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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由中國》是台灣50年代熱愛自由、民主知識社群所集結創辦的著名雜誌。胡適、雷震、殷海光三人，一般學者均認為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台灣在歷經「二二八」及接續而來的「清鄉」、「綏靖」、「掃紅」等事件，本土菁英喪亡殆盡，倖存者也噤若寒蟬，使日治時期先進的文化、思想傳承出現斷裂現象。加以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重新改造，樹立以蔣介石為主的強人威權黨國體制，政治環境更是高壓籠罩。胡適、雷震、殷海光則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中心，發揚自由主義思想，推崇西方民主憲政，反對專制獨裁統治，而以政治威權形成強烈的對立。他們三人雖身遭不幸卻不改其志，在台灣民主運動開展過程中，具有關鍵地位，允為《自由中國》雜誌三巨擘，值得後人緬懷。本文僅就他們共事於該雜誌情況，略作概括敘述。
1949年，當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逐漸失利，這年8月間美國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認為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失敗，是國府本身的領導問題，與美國無關，將責任歸於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蔣介石的昏庸無能。美國與蔣介石惡化的關係，直到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才有所改變。該年6月27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並派遣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1951年春，當韓戰的局面逐漸對聯合國部隊轉為有利之後，美國政府開始探討積極保全台灣的可能性，台灣的安全得到進一步的確保。1952年底，艾森豪當選美國總統，堅決反共的杜勒斯擔任國務卿，開始展開強硬的反共政策，對共產國家進行反封鎖。相較於前任的杜魯門政府而言，此時台灣和美國的關係更為密切，於是開始了《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最後雙方於1954年12月3日簽訂此約。此約的簽訂，完成了西太平洋共同防衛網，表明美國承認並接受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為其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全球聖戰中的一員。至此，台灣已正式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防共體系中，成為美國的軍事盟邦，來自中共的武力威脅大幅減輕。
另外，逃亡台灣之初，國民黨當局為了重建失落的權威，也開始了「強人威權黨國體制」的建構。而該體制的建構，固然有訓政時期威權文化的移植，然亦與1950年代初期在台灣的「改造」有著密切的關係。1950年7月，國民黨開始進行「改造」，希望能藉此「重整革命組織，恢復革命精神」。然而，這種改革並不是朝向民主化，而是重建政治領袖的權威。其主要方向在黨組織的整頓、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以及情治組織的重組，朝向以領袖意志主導的強人威權體制發展。改造完成後，國民黨當局的強人威權黨國體制逐漸鞏固與強化。
1949年11月，雷震等人在台北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由胡適擔任發行人，該雜誌常被視為自由主義立場的刊物。其創刊宗旨乃「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正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以及「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等。
胡適（1891－1962）
1948年底，徐蚌會戰後，國民黨政權在中國的情勢急遽逆轉，胡適、雷震和一部分國民黨開明人士，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聚集在上海，數度交換意見，準備辦個報紙或刊物，宣傳自由與民主理念，用以對抗共產黨獨裁專政的極權統治。《自由中國》的名稱，是由胡適命名的，意在仿效當年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大家公推胡適寫一個宣言，當時胡適正應蔣介石政府之請，準備赴美做外交宣傳，他便在1949年4月上旬，啟程前往檀香山的船上，草擬了一篇《自由中國》的發行宗旨和一篇＜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但因為局勢的變化，遠比胡適等主要倡議人的想像要快許多，南京、上海相繼失守，蔣介石鄭不得不倉皇辭廟，退據台灣。《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時，胡適的四條發行宗旨則刊登在每一期的雜誌首頁上。
《自由中國》雜誌出刊三期後，胡適頗不滿意，覺得其中內容材料不夠，還比不上徐復觀在香港辦的《民主評論》雜誌，對雷震、殷海光主張「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不以為然，表示不能同意這種經濟改革的辦法。這時期，胡適陸續發表了幾篇反共的文章，如＜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共產黨統治之下絕沒有自由＞、＜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等，這些文章竟引起中共長期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
