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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5

萬隆書院（萬院）—瓦解殖民地球接地氣的全球運倡議

Bandung School (BS)—A proposal for a global movement for decolonizing the earth

起草人（Initiator）： 陳光興 Chen Kuan-Hsing 

共同提案人（Co-Initiators)：Jomo K.S. (Global Intellectual, Former Assistant General Secretary, UN, Prof. Of Economics, U of Malaysia), Mahmood Mamdani (Global Intellectual, Honored President of the Kampala U, Chair Prof. Columbia U, ,Noer Rachman (Leader of Agarian Movement, Indoneisan State staff of the President’s Office, Global Bandung School Initiator in Bandung); Hilmar Farid (Leader of People’s/ Intellectual Movement, General Director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Chair of President’s Thanktank); Chua Beng Huat (Leading global intellectual, Provost Professor, National U of Singapore), 左翼聯盟總召；顏坤泉前電影資料館館長、南藝大教授井迎瑞；列夫特文化負責人、知名導演、作家、工農運動家黃志翔；工運領導人、南藝大教授吳永毅、同志運動開創者、中央大學教授丁乃非；工運領導人、名嘴鄭村棋；社會運動領導人、輔仁大學教授、北京師大訪問教授夏林清；知名評論家、政大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媒體政治經濟學開創者、登山家、政大教授馮建三；台灣文化獨立研究者、運動組織者蔡依伶；回收專家、海筆子劇場成員許雅紅  

目的 Goal

在世界各地設立萬隆書院，藉以串連世界各地批判圈，以葛蘭西寧靜革命的模式，重建思想方式，瓦解殖民大地。因此全球書院的建立旨在當代的語境中挖掘、回到固有思想中「萬事萬物皆平等、解放眾生、解放全人類、解放地球」的世界觀，改造苦難的大地，解救蒼生。

To establish locally grounded Bandung School (B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s to mediate through linking critical circles in the form of a Grmascian passive/silent revolution, so that mode of knowledge and thought can be reconstructed to decolonize the earth. Therefore, the goal of the BS is to,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return to and rediscover the worldview of the known ideas of “Everything is equal; liberating multitudes, humanities and the earth” to reshape wretched of the earth and to the battered.

背景：回到萬隆／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路上 Background: A “return” to Bandung/Third World lines of thought

1980年代末期，随着全球冷战的逐渐式微，我們承繼前輩們篳路藍縷的工作，試圖在亞洲鄰近地地區（南亞、东南亞、東北亞、西亞），将分散的思想界重新聯结起来，克服殖民、帝国主義与冷戰所造成的多重分化与阻隔，尋求新的團結與帶之可能。自九0年代初期起，開始聯結亞洲各地的思想界，通過《亞際文化研究：運動》（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2020-）國際刊物二十多年的運作，與兩岸共同出版《人間思想》（（2012-），我们慢慢搭建起一個開放的知識網絡，以學術講座、會議、暑期班、書籍出版等形式，推動持續性的思想交流和知識積累。2006年，東亞刊物會議正式，这是第一个亚洲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聯動平台。2010年我们更進一步啟動“西天中土”計畫，推動印度与中国之間的社会思想對話。两年后，我們發起“亚洲现代思想”計畫，将亞洲各地一起工作的知識機構連接起来，成立亞洲思想界連带組織亞際書院（Inter-Asia School）。

1955年於印尼萬隆舉行的歷史性亞非高峰會議，改變了世界的格局，突破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壟斷，正式開啓了以亞非拉為想像的第三世界道路，今天的「一帶一路」與六十年來的積累高度相關，延續著「和平共處」五原則。這個從第三世界出發改造世界的方案，對全球性學術思想界提出的挑戰是：如何在知識上聯結亞非拉、加勒比海各地逐步形成的批判傳統，通過連帶、相互學習，藉此瓦解（延續至今的）知識殖民世界？亞際書院於2015年推出了「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論壇，企圖重新展開的正是這個延宕了六十年的知識計劃。作為「一帶一路民間版」的「亞際計劃」(Inter-Asia Project)，在從一九九0年代初期起至今二十餘年實踐的摸索中，成為重新嫁接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思想路線的基礎。

為了恢復改變世界格局的1955年萬隆會議的精神，亞際書院在亞洲各地推動「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計劃，思考「第三世界」在過去一甲子之中的變化、當下的意義，探索其再生的可能性。

1955年4月18至24日，亞洲與非洲近三十個國家的領導人，有史以來首次在沒有歐美殖民帝國參與的情況下，聚集在印尼萬隆，召開極具世界史意義的大會，以「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形式團結起來，在美蘇霸權之外另闢蹊徑，開啟前殖民地區團結的道路。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萬隆會議或許不過是弱國之間在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活動，很難體會它所造成的至今沒有釐清的深遠影響。它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中產生了難以捕捉的力道，不被討論但又顯而易見的問題是：萬隆峰會一方面結束了美蘇建立起的二元對立霸權結構，一方面也加速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化，最終走向蘇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地區的瓦解，這段歷史需要被重新深究。除次之外，以下舉幾個幾點說明:

1.對會議主辦國而言，印尼國父蘇卡諾憑藉著「打群架」的底氣宣誓停止償還殖民宗祖國荷蘭脅迫下的財政債務，同時助長了左翼勢力，最終導致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義利用冷戰格局在1965-66年以蘇哈托為代理人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共黨人士，鎮壓了中國以外亞洲最大的左翼勢力，直接影響到世界格局的變動，使共產國際運動頓失主要支柱，是為蘇東波的前提。

2.同樣的，埃及總統納瑟(Nassir)在會議次年的1956年作出舉世震驚的決定，將英法強權瓜分佔領的蘇黎世運河國有化，英法聯軍強勢入侵，是為以英國新左派為代表誕生的直接因素：前／殖民地分子（如Stuart Hall、Charles Taylor等）介入倫敦左翼政治，開闢出新左翼陣營，左批蘇聯入侵匈牙利，右打英法佔領埃及，開展出政黨政治以外的民眾運動空間。

3.對中國大陸，周恩來總理參與的萬隆會議是中國在美蘇兩大勢力之外試圖聯合、領導世界弱小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重要事件，突破美國新帝國主義的封鎖重新與世界接軌，成為第三世界長期的精神依託，至今仍對中國共產黨抱有的巨大期待，阿爾巴尼亞提案，更是中國大陸1970年代重返聯合國成為的主要支持者。

4.對位居東南亞的新、馬地區，萬隆效應在於內部跨越種族差異的團結，創造了華人政治認同轉向的契機，開始向當地國家的效忠。

5.對於非洲大陸整體，八年後1963年「非洲統合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成立，反殖民運動領導人在伊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聚首，三天會議中決議擺開歐美殖民主切割出來民族國家的爭議，以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的理念尋求更高層次的統合，經過38年努力在2001年正式成立非盟(African Union)成為非洲（目前還處於弱勢狀態）的中央政府。在大勢無法阻擋的請寬下，為干擾殖民地的獨立，歐洲宗主國提出了償還長期建設經費的戰略，在經濟層次上獲取暴利，同時繼續控制新政府，至今尚未終止。例如法國在非洲大陸14國仍然在收取殖民稅，外表終結的殖民主義，所謂 「切斷臍帶」 (delinking) 的後殖民世界轉化成新殖民主義的政經遙控，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深層關係。誰說殖民主義已經結束了呢？深受全球思想界推崇的法國理論家，又如何能夠對殖民稅一事身事外嗎？第三世界學界又如何能如此輕易地崇拜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理論？

6.不為人知的是：歐盟的成立其實遠遠晚於非洲統合組織的構想，但是在世界知識構造中歐洲中心主義的廣泛散布下，以為只有歐洲具有超越的視野與氣度，卻忽略了其實不過是被迫調整自身發明、走不下去、自私自利、危害世界至今的「民族國家」裝置，它本身是歐洲「現代」世界觀的一環，以個人主義為底座的自由主義制度安排呼應：自由、民主、科學成為第三世界代理人所散布的現代化良方，以「德先生、賽先生」為旗幟的五四運動也是中國「自我殖民化」(self-colonization)的始作俑者──雖然當時發動運動的語境鼓吹德赛先生的動因極其複雜，思想界不同接軌的動力與方式需要更為細膩的對待，此處無意一竿子打翻一條船，旨在在指出的長期效應──至今成為第三世界自由主義的神主牌位，以歐洲中心主義所謂普世價值的規範性思維方式，以線性的「進步」史觀入侵各地（左右派皆然），在一個世紀中形成思想與政治運作霸權，不僅污名化、摧毀世界各地長期生成「接地氣」的民眾世界觀，把老祖宗的積累全盤否定打成「封建」、保守、迷信，而這些高等（華人）人士不自覺的成為思想買辦，唾棄民眾（農民）千年來形成自主的生命韻律，第三世界虛妄的自由派不自覺的成為帝國主義的開路先鋒。不願正視自由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的內在聯繫，一己之私、打短線討好民眾的政黨政治與拋棄神明信仰的科學主義，丈量一切，打開日後影響深遠以兩黨、多黨議會民主的空間，成為評價各地是否民主的基本思維；於是切斷自身與歷史脈絡，無視生民經驗，瓦解「天下」，禍害無窮。如何打開五四的民主科學，以及而後一直以現代化、發展為依歸的教條主義，所處的不可撼動質疑的位置，重新在民眾生活中找回屬於我們的多元世界觀，仍是當前中文／亞洲／第三世界思想界的核心問題。

7.港台地區與南韓、沖繩、日本本島等地，在冷戰初期被編入資本主義陣營，萬隆效應在這些地方缺席，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第三世界意識沒法生長，半世紀形成「親美反共」的冷戰意識形態，阻絕了創造在世界範圍內前／殖民地之間相互認同、相互支援的世界觀的契機，特別是在學術思想上造成對美、歐體系的依賴，延續至今所形成的港台地區內在的自我殖民歐美中心主義，成為難以克服、調整的巨大障礙。如何在各地重建第三世界視野，在歷經萬隆會議灌溉土壤的國度——如印尼、印度、非洲、阿拉伯世界」、中國大陸——重新喚起流失中的第三世界意識，再次關注萬隆會議所開啟、至今遺留下來未完成的知識計畫——將目光轉向亞、非、拉、加勒比海地區，與各地的（民間）思想界進行交流、互動與學習——是我們推動重訪萬隆精神的基本動力。

上面極為簡化的體會來自於2015年亞際書院展開了相關的工作。2月7至8日我們與印度科欽藝術雙年展合作，繼續推動亞際雙年展的思想論壇，其中以圓桌討論的方式揭開了「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系列活動；4月18至20日間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舉辦了較大規模的杭州論壇，邀集亞、非、拉、加勒比海地區重要的思想者進行了兩天密集的討論，與會同仁深受衝擊，期待今後逐步打開通往第三世界思想界的管道；5月30至31日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中，設置了圓桌討論的場次，與白樂晴先生共同討論新情勢下的第三世界連帶；7月31日於東京明治大學駿河台校區，前輩運動家武藤一羊先生以「從萬隆到德班」為題主講他的亞洲與第三世界連帶經驗；8月9日，在印尼於2015亞際文化研究學會中組織「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泗水圓桌論壇，會後10至15日在萬隆、牙律地區考查農民占領運動與更為寬廣的人民運動聯盟；10月24至25日在台北進行了兩天論壇，讓年輕一代能夠對萬隆會議的歷史有所認識，也希望能夠挖掘、連上台灣內部戰後已經存在的第三世界思想資源；11月13至15日在那霸聚會，結合戰後藝術史的討論，以參訪美術館、反美軍基地運動與圓桌論壇的形式開了三天的會。2016的後續活動中，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規劃以民眾音樂為媒介，在首爾聚集了亞洲各地長期處身運動的歌手，配合著討論，進行交流；台北也將結合各地民間藝術與思想工作者，在台北、新竹、嘉義、台南、高雄同步進行四個月的「異次元世界」展演方案。

除了上述同仁主動推進的活動外，4月10日有幸在造訪黎巴嫩貝魯特期間拜訪了剛剛成立三年的獨立民間團體「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Arab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CSS），之後又在6月8至12日受邀至西非塞內加爾達卡參加1973年成立至今的「非洲社會科學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CODESRIA）的第十四屆三年一度的大會，希望未來能打開始與非洲思想界互動的空間。

以下是行走各地參與上述活動中片段思考的筆記，報告過去一年來我們把「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動當成一種契機，不僅僅只是在理解過去影響世界變動的重要歷史事件，也試圖在新的語境中透過不同的聚集碰撞出預料之外的可能性。

