與歷史，「經過這個大的『文化大革命』，怎麼可能不會對我們的政治產生影響？」
吳玉山認為，胡佛與朱雲漢預示到了台灣日後的發展不會是他們所樂見的情況，特別是認同衝突帶來的兩岸關係惡化。因此胡佛成立了中流基金會，從事兩岸學術交流，一方面反映了台灣當時的現實，另一方面為今天兩岸的學術交流奠下堅實的基礎。而朱雲漢則是以極大的學術勇氣，既反思台灣與西方的民主，也對中國模式重新評價，尤其對美國的情況有越來越強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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