1951年6月，《自由中國》第4卷11期，刊出一篇夏道平所寫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揭露保安司令部管制金融的一件重大弊端，社論發表後，保安司令彭孟緝親自打電話給雷震，聲稱要和雷「算帳」，「決不放鬆」，雷的老上司王世杰建議《自由中國》再發一篇文章，從正面解釋，肯定金融管制的需要，以緩和彼此間的對立。雷震遵命寫了＜再論金融管制＞，算是向保安當局賠禮道歉。但胡適卻從美國寄回一函，表示夏文「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可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所以「十分敬佩，十分高興」。但是他正在高興想寫信道賀，忽然又看到新的一篇社論，他感覺「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迫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胡適非常生氣，覺得「《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的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最大的恥辱」。因此，要求辭去發行人的頭銜，一來表示他十分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二來表示他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這是胡適的第一封信，刊出後，雷震卻遭到更大的麻煩，最後因行政院長陳誠在王世杰敦促下，寫了一封信給胡適，交《自由中國》發表，表示政府不會設陷誘民，對胡適遠道諍言，願本於「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誠意欣然接受，同時強調胡函能刊載，已可證明台灣有言論自由，方告平息。
1952年11月，胡適短期回台一次，11月28日，《自由中國》舉行成立三周年紀念，胡適致詞說「自由民主的國家最主要的就是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光靠憲法的一條保障是不夠的，光靠他胡適一個人有言論自由也是不夠的，需要大家共同爭取，也需要政府的鼓勵」。他並再度要求辭去發行人的虛職。《自由中國》終於在1952年2月，改以編委會負責發行，雷震仍任社長，毛子水一度任主編，但實際負責編務時間最長的是雷震和殷海光。
1954年，胡適回台參加國民大會，他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殷海光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能在《自由中國》刊載，表示台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殷則認為「不易斷言」。不久胡適返美，殷海光也到哈佛大學訪問，這時發生吳國楨事件，吳在美公開指責國民黨進行特務統治，他任台灣省主席兼任保安司令部司令，但對部內的各種軍事審判案件完全不能作主，許多事情都是蔣氏父子作最後決定。而蔣經國組織救國團，要求所有學校師生入團，就像搞共青團和希特勒青年團。吳國楨這些指控，引起胡適的批評，認為不宜對外放話，而殷海光在致胡適的信中，卻認為吳對國民黨特務的批評，有「如飲瓊漿」之感，他認為胡適也是一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
1955年4月，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一篇讀書筆記，提到宋朝范仲淹的＜靈烏賦＞，最後感想是「從中國向來知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
1956年10月，蔣介石七十壽誕，謙辭祝壽，要求大家提出問題，發表意見。胡適為《自由中國》祝壽號寫了一篇＜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他建議蔣以無智「御眾智」，以無能無為「乘眾勢」，自己絕對節制自己，不輕易做一件好事，也不輕易做一件壞事，這樣才是守法守憲的總統。此外，其他文章都提到民主憲政的根本問題，卻引來黨報、黨刊的強烈反彈，被指為「惡毒的謾罵和不負責的言論」，主張群眾應該激於義憤，迎頭痛擊。
1957年8月，《自由中國》第17卷3期起，推出「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持續半年。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被斥為鼓動「反攻無望論」，是主張「兩個中國」，是「破壞民心士氣」，是「為朱毛共匪張目」等。胡適於1958年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5月27日《自由中國》餐會席上發表演說，他特別讚揚雷震的貢獻，說雷震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台灣應該替他造一個銅像」。但他接著說到「反攻大陸」的問題，是一個招牌，是不應該去碰的。他也不同意《自由中國》社論所說，有了反對黨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其後，胡適也婉拒雷震邀請出面籌組反對黨運動。