印度科欽雙年展與民眾生活 Kochi Trianual and the life world of Minzhong

2015年二月來到印度南部，亞際書院與科欽（Kochi）雙年展合作舉辦了社會思想論壇，其中的最後一場是以萬隆會議為討論主題，算是「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的頭一站。參與論壇的幾位主要講者，Hilmar Farid（印尼）、陸興華（中國）、Ravi Sundaram（印度），大都將1955年的萬隆會議視為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結盟，如今早已脫離了當時的語境，可以做的是利用這個契機開展國家體制以外被忽視的新議題，如移工等，藉以突破萬隆所留下的後遺症——民族國家想像的固化；當然，也有與會者認為我們應該要甩開「第三世界」所留下貧困落後烙印的包袱，才能海闊天空。

此行最繞具興味的是在於置身科欽這個海灣城市，感受到它所承載的多層次歷史痕跡。14世紀起，科欽成為香料為主的貿易中心，16世紀初期被葡萄牙占領，成為歐洲在印度的第一批殖民地，而後陸續為荷蘭與英國所占領，各種形式的過去依然並置於當下，形成特殊的城市風貌。由於物質資源與條件不是那樣的豐厚，藝術雙年展在這兒反而展現了不同的特性，除了以極為素樸的四面通風的帳幕作為論壇空間外，組織者盡其所能將展覽與生活空間結合起來，展場遍布城市各個角落，不加修飾地融入既有的地景當中，保留了舊建築長期積累的滄桑感。許多繪畫如塗鴉一般鑲嵌在街邊頗有年歲的牆上；著名的裝置藝術家與現場生態結合，生活廣場上的大樹成為作品懸置其中的脈絡；海邊的沙灘也成為布展的自然空間與背景。簡言之，如何將所謂藝術融入民眾生活，成為雙年展的挑戰與任務，也就順理成章的會與小學生的美術相結合，展出兒童的作品，將青少年帶入一般認為高不可攀的藝術世界，重新賦予藝術更為生活的意義。

與民眾生活相結合的動力又何嘗不是萬隆在當下的遺跡？五〇年代的諸多國家領導人都是廣大反帝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六十年間的關鍵變化正是民眾與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同樣的，美術館作為國家體制現代化工程中的一環，逐步成為藝術專業的空間，像科欽這樣的雙年展形式已經不在東北亞藝術高檔化的世界觀的想像範圍中，所謂藝術早已脫離日常生活，成為少數人能夠盤踞的中產階級消費空間。而藝術在印度這個多元異質的複雜國度中卻似乎無所不在，被廣為唾棄的以宗教生活為底藴的種姓制度還支撐著龐大的工匠體制，2011年間有幸置身加爾各答城市空間中提供祭祀儀式的各式神話雕塑用品的小區，像是走進活生生的畫廊、美術館那樣。印度具有豐厚歷史厚度的民眾生活多少抗拒著現代的誘惑與召喚，生活中的美學與情感不就是「第三世界」未經異化的藝術創作嗎？為什麼走到今天又必然要用「藝術」來框死更具生命力的事物呢？

科欽行讓我們發現「萬隆六十年」不僅僅只是歷史的追尋，更是一種契機，在行走過程中思索，或許能夠重新打開過往被固化的思想。

處於阿拉伯世界核心地位的貝魯特 Beirut at the center of Arabic World

四月初，受邀至黎巴嫩貝魯特參加去殖民問題的討論會，很興奮地終於來到亞洲的「阿拉伯世界」。黎巴嫩1990年才結束內戰，貝魯特的戰火氣氛雖已遠去，但是破敗遺跡還印刻在城市地景當中，加上灣區的石油經濟，金融資本湧入，在城中心蓋起大批特級高檔住宅供國際投資客購置，守衛昂貴地產的人是一批批手持步槍、穿著看似軍用制服的安全警衛／民兵；搭配著位於海灣的海天景色，這一切構成了極為衝突矛盾而又難以理解的複雜感受。

會議的組織者安娜細德。埃爾-哈旦(Anaheed Al-Hardan)是位年輕學者，她的巴勒斯坦身分與研究很自然讓討論問題的方向直指區域內的矛盾，而她主辦會議的動力之一是透過比較的視野，將去／殖民議題帶入阿拉伯世界的討論。泛阿拉伯主義跟世界反殖民運動同步，以反殖民、反西方帝國主義為主軸，有強烈社會主義的色彩，在二戰後的六〇年代達到高峰，最終因內部政治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外部國際勢力的交互作用，分化成二十多個民族國家。但是，阿拉伯文基本上一直還是官方與民間的通用語言，1945年形成的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至今還在運作，橫跨亞非大陸，總部設在埃及開羅。雖然阿拉伯文作為歷史悠久文明的標識，甚至可能是前／殖民地區中最為「國際」的語種之一，且至今依然是最具主導性的學術語言，然而狀況複雜，英語、法語的普及性反映出英、法、美在區域史中長期的力道。在這個層面上，阿拉伯世界的狀況與非洲重疊，相對於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世界，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的基本學術語言是英語、法語。相對來看，東北亞的狀況顯然不同，中、日、韓文基本上與二十世紀以後形成的民族國家的切線相一致。雖然美國在二戰後以各種方式進入東亞已經六十年，而英文（或是美語）在區域內介入的歷史相對薄弱，並不成為學術語言，雖然官方近年大力推動，也沒有成功，看來也很難成功。語言的統合與知識的統合沒有必然的關係。在造訪貝魯特期間參訪了「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在對話中學習到知識連帶的困難，知識界長期的互信不在，工作的同仁也都是在摸索中前進，試圖將各地形成的知識網絡連結，並逐步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平台。讓人感嘆的是，這樣的自主性民間跨國組織，在東北亞乃至於整個亞洲大陸，並不存在。

可以體會的是，作為古老文明又多元異質的伊斯蘭世界，相較於其他地區，是受到殖民帝國主義帶來的心靈上重創的地帶。從1798年拿破崙入侵埃及，一直到1967年以色列發動的六日戰爭，不僅飽受一波波歐美擴張性的暴力沖擊，在九〇年代冷戰對峙的鬆動後又被美國霸權樹立為新的假想敵，成為反恐「聖戰」的核心地帶。在長期的動盪中能夠生存下來已經很難，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區域性政治共同體的情況下，要能協調內部不同的立場、利益，要能抗拒強權的介入與分化，更屬不易。從波灣的處境眺望東北亞，又會出現什麼樣的風貌？離開貝魯特前，會議的組織者請我一起午餐，語重心長地表示，對她們而言，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這樣的地方已經是完成現代化的第一世界，中國也已快速起來並影響到全球政經，阿拉伯世界如果沒有長期的內戰與紛爭，或許也可以有類似的成就吧。這樣的對話其實說得很沉重，活在處境相對優渥的地域中，當然該扛起更多的責任，但是東北亞的衝突、矛盾與切割，又何嘗不關乎與區域外強權勢力的掛鉤？沖繩基地、香港、兩岸（三地）與兩韓的狀況，乃至於近來日本安保問題的分化，都意味著帝國主義日正當中，只是打著一把所謂民主陣營的陽傘吧。

 從阿拉伯世界眺望東亞，我們進一步發現到：同一個語言被切割成二十多個國家，顯現的是「代理人政治」(proxy)，英美法三大勢力與內部各種形式的政治力量結合，破壞了泛阿的實質統合，這樣的代理人不正是（大）東亞的基本格局？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新加坡是美國的新／次殖民地，美軍基地遍佈各地（歐巴馬「重返亞洲」根本是錯誤的命題，美國戰後重來沒有離開過），例外的只有沖繩戰後龐大、震動世界的反基地運動，以及中國大陸，但是仔細分析會發現在國際關係的層面上中國取得了全面性的自主，但是學術思想界快速的美國化與崇美情結──「今天的美國是明天的中國」，讓人唏噓，把歐美自由主義教條化後馬首是瞻的思想界的部分構成其實正是（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在後續與安娜細德的對話中出現的圖景是：巴勒斯坦的「獨立」不意味著建立歐洲發明的民族國家，而是推動追求整體阿拉伯世界的獨立自主，才可能避免繼續捲入殖民帝國主義的設置的陷阱，也才能擺脫代理人政治，同樣的「亞洲的統一就是亞洲的獨立」就是在建立超越民族國家體系的新政治想像，目標在追逐「自主與尊嚴」，最先揭示這個方向就是我們身邊的沖繩思想界；「小地方出大思想家」足以再次讓大國的自滿汗顏，加勒比海地區馬丁尼克1950年代只有二十萬人口，而西塞(Amie Cesair)與法農(Franz Fanon)的思想厚度不正是最佳的證言？沖繩的思想家岡本惠德「水平思考」是東亞區域內的體現。

聚首杭州 Hangzhou Conference

帶著這樣的認識與心情離開貝魯特來到大夥花了很大力氣籌辦的「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四月14-16日開了兩天會議，外加一天杭州地區的參訪。如果說阿拉伯世界是亞洲整體主要構成的一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生活在東北亞幾乎與這個區域隔絕，那麼對於在一起工作了近十多年的亞際書院成員而言，對亞洲各地的知識狀況或多或少已經有一定的理解；然而能夠與來自亞、非、拉、加勒比海的陌生友人坐在一起的身體感，卻是完全嶄新的經驗——「第三世界」不再是空洞的名詞，也帶來更大的挑戰。回首過去1990年代初期起啓動的「亞際轉向」(Inter-Asia)計劃，二十六年來我們在東北、東南、南亞建立起初步的思想網絡，以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際刊物(2000-)為基地，積累了初步的學術「資料庫」(archive)，搭建起區域性學會(2006-)負責雙年會議，延展出遍佈二十幾個大學所、系、中心的機構聯合會(Consortium for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2010)推動暑期班、跨國研究計劃、設立講座、師生互換等，並與上海雙年展合作在2010年啓動「西天中土」印中社會思想計劃，延伸至2012年的「亞洲思想界論壇」，同年在香港註冊成立亞際書院展開「亞洲現代思想計劃」，在東亞地區設置十個計劃辦公室，重新拉出落地的、屬於亞洲自身的思想資源。設在上述近三十年的工作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多層次亞際網絡，我們才能以「亞洲」與非、拉對接，在未來持續亞洲內部知識連帶的同時，建立起第三世界的視野。

為了準備杭州會議，我們做了些初步的功課，發現到：相對於「亞際書院」這個鬆散的民間知識群體，不僅有前面提到的由來自二十多個國家成員組成的「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2008–），由二十五國組成的「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委員會」（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CLACSO, 1967–），更為有成就的組織是「非洲社會科學發展委員會」(CODESRIA，1973–)。換句話說，在非洲與拉美，自六〇至七〇年代起的過去四、五十年間就存在跨越民族國家、泛區域性的知識生產機制，能夠積累出以區域整體自我定位的平台，對「外」以整體的位置面對世界的不同區塊。對「內」整合、俯視各個次區域，以跨國的洲際視野對迫切的問題進行論辯——這樣「既內部又外部」的機制，可以在思想上打開高度情緒性的內部爭議，如族群、種族暴力、民族主義等，共同積累面對後／殖民狀態中的諸多未解問題，這是與拉非地區互動中關切、理解的切入點。

由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擔任第一任執行長，於1973年成立的CODESRIA扮演了非洲思想界平台的角色，孕育極為可觀的學術思想成果。不僅僅如此，CODESRIA早已發展出「南－南」 （south-south）之間第三世界連結的研究工作，以三大洲之間的連結為部分工作重點，且已經反映在具體的研究上。相對於非洲、拉美等地已經出現的跨越民族國家、連結毗鄰區域的知識體系的出現，亞洲地區顯得極端的四分五裂，這樣的差異到底意味著什麼，還有待繼續思考。無可否認的是，這些以「洲」為想像的知識平台及其積累，加速了我們「在亞洲思考」、「以亞洲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溝口雄三）的迫切感，特別是透視出東北亞知識狀況的極大局限，因為歷史也因為政治，寬廣的分析視野沒有成長的土壤，落入普遍性的本土主義各自為政的陷阱，極可能在面對世界大勢變動時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的分析。

