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看科學

顏元叔

顏元叔（1933-201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目前在臺大、師大、淡江、輔仁開有文學批評，現代文學等專門課程。

本篇文章轉載自大學雜誌第七期。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我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一個人文主義者；對於科學，只是門外漢。正如許多類似身份的人，我對於近代科學的發展，不免懷抱極大的疑懼。我的疑懼可歸結為一個總問題：科學驅使人生走向何種歸宿？一個人文主義者的最大關懷是人生。當科學成了人生的驅使者而非服務者時，人文主義者對科學提出若干探討，應當是合法的。我的探討將局限於三個主題：一、價值與數量；二、慾望與剋制，三、知識與智慧。 

一、價值與數量：

我以為文學及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學是價值學問；也就是說，文學所探討的是人生的價值問題。但是，科學則不是價值學問；科學以數學為基礎，從求證到證果，全是數量學問。價值不是科學本身的研討對象。譬如，從原子彈公式的形成到原子彈的製造，整個過程是數量問題，不是價值問題。原子彈爆炸之後，才會引起價值問題。假使原子彈僅僅爆炸於內華達沙漠之中，還無價值作用；只有當原子彈投擲於長崎廣島之後，價值問題才真正產生。原子彈必須作用於人類之間，才會引起價值的爭論。這就是說，價值是一個人群之間的問題。最合人文主義者驚懼的是：科學在沒有價值觀念的領域中，製造了龐大的力量，投擲在人群之中，製造了科學自己無法預料或控制的價值問題。它對於自己引起的價值後果，不願也不能負責任，因為它的本土是無價值的數量領域。而屬於價值的人文主義，對科學在人生中所造成的後果， 更是無法過問；因為它控制不了製造這些後果的來源。自從十七世紀現代科學初起以至於今天，科學與人文之間自始保留這一段危險的真空地帶；而這段真空地帶在未來的歲月中，似乎只有越來越擴大的趨勢。

作為人文學中堅份子之一的文學，卻是激頭激尾的價值學問。因為文學總是處理著三個區域中的事情：一是個人與他自己的關係，二是人與人的關係，三是人與神或自然的關係。三者皆是以人為本：所以，它是一種人文學，是價值學問。文學的人生探討，固然是多向多面的，歸結起來也不出一個大前題：人如何生活。也就是說，人應當遵循何種價值標準去生活。基督教的十誡與孔孟的倫理觀念，都是這種價值標準。不過，文學所呈現的價值觀念，可能較任何宗教或學派所能提出的價值觀，更為深廣而無體系。但是，兩者同為追求價值的活動，則無差異。無論何種文學，總是以人生價值為其主題。從希臘到現代的戲劇；從十八世紀到現代的小說，就是一首小小的抒情詩，莫不有一個價值的核心。譬如說，陶淵明的「探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其中顯然隱含著陶淵明對自然的基本態度——那便是自然與他的關係是和諧的而非敵對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顯然暗示一種應有的生活方式。一首極有名的英國民謠，只有四行，卻也是一種生活價值的表徵：

西風，你何時吹起？

小雨點何時下降？

上帝，何時我能再抱情人？

何時我能再躺在自己的床上？ 

這顯然是一位久客異鄉者的心聲。我們至少可以說，他是一位重情感、愛鄉土的人。但是，科學對於文學的一切價值觀念，基於科學本質的限制，自然不加聞問。可是，科學所引起的一切人群中的變化，卻直接更改了價值觀念，迫使人文學處於被動地位。道德有所謂新舊之分。「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的農業社會道德；顯然不適於今天的工業社會。一個人文主義者固然被迫地接受了這些改變的價值；但是，他要問：人的價值觀念繼續隨著科學而改變，終於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數百年後人究竟變成什麼樣子呢？科學會不會把價值觀念改來改去，終至於改得沒有了？科學會不會把一個道德人變成動物人，由動物人甚至變為機械人？歐立德會說，科學企圖將道德降為不必要的東西。今天美國的一些「高瞻遠矚」的科學家預言紀元兩千年的美國人的生活，汽車行駛在空氣墊上，而且無須駕駛；每人月入數萬美金；一星期只要工作三天等等，這種生活完全摒棄了精神價值；這種生活的憧憬，只有科學家與孩童才會著迷的。一個人文主義者願意指出，數十年前的陶淵明的生活，未見得不及較數千年以後的美國人的生活。在此，我們只能說，人文主義者與科學主義者對人生各有不同的要求。科學主義者的人生觀，可以全部用數字來描繪，人文主義者的人生觀而只有依順幾個衡量價值的形容詞了。我個人的感觸是，一個有限的肉體，到底能享受多少，要享受多少物質的安逸呢？而征服內心荒蕪的工作，卻成反比例地被忽略了。 