1959年初，發生所謂「陳懷琪事件」，引來《中央日報》指責為冒用名義，虛構事實，「詆譭國家元首，動搖反共抗俄領導中心，誣衊革命軍人」，聲言要循法律途徑提出控告，經過一番折騰，最後不了了之。胡適曾有一封信件給《自由中國》編委會，希望改善「讀者投書」方式，嚴格實行必須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一概不給刊登，胡適建議以後最好不用不記名的「社論」等事，可以看出胡適主張處理言論必求慎重。胡適這時還發表了一篇＜容忍與自由＞，殷海光雖也肯定這篇文章的價值，卻認為同樣是容忍，要求別人對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對別人容忍難。同樣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胡適後來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的演講上，針對殷海光的話，委婉告訴《自由中國》的同仁說「我們這一班主持言論的人，不要太自卑，我們不是弱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發，胡適正在華盛頓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他得到消息，就連續致電陳誠副總統，表示雷震應交司法機關審判。但雷震是以涉嫌包庇匪諜，知情不報，並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不久，胡適回到台灣，去看蔣介石，相談甚久。蔣談到胡適好像相信雷震，不相信政府。胡適回說這話太重，在道義上他始終支持政府，他心知蔣介石不會放過雷震。在國防部的覆判，蔣介石親批至少維持10年徒刑，胡適的挫折不言可喻。雷震坐牢期間，胡適未嘗親往探視，殷海光因此對胡適心灰意冷。胡適在1961年7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寫下南宋大詩人楊萬里的絕句＜桂源舖＞送給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這是胡適最喜歡的一首詩，他在面對雷震冤案束手無策，以這首詩為獄中老友慶生，當然是特別肯定雷震在言論自由及民主憲政方面的貢獻。
雷震（1897－1979）
雷震追隨王世杰甚久，曾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職。來台後，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又被委為國民黨改造設計委員會委員，並被派赴香港宣慰滯港反共人士，有良好的黨政背景。如果雷震要在體制內安享榮華富貴，比誰都輕而易舉，然而，他為堅持理想，視富貴如浮雲。面對困境，勇於承擔，逆來順受，甘之如飴。
《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之初，以擁蔣反共為目標，還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支持，獲台灣省政府及教育部等機關的經費補助，且有軍方訂戶，可說與官方維持親近的關係。起初雷震等人期待國民黨當局朝向民主自由發展，但當國民黨改造完成，卻逐漸走向強人威權統治，樹立「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威權黨國體制。台灣就在上述反共救亡的壓力減輕而國民黨卻越趨專制的背景下，原本創刊初期與國民黨當局關係頗佳的自由中國＞，因政治立場相異，與雷震的政治主張和《自由中國》發行宗旨不合，雙方便漸行漸遠，衝突日愈顯著。其實，雷震與蔣介石當局之間，早年已隱含民主與專制對立的因子，只是為反共而暫時合作。
雷震在《自由中國》扮演重要角色，身兼社長、代理發行人、編輯委員會召集人、作者、向外邀稿、爭取經費、校對者，多重任務叢集於一身，使他成為社務運作不可或缺的人物，夏道平稱雷震為「自由中國的火車頭」。編輯委員之一的聶華苓也回憶在編委會上，毛子水和平、克制，殷海光潑辣、鋒利，夏道平明智、冷靜，雷震常在他們之間調和平衡，讓雜誌能維持一定的立場、水準與正常運作。
《自由中國》發行11年的歲月中，對基本理念的闡揚，環繞在「自由」與「民主」兩個主軸上。在民主層面，由主張輿論、寬容等諫諍式的民主，移向積極主動與實際行動的方向，而強調選舉與反對黨問題。在國家定位層面，由「一個中國」的堅持轉向「兩個中國」的提示與引介。在經濟層面，由計畫經濟逐漸趨向自由經濟。其他，對基本人權、法治、出版法、新聞自由、責任政治、行政中立、救國團、黨化教育等，均有深入論述與批判。根據學者薛化元的分析，《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及官方的互動關係，大致可分為：
（1）交融期（1949年11月─1951年5月）。在此一時期內，雷震一直希望能形成一個自由中國運動來號召反共。
（2）磨擦期（1951年6月－1954年12月），以1951年6月第4卷11期＜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為分界。此一事件遭受保安司令部彭孟緝的打壓，但雷震仍透過省主席吳國楨及時任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的協助度過難關，顯示他與當時國民黨政權高層人士關係十分密切。與蔣介石關係惡化，始自雷震倡議軍隊國家化。
（3）緊張期（1955年1月－1956年9月）。此時期，因1954年底，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字，台灣正式被納入防衛體系，強人威權體制於焉形成。《自由中國》從強調勸諫意涵的言論自由，走向具有實質政治行動意味的組黨主張，經常遭受壓制。
（4）破裂期（1956年10月－1958年12月），以1956年10月第15卷9期「祝壽專號」為分界。期間雷震被免去國策顧問，開除黨籍，禁止出國。《自由中國》被列為言論不正確之雜誌，禁止閱讀。
（5）對抗期（1959年1月－1960年9月），以1959年1月第20卷2期刊出陳懷祺具名的讀者投書＜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一文為分界。在此一時期，不只是《自由中國》遭到了威脅，同時也有其他一些類似壓制言論自由的事件發生。