上面的陳述不是無病呻吟、空穴來風。在杭州論壇中，非洲重要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在第一天的討論中就拋出了這樣的問題：中國在起來，中國人對未來世界有什麼樣的分析？有什麼願景？想要把世界改造成什麼？帶領到什麼方向去？這些（可以期待的）大哉問當然沒法回答具體回答，這些是國家領導人的發言位置要處理的。而以作為主辦機構的亞際書院來看，這樣的問題不僅是所有中國人一定要想辦法承擔的問題，也該是亞際書院所有同仁作為思想團體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意識。但是難處在於：要能夠有效地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要對中國內部有準確的分析，要對周邊地區有深刻的認識，更要對亞、非、拉有內在的理解與「接地氣」的看法，才可能提出打動人心的願景，還別說要對固有國際強權的變化有精準的分析；思想界如果對世界沒有有效的看法，就是對中國未來的想像放棄發言權，很容易被政治情勢帶著走。失語所投射出來的變化是：從萬隆時代為了「世界革命」團結第三世界、反抗強權的國際主義世界觀，在七〇、八〇年代後，內縮為各自民族國家利益問題的民族主義視野。這似乎反映了以社會主義為手段克服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歷史命運，亦即，以反帝、反資、反封建為主軸的民族主義，在去殖民的歷史進程中被化約、縮小焦距到「獨立建國」的層面。以階級為基地的社會主義對抗的是資本主義體制，卻無法有效處理「包括『民族國家』在內都是殖民主義內在產物的陷阱」這樣的問題。一旦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低潮狀態，「革命遺產」還沒認真清理，更別說先前閃過的對殖民主義在知識、思想、精神上的梳理，結果很自然地就內縮、滑入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當中，延續著殖民主義體系所建立起來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世界格局。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國民族主義是沒意義的一樣，民族主義一直是世界資本主義擴張、鞏固、強化、自我認同的基地。

或許把問題講得太大，也似乎講死了。萬隆六十年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拉開一個歷史縱深來回頭眺望歷史狀況變化的契機，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體會到，作為思想團體與知識人，萬隆所開啟的「亞非拉」想像在知識連帶與互動的層面上幾十年間幾乎沒有展開。這樣的錯失良機讓我們依然沉溺在各自內部的情緒性感傷中，喪失了面對自身極為重要的外部參照體系，透過非洲、拉美、加勒比海已經有了高度積累的對自身剖析的知識與提問，回看卡住我們的問題。或許，過去亞際連結的準備工作，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問題的資產，「第三世界」本來就存在於亞洲的延長線上，從亞洲通往亞非拉的第三世界，是通往世界史（無法回避）的必經之路，否則又滑入「反／歐美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這是當前思想運動要緊抓的長期路線之一。

香（港澳台）「回歸」的去殖民問題 The Decolonization Question in Hong Kong’s, Macau’s and Taiwan’s “return” to China

五月底在香港舉辦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以「殖民東亞」為題，處身雨傘運動的餘波當中，會議中的「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圓桌論壇，逼迫我們看到眼前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回歸」十八年後一步步浮現的衝突矛盾，必須回到「去殖民」（清理、瓦解殖民主義整體在政經體制、精神、心靈、知識、思想各個層面所造成、遺留的複雜的因素與結構）問題上來理解。正如陳清僑四月在杭州會議回應曼達尼有關非洲大學體制的去殖民議題時指出的，香港九七意味著殖民主義的結束，但是殖民體制長存，去殖民工作沒有展開，除了統治人員由英國人換成當地香港人之外，不僅大學體制，就連整體法律、政治、經濟等等機構的各個層面，依然延續著殖民時期所建立的機制在運轉（也正是成太陽花、雨傘花發生的歷史條件，參與的主體持續用殖民主義所推動的「民主」語彙進行思考，港大、台大的去殖民工作從來沒有展開，北大也相距不遠）。相對應來看，「回歸」的母體中國大陸（從官方體制到民間）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在過程中有方法、有步驟地重新清理香港過去一百五十年作為殖民地過程中所建立的（生活）體制，沒有充分體認香港人已經養成的主客觀生活方式，如此要如何與大陸已經形成的土壤重新接軌？從去殖民的視角來看，生活在台灣的我們不能置身事外，1945年後台灣「光復」、「回歸」中國的脫殖民地過程沒有清楚地整理，沒對去殖民歷程方方面面的運作與困難進行有系統的梳理，在八〇、九〇年代香港進入「回歸」過程時，台灣經驗沒有能夠成為香港脫離殖民地的參照，今天回頭來看，台灣的思想知識界有很大的責任。大陸呢？

作為回歸的母體，大陸思想界應該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積極研究、清理殖民主義對整體中國內部造成的禍害，然而長期的交流中我個人看到的是知識界對次問題毫無感覺，居然把殖民主義當成是當下流行的後殖民理論，或是更進一步說「中國沒有被殖民過，港澳台、滿洲國只是局部，不能老用殖民主義的框架來理解」，如果說中國歷經帝國主義的凌虐，前殖民地是中國身體的一部分，那麼怎麼能說大陸母體不受到整體的影響？這樣的（不）理解與（不）分析反而進一步的將港澳台滿的特殊化，在助長來「方法論」層次上的分離主義。大陸思想界的關鍵字是「（反）帝國主義」而不是「（反）殖民主義」，碰上「脫離殖民地回歸母體」時束手無策，只能說「回來就好了，讓歷史去淡化過去造成的傷痕」，不回應在效果上就是把前殖民區域繼續特殊化、向外推，還有些學者以「xx是狗」進行攻擊，反映出學界對面對一百五十年積累的「去殖民」工作，必須要由母體來承擔的責任，處於全然無知狀態。一旦取消殖民主義的批判性思考，就拔掉對殖民知識的警覺，改革開放後歐美思想就像搭上高鐵，快速進入書市、課堂、圖書館，造成大陸思想界內部自我殖民化的後果，繼續延續了暫時中斷三十年的精英啟蒙主義（五四）精神，把現代性教條化的理念重新請回舞台的中央，與去歷史、社會縱身的歐美、港台的平板自由主義思潮重新接軌，心甘情願接受把德、賽先生口號化的殖民。

此外，我們要在錯誤中吸取教訓，香港與大陸十八年重新接軌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要能夠轉化成為兩岸長期互動中的核心參照。在此意義下，兩岸四地的思想界必須要能夠形成相互聯動的思想與知識網絡，共同面對問題。香港問題成為參照，澳門（相對平順）的回歸狀況並沒有成為另一個討論的主軸，反映出作為整體的、包含港澳的中國思想界基本上不存在，大陸內部對於港澳台問題成為專家發言，一般思想界沒有想法，關心但是沒有整體的視角，對港澳台的內在長期歷史理解空白。

上述的問題不僅是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問題，放置在東亞近代史的語境與格局中，沖繩至今沒有解決的「復歸」難題，南北韓超克分斷的困境，都迫使我們看到，殖民、冷戰、帝國問題沒有結束，我們共同活在19世紀中期起到20世紀初期就已經形成的同一個區域結構所遺留的問題。1842年香港割讓、1879年的「琉球處分」、1895年台灣淪為殖民地、1910年日本併吞韓半島，標示出今天的困境是在還歷史的債，一個世紀前就已經設下了今天區域性紛爭的構造，看似不相統屬的分離狀態其實是我們共同要面對的（殖民帝國主義）歷史結構，都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思想界不面對殖民問題，不提出去殖民的積極方案，我們不過是在原地踏步，讓為解開的歷史傷痕繼續發膿腐爛。

作為非洲思想界的CODESRIA as the circle of thought for the African Continent

因為杭州聚會的緣分，亞際書院的同仁六月初受善沐莫猶（Sam Moyo)教授的邀前往西非塞內加爾首都達卡（Dakar）參加了CODESRIA三年一次的大會，此行可以說是對非洲批判知識殿堂的進香吧。初次來到非洲，難免帶著興奮、緊張又理想化的心情。四百多人的大會從6月8日起連開五天，早上九點到傍晚六、七點，人們從頭到尾認真嚴肅，相互論辯，是前所未有的經驗。不同世代、族群、國籍、性別、立場等之間交鋒的張力十足，再加上「學術語言」的複雜性——從頭到尾必須掛著耳機聽取英、法語之間的同步翻譯——但是又能保持基本的互信與尊重。這樣的批判知識社群的文化該是過去四十年間逐漸形成的，而四十年的知識得以積累，得以成為孕育人才的溫床，正是因為能夠透過論辯，在接受差異中不斷前進，使得CODESRIA能夠成為在世界範圍內極為特殊、有成就的學術思想團體，在不斷擴張中工作人員已經高達四五十人。我們訪問了長期參與其中的核心組織者，也訪談了年輕世代的新進成員，發現CODESRIA具有高度的輻射力，在不同的層次上廣泛地影響知識的生產。非洲幾十年間主要論辯的主將許多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重要議題的提出、跨國比較研究的產出、次區域組織的連帶、新的獨立研究機構的出現、全球的連結（如長期存在的南－南計劃），乃至於核心成員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介入。幾乎所有受訪者都高度意識到如果沒有CODESRIA的存在，她／他們自己就不可能有這些成果與成就，也不可能建立起非洲批判學術思想的主體性。整體而言，我們初步的感受是CODESRIA在世界範圍內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思想社群，它不僅持續存在、蛻變、傳承，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它的長期積累已經毫無疑問地形成非洲現代知識傳統的一支主幹。

七〇年代非洲的知識界承繼了六〇年代以降的泛非主義，分享了整個非洲大陸被壓迫的歷史背景，其時最直接面對的是經濟發展緩慢的問題，又碰上世界石油危機，貨幣交換陷入困境，政治上安哥拉的解放運動，莫三比克、羅得西亞的劇烈紛爭等，是在回應這樣的語境中產生了非洲戰後一代的批判性知識，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是Walter Rodney的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1972), Samir Amin的Unequal Exchange (1970)，Isaac Shivji的Class Struggle in Tanzania (1975)，Mahmood Mamdani的Politics and Class Struggle in Uganda (1976)，與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共同構成了當時論辯的主軸。這個以第三世界政治經濟學分析奠定了CODESRIA逐步浮現的知識傳統，也成就了日後四十年以研究調查為根基的非洲思想界。

在政治上，因為非洲歷史的特定性，泛非（Pan-Africanism）意識所構成的知識視角不僅揭示民族國家作為殖民主義強加的形式，更形成一種世界觀，民族國家的架構在非洲不受信任。置身非洲時幾乎是錯覺的感受是，從1963年草創的（OAU），到2001年改組成立的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AU），似乎是一個正在逐步成形的弱勢中央政府，五十四個參與國家則是地方政府，彼此之間也有跨國生活形成的次區域差異。肯亞知名作家Ngugi wa Thiong’o認為，我們該把「『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當成是一種民眾對民眾〔people to people〕的關係，而不是國家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泛非主義的「民族主義」，對應於在東亞地區的理解差異很大，因為非洲既存的民族國家是殖民帝國主義的切割結果，任意性極為強烈（同樣語言、族群的人們經常被切割到不同的國家），人們對國家層次上「民族情感」的投入似乎相對淡薄，所謂民族主義是在非洲整體範圍上作用，強調是對非洲大陸整體統合的期盼。當然其中最為尖銳與困難的是語言問題，政治獨立後，「學校語言」基本上延續著殖民時期的英、法、葡文，與生活語言之間產生斷裂。重要的思想家暨經濟學家唐迪卡(Thandika Mkandawire；馬拉威籍，因為政治流亡海外，目前任教倫敦亞非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認為，以本地語言進行學習對整體發展而言極為關鍵，要在泛非的層次處理語言問題，必須找到與選擇六、七種語言從事整體規畫；例如Swahili在東非、中非等十多國被廣泛使用，可以被發展成學術與學習語言。

雖然到了七〇年代，大部份的非洲國家已經取得政治獨立，但是去殖民問題並沒有過去，四十年來還是思想界關切的核心問題，特別是對CODESRIA這樣底色是左翼的團體而言，殖民主義不僅僅是解釋問題的框架，更是政經現實中無法回避的結構性力量。依據Mamdani的經典作Citizen and Subject，後殖民時期雖然做到了去人種化（deracialization）的過程，白人統治者所帶來的住民（「settler」）為當地（黑）人原住民（「native」）所取代，但是殖民時期透過長期政治過程（與人類學家共謀）所構築出來的由多種部族、「部落」（tribe）所組成的多元異同質的原住民，成為獨立後所謂的「原住民權力體系」（native authority system），並沒有經過去殖民化的政治過程，反倒成為今天衝突矛盾之所在，也就是一般所理解的（以「部落」為基礎的）族群（ethnic）政治。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盧安達的種族滅絕，乃至於近期受到世界高度關注的蘇丹Darfur的族群衝突，都是展現在體制、法律、政治、經濟與社會層次殖民制度的遺留。以非洲作為基本參照或是觀望東北亞的鏡頭，我們在對話中發現兩者之間有共同分享的特性，如戰後民族國家的形成、分裂與帝國主義勢力之間難以切割的關係，但是也發現後者或許在殖民世界史所具有的特定性。簡單地說，東北亞的脫離殖民過程都牽涉到「恢復」先前的狀況：「台灣光復」、「沖繩復歸」、「港澳回歸」，「回復」到前殖民時期政治體制的想像，而不僅僅只是統治階層的更替，政權的交還是「去殖民」的核心表現形式，不僅港澳台如此，沖繩、韓半島的狀態也是如此。如何「回歸」「母體」是難以規避的思想、政治問題之一，港澳台、大陸、東亞各地的學術思想界都有責任與義務認真思索，這是非洲行的體會：以「非洲作為方法眺望東亞」的初步參照架構。