前面的討論假設科學與人文各自有其領域；實則科學的領域日益擴張，侵入了人文的範疇，數字日益企圖取代價值。這是科學對人文致命的威脅。科學家顯然相信，世上一切有形無形的事物，都可以化為數字，而以數字控制之。但看今日計算機的流行，便可窺見其大概。到目前為止，計算機突入人文學裏的兩個最顯明的尖角，莫過於語言翻譯機與電子音樂。而部份的文學研究工作，也由電子計算機取代了；譬如，編索引之類的工具書。電子計算機代勞，固然省卻研究者不少的時間與精力，應該是受人歡迎的。問題是：這樣的侵入會不會繼續擴張，終致於喧賓奪主，形成主客互換之勢呢？文學家最深的堂奧莫過於想像的創造力，是不是有一天科學家會發明一具有想像力的機器來吟詩弄賦呢？改變基論想像力與幻想力時，認為幻想力是記憶力之解放。現代的電腦已經具備龐大的記憶功能；是不是從記憶到幻想，是電腦入侵文學之第一步？ 休謨曾經說過，現代文學以幻想力為主要創作衝動。這豈不是說，當電腦能夠解放記憶而從事幻想時，就能創造文學嗎？假使文學的創造為機器取代了，則其他一切人文學的領域，當為機器征服殆盡。那種光景我不敢想像。我但且引用赫胥黎的「美好世界」中試瓶培養嬰兒的故事，作為一個隱喻。女人固然因此免除生育之苦，可是與生育之苦同時消失的，將是母愛。也許科學家說，人何必有愛情，何必有情感。這一切當不是人文主義所可夢想與答辯的。我們只心問：科學家，你牽著我們走上什麼道路？

由於科學為科學家所帶來的力量與權威；由於科學家製造了滿足人類物質慾望的條件；科學家因而獲得社會上的特優地位，變成了社會上的英雄人物。這個英雄集團繼續吸收了更多具有這種英雄潛力的年青人，於是形成了一種影響學術空氣與社會氣氛的中堅。試觀臺灣近年來高中大學極端重理工而輕文法的風氣，以及一般社會人士寧可將女兒嫁給夙不相識的理工博士而不願嫁給一個青梅竹馬的文法學生，便可知大概。這種現象及其影響的方而因然很多我只願就價值與數量再發揮一下。科學家既然受社會的器重與崇拜，崇拜者自然接受了拜崇拜者的人生觀。被崇拜的科學家人生觀，既然充滿數字且頗少價值；於是，社會風氣或一般人的人生觀，也因此為準則了。在美國，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以其賺得美金的數量為準衡，至於賺錢的方法如何，則在所不論。試翻美國的豪富創業史，或者寄居美國的落後地區資本家之受美國人的尊敬，便可知梗概。我不願也不能把社會人士之崇拜數字，完全歸咎於科學家。但是，科學家至少沒有做任何努力，以減低一般人對數字的崇拜，以增加他們對價值的重視。會計統計，現在瀰漫了我們的生活。至於：「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的格言，則在漠視下遺忘了。從科學家以至於庶民，大家一體崇尚科學主義，是非善惡變成非常次要的考慮了。在道德的領域中，不是獻身於道德的人，便是反道德的；這裏沒有非道德(amoral)的中立地區。 