總之，雷震在《自由中國》發行的11年中，面臨的壓力與困擾愈來愈大，但他卻義無反顧，不曾退縮。他以堅定的勇氣面對困境，「房子愈住愈小，車子愈坐愈大」，卻無怨無悔，愈挫愈勇，殷海光曾戲謔雷震是最愚蠢的官僚。雷震因其自身的遭遇，逐漸覺悟到「中國今後走向政黨政治之途，在國家以後要有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因此《自由中國》晚期，大量刊載反對總統三連任及有關反對黨與選舉的文章，雷震親自撰寫＜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雷震與傅正並著手從事籌組反對黨的行動，與本地黨外人士串聯，原本希望胡適出面組黨，但為胡適所婉謝，然而胡適在態度上仍給予道義的支持。
1960年下半年，雷震在與一些台灣本地人士，連續召開選舉改革會議後，正式發表聲明籌組政黨，黨名定為「中國民主黨」，預定在9月底以前宣告成立。該份聲明在9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國》發表，而雷震卻於9月4日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逮捕，罪名是「知匪不報」及《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為匪張目」。其後，《自由中國》因發行人問題，經濟困難，內部意見不一等因素，旋即停刊。雖然官方聲明雷震被捕與組黨無關，但輿論均認為主要原因在於「雷震領銜組織反對黨」，罪名是虛，組黨是實。雷震因此被軍法審判，入獄服刑10年。雷震面對壓力，不屈不移，展現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道德勇氣和振聾發聵的正義之聲。其言行一致的風範，令人景仰。胡適雖不曾前往探監，但雷震始終不減對胡適的尊敬。而對殷海光的深厚情誼，則可從雷震生前預購「自由墓園」，留一處所給殷海光百年之用可見一般。
平心而論，《自由中國》提倡民主憲政、言論自由，仍在延續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統治基礎。為區別共產中國的極權專制，切合台灣現實處境及國家的定位，雷震晚年，草擬＜救亡圖存獻議＞，上書蔣介石父子，建議改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有人認為，近代中國是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調，由於國事擾攘不安，知識分子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情懷，救亡經常壓倒啟蒙。雷震早期是以救亡為主，受難後轉為關心啟蒙。其實綜觀雷震一生，「家事、國事、天下事，風聲、雨聲、讀書聲」，他依然是以啟蒙而投入救亡工作。衡之當時政治情境，雷震能審時度勢，往「兩個中國」或台灣自成一國的方向思考，已屬難能可貴。對比現今一些自稱台灣人或新台灣人的政客，將台灣連結在「一個中國」框架內的思維，高下立判，典型長存。
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在年輕時，曾一度認同國民黨的統治，1948年，徐蚌會戰後，目睹時艱，認清了國家的動亂，人民的疾苦，與國民黨的腐敗專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思想開始轉變，逐漸放棄以一個黨派對抗另一個黨派的想法，體認到中國的問題，不是派系口號所喊的那麼簡單，黨派偏見也不能適切解決中國的問題。
殷海光生命旅程中最輝煌的一頁，是與他在《自由中國》雜誌的11年密切相關。他雖然是台灣大學知名的邏輯學教授，但進入《自由中國》雜誌社，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影響更為深遠。
殷海光在《自由中國》最初一年，對「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並未疏理清楚，直到翻譯奧國學者海耶克《到奴役之路》才徹底轉變，由計畫經濟轉而提倡自由經濟。
從1957年到1960年，殷海光每年都寫文章紀念五四，作為《自由中國》的社論發表，自稱是「五四後期人物」，是「五四之子」，對胡適多方肯定與維護。如1958年胡適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徐子明教授出版《胡適與國運》一書，攻擊胡適崇洋媚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殷海光就認為此書毫無思想，缺乏常識。這年12月，殷海光在台灣大學以同一題目演講，提及對中國現代思想最有影響的人物，只列舉了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胡適四人。而對官方所塑造的偶像和三民主義並無半句恭維，因而「招致了某黨人士的極度不滿」。
但殷海光與胡適在觀念上，並非始終一致，如殷、胡兩人圍繞「反攻大陸」「吳國楨事件」「容忍與自由」等問題，均發生了公開的爭辯。殷海光最初視胡適為真正自由主義思想家，堪稱是他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典範。殷海光又不斷借助胡適的象徵地位，極力闡揚自由民主理念，並為其所遭受的不實指控，挺身辯護。可是，卻也彼此發生尖銳的思想衝突，認為胡適是一個意志軟弱、容易妥協的知識份子。雷震案發生後，胡適未強力聲援，殷海光更對胡適極度失望。
