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為什麼寫作？
除非久久不寫，一般，寫作技巧是越寫越成熟，越寫越精練；寫作的才能不會無緣無故消失。至於寫出來的作品感不感人，動不動人，主要，這要看作品有沒有創意——隨著年齒增長，作家累積的知識增多，人生閱歷更豐富，表達出來的創意，理應更為深刻，更具生命。江淹不再寫作，托辭生花妙筆被奪走啦；真正的理由，應該是，他已經失去寫作的動力。
江淹是南北朝時代，南朝人。南朝有四個朝代：宋、齊、梁、陳，前面三個朝代，他都服務過。在這一點上，有人說他品格不好。中國古代，不曉得什麼時候開始，有一個觀念，說，女人不能嫁兩個丈夫，男人不能做不同朝代的官。嫁了兩個男人，表示對前一個丈夫不貞節；做了兩朝的官，表示對前朝不忠貞。現代人不這樣想了——管她有幾個丈夫，只要不要同時有兩個；管他在幾個公司工作過，只要不出賣前一個。 離題了，這篇文章不是要討論忠貞問題的。
“江郎才盡”，典故就是從江淹來的。江淹年輕的時候，文章寫得好極了。他寫的<恨赋>、<別賦>，還有一些別的，在那個時代，廣被傳誦。後來，官越做越大，文章卻越寫越少。於是有人問他原因，到底怎麼回事？他說，夢中，他的文思、靈感還給別人啦，他的生花妙筆也被沒收啦。（錦心還之張景陽，彩筆返於郭景純。）
「真的是這樣嗎？我看不是。古代中國，一個沒沒無聞的人，要被注意，武人要展現武技，文人要呈現文藻。頗似現在的校園，第一名、第二名的學生不會去飆車；去飆車的，差不多是些課業成績較差的。江淹受到重視啦，被延攬去做官啦，最初還寫幾篇，俗事多了，應酬多了，自然就越來越懶於動筆。古代的文人，除了被邀請去代筆或幫人寫墓誌銘，寫文章一般是沒有稿費的。獲得了文名，官居顯要，還能勤於寫作的，恐怕少之又少。
江淹的成名作品<別賦>和<恨賦>發表的時候，年齡應該在二十歲左右。年輕女人能有什麼人生體會呢？描寫離別的情緒，敘述人生的遺憾（恨），例子都引自比他更早的古人和傳說，全沒有他個人的經驗。人生閱歷更豐富之後，寫出的東西肯定更深刻、更動人，為什麼不寫了呢？晚年，江淹對他的學生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生就該及時行樂。一輩子謀求又富又貴有意義嗎？我已經功成名就，正是回歸田園的時候啦。”文學創作在他內心根本沒有地位，只是謀生的工具而已——我以為，這才是他品格平庸之處，而不是他做過三朝的官員。
- 賦，中國古代的一種文體，兼有詩和散文的形式。三國時代，王粲的〈登樓賦〉，抒發離鄉背井的苦悶，我讀了，深為所動。賦到了南北朝，大家競相堆砌詞藻，你就很難從中讀到感情啦。
金庸：48歲的壯年就不寫小說了
金庸寫完《鹿鼎記》之後，就沒有新的小說，為什麼？和江淹一樣，寫作的動機全散掉啦？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前後十七年的時間裡，金庸寫了三十六大冊的武俠小說，本本精彩，實在不簡單。他最崇拜的法國作家，大仲馬，寫過《三劍客》、《基督山恩仇記》的那一位，我看金庸的成就就超過他。自一九七三年以後，金庸不再寫武俠小說，年紀大了嗎？今年，金庸八十五歲，年華的確高啦；但是一九七三年，他只有四十八歲呀！寫小說，這是壯年哪。
金庸一再說，他才氣有限。〝些年來，學問、知識、見解雖有長進，才氣 卻長不了.........〞他的好朋友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創辦人）接了當地說，“金 庸自己說過了，他已江郎才盡。”接著他批評我，“過去，你的文章不是寫得很好嗎？為什麼現在不寫啦？”金庸真的江郎才盡嗎？我看也是動機上出了問題！
寫完《鹿鼎記》，金庸累了，他需要休息——上一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台灣和香港的報紙，為了維持和增加報份的發行量，幾乎家家都登有連載小說；有的甚至不只一篇，有兩篇、三篇的。他們靠武俠小說抓住讀者群。那麼多的武俠小說，到今天多數都被遺忘，而金庸的仍被一讀再讀，道理安在？金庸最認真；用心寫出來的東西，自然最具內容。當時不少的武俠小說作家，常常一行字就算一段，二百字不到就算一篇。金庸沒有那麼不自愛，每一句、每一段他都紮紮實實寫。
認真寫作，和做苦工沒兩樣，寫連載小說尤甚——靈感不來，生病，煩惱，還有其他生活壓力，都可能迫使寫作中斷。連載小說停了一天、兩天，意味著聚來不易的讀者群即將流失。初期的《明報》，資本有限，工作人員只有十五位；每一個人都要身兼好幾個職位。金庸不例外——寫完每日的報導和評論之後，截稿前，還得趕寫絕對不能少掉的連載小說。不難想像，寫作的十七年中，金庸過的是怎樣的苦日子。到今天，稿子寫不出來的惡夢，我相信還在金庸的夢境中一再出現——截稿時間到了，而面前的稿紙還是白紙一張。（現在還用紙筆寫文章，我就是其中一個，已經是古代人啦。）四十八歲以後，金庸顯然不願意再折磨自己。這樣的情況，精神科醫師會認為，這就是典型的壓力創傷症候群。在壓力下，十七年不間斷的寫作，的確有可能叫一個人患上這種難以痊癒的痼疾。
另一個叫金庸不再寫的理由，恐怕是他認為武俠小說沒有文學價值。至少在他四十八歲那年，這樣認為。我今年七十二歲。像我這個年齡，自以為有見識的老讀書人，年輕的時候，是瞧不起武俠小說的。金庸比我大十三歲，應該比我更傳統。從他的序文裡，可以讀出，對“文以載道”的觀念，仍耿耿於懷。“文以載道”，什麼意思？這是中國人對文學的傳統要求，文學只有一個目的——有益世道人心，有助教育感化——缺了這個目的，就是沒有價值的遊戲之言。在上一個世紀五○年代，台灣、香港武俠小說盛行的年代，胡適，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會經委婉地批評武俠小說，他說：小說不能背離歷史事實，也不能違反科學知識。他建議武俠小說作家，多讀一點科學書刊，寫一些科幻小說。胡適的批評頗能反應老一輩知識份子的心聲。金庸深感委曲，為自己辯護，他說，把我的小說當做是給大人讀的童話故事罷！
從什麼時候開始，金庸對自己作品的文學價值逐漸有了自信？——隨著年紀大的大師、鴻儒逐個凋零，而作品又逐部被拍成連續劇和電影後，最主要的，他的作品受到新一代學者的高度肯定。這些西化較深的年輕學者，有專業是文學的，有專業是數理的，他們或者演講，或者寫文章，除了讚揚他的創意和寫作技巧之外，也發揚他作品中微妙的、含蓄的哲學意境。有了自信的金庸於是在隨後的版本，把武俠小說比喻成大人的童話故事，從他的序文中失蹤了。
“在中國文學上，金庸小說，是繼《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之後最偉大的作品，將永垂不朽。”臨出發前，去香港拜訪金庸，爭取在台灣的出版權，當時遠流出版公司的總編輯詹宏志先生說了這麼一句話。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評價，頗覺驚訝，但是立刻同意。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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