我們常見科學家不願意談政治問題，就他個人來說也許是「心厚嘴厚」， 就他做為一個科學家來說，他是沒有是非的道德中立份子。二次大戰期間為希特勒研究V-1、V-2飛彈的范布朗，一見希特勒行將崩潰，立即投降美國。假使他原是個痛恨暴政的人，他為何長期在納粹政權下服務。假使他是個忠實的納粹黨徒，為何見風轉舵？在他的身體裏，除了飛彈的熱情之外，還有沒有別的熱情？今天臺灣部份理工學生，或多或少存著一種金飯碗的念頭。他們也許這麼想：無論民主極權，資本共產，中國外國，反正什麼政權都要用他，都少不了他一碗飯。亞力斯多德會說人是政治動物，而現代科學家豈不變成了動物人！中古時期的英雄是騎士，文藝復興時期的英雄是宮臣，他們都是當時文化形成的中堅力量。今日的英雄科學家要為我們形成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就他們的行徑看來，這只是一個數字文化，不是有是非善惡觀念的價值文化。 

二、慾望與鼓制：人類的一部文明進化史，也許是一部人類物質慾望的宣洩史吧。物質慾望的宣洩，當然以科學為其工具與前驅。科學研究的衍生物—科學技術的改進，其最高目的是滿足人類的物質慾求。但是，我們要考究的是：物質慾求是否能被滿足；我們要問的是，是否新的滿足造成新的慾望，新慾望又造成了新滿足的要求。於此，一個惡性循環始終運行不已，了無終止之日。科學技術與人的慾望作一場永無止境的賽跑，而前者永無超越後者的可能。今天人類的物質貪婪，恐怕比較三千年以前的人類，不僅有增無減，而且還增強了三倍。就以臺灣為例，十五年以前我做大學生的時候，從沒有穿過皮鞋；今天的大學生都是西裝革履。你說他的衣著方面的慾望滿足沒有？有了皮鞋不夠，還要講究皮料，一雙皮鞋不夠，希望每套西裝能配上一雙皮鞋。而西裝究竟以幾套為滿足的標準呢？基於這類物質的追求——包括追歌女在內——不少的大學生便把應該讀書的時間，用去做家教，而學校功課但求「怕死」而已。今日的大學教授又何嘗不然。離開學校走入社會，物實享受以及更好的享受，已經變成天經地義的事。

離開台灣一島不談，就整個世界說，所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是任何一個政府求存的第一法寶。在印度，提高生活水準固然有其必要，因為那理的生活水準不提高便落入饑饉與死亡之中。可是在西歐，在美國，這是必要的嗎？就以物質生活之冠的美國來說，它的極高度物質文明給它帶來了人間天堂否？當科學家熱情地描繪著紀元兩千年美國人生活的情景，他們曾否考慮到，那時候是否仍有一個金恩兩個甘迺迪被謀殺？兩千年以前會經有名叫耶穌的被謀殺，兩千年以後有多少改進？當然，這不是科學家所願關懷的事。

科學家不僅不積極關懷這些事，更消極助長了個人主義與自我中心意識。因為科學技術既然在不斷養餵人的貪慾，人們乃認為貪慾的滿足是天經地義的事，一切的行徑都以滿足個人的貪慾為最後目的，這樣便造成了一個人人為己的社會。於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遠了，淡泊了，斷絕了；每個人均在私慾與物慾之中獨立了，孤立了。我想，這是現代人的孤獨感的最大原因。舉一個例子，臺灣多少的年青人到了美國便不轉回程，讓他們的老父老母死於永遠的佇候之中。幹麻他們不回來呢？答案是：為了發展抱負。而他們的抱負必須在美金給予的制度下，才能發揮出來，豈不怪哉？就算研究太空學科的華人，必須轉入美國籍，為美國人去佔領月球；難道在紐約轉業餐館的黃帝子孫，也必須為洋人端餐盤，才算是榮宗耀祖的道地中國僕歐麼？從太空學到營養學，都是科學。黃帝的子孫們現在都知道：唯有變成各式各樣的科學家，於是，當人家問你「吃飯沒有？」你便可昂然回答：「吃飽了。」 我不抹煞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的重大福利，這是自明事實，無需任何人的渲染。在某種程度上與某種範疇中，科學技術果然是人類的施恩者。但是，我們所談論的是科學技術崎形發展的後果，尤其是對於內在人格與外在人倫關係