會議過程當中，「中國在非洲」是一直出現的問題，也是CODESRIA成員長期關心的問題，他們看到的問題比非洲外部的所謂觀察家複雜很多，正正負負，還在變動當中，不可妄下結論。在非洲知識團體的語境中，很清楚地體會到，中國在非洲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就連對一同前往的來自東京的池上善彥而言，都得一起面對；然而在現場也同時清楚地感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知識界與非洲的思想界之間沒有互動、更沒有理解，在彼此陌生的狀況下，根本不可能共同思考這些棘手的問題，還別說在論述上共同介入政經過程。另外，歐洲觀察家聚焦中國在非洲，指責中國為殖民主義，但是1.閃開歐洲殖民主義在非洲慘無人道的戮殺歷史，不予清算，而中國與亞洲諸國何時對非洲進行過同等的殘暴宰制?2.中國在非洲的爭議在於將大量勞動力從大陸直接帶到非洲工作，在工程建設完成後就離開，相比歐洲白人的大量移住民(settler)進入非洲大陸，以特權造成種族矛盾，又是在什麼立場上可將中國稱之為殖民主義？3.印度、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與台資長期在非洲投資，還別說最為大宗的投資來自於歐美，如何能突出中國，進行無謂的攻擊？4.亞洲與第三世界資本近年進入非洲提供非洲當地「討價還價」的空間，對歐美資本造成競爭性的沖擊──「如果你歐美開出更好條件，我們就跟中國／第三世界合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歐美觀察家難道不是在替其自身所屬的「民族資本」進行辯護？極為關鍵的在於，歐洲、非洲、亞洲／中國的學者要有充分發言權必須得對廣大的非洲各地進行落地的研究調查，對於非洲的工人、政府、資本進行訪查，才可能釐清真相。

總之，開始建立非洲思想界與亞洲之間的連帶，特別是與中國思想界的互動，是沒有把握而又應該提起來的任務。因此，亞際書院規劃將展開的「亞洲在非洲，非洲在亞洲」的行動方案中，為了能更為有效的、更為廣泛的讓亞非兩地人貼近真實，將跨出傳統學院的調查研究，帶著電影攝像機於2016年八月中，請長期一起工作的韓國女性主義導演、學者金素榮掌舵，一起進入非洲，從伊索比亞首都阿迪斯巴巴，經過烏干達首都坎帕拉，到南非角城，她曾經於2015年展出得獎紀錄片「城市漂浮錄」(Drifting City)，連接非洲人在香港、廣州與南韓安山地區的生活狀況，對於非洲人在東亞狀況有深入的理解，作為採拍的基礎，爾後或許能增加深度新聞採訪報道的團隊讓廣泛亞洲乃至於世界各地的民眾有更深入認識「非洲在亞洲，亞洲在非洲」的機會。

武藤一羊的東京講座：從萬隆到德班 Muto Ichiyo’s Tokyo talk: from Bandung to Durban

七月底來到東京，配合著亞際書院年度講座（板垣雄三教授主講）與青年學者論壇的契機，東京辦公室的同仁邀請到亞洲思想界、運動圈的前輩武藤一羊(1931-)，針對萬隆六十年主講他個人從五〇年代至今所參與的人民運動。有段時間沒有見到武藤先生了，已經八十多歲的他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但還是一直動力十足地在寫作、組織活動、介入當前的議題。其實來自東亞各地的青年學者們能夠有機會見到他這樣的在日本與亞洲各地奮鬥了六十多年，沒有一刻離開人民運動工作崗位的備受尊重的前輩，心中是該有所感念。

武藤的演講拉開了一個歷史的軸線，從1955年的萬隆會議，到2012年德班的反種族歧視會議。我個人最大的體會是：原來一直認為堅持「人民運動」是像武藤這樣的運動者的一貫理論與實踐的立場，特別是在日本近代史的語境中運動圈對於戰前、戰後國家的不信任，是形成此基本信念的天然土壤，但是從他的演講中看到，他那一代人其實到了五〇年代深為萬隆會議所觸動，對於這些有龐大民眾影響力的國家領導人，能夠站在一起挑戰殖民主義的左翼反帝運動，有很深的期待。然而，萬隆會議所帶來的諸多效應中，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撲造成了整體世界的變化，1965至1966年印尼的清共大屠殺是逆轉的關鍵，從此東南亞區域右轉，是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失去支幹、逐步弱化的轉捩點。同時，參與萬隆會議的原先左傾的國家領導人，有的成為獨裁者，有的因不願拋棄權力而長期執政，造成許多運動分子的徹底失望（至於何以發生這樣的現象確實有待商榷），而從此轉向人民運動，武藤所代表的立場或許是這樣才確立的。所以，今天人民運動形成的基調，是歷史過程下的產物，不是簡單理論立場的推演。而我這一代人當初會接受「人民民主」的民眾運動路線，其實已經有了歷史的前身，只是知識短淺，沒有跟過去接上線吧。

武藤先生所提出的過去五十年的變動，也讓我們再次看到人民運動的基本條件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一直到八〇年代末期為止，他在亞洲各地推展活動時，首先在許多地方能否入境是不可測的，到了論壇的現場，也普遍地受到官方情治系統的監控，會議隨時可能遭到中止，運動份子遭到逮捕是經常發生的事。九〇年代以降，氣氛上，整體而言亞洲地區對運動高度壓制的時代似乎已經鬆解，雖然越界的「政治活動」還依然有其敏感度，但人民運動的空間確實寬廣很多。然而相對於國家機器之間的結盟所形成的諸如東南亞國協（ASEAN）或是中日韓三國體制之間的合作機制，民眾運動的區域性連結依然是相當薄弱的，各地的狀況就算相對有連結上的積累，也沒有強到可以脫離與國家、資本、公民社會（中產階級與上層菁英）的協商關係，而能完全實現相對自主。例如，日本民間小團體的長期積累、韓國的民眾運動與市民組織的相對龐大，乃至於下面將看到的印尼崛起中的人民運動，都還處於自顧不暇的狀態，要如何在民族國家管制下創造越界結盟的新條件，依然是難以克服的挑戰。

不可否認的是在戰後國家民族主義從1950年代起逐步吞噬掉民眾反殖民民族主義力量時，以武藤一羊為代表的「跨界民主」(trans border democracy)人民運動，卻在精神上承接了萬隆國際主義精神，在亞洲／第三世界的批判圈中倍受尊重的武藤一羊先生，從一九七○年代起就開始遊走於亞洲各地，進行連結的工作，在日本的內部參與建立了不同的民間機構與團體，如AMPO雜誌、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自由學校，至今還活躍於共同創辦的People’s Plan Study Group (PPSG)，出版刊物與專書介入社會。一 九八○年代末期，他發起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的大規模連結，提出「跨界參與式民主」的方向，核心思想在於人民與人民之間(people to people)的直接互動。武藤先生的工作橫跨思想、社運與教育，縱跨五、六十年，是東亞戰後民間越界連帶的開創性人物，未來以他為線索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是重要的工作，亞際書院核心成員。

萬隆、牙律的人民運動 Bandung/Garuit’s people’s movement

1998年啟動的亞際文化研究雙年會（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Biennial Conference），到今年已經是第九屆了。這個團體組織相對鬆散，輪流在各地開會，到各地大致都為著支持當地朋友們正在建立起來的機構或學程（program），負責籌辦的單位有很大的自主空間，以在地已經形成的「文化」形式來組織會議。將近二十年下來，或多或少也有了些積累，人脈關係雖然不斷生長，還是有批老朋友會按時來此聚會，所以不論到哪兒，總是有些回家的感覺。八月初到了印尼泗水的愛爾榔嘎(Airlangga)大學，也不列外，地方是陌生的，人情卻是熟悉的。隨著大家年歲的增長，不知不覺中會議也會出現些場次是以紀念的形式討論著剛剛過去的友人，包括2014年間離開人世的Stuart Hall與澳洲女性主義人類學家Jeannie Martin，是很多圈內朋友們的舊識，幾場論壇是環繞著她／他們二位的人格、風格與著作進行討論。來到了印尼，今年重提「萬隆／六十年」也算是順理成章。亞際文化研究的圈子，特別是來自印尼各地的年輕朋友們，不太可能輕易忘掉第三世界的連帶，圓桌論壇招來很多四面八方關切萬隆議題的與會者，特別是青年學子，或輕或重，議題的火種得繼續燒。

結束了泗水的行程，我們一行十人在印尼朋友的安排下，來到了萬隆地區。除了參觀亞非博物館外，還有緣走訪牙律（Garut）地區的農村，看到農民聯盟（SPP）的占領運動，也難能可貴地有機會與印尼人民運動聯盟（印民聯）交流。令人震驚的是我們走訪的農民運動已經展開二十多年，成果豐碩，但是卻沒有受到國際農運的矚目。二十多年來，農盟以在村子裡建立民辦中小學校的方式深與民眾緊密結合，成為村中的精神生活中心，組織工作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扎根。二十年來的耕耘開花結果了：工作留住了勞動力，村民富了、精神生活恢復、素樸的人際關係重新活絡起來、農盟組織壯大了，現在居然開始規劃社區的小醫院，等等不為人知的農運產出了令人驚豔的成果。

參訪過程浮現出好些問題，最為明顯的是農地占領運動。我個人對於土地問題沒有任何研究，過去看到的是農地正在大量流失的現象，這一波正在發生的是全球性資本以各種形式對於土地進行掠奪，在非洲大陸成為跨國資本對土地的爭奪（scramble)；同時不論是出於政治經濟的結構調整性因素或是國家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作用，「都市化」或是農村城鎮化成為主導型的思想、規畫與實踐。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反抗的力量也大規模地出現在第三世界各地，印尼西爪哇的土地占領運動或許可以在同一個脈絡下來理解。然而，我們參訪的牙律地區農村的動向似乎扭轉了既有的印象，提供了另類思考的可能性：農運不僅有效地與資本及國家進行對抗，更在農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院、宗教機構等層次運作，同時建立起相互呼應的輔助系統（工會組織、農民學校、合作社、產銷機制、研發出版，乃至於進入政黨、議會等），改變了農民的生計，農村也富庶起來，創造了農民留在農村生活與工作的條件。像這樣能夠在幾乎所有相關的場域中建立陣地，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成就。當然，運動的危機在於土地長期安然使用的穩定性，一旦運動能量減弱，國家與資本的力量很可能藉機反撲，消滅已經取得的成果。因此關鍵在於在特定時空中國家的（階級或是其它社會）屬性有利於運動時，運動強勁的力道能否把握契機，轉化成更為建制化的成果，透過國家來正當化、合法化農民為求生存而能夠有效使用（公有或是尚未使用的）土地的權利。這樣的訴求是否能夠推廣，在國家、區域與全球的範圍內形成新的共識，是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農民聯盟的實踐已經證明：只要能夠創造客觀條件，農民、農村、農業是有前景的，都市化、工業化不是唯一的出路，特別是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地區又要更有前瞻性的思考。當然這個全球範圍內的鬥爭還在持續進行，得靠持久戰的能耐來畫出長久的願景。

然而條件的創造不是挑空的，必須在既有社會生活的土壤中操作。這次參訪讓我們看到伊斯蘭產生了積極正面的作用，這股宗教力量不能過度上綱作為解釋的架構，但是也絕對不能被輕視。村民的作息為每日的宗教儀式與連帶的生活細節所結構，運動組織必須在這個結構中操作，並與之協調。Ulema（伊斯蘭的飽學之士）在村子裡的積極領導及參與、組織聚會的開始是舉行共通的簡短儀式等等，是在參訪現場可見的，特別是組織者與領導人的主體看來都是穆斯林族裔，身體中長年的養成已經成為運動的前提。如何能夠更為積極地辨識伊斯蘭在社會身體中的動能，如何取得宗教機構的認可與支持，是成功的關鍵。

印尼是世界上伊斯蘭人口最大的國度，九一一以後也當然受到強權勢力壓制的激化。歷史地來看，在印尼這個社會中，宗教與政治是什麼樣的特定關係，特別是她的存在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繼續研究。放在第三世界亞非拉的語境中思考問題，穆斯林人口該是最為龐大的，不僅在東南亞如此，在南亞也有近三分之一的龐大人口，中亞、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世界當然更是核心地帶，除了南部非洲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穆斯林也人口眾多。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分子，東北亞的穆斯林人口稀少，可說是亞洲大陸唯一例外的區域。長期以來我們對伊斯蘭宗教信仰在穆斯林生活世界中起的作用缺乏體會，這次印尼行迫使我們認知到，有誠意要認識世界就必須張開以往閉起來的眼睛，開始更敏感積極地認真學習宗教——特別是伊斯蘭——在當代世界中的重要位置。

