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大學雜誌第20期(1969年/8月)

在北溫帶的地域，五月是一個早春的李節。草綠了，樹稍也由芽黃轉成新綠，花兒成幫結隊地將理藏已久的笑臉嬌柔地伸展在新鮮的空氣裡。而在這一片盎然的生氣上，五月的藍天是淡淡的，淡而清明一如嬰兒向生命探索的眼光。

五月是一個生命蓬勃躍動的李節。帶領過孩子們到野外探春的人必定體驗過孩子世界所反映的生命的喜悅：小女孩看到奇花異草的歡呼，小男孩追逐蜂兒鳥兒的驚嘆，以及他們走到山坡發現草地後就地一滾的叫喚「大家來打滾呀！」。

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存」。但在五月，我感到生命，故我存在。

就是在這樣一個五月，我憶起一段淡淡的「忘年交」。我憶起我曾用孩子的好奇，追索和賞悅的心情，駐足觀賞「對老年人對生活所表現的單純又明朗的眷戀。

第一次見到村松教授和華子夫人是在一年多以前在一次冬日的晚宴上。那時他們剛從東京到安城來。他們是相當典型的日本人，我用「典型」兩字是表示我認為大多數中國人會在第一眼看出他們是日本人。村松教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一副從容不迫而又十分淡泊的神情。我聽到他在說：「美國的紙真是很多，什麼都用紙，紙口袋，紙盒子，紙杯子，紙碟子，手紙，臉紙，什麼都用紙。」這平舖直敘的談吐立刻吸引了我，之後我開始聽他講話了。他話不多，但必言之有物。說話時有一種安穩又自信的尊嚴。他很少笑，但一副「真人說真話」全不在乎留給別人什麼印象似的。不知道為什麼，第一次看到他就使我突然想起父親在勝利後愛說的一句話：「日本人是很自愛的一個民族。」自愛是父親很高的評語，讀書時代他給我們的信多半結束在「祝自愛」上。

說到日本人我們這一代在空襲警報和炸彈火光中長大的人必有強烈的感情印象。小學時代的記憶除了警報就是上街募捐；放學後的遊戲也多半是「打鬼子」和扮「帖木兒」(兒童故事中的英雄，發起在後方幫助戰士家屬。)勝利後上中學了仍堅決抵制日本貨，即使升入大學，理智上學會寬容，感情上仍不能看那轟動一時的「羅生門」—只因為它是日本片。到了「而立」之年，有機會路過東京，一下飛機場突然想到置身於「這許多日本人」中間而仍感到暈弦。由於有著這些強烈的感情背景，我甚至不知道村松教授引起我注意時我的下意識是出於純粹的好奇或敵意的觀察以比較中日的不同。

總之，村松教授在第一次見面時就留給我極深的印象。故晚宴後我們因順路而開車帶他們回他們住所時；村松教授邀我們進去小坐我也沒有堅持拒絕。華子夫人似乎一直沒說話，看著她忙著端茶倒酒，我相信我內心對日本人抽象的整體的敵意已經逐漸消失。「個別」的日本人就是個別的「個人」，我如釋重負地對自己解釋。

北國的冬天是漫長而寒冷的，那年冬天雪又特別多。有一天開車上街時無意中看到華子夫人抱著一大紙袋食物在風雪中掙扎前進。她沒有帶頭巾，但頭髮卻沒被風吹亂。見我時莞爾一笑，安祥又恬和，好像沒有感到風雪和手中食物的重量似的。我原知道他們短期客居是出門無車的。但知道是一事，親眼看到才分外真切。自此我每週帶她去採辦一次。我認識華子夫人就從結伴採購開始。

我們通常都在星期五上午買菜。三歲的瑋中自然是同出同進。村松譯音穆洛麻祖。小兒唸走了音叫成嬤須嬤須奶奶。聲音近似日人打電話時的「喂！喂！」故華子夫人一見瑋中就笑開了，以後對這淘氣的小娃更是鍾愛有加。華子夫人能寫中文字但不能聽不能講。她卻能聽英文也能表達意思。她對村松教授是由衷的尊崇，談話總離不開這位中心人物。也許是語言或用字的關係，也許是對生活嘗試的極高興趣，她老合我感到一派女孩的天真無辜。尤其是笑起來必習慣地以手掩嘴，全没有老氣横秋的老太太的氣息。她最喜歡買新奇而沒試過的食物。每星期都試些不同的食物。因喜歡瑋中故也愛試做糖果，每次做好必帶給瑋中。瑋中並不在乎吃糖果，卻十分得意嬤須嬤須奶奶對他這份厚待(大概小人兒也需要感到自已的重要)故每次都當寶貝似的帶回來。一老一小之間感情自然增進得更快了。