上的影響。我們所要問的是：難道人類沒有別的勾當可幹，只想一味滿足他的肉體欲求麼？如此繼續惡性循環下去，到底會把人類帶入一種什麼境界？就以人類最關懷的戰爭與和平來說，二十世紀的科學把人類更帶進了和平？還是更帶近戰爭與全球性的毀滅？科學主義者對於人的終極目標口與歸宿有什麼腹稿？人文主義者不能承認物質的慾求與滿足，即是人生的一切；更重要的事，人文主義者對於人生的目標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更相信接近目標的手段，不是科學主義者的手段。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最高憧憬，可以在托爾斯泰的信仰中獲得最神聖的表達。托爾斯泰認為一切藝術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人類的兄弟情感。雪萊說，文學的最高目的是引導每個人走出小我。我們應該承認，科學技術的進步對於這個目標，固然大有助益，我們也不能否認同樣的科學技術，對這個目標也大有損傷。噴射客機固然使遠隔重洋的國家為比鄰，飛彈不也使越洋攻擊如探囊取物嗎？所以，人文主義者相信，促進兄弟般的大同世界，應該從異於科學技術的手段做起。

人文主義者的手段，不是區區如我者所可企劃的。但是，我相信假使我們能做到一點，便會大有助益——那便是剋制自己的物質慾望。讓我迂闊地想吧：假使十九世紀的西洋列強剋制了自己的物質慾望，帝國主義大概不會出現吧，假使十九世紀的工業鉅子剋制了自己的物質慾望，萬惡的共產主義大概不致誕生吧。一位在西北大學教「現代傳教」的牧師會經說，假使他能重新做一個傳道家，第一件事便是不結婚，因為家庭的考慮，使他不能不做出許多自私的物質追求。我想，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人，大概不能講求美食美衣吧。就我個人所閱讀過的文學作品，我沒有見過任何嚴肅的文學作品，是蓄意鼓吹或栽培人的物質慾求的。文學家被自身信仰的目標所引導，都是或多或少憧憬著一個大同世界，兄弟情感。他們要求人了解自身，了解他人。文學不僅要求人在獨處時是個心安理得的人，在群居時也是個心安理得的人。至於文學描繪的人生悲劇，那毋寧是反映人類在這種追求中所遭遇的挫折吧。 

在這方面我認為，宗教與文學是目標一致的。基督教的七大罪莫不是肉體慾望的衍生物；文學的基本觀念也是反慾望的。我所比較了解的英美文學，莫不有這種強烈的傾向。而現代文學對工業文明的批評與反擊，更是好的證明。須知道人生有兩條道路，一是聖賢之路、一是小人之路。聖賢之路如耶穌的自我犧牲，小人之路如小市民的自營其私。前者是自剋的，後者是剋人的；前者可必為道殉身，後者寧可殉道保身。孔子說：「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人，他是一個有道的君子(a man of principle)。顏回一簞食一飄飲，是安貧樂道的人。文學與宗教之道當不是科學技術之道。前者是聖賢之道，後者是小人之道。胡適當年諷刺安貧樂道的精神為懶人哲學，胡先生無乃宣揚小人哲學欺？需知安貧樂道比躺在沙發上看電視喝可樂要付出更大的勤勞呢。 