接下來的參訪中，我們發現農民聯盟的運動是更大範圍人民運動的一個環節，強烈地感受到印尼整體的人民運動正在起來。印民聯的組成包括工、農、女性、原住民、漁民、環境等運動，組織已經從九〇年代末期起開始走在一起，至今成員據估計已經達到七、八十萬人。當然，我們看到的是現階段的結果，需要深究的是它能夠聚合在一起的動力與軌跡，因為把握了結盟形成的歷史縱深，也才能看出來它下一步可能會怎麼走。估計佐科維新政權的上台，會對運動的擴大發展提供滋養的土壤，但是過去亞洲地區政權更替的經驗也難免讓人擔心，新政府是否會開始大量吸納運動能量，造成日後運動的崩解，而印民聯又將如何回應？在政治關係上，它如何思考與其它政黨的關係？它有可能在自身所處的歷史條件中創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嗎？印民聯的國際觀與世界觀是什麼？萬隆的第三世界精神對運動組織還具有任何積極意義嗎？印民聯的核心成員與領導人都是中生代，四十出頭，草根基層幹部也大都二十歲上下，還別說農民學校裡男男女女的孩子們，後繼有人，他們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我們這些外來者能夠與農盟、印民聯之間很快產生共震，主要是帶著自身過去在各地活動的軌跡吧，大家沒有公開談，但是相信都立刻聞出印民聯濃濃的左翼底色。1965年的清共大屠殺後，左翼從此成為印尼社會的政治禁忌，至今組織共產黨還是違憲的。過去五十年間，印民聯成員的前輩們如果還活著，就得長期沉潛，最多只能在文化崗位上繼續傳承、燃燒著火種，我們碰到的中生代大概是在半地下的狀態中匍匐前進。印民聯能夠在九〇年代末期冒出水面，應該是七〇、八〇年代的逐步積累，同時也或多或少承繼了1965年以前解放人類的想像。把問題顛倒過來問：1965年，當時印共的力量龐大，是中共以外最強勁的左翼政黨，如果沒有當年的大屠殺，今天的印尼、東南亞乃至於亞洲區域會是什麼樣的格局？前面提到的前輩運動家武藤一羊先生今年八月在東京討論萬隆會議時指出，1965年是重大的分水嶺，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1965年的屠殺事件制約了印尼及整體區域政治（乃至於全球大局）接下來的走向，在這個意義上，1965年沒有過去，而成為形成當下的關鍵部分，要了解世界現在的長相就沒法不了解1965。但是印尼的人民運動能夠走到今天的地步卻同時發人深省，同樣的掃紅運動在亞洲各地展開，包括南韓、台灣、馬來西亞等，相較之下，印尼左翼的清除最大規模、最為慘烈，這難道可以解釋它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的復甦？還是年輕的一代早已丟掉左翼的包袱，在骨子裡承繼過去卻又能開放地面對現實？而相較於其它這些地方，台灣左翼的力量是最為薄弱的，這又該如何解釋？無論如何，這些地區沒有被打開的左翼歷史禁忌，看似孤立卻是相互關聯的，都脫離不了全球與區域冷戰的構造。一旦跨越民族國家的框架，人民運動要能夠越界連結，就必須重新開啟那段被封存起來的共通歷史，也才能充分解釋走到今天的關鍵轉折點。特別是從印尼內部的歷史軌跡來看，1955年萬隆會議與1965年的大屠殺具有內在的聯繫，六十年後重返萬隆必須清理、面對兩個重大歷史事件的不可分割性，重新定位它們在區域史、世界史的意義。

萬隆會議所遺留下萬隆精神，既不是、也不該是由左翼思想所壟斷的，1955年的萬隆標示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是以反殖民、反帝為基地的國際主義精神，當時各地形成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色彩，兩者之間不相矛盾，在兩者擺盪的張力中存在著更為寬廣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之間團結的想像，也才跨越了左右的區隔。但是六十年後的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民族主義都萎縮到民族國家的內部，國際主義團結連帶的成分退位，各自以自身的利益對世界發言。今天重訪萬隆，我們必須納入參照的是非洲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泛非民族主義（Pan-African nationalism），它的民族主義所指的不是非洲個別被殖民者切割出來的民族國家，而是深刻認識到民族國家是殖民者的發明，各自民族國家的獨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洲能夠團結起來。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沒有泛非洲主義為前提是不成立的，所以提出以非洲作為整體、要求獨立自主的訴求，也因此，泛非主義不是簡單的區域主義，而同時是國際主義。如果民族主義是歷史的產物，而且它還在人民運動中起著龐大的作用，那麼要如何重新打開民族主義既有的國際主義面向，重構「第三世界民族主義」（Third World nationalism），重提以亞非拉連帶為想像的「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乃至於重新點燃當時存在於其中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Third World socialism）精神，是萬隆六十年帶給我們的召喚，藉此跨過以民族國家為本的民族主義，才可能打開各地內部難以克服的困境，走出更為寬廣的道路。

如何繼續前進是當務之急，對萬院而言，不僅是要在「亞洲」的延長線上持續建立第三世界的視角，乃至於知識體系之間的參照，更該進而以CODESRIA、CLACSO、ACSS為參考學習的對象，建立起亞洲次區域之間、跨越民族國家的知識視野，才可能透過逐漸形成的平台機制與知識連帶網絡，克服不必要的各種「內部」情緒制約，相互打開內部遮蔽掉或是無法討論的問題，創造出更具開放性、解釋力、解放性的知識。

台北的天空 Taipei’s （Un）lucky Skye

活在台灣有著一種難以說清楚的無奈感，因為歷史的交錯，她跟第三世界意識失之交臂，1949年以後被綁入美國主導資本主義陣營的一方，與中國大陸陷入「漢賊不兩立」的你死我活對立關係中，只要有中共／大陸在場就不會有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1955的萬隆會議不只有美國的從中破壞，而且成為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透過第三世界的支持重返世界舞台的一大步，面對如此重要的亞非前殖民地共同搭起的連帶網絡，台灣不僅喪失參與其中的契機，更從此丟掉了第三世界的自我定位，就像冷戰對峙中割掉了左眼那樣，至今沒有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前殖民地的連帶與認同，少了這層視野，也就自自然然地形成依附強權的世界觀。雖然七〇年中期起，零星的努力不斷在出現，但是四十年來台北批判圈從來沒有正視、認真看待這個缺席對思想界造成的盲點。台北的天空會是如此的親美、親日與反中正是具體的表現。

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企圖透過台北論壇來灌溉土壤，讓年輕一代有機會通過理解歷史的萬隆，或許在未來能夠慢慢長出第三世界的眼睛。因此，這場論壇在規畫上與前面所有的活動不同，講者的主要構成是工作小組中的年輕成員，以她們的學習為主進行報告。Nila Ayu Utami將重點擺在1955年萬隆會議出現的動力與軌跡，以印尼自身的歷史處境為起點；由郭佳接棒拉開戰後的國際環境，指出會議在印尼內外所造成的有形無形的效應；然後，我們請來了八〇年代中期進入《人間雜誌》，後來長期推動民眾劇場的鍾喬，追溯台灣戰後曾經出現的第三世界思想資源，透過他親身參與具體的人事與當下重新接線；參與農運的小組成員陳瑩恩報告了這次參訪牙律地區後對印尼農民聯盟組織的認識；而我個人對這次系列活動中的學習與體會做了回顧。論壇的第二天下午由有長期積累的音樂人王明輝，引領大家進入泰國七〇年代以後的政治運動所孕育出來的具有龐大影響力的民眾音樂。至於這樣的論壇在台灣是否能延續、打開第三世界的視野，是艱難的挑戰，只能是以撒種子的心情為未來努力，承續著陳映真開啓的第三世界道路繼續前進。我們當然也不會忘記溝口雄三所提出「作為方法的中國」的啓發，督促我們前進。

沖繩基地鬥爭的日常生活化 The normalization of anti-base struggle in Okinawa’s daily life

十一月來到那霸，跟過去一樣，沖繩再度處於「緊急常態」。安倍政權不管當地民眾的反對，堅持開挖新基地，於是運動進入抗爭動員狀態，做為新基地建設預定地的邊野古再次風聲鶴唳。13日晚間，在西町水屋與運動組織者岡本由希子重逢，沒法抗拒地問她：這次外部力量龐大，美日聯手在東亞區域內搞霸權，如果這次抗爭輸了會有什麼長遠的後果？她回答：我們從來沒有輸贏問題，鬥爭早已日常生活化，無論如何都還是得繼續戰鬥！這就是沖繩實況，也是不計成敗的沖繩精神吧。

這次沖繩論壇展開的方式，是以美術實踐為媒介，正逢沖繩美術館暨博物館展出沖繩戰後美術史，亞際書院那霸辦公室的負責人若林千代藉此機會邀來了東亞各地對美術有研究的朋友，針對具體幾位藝術家的作品進行討論與比較，如台灣的吳耀忠、沖繩的平良孝七、中國大陸的農民年畫與共產黨革命時期的攝影隊等等，在對照中拼貼出各地思想背景上不同的風貌，也開啟了未來以美術為界面的區域性比較計畫。

最後一場有關萬隆的圓桌論壇中，值得一提的是老友白元淡從歷史的爬梳中提出了「屬於亞洲的亞洲」與「屬於亞洲的第三世界」，在思想的層次上重新挖掘早期國家領導人（尼赫魯、蘇卡諾、毛澤東等）之間的連帶、所牽動民眾運動的聯合，乃至於區域內資本運動在當下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音樂世界聯動。只有在把不同切面與碎片重新聯繫起來的同時，萬隆的現實意義才會浮現出來。

行走至此，最為強烈的感受是：萬隆會議在當時確確實實造成了至今無法捕捉的影響，它的感染力散布在許多角落裡的那一代有心人身上，以不同的形式轉化成大大小小的動力。隨著那一代人的隕落，萬隆效應似乎慢慢散去，但又似乎如幽靈一般時不時地以不同的面貌漂浮出來。奇怪的是它不構成一種鄉愁，確又是一種依託，以永遠沒法到達、沒法完成、又沒法拋開的進行式牽引著那些曾經受它感染的人們。至少對知識人而言，它還是一個沒有完成的知識計畫與思想方案，不可能就此鬆手，因為通往世界史具有解釋力的知識路徑還沒有出現。在此與這條路上相知相惜的朋友們共勉之。 

變動中的世界 World in radical transitions

2015年是1955年萬隆會議60周年。在過去的60年裡，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至此，著名的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驅動力：萬隆會議舉辦地印度尼西亞明顯處於東南亞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簡言之，社會主義與前社會主義國家、前殖民和前/第三世界國家似乎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先鋒。 我個人參與主導的亞際書院，一個自2010年以來成立的泛亞獨立組織，利用萬隆第60屆的這個機會，組織了一系列集會（印度科欽是第一站），重點反思世界正在改變的歷史、軌跡和條件這些崛起的經濟體，有著革命和反帝國主義的過去，能夠創造新的運作形式來打破資本主義的征服和剝削邏輯，還是僅僅複製它們所反對的？如果當前局勢的複雜性要求我們超越任何一種理解，萬隆及其精神的遺產是什麼？可以動員起來，設想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建立新的團結形式？ 更智慧地來說，我們有興趣整理不同地點不斷變化的知識生產條件。在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後，我們現在更有能力連接和重新連接位於（前）第三世界的關鍵思想圈（過去60年成長的地方和區域形成），以形成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嗎？使命是一直繼續思考如何發展不同的知識模式和系統，以解釋和應對生活世界在不同抽象層面的複雜性。

自2015年起提案成立萬隆書院，希望承繼萬隆遺產，這個是從反殖民鬥爭中存活下來的精神資產，在世界歷史的當下，繼續塑造這個學校或前/殖民地，即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在進入批判性討論之前，讓我首先預告萬隆避免誤解的極大重要性。萬隆1955年開闢了一個世界觀，除非從「亞非-拉丁美洲」的互動地點建設世界歷史的政治知識專案已經完成，否則不可能留下。正是在不完整的工程的陰影下，"全球南方"的非殖民化任務直接或間接地繼承和延續了萬隆精神，朝著解放形式設想的批判性的普遍主義前進。然而，現在也許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停下來，批判性地思考萬隆闡述中所蘊含的問題，以便向前邁進。借用加桑·哈奇最近的作品，反殖民主義一直以「反」的反對模式進行，沒有自覺地貫徹殖民主義運動組織原則：因此，它目前是有效的，但從長遠來看，不能超越其極限，創造真正的替代方案，他稱之為"改變政治"。  高潮可以說是萬隆會議（然後是不結盟運動），在那裡表達了對民族獨立的渴望，得到肯定和確認：與此同時，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也得到了鞏固，從此成為帝國征服力量所定義的不可挑戰的"常識"，現在被前殖民者和前殖民者所接受。用韓國思想家白乃忠的表達方式，我們積極邀請自己採納現代民族國家的精神。    我們繞道而行，在萬隆之前和之後簽署現代民族國家暴力形成的一般（如果不是普遍的）傾向，以便打開空間，如果你願意，開始撤資，"現代""國家""國家"（或"現代民族國家"），不是概念理論類別，而是精神力量在過去一百到一百五十年投資。我認為，最近關於後遺症或後國家主義的簡單性不會為向前邁進提供新的見解。我們需要首先認識到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反"政治"）的關鍵和解放力量，作為我們反思的假設，然後通過重新審視歷史來審視鬥爭中蘊含的問題，從而尋找有根據的替代方案（"變革的政治"），並同時投入到不迴避精神能量的深度。