無可諱言的華子夫人生長在一個極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她是徹徹底底的看重一切男士。奇怪的是在觀念上原會引起我反感的一切在她做起來卻那麼自然可愛。比如說：有一次她送我一小瓶日本的特種味精，她給我時一邊告訴我這不是普通的味精，每次只酒一點點就很夠了。然後她像女孩說悄悄話似的輕聲說：「不要告訴你先生你有這味精。他會驚奇你烹飪技術的高明而十分歡喜。」我記得似乎她給我任何東西都歸結到「你先生會喜歡的。」她說得那樣真心那樣自然因為她自己的存在中心就是村松教授。村松教授的習慣和一般人稍有不同。他平常晚飯後就休息了，一覺醒來已是深夜，他就從深夜工作到天明。最初我們不知道他有此習慣。在認識他不久我們為歡迎他請過一次客。吃完飯不久他就告辭了說他的休息時間已到他已極度疲倦。這舉動表面看來是不很近人情的因他是主客。在座其它客人中還有年齡不比他小的，大家都因他是短期訪問的客人而以盡地主之誼的心情來相聚，他先走聚會就失去意義了。但他說他剛來時，工作生活都不上軌道他晚上也去參加晚宴都呆到夜深始歸，但現在工作上軌道了，生活也得按照已定的規律。村松教授就是這樣一個在社交應酬上不多妥協的人。他們走後我愈想愈不怪他；因老年人對工作的熱情等於對生命的熱枕。他可能前一夜一直工作到天明，故到傍晚一吃完飯自然感到倦了。次日上午我給華子夫人打一電話問她老教授休息好了沒有。知道他沒因出外應酬而過累我才安定下心來。

就在這事不久，一個星期天下午，孩子們正在玩。有人在前門敲門。我開門一看，是村松教授。他一手拿著煙一面說：「我們出來散步，忘了帶洋火，故來借個火。」我們一面讓他進來，一面找火柴給他。他一看我們全家皆在，沒有特別事的樣子。於是才說他和他太太散步來看我們，問我們是否有空。「散步走來？可不至少走了一個鐘頭？」他說只走了四十分。我們趕快出去找華子夫人，她還躲得老遠老遠呢，手中拿著大包小包的糖果。淘氣的瑋中最是好客，見了客人不是往人身上跳就是躲在別人懷裡撒嬌。由於興奮過度，他一不小心頭碰在桌上，擦破了皮自然也叫了兩聲。在我們這是司空見慣，毫不在意。兩位老人卻十分著急，再三細看，回去後老教授還特別打電話來問瑋中是否確實是不嚴重。在這種生活細節上村松教授又令人感到一位前輩長者的細心週到，合情合理。

也許正是為了村松教授在生活上守著一些自己篤信的原則，故他有些時候顯得不太合情理。他似乎是極端厭惡政治，在任何場合都不願人談政治，即使自己做主人，他仍三番四次不讓客人談政治。也不管這要求多不合理。因為在一九六八年的美國，要知識份子聚在一起而不討論政治實在太難了。在那一個風雲莫測的大選年，政治上似乎沒有「不可能」的事，讀書人不僅談政治也直接積極參預活動。就連我們外國人只站在旁觀的立場仍是意見很多的，但村松教授卻堅持自己原則到底，他雖然閱報很勤(華子夫人給我看過他剪貼報紙的大簿子)，從沒有表示過他自己的意見，他是「不談政治」的讀書人。作為一個讀書人村松教授是「詩琴書畫兼通」的古典學者。在他四個月的短期訪問中，一面講學一面寫文章，真正做到「好學不倦」的風範。最難得的是他治學態度不僅嚴僅且「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充分代表位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的服膺。

臨別前村松教授送我們三幅畫，其中有一幅畫是畫竹，是特別寫明給他的「晚學」的，並加上句：「必於肥地疏凡才」，筆跡頗蒼勁有力。

在他們歸國之日只有瑋中隨父親到飛機場送行。我和女孩們則在先一日到他們住所話別。瑋中每次看到飛機必大為興奮，這次回來只說嬤須奶奶不知道為什麼哭了。過了幾天我們接到從舊金山寄來的一件包裏，打開來全是唐人街買的中國糖果！原來他們路過舊金山，想起了我們。

別後我只寫過一封信，快到聖誕節時孩子們想起老教授和嬤須奶奶故找出一些相片做一卡片寄去。卻是一直音信全無。到年農曆新年前後忽然收到紐約一禮物店寄來一盒裝填極為考究的巧克力，盒内有一名片是由村松教授和華子夫人署名的。他們人在日本，禮物怎麼從紐約寄出？孩子們在問。我想了一想，也想不出所以然。但看到三張快樂的小臉知道老教授和夫人使他們驚喜的目的已達到就不去追究了。

這就是我們三個世代間的一段淡淡的「忘年交」，我彷佛又看到老教授夫婦緩緩地在林蔭道上散步的光景，教授走前，夫人落後三、五步。教授停步說了什麼；夫人也停步靜聽什麼，然後掩嘴輕輕地笑了。

你見過五月的松樹嗎？嚴冬過去了，它原來蒼綠針刺的枝葉外，新生的芽蕾蓬勃地吐發著嫩綠柔軟的一片生氣，生生不息，歷久常新。這時你不僅看到松樹獨特的風格和意境，你更深深地被生之喜悅所激動而在剎那間掌握了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