雷震案的發生，殷海光甚感痛心疾首，雷震籌組新黨，他雖未直參與，但卻非常支持、贊成，在《自由中國》刊出＜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一文中，他對未來新黨的名稱、基本目標、政綱內容、工作重心和基本態度提出理論分析。在基本態度方面，他特別強調新黨要堅持是非，不爭權奪利，不玩弄陰謀詭計，不崇尚暴力，不要有地域之見。他認為在野黨的組織是勢在必行，是「大江東流擋不住」，唯有如此，才能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所造成的禍亂相繼的局面，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殷海光還在《民主潮》雜誌發表＜我看雷震和新黨＞和＜法律不會說話＞，並與夏道平、宋文明三人發表了一份共同聲明，說：「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言論負有法律責任；可是，我們是撰稿人，對我們自己撰寫的文字，我們從來沒有規避自己應負的言論責任」。針對警備總部在雷震起訴書中有關《自由中國》言論部分，聲明中還嚴正斥之為「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之詞」，並指出「這一編織的結果，與我們的文章原意完全不符，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係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係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係乎中國政治民主前者更大。」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停刊，新黨不能成立，是民主自由大倒退，殷海光的感受絕對是刻骨銘心，痛苦達於極點。
結語
已故台大張忠棟教授認為胡適、雷震、殷海光是三位不同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繼續反對獨裁極權，反對守舊復古，繼續主張民主與科學。雷震在爭取民主自由的艱苦歷程中，不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殷海光則繼承五四餘緒，在《自由中國》寫了最多闡揚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三人年歲不同、性情各異、身分背景有別，所以各有各的表現，也各有各的遭遇，但是他們都堅持了一些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
有謂胡適晚年較為軟弱，胡適雖然因為職務與健康關係，沒有在《自由中國》寫更多文章，也沒有給雷震組黨活動作更有力的支持，但他多次接受《自由中國》舉辦座談會邀請，發表舉足輕重的演說，顯見情義相挺。他辭去發行人職務後，也未曾中斷與雷震的聯繫與關心。《自由中國》所面臨的各種風波，如祝壽專號、陳懷琪事件、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等，胡適直到《自由中國》停刊為止，始終與《自由中國》命運連結在一起，成為《自由中國》精神象徵，具有「保護傘」的作用。
雷震全心投入《自由中國》和籌組「中國民主黨」，加深與政府當局的衝突，換來10年冤獄，他生前自題墓碑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之墓」，可見他一生奔波勞碌，臨死只願以此兩種名義彰顯。李敖認為雷震辦《自由中國》，辦得真是光芒萬丈，至於搞新黨，則不足道，因為這只是雷震政治野心的最後發作而已，比起《自由中國》在思想上的功德無量，實在小焉者也。雷震的偉大，光在《自由中國》一事上已足，其他殊不足論。又說雷震後來搞新黨，對辦《自由中國》而言，則是一種捨本逐末，是一種連累，就像五四運動連累了新文化運動一樣。這自然是李敖一偏之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沒有政黨政治的推衍，自由民主就缺少堅實的基礎，言論自由也難以保障。
李敖還指出，國民黨自從在大陸失敗逃到台灣後，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制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今後要拋棄老套，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為這種反省的成功，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無政治野心。有知識，才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無政治野心，才能維護理想主義的標準。不把自由民主當作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當作一種目的。他認為殷海光最有這兩個條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國》的表現上最出色。雷震是受殷海光影響的勇者，他們合作無間，為中國人做了劃時代的貢獻，為人類爭取言論自由做了最精彩的榜樣。殷海光在《自由中國》近11年的表現裏，在使人頭腦清楚方面，做了中國人有史以來沒有人做到的大成績。殷海光以簡明的分析、高明的遠見、清明的文筆，為歷來胡塗的中國人指了迷津。在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在政論方面的文章，出色得使敵人和朋友都為之失色，而這些表現，沒有雷震的主持，也就全不可能。
總而言之，胡適、雷震、殷海光三人和其他《自由中國》的作者，結合在此一刊物，為50年代台灣，樹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輝煌成果。而雷震案爆發，組黨失敗，《自由中國》停刊，都使他們遭受重大打擊。顯示自由主義啟蒙運動的挫折，言論空間的緊縮，公共論壇受政治壓制，知識分子尚難與威權政治相抗衡。也標示著蔣介石威權體制的確立，反對運動也自此沉寂將近20年，直到1980年代，才有黨外勢力崛起，黨外雜誌風起雲湧，延續民主的香火，至1986年始有民進黨組黨成功，台灣的民主政治乃逐步邁向正軌，形成政黨競爭局面。
《自由中國》雜誌在萬馬齊喑的50年代台灣，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一股與黑暗、壓迫、專制抵抗的風潮，自由、民主的思想，雖一時間被撲滅，但良心未泯知識分子，雖然遭受黨國體制的嚴重打擊，卻有如壓不扁的玫瑰，春風吹又生。也如未熄滅的火苗，總有一天，會再度燃燒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