簡言之，前/社會主義國家、前/殖民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似乎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先鋒。亞際書院，一個自2010年以來成立的泛亞獨立組織，利用萬隆第60屆的這個機會，組織了一系列集會（Kochi是第一站），重點反思世界正在改變的歷史、軌跡和條件 這些崛起的經濟體，有著革命和反帝國主義的過去，能夠創造新的運作形式來打破資本主義的征服和剝削邏輯，還是僅僅複製它們所反對的？如果當前局勢的複雜性要求我們超越任何一種理解，萬隆及其精神的遺產是什麼？可以動員起來，設想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建立新的團結形式？ 更智慧來說，我們有興趣整理不同地點不斷變化的知識生產條件。在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後，我們現在更有能力連接和重新連接位於（前）第三世界的關鍵思想圈（過去60年成長的地方和區域形成），以形成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嗎？使命是一直繼續思考如何發展不同的知識模式和系統，以解釋和應對生活世界在不同抽象層面的複雜性。

在以上陳述的背景下，現在準備擴大成立萬隆書院，萬隆精神的遺產是從反殖民鬥爭中繼承下來的，在世界歷史的當下，理當重新思想繼續前/殖民地揮之不去的厄運，即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在進入批判性討論之前，讓我首先預告萬隆避免誤解的極大重要性。萬隆1955年開闢了一個世界觀，除非從「亞非拉」的互動地點建設世界歷史的政治知識方案已經完成，否則不可能留下。正是在不完整的工程的陰影下，"全球南方"的非殖民化任務直接或間接地繼承和延續了萬隆精神，朝著解放形式設想的批判性的普遍主義前進。然而，現在也許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停下來，批判性地思考萬隆闡述中所蘊含的問題，以便向前邁進。借用加黎巴嫩裔的理論家桑·哈奇（Ghassan Hage最近的作品，反殖民主義一直以「反」的反對模式進行，沒有自覺地貫徹殖民主義運動組織原則：因此，它目前是有效的，但從長遠來看，不能超越其極限，創造真正的替代方案，他稱之為"改變政治"。 高潮可以說是萬隆會議（然後是不結盟運動），在那裡表達了對民族獨立的渴望，得到肯定和確認：與此同時，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也得到了鞏固，從此成為帝國征服力量所定義的不可挑戰的"常識"，現在被前殖民者和前殖民者所接受。用韓國思想家白乃忠的表達方式，我們積極邀請自己採納現代民族國家的精神。   

我們繞道而行，在萬隆之前和之後簽署現代民族國家暴力形成的一般（如果不是普遍的）傾向，以便打開空間，如果你願意，開始撤資，"現代""國家""國家"（或"現代民族國家"），不是概念理論類別，而是精神力量在過去一百到一百五十年投資。我認為，最近關於後遺症或後國家主義的簡單性不會為向前邁進提供新的見解。我們需要首先認識到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反"政治"）的關鍵和解放力量，作為我們反思的假設，然後通過重新審視歷史來審視鬥爭中蘊含的問題，從而尋找有根據的替代方案（"變革的政治"），並同時投入到不迴避精神能量的深度。

中國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教育在過去150年裡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慢慢建立起來。人們還記得，當孫中山在1900-1910年代左右開始制定民族主義政治學說，作為想像中的新共和國的三大支柱之一時，他為中國人民就像一塊不可能聯合起來反對外來帝國主義勢力入侵的"散沙"而苦惱。到20世紀49年代，當譚雲山先生的同學毛澤東擊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在天安門廣場宣佈，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民族主義不僅已經深入到知識界的腦海，而且贏得了農民和工人的心。周恩來1955年在萬隆的使命進一步展現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一面：左派國家可以有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連續且相關聯的。到冷戰的激烈對抗結束時，在20世紀90年代，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以文字翻譯）一直是國民黨臺灣和共產主義中國的道德原則，部分通過現代民族國家一個全新的歷史機器深植義務教育中。從18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早期現代思想家對歐洲國家形式的深刻猜疑和保留，以及其他發明，已經快速退場。自1910年代五四運動以來，科學先生和民主先生的勝利，在這種背景下加以解讀，已成為在建立政治和社會制度（民主）和普及知識（科學）方面工具。直到最近，當社會和政治危機變得難以忍受時，像張承志、王安憶、韓少功、錢里群、曹征路王曉明這樣的當代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開始重新審視伊斯蘭關係、早期漢文人或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工程中的另類思想來源。但最終，對民族主義持謹慎態度的批判性傳統沒有得以延續，必須在印度次大陸建立的另類思想路線中重新發現和動員起來。

讓我冒險把目光轉向我所知最少的南亞。目前，人民黨自2014年5月以來第二次贏得並推動該政權。關於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爭議與他參與2001年古吉拉特邦悲慘的社區暴力事件有關，當時他擔任首席部長。也許，莫迪/印度人民黨政權可以被看作是右傾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進步。正如所預測的那樣，宗教、種族和族裔分歧可能會繼續升級。一旦人民黨上臺，濃重的焦慮雲將籠罩南亞大陸的天空。簡單地說，我們需要從歷史和理論上瞭解在歐洲國家培育的種子，並移植到英美印度的殖民發明中。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想在拉賓德拉納奇·泰戈爾1917年的民族主義（直到1982年才翻譯成中文）和阿希斯·南迪1994年的開創性著作《民族主義的非法性：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與自我政治》（直到2014年才翻譯）之間建立一條思路。也就是說，儘管這種持續質疑民族國家合法性的思想路線無法阻止民族主義的血腥泛濫，但它作為一種批判性的思想傳統得以倖存下來，現在已成為物追溯印度或南亞地緣政治界限之外的寶貴來源。二三十年前，在1990年代，民族國家的衰落和跨國公司的崛起被譽為當今的心情：它現在已經證明，即使隨著超級民族國家（即歐盟或東盟）的形成，我們卻低估民族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也得以生存並更加強烈地盛行。

南迪文字副標題指向"自我"。泰戈爾的經典正面攻擊民族主義。他毫不費力地警告20世紀初的日本、美國和印度，特別是正在崛起的日本，這場危機與其說是西方的模仿，不如說是太容易接受西方的民族主義觀念，並轉化為自身內部復興的動力。據南迪說，泰戈爾之所以能夠提出批評，正是因為他一直在挑戰隱藏在自己內心的民族主義自我：只有打開根深蒂固的秘密自我，通過不斷的鬥爭和鬥爭，以擊敗這個自我誘惑的慾望（尚未獨立）的民族國家，一個人才能從它解放出來，成為民族主義陷阱的構成高度意識。因此，南迪的分析進入了泰戈爾小說的世界，詳細描述了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中植入后的實際困境。Ghare-Baire（《家庭與世界》，1916年）揭示了民族主義運動如何摧毀傳統的社區生活，並混雜宗教暴力的魔鬼，分裂家庭，增進人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和支援。Char Adhyay（1934年第四章）對現代工業化的動蕩及其與民族主義產生的現代組織暴力的新形式的聯繫提供了一個伸縮的敘述。在南迪的閱讀中，這三部小說是泰戈爾與他的密友布拉馬班達布·烏帕迪亞伊（1861-1907年）的內心公開對話，他是第一位印度教革命者。泰戈爾能夠直觀地理解他最好的朋友的精神狀況的複雜性，正是他心中隱藏的共同認知：來自南亞古老而悠久的文明，殖民地的精英們總是希望通過現代主義改革來恢復自己的尊嚴，儘管手段和方向可能大相徑庭。用南迪的話說，Upadhyay是泰戈爾的雙重選擇，後者最終選擇了當時（主流意識）似乎不恰當的道路，當時反殖民知識份子都在想像解放的形式是建立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

對泰戈爾來說，"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都是現代歐洲歷史的產物。"現代"的思想形成是對歐洲歷史本身，特別是進化論世界觀的反應，根據這種世界觀，現代民族國家實際上是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機構來組織自己的人民：這種世界觀試圖消除神學和宗教的限制，使新的統治集團能夠以科學、主權、理性、法治的名義，以國家利益和自衛為前提運作。最終的結果是衝突、掠奪和剝削，不僅在國內鎮壓地方亞外階級，而且以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形式在海外進行侵略。現代秩序的基本安排排除了社會生活的更高秩序要求，因此在推翻早期的生活方式時，新意識形態暫停了精神世界（精神、精神、宗教、超自然）在宇宙中的位置。在這種排斥中，"現代"意識形態沒有長期擁有，而只是聲稱具有普遍性。泰戈爾認為，印度在南亞的地理位置有自己的歷史軌跡。它有它自己的問題（即種姓），它的解放不能通過借用別人的歷史來實現。加強和內化歐洲世界觀將是一條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南迪自身的智力形成一直深受泰戈爾和甘地的影響。有趣的是，這兩位最受尊敬的"國家"人物已經公開警惕民族主義帶來的麻煩。他們認為，數千年的印度文明無法被吸收，不能淪為民族概念的狹隘（國家作為一種新發明的東西，不可能"遏制"這一歷史演變的文明的複雜性）。因此，他們對國家概念的實際政治用途必須伴隨著自我批判性反思的深度。對甘地來說，他領導下的自由運動一直是爭取平等的普遍鬥爭的一部分。此外，正如甘地指出的，一旦歐洲形式的民族主義被軍事化，它就變成了帝國主義。非暴力的和平運動是針對自我的，承受痛苦的能力是自由的假設。非暴力的和平運動是針對自我的，承受痛苦的能力是自由的假設。特別是在宗教生活是整個社會工作基礎的地方，政治與宗教之間的整體脫鉤和分離也意味著走向災難性危機：政治將變成黨派自身利益的鬥爭（基於個人），從而成為民族主義者自身在全球舞臺上的利益。

南迪以自己的方式繼承了泰戈爾和甘地對民族主義企業所蘊含的危險的超強意識。

綜上所述，1955年萬隆人作出的巨大貢獻，要求我們在60年後進一步採取措施，不僅要剝離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而且要在知識水準上運作，以重新教育自己與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條件和歷史特異性。這是1955年萬隆會議帶到全球的第三世界（亞非-拉丁美洲聯繫）的一個不完整的專案，我們需要繼續努力。

託管還是信託？ Trusteeship

西方帝國勢力實行「託管」，作為吞併早期殖民勢力一直佔領或殖民領土的法律手段。但是，不要忘記，甚至在征服的做法，採取託管接管空間由舊帝國控制后，第二次世界大戰（例如。沖繩自1945年或日本，1945-51年），託管已經是甘地主義的核心：富人通過尋找後者的福利來贏得窮人的信任。甘地說："假設我擁有相當數量的財富——無論是通過遺產，還是通過貿易和工業——我必須知道，所有的財富都不屬於我：屬於我的是享有可敬生計的權利， 沒有比數百萬其他人享有的更好的了。“甘地說："假設我擁有相當數量的財富——無論是通過遺產，還是通過貿易和工業——我必須知道，所有的財富都不屬於我：屬於我的是享有可敬生計的權利， 沒有比數百萬其他人享有的更好的了。我的剩餘財富屬於社區，必須用於社區的福利。漢族人會立刻敲響警鐘。 我把這個概念寫在引號上，建議「階級」（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術語：我仍然是一個靈活的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者）不屬於我們，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一類別映射到我們自己的歷史中。我曾在中國大陸公開表示，所謂中國社會主義的基礎，實際上是基於大眾信仰（間）：人人平等，包括人、畜、植物，否則毛澤東將如何成功地領導革命。農民根本不明白什麼是生產模式或關係。 當代硬幣這個詞，農民工作，說明瞭一切：所有的第三世界工人，包括早期在歐洲形成，都是農民：在罷工之前，我們/他們必須在寺廟、教堂或清真寺祈禱。

我們都知道人類世界永遠不會是平頭平等的，等級制度將永遠在這裡和那裡。但是，如果信托總是以資源和權力均等化、保持分工、甚至平衡全球秩序為基本假設，無論是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名義，都無關緊要。

在此背景下，泰戈爾成立80周年和譚雲山教授訪問印度90周年，是值得借鑒的歷史教訓。必須記住他們的做法為「信管」。這些祖先及其家庭成員奉獻了一生和精力，在他們自己直接的知識界、他們熱愛的地方、區域和民族社區、他們的地區以及他們生活的世界中，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不必列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多少， 因為泰戈爾是地球上向我們展示什麼是 "託管" 的模型。他們的兒女們一直跟隨著他們的足跡，繼續他們所做的一切。我不必列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多少， 因為泰戈爾是地球上向我們展示什麼是 "託管" 的模型。他們的兒女們一直跟隨著他們的足跡，繼續他們所做的一切。譚鍾先生給兩位國家領導人的信，以緩和衝突，只不過是託管：在最緊迫的關鍵時刻調動他積累的信任，說服莫德先生和習近平先生為更大的人文學科思考。這是在譚雲山成為「欽迪安」的傳統和泰戈爾在美國、日本和中國提醒他的朋友和觀眾討厭的民族主義毀滅世界。泰戈爾，在他旅行的這些地方受到同行的歡迎或不受歡迎，很像蘇青蘇和張毅張，他打算說服戰國國王放鬆不必要的戰爭，讓老百姓過上他們平和的生活，一直被人們銘記為託管的實踐者。

其含義是明確的。如果託管是富國和強者為窮人和弱者提供服務的工作原則，它可以在個人、群體、社區、國家、地區、世界、地球和地球的層面上發揮作用。如果我們將這一原則與國際秩序相交，將意味著具有小國主義情緒的大國需要向較弱的地方提供資源，以建造軟軌和高速列車，並運送糧食來拯救地球上饑餓的人口。中等國家（例如韓國或馬來西亞）將發揮作用，調解衝突，並找到解決區域爭議的辦法。小國可以發揮最有創造力和最靈活的精力，為本區域和世界作出貢獻，而大國可能由於其照顧每個人的制約而無法擁有這種力量。

我第一次來這裡就瞭解到，年齡和水準的混合，樹下的教學，以及歡樂和充滿愛的場景：並試圖在我自己的教學實踐實踐。我一直是譚雲山和泰戈爾的兒子。最後，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山特尼克滕看作是一個小國，有著積累的傳統和實踐，一個自給自足的宇宙，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大國，向全球的中等大縣展示如何能夠進行人道和替代教育呢？ 

“We’re all foreigners…”我們皆為異鄉人  

2017年在首爾對崔元世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採訪（作為"戰後左口述歷史專案的一部分——通過陳映真進行調解：我們在東亞各地做了大約100次，當我們討論所謂"大陸人（來自臺灣省外的大陸人）"的條件時，他說："等一下，我們不是大陸人，我們都是外國人"。事實上，任何接受大學教育，最糟糕的是，擁有博士學位的人，都離開了我們的社區和人民，就像韓國人所說的"百姓"一樣。

事實上，我們都是外國人。我們接受的現代教育越多，我們就越遠離我們的根源。我們，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女權主義者，還是後殖民主義者或特別的活動家，都成為統治精英。讓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人民，寺廟，市場和節日重新連接。讓我們回到我們的母親、父親和祖先身邊。不知怎麼的，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跟隨祖先的腳步踏上了第二次或第三次西遊記，與印度朋友交朋友。 唐三臧的漢族名字叫陳褘，在我的家譜里，直到去年才被人忽視。直到最近，我才發現，我早年應該成為藏傳佛教創始人仁波切大師的100位弟子之一：我是印度、南亞或天竺的孩子。為了冒與坐在這裡的朋友和同志對抗的風險，泰戈爾舉世聞名的名聲惹惱了他的聽眾，讓我這樣說：印度、中國或歐洲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身份都需要得到控制：都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結果。讓我們回到農民所擁護的世界觀和宇宙中來。讓我們回到我們的現代思想家，崔元世，譚雲山和泰戈爾， 

第三世界意味著什麼？How does Third World mean？ 

我曾經對台灣最早提出第三世界論的陳映真進行長達十多年的思索，那麼第三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麼？陳映真所謂的第三世界是戰後新殖民主義時期的後殖民世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在反殖民獨立戰爭、內戰中慢慢走出來，不論以「富國強兵」或是追求國家現代化為動力，被立即且快速地（被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內部與之抗衡的社會主義陣營，所構成幾乎二元對立的全球冷戰體制中。冷戰的對峙，一方面延續、轉接了新殖民主義的形成，在部分地區形成民族分斷，另一方面延宕了各個殖民地在思想、文化、精神層面的反思，於是座落在新興獨立國家政治舞台核心位置的是經濟發展主義，「以農養工」的國家主義發展策略所帶動的社會變遷是城鄉移民，是離鄉背井，是長期歷史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的重新調整，及調整中弱勢者在物質資源匱乏、精神無所依歸境況下的撕裂與折斷。由於各地在地歷史（基體）的龐大差異，使得第三世界歷經殖民地、脫殖民地與資本主義化所形成的社會與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形式與風貌（如陳映真提及漢字書寫提供了台灣脫殖民地主體重建的基礎，而許多前殖民地依然要與殖民者的書寫語言繼續共存、搏鬥）。因此，除了上述作為世界史範圍中的亞、非、拉、歐、美以「洲」為地理實體之間關係性想像的這個層次之外，第三世界其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塊多元豐富的另類參照體系的構築，不再像過去那樣以歐美為唯一的參照點，透過彼此的對照能夠在分析中把握、解釋自身處境、存在邏輯，乃至於找到繼續轉化的可能性之所在。

除了作為實體想像與參照方法的第三世界外，我們當然不能抹去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歷史過程來理解第三世界的精神，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語境中，它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的連帶與結盟關係，弱勢地區之間的團結，藉以消極防止帝國主義、積極促進世界和平，繼續跟著強權走不過是在深化已經極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也因此，第三世界同時意味著打破以帝國之間霸權更替的舊世界，尋找新世界的運作方式，用好友白永瑞的語言來說，這會是「更民主、更人性、更具主體性的理論與實踐方案」（白永瑞， 2000），這個方案同時在重新思索與超克作為三位一體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性，對人類所造成的壓迫。在此意義下，本文所關切的第三世界的精神世界，是轉化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要透過那隻第三隻眼才能勇敢透視問題，看到微薄光影的指向。

在這樣的前提下，希望台灣批判的學術思想界能夠認識自身的第三世界歷史屬性，期許中國大陸知識界不要丟棄第三世界的屬性與思想資源，要保留第三世界想像的香火，擴大我們極為狹窄的知識對象，使得他者與自我能夠更為開放、多元。更為迫切的是，在「亞洲的崛起」與「中國的和平崛起」的氛圍中，將第三世界的歷史意識重新放入討論的議程，正是要華文地區與亞洲思想界眼中不能只有強勢者的存在，得承續第三世界主義的精神，讓弱勢民族與地區成為我們關注、參照、合作的焦點。

陳映真在 1983年時曾說：「是我們有計畫地去研究，譯介第三世界文學的時候了。」坦白說，我很懷疑今天的中文思想界會積極回應老同志的呼籲，但是為了延續這條微弱的香火，還是得硬著頭皮繼續走，等真的到時候了，接棒跑馬拉松的年輕同志不會是在一片荒蕪中從零開始。 

未來 Future：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將會是改變世界未來走向的大計畫，它的動力在因應中國內在與全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然而這個提案並不是孤立的個案，東南亞次區域中印尼「新海洋時代」、南亞印度「香料之路」等提案，都意味著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區經過四個世紀帝國主義的摧殘，長期的隱忍、再生與復甦，從廢墟中悄然升起，為了掌握自身未來，不再被強權牽引而試圖提出帶動地球未來發展的新方向。2016年7月14日是世界史上的轉化點：美軍在南海不戰而退，宣告著美國世紀的結束、帝國主義的終結，「超英趕美」的年代已然揮手告別，歷史翻了一頁。但是未來世界的運動方向至今前途未卜，是延續殖民帝國主義的壓迫道路與資本主義的剝削邏輯，或是開展出新的道路，將取決於此刻具有動能地區所捲動的浪潮，。

在歷史與結構位置上一樣同屬於第三世界，中國、華文世界與亞、非、拉各地其實分享著諸多共通的經驗——反帝、反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現代化、內戰、冷戰、饑荒、難民、後發資本、威權統治、族群矛盾、民主轉型等等。但也正因為這些經驗所帶來的迫切壓力，造成我們與這些地區缺乏更為積極、具體的認識與互動，無法建立更為多元的參照，豐富我們的自我理解、定位與認知。對於思想界而言，「一帶一路」的出現提供了扭轉局勢的契機，必須經過「第三世界」的思想轉向，重新補課、相互認識，才能適切的把握歷史的現狀，也可能逐步提出貼近各地現實需求的方案。

在過去的社會思想資源中，諸如中國固有的大同思想、佛教眾生皆平等大愛世界觀、社會主義的平等主義等等，都是指引道路的明燈，其中1955年的「萬隆會議」更是第三世界在歷史實踐中少有的共同資產。

萬隆會議開起了第三世界相互學習與合作的大門，無奈各地物質條件不均、政治社會狀況差異過大，更為關鍵的是強權的介入分化，在各個國家區域提拔代理人，除了少數有條件堅持的國家持續堅持萬隆原則，但是整體方案在七0年代後就停滯不前。對中國而言，記憶猶新的是亞非領導人無畏強權圍堵與壓制，才能突破封鎖重返世界舞台，中國人對此永遠感念於心，因此長期與第三世界地區與國家合作與團結的基本原則至今遵循的總體思想。

在此變動的大局中，立足當下，疫情成為全球史中首次真正的全球化，新情勢已經充分顯示美國、西歐資本帝國已經日落西山，歐元、美元正在快速垮台，更沒有能力能夠拯救世界，國土疆界必須打破才能、充分合作才可能遏制噩運，中國的表現異軍突起提供了另類平等新世界的可能，而萬隆精神中的平等互惠、相互提攜原則能否持續成為指路明燈，有待有志之士認真駁議。但是我們對於世界的走向是樂觀進取的，在生聚教訓的數十年後，先是東亞四小龍、後是東南亞五小虎，而後是中國、印度、印尼、非洲經濟力的高度提升，帶動了全球的積極變化，所謂金磚五國的出現、印度尼西亞、阿拉伯世界、拉美區域的持續前進，特別是非洲大陸的穩定發展，意味著全球局勢面臨結構性的變動，多元中心已然浮現。在此當下，中國共產黨固有的集體領導成為合作的根本模式，引領世界走向未來。

道路是崎嶇的，未來是光明的。如果能夠倡議召開二次萬隆會議匯聚世界各地重要思想者共聚一堂對世界局勢進行深刻分析，我們認為只有透過具有自省性的分析與分享，共同商議與論辯，才能初步指出「香料之路」、「新海洋之路」、「一帶一路」等所共同捲動的變局中，走向更為多元、平等、開放、平和的地球新方向。 

二次萬隆會議的倡議 The initiative of a second round of Bandung Conference 

面臨疫情所帶來的全球性危機，我們倡議以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為所主導的二次萬隆會議，在印尼瓦隆召開。之前的準備會應匯集頂尖世界思想家為核心，包括吸納歐美內部的反對新帝國主義的批判份子、智庫、民間團體（工農、移工、文化工作者等），對全球變動的中狀況進行分析，提供並提出未來世界的發展方向的可能性及配套措施，也藉此機會共同啟動全球性萬隆書院的籌備工作，主要議題包括：

1. 從地理大發現開啟全球化以來，世界歷經了英國主導的殖民主義全球化2.0、美國主導的“持劍而商”全球化3.0，現正邁入全球化4.0的時代。按照世界銀行數據，當今世界產出的八成來自沿海地區的一百公里地帶，這種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突顯了“部分全球化”的困境，2008金融危機更暴露出當前政治經濟模式的短缺，兩極世界難以彌合。其中在討論“一帶一路”倡議聯接內陸與海洋、协同南方國家實現現代化等行動方案將如何形塑全球化發展新模式，確立新一輪全球化動力機制與制度框架，以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建構來助推人類文明的共同復興，打造更包容的全球化。
2.   “一帶一路”倡議使得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關於世界發展的進程認識有了微妙的轉變，國際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雖然是資本與勞動力過剩，然而中國推導的這一新經濟計劃有潛力對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主宰的世界格局的變革，是對世界發展路徑的重新修正，中國在世界各地以造成低價格商品換來提高生活水準、增長就業機會、提升硬體建設等普遍現象。主旨在討論在歷史上克服資本主義危機的漫長過程中，以低工資、低消費、高品質的普遍邏輯，轉化既有運行的運行方式，社會主義中國應當如何進一步將傳統文明與未來的世界發展進行相互連接，開啟超越以往歷史路徑的未來之路。
3. “一帶一路”倡議的新模式開創了不設置排他性規則，不限制國別範圍，不搞封閉機制，有意願的國家和經濟體均可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新型國際合作模式，通過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建構，打造人類發展的命運共同體。這項議題的宗旨在討論如何構建“一帶一路”互利合作網絡和新型合作模式，探討打造“一帶一路”多元合作平臺、推進重點領域項目的行動方略，其中大、小國與各地區優勢差異，該如何分工合作，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推進。
4. “一帶一路”與區域規劃

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世界範圍看，藍色經濟和綠色經濟同時步入了發展的快車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指向了五大海洋的海陸互聯和藍色空間建設：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到印度洋、南太平洋；而推進實施綠色發展的“一帶一路”戰略將是中國與沿線各國和地區在資源、能源、產業項目等領域深化合作過程中，展示負責任大國形象、規避環境風險的根本要求。本節集中討論在中國內部的變動，特別是灣區，其經濟是國際上較成熟的沿海地區發展模式之一，廣東、香港、澳門區位臨近，連成了世界上最密集的城市發展軸，香港-澳門-深圳-東莞-廣州-佛山-中山，這七座明珠城市已經是世界上功能最齊全、規模最大的狹長型巨型都市群，粵港澳三地融合具有巨大的發展紅利。然而，在WTO框架下的CEPA仍然存在一定的發展障礙，粵港澳的實質性融合、灣區建設仍需要更大的推動力。“一帶一路”的戰略設計，為粵港澳灣區建設提供了更堅實、牢固的國家戰略抓手和發展契機。《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臺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因此，歸中國內部而言，主要探討的方向包括粵港澳如何通過打造大灣區來參與、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並提出具體可操作的措施與政策建議。

類似的規劃相信已經在或是可以推動，包括開發大西北、西南、東北、台海，借用地緣優勢與鄰近地區（西亞、東/南、東北亞亞相聯結，徹底打開門戶與世界連為一體，協助各地軟硬體的發展，創造以次/區域為核心的另類全球化，以地球（法農稱之為earth)的整體為單位的想像打破民族國家的殖民建構，也才能走向世界大同、天下一體、共榮、共存的理想。 

萬隆書院的基本構想 Basic idea of the BS 

提出整合方案是「一個接地氣的世界思想運動」，推動在未來在萬院的屋頂下成立下列機構： 

1. 高校結合民間普設萬隆書院
2. 規劃設立「異次元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成為教育的核心
3. 聯合各界建立「批判性文創實驗（工）場」
4. 設置「駁議圓桌」（Agon Roundtable，邀請重要思想者，針對現實事件的拉高討論層次，對世界各地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建立具有民間公信力的糾錯機制。

這裏信念是：中國/亞洲崛起的意涵：不在主導世界，而是搭建第三世界的平台，互動、學習中提出世界未來的走向。我們的目的：改造知識構造與氣氛，走向更具解放 性、更平等的世界。我們的思想路線是：以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思想路線、路徑的提出，取代已經走不下去的毆美中心主義。

「超英趕美」的時代無論在物質與精神層面早已悄然離去，試問美國有幾條高鐵？掛零。近乎荒誕的希拉蕊與川普的選舉然到不在宣示著以政黨政治為內核的民主體制與精神文明的危機？知識上科學的世界觀也同時在面臨崩解，演繹法為依歸的西醫體系已被證明是根本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歸納法思維方式下形成的中醫體系強調風土人情、歷史變動，暗示的難道不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依然長存？被達成封建迷信的民間信仰並沒有因為我們這些「現代進步」的外來霸權有所退縮，如南地所言，第三世界遍佈各地的廟宇意味著這是我們在替地球的未來提供多元的選擇，正視農民生活世界及其世界觀──人不過是萬事萬物中的一份子，其中神明所庇蔭的芸芸眾生才最民眾主要的戶籍制。作為知識份子，我們不能繼續沈溺於與殖民知識繼續共謀，繼續用「外國人」的腦子膚淺的眺望身邊的世界，而是要能夠由衷的發願自我改造，放棄啟蒙帶領落後民眾的無知想法所造成的慘痛教訓，回到民眾生活中重新學習，以此開啟瓦解自我殖民的思想運動。

得以提出「瓦解殖民地球：一個接地氣的世界思想運動」（Decolonizing the earth）的願景，在於重回萬隆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跟中國大陸重新打開視域想像世界的「一帶一路」的全球性大計劃，也有著某種共振。我們過去近三十年的工作不過是承繼萬隆精神的「一帶一路民間版」。

萬院設置的狀況 Current Conditions of the BS initiative

在華文地區，2015年我個人推動了台南地區萬院的成立，與民間信仰結合設於三山國王廟，因資源短缺，並沒有後續推進計畫。爾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高士明與我曾經推動亞非拉藝術中心計畫，也沒有推進。

今年2021捲土重來，我們推動了「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讀書會」，在中流基金會的支持下，七月起已經進入第三期，學院來自兩岸，報名者達百餘人。因應台灣現實啟動「文化總批判」對整體進行挑戰，至今已十餘場，準備辦在台澎金馬各地辦五十場，藉此與地方反對力量結合，推翻民進黨政權。

在此條件下，重提萬院計畫，首先將本人在新竹寶山與台南市住所公共化，正式啟動新竹萬院，請年輕一代負責管理。此外，一群社運、文化藝術與思想界的朋友們，決定在我從小長大的台北木柵指南宮旁購置150-200坪的房舍，設立台北萬隆書院。

大陸有萬隆傳統，較各地來的更有實力在高校廣設萬院，同時與各地民間思想界、信仰界結合走出校園。以下僅就交往過的高校與深談過的友人提出建議對動成立萬院：

2022年為規劃年，邀請世界各地學者在高校駐校訪問、研究、教學，同時展開各項活動： 

1. 亞非拉計畫：藝術工作者互訪、媒體工作者（電視、紀錄片團隊）至亞非拉非洲進行深度訪談、亞洲內部深入訪談報導
2. 協調成立Counci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Asia
3. 開拓計劃：2022年赴非洲、東南亞、東北亞、赴阿拉伯世界、加勒比海、俄羅斯、拉美、歐洲、北，進行參訪連結
4. 2022年成立Agon Roundtable；配合萬隆成立的BS，推動各地書院開學、異次元文創中心營運
5. 召開「亞非拉思想界年度會議」
6. 規劃「Another World Center」招生,初步以碩博士班為主，2023年開始運作
7. 2018年成立於泉州BS，連結杭州、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廈門、台北、中壢、金門、新竹、香港、京都、東京、首爾、仁川、濟州島、光州、峇里島、吉隆坡、新加坡、日惹、雅加達德里、巴黎、倫敦、舊金山、紐約、柏林、阿姆斯特丹、北歐、阿迪斯巴巴、開羅、坎帕啦、貝魯特、等地，行程全球性網絡（以上各地已經有初步共識）

異次元中心 AnotherWorldCenter

此中心的設置負責研究教學工作，承續2016年推動整體第三世界行動方案「Another World: Decolonizing the Earth」(異次元世界：瓦解殖民大地)，展開各項活動，包括： 

1. 開辦國際刊物，以Global Bandung 為名，以中英文發行，透過徵稿、講座、論壇、會議、年度講座、左翼訪談舉辦、書系（中英文）出版論壇等，進行、策展、民間串連（廟宇/民間信仰、節慶、
2. 籌辦「二次萬隆」高峰會議思想會議，匯集思想界、運動圈等意見，提交領導人、智庫、民間團體等高峰會議參考。
3. 與各地雙年展合作舉辦「亞洲在亞非拉」、「亞非拉在亞洲」、「萬隆藝術文化、思想、學術組織者論壇」等
4. 2018年「Another World Center」正式招生,碩博士班為主，課程世界史必修，區域史必選至少兩個次區域，其餘按照學生興趣選修，同時與民間思想者合作，指現場授課學習
5. 編纂「世界當代思想讀本」系列，為基本教材 

結語 Endnote

理所當然的，萬隆書院啟動的地點在印尼萬隆，我們曾經在當地農運領袖Noer Racumen與現在的文化教育部執行長Hilmar Farid也（是總統內部智庫主席）的邀請下訪問萬隆，根據他們的講法，幾年的準備後，現在他們準備隨時啟動這個計畫。

過去我們曾經在「西天中土」的實踐中提出：當中國與印度站在一起的時候，世界會改變。要認清的客觀局面是：超英趕美的時代已經像是輕舟已過萬重山不服重返，我們要將眼光從對手放回到彼此關心的朋友們身上；今天除去印度之外，一帶一路如果不只是過剩資本、勞動力的輸出，而是真能夠更廣泛與第三世界大大小小的伙伴攜手通行、經過充分的討論草案、協商與配合、形成取得落實方案的共識時，那天來臨時，將不僅是中國／亞洲興起的貢獻，也意味著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指南宮萬隆書院募款在即Donation for establishing BS by Guide Palace （Zhinan Temple)

2021年八月間，我與屋主黃先生見面後，談的很投機，他願意將原先售價820萬台幣，降為710萬，之後與幾位朋友（前電影資料館館長、南藝大教授井迎瑞；列夫特文化負責人、知名導演、作家、工農運動家黃志翔；工運領導人、南藝大教授吳永毅、同志運動開創者、中央大學教授丁乃非；工運領導人、名嘴鄭村棋；兩岸最具影響力的運動領導人、輔仁大學教授、北京師大訪問教授夏林清、知名評論家、政大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媒體政治經濟學開創者、登山家、政大教授馮建三、台灣文化獨立研究者、運動組織者蔡依伶；回收專家、海筆子劇場成員許雅紅等，在指南宮相聚，實地勘查這棟約150-200坪的房舍，這個四層樓的建築無需做任何的整修，每層樓均有套間，內部裝潢完整，有二三時樽石佛、石頭茶桌等，連同房舍一起自售；視野開闊，戶外有古涼亭供使用，整個台北市盡收眼底，觀看後引發熱烈討論，最後好友馮建三建議「一人一萬」籌集資金，擴大參與陳映真讀書會的成員談過後，她們建議「量力而為」。我個人已經繳交11萬元押金，與屋主的承諾是九月8日為截止日，資金必須到位，如果願意支持這個計畫，請於九月8日中午十二點前匯入： 

159540376695

陳光興 Kuan-Hsing Chen

中國信託銀行 CTBC Bank

科博館分行 Keboguan Branch

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39號

No. 239, Taiwan Avenue, West District, Taichung, Taiwan 403

Swift CTCBTWTP 822 7159 

簡介 Autobio

自稱萬隆份子的思想運動組織者，陳光興（Kuan-Hsing Chen）是新竹亞太／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新竹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並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延世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二次四年）、上海大學、嶺南大學、烏干達Makerere大學、美國杜克大學、東京大學、九州大學、立民館大學、密西根大學、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曼谷朱拉隆功大學、印度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等重要學府任訪問教授，已在未來三年應聘為牙買加西印度大學、伊斯坦堡Bilgi大學、烏干達Makerere大學、京都大學等。他的近期著作包括《陳映真的第三世界：五十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2015)、《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2006)。有(2011)《脱 帝国 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丸川哲史譯，東京：以文社；Asia as method: towards Deimperializ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2006)、《帝國之眼》（2003，首爾：創批，韓文版）、《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主逃逸路線》(1992)；共同編有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1996)、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998)、《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Mahmood Mamdani讀本》(2016)，《陳映真：思想與文學》(2011)，《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2010)，《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歷史方法分》(2010)、《異議──台社思想讀本》(2008)、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2007)、《Partha Chatterjee 講座: 發現政治社會：國家暴力、現代性與後殖民民主》(2000)。近年來，他參與推動「西天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2010-)與「亞洲現代思想計畫」(2012-)，近年來，他參與推動「西天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2010-)與「亞洲現代思想計畫」(2012-)，成立亞際書院，任創院理事長，於上海雙年展策展「2012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與「亞國際雙年展」(2014-)，於亞洲各地組織「2015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論壇(2015－7)。他目前正參與推動「瓦解殖民大地：一個接地氣的世界思想運動」方案，以在世界各地普設萬隆書院為方法，試圖因應數碼時代中知識與思想的重建；在台灣2021年啟動Neuro Netwk (NN 精神網），以「文創總批判」。他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成員，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際刊物共同主編與《人間思想》刊的共同主編，曾經製作。他是作家、編輯、收藏家、文化組織折、策展人、卡拉OK歌手、iPhone攝影師、藏傳佛隨緣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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