三、知識與智慧：

我個人深信有些知識是不能追求的，是禁知（forbidden Knowledge）；因此我否定下列的命題：Knowledge is certain good——並非一切知識都是善良的。科學家不能以求知一念，作為他一切求知活動的充份理由。舉一個顯明的例子吧：現在世界列強各國繼核子武器之後，又在研究生物戰與細菌戰的武器，已是公開的秘密。數年前即有一個英國的名生物家，在試驗某種細菌武器時，自己喪生。近日謠傳美國在水島一帶試驗細菌武器。至於蘇俄一定也不甘落後。這種武器既然發明在核彈之後，一定比核彈更有威力。幾年前一個美國雜誌描繪，一個蘇俄間諜只要在紐約的地下車站的扶梯上，抹上一層細菌，紐約全市的人口在廿四小時之內會全部死光。這容或有點誇張，但是假以時日，能夠擊破原子核創造核子彈的科學家，誰敢說他不會創造更大的奇蹟麼？

據一位日本有資格的軍事記者的估計，目前世界各國核子炸彈的貯藏量，若化為黃色炸藥，而以目前世界總人口除之，則每人可分得黃色炸藥兩千噸。面對這樣可怖的景象，我們應該責怪政治家還是科學家？而如今又來製造生物細菌武器!美國人巴克敏斯特（F. Buckminster）——即是那位發明幾何圓頂（Geodesic Dome）的數學家——在「教育自動化」一書中指出，一切最先進的科學技術，都是迎合戰爭的需要而創始的，首先為戰爭服務，等到變得陳舊了，為更新的科學技術取代了，才解放出來，流入民間的所謂福利工具。如此說來，科學家頗是戰爭的寵兒了。我們姑且不論聖戰或不聖之戰之分別，戰爭的本身是罪惡的，當無疑義。而科學家便變成了人類征服慾望的最有效的發洩工具。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科學家乃不得不經常涉入禁知的區域從那裏取來控制人類或毀滅人類的知識。假使人類要冒著毀滅自身的危險，從科學家手裏討得一二所謂增進福利的工具，也未免是個太大的冒險，太可憐了。 

近來報紙上爭相報導換心人換腎人的消息，這毋寧是一項合人興奮的消息。前幾天中央日報翻譯外國雜誌的資料，說是目前醫學家認為可換的人體器官，不下四、五十種之多。我們必須注意，更換人體器官的醫學家，必定有一個根本信念，就是人體零件可換的一部機器。不久的未來，假設科學怪誕小說的 夢想，實現於外國醫生的手術臺上，你我也毫不必驚訝。於是，這個人換上一個豬腎，那個人換上一個狼心，第三個人換上一具狗肺。有一天，甚至於連大腦小腦，也可更換吧。假使人體是如此可分割的，則人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什麼是人之所以為人的essence呢？假使你的情人換上了一個妓女的腦，你還能從她的胖子中看見你自己被愛戀著的縮影嗎？科學家無所不能，可是有些事他不應該做。科學家為了追求知識，就是將人的entity擊碎亦在所不惜。科學家崇尚知識至上，人文主義者認為人類至上。倘使在知識與人類之間作一扶擇，科學家寧可犧牲人類，成全知識，人文主義者則無有這等忍心了。知識到底是為人而存在呢？還是人為知識而存在？

什麼是應該追求，什麼是不應該追求的知識，當然不是容易企劃的。但是，假使讓智慧與知識結合在一起，則可能有一條線路可循。我姑且為智慧下一個定義，那便是安排人類作最佳生活的最高理性。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分別有其人類最佳生活的方案：文學家考察現實人生，雖然不趨向於積極提出最佳生活方案，卻集中力量指出什麼不是最佳的生活。宗教文學所懂憬的最佳生活，當不是今天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所憧憬的最佳生活。我膽敢為人文主義的最佳生活下一個界說，最佳生活是以剋己恕人為本的生活。而剋己恕人是智慧的結晶，不是知識的產物。知識只在於「了解」自然人，智慧在於「創造」文明人。所以，智慧在於扼制人類獸性的自然奔放，而創造理性設計的最佳生活。剋己恕人當是最反人的動物性的。我不否認知識之增進，有助於智慧目標的實現：但是，我要強調，智慧必須領率知識。如此，一個人間天堂才幾有接近的一日。然而，在一個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的今天，無論民主非民主國家都以所謂發展國家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神聖任務，知識—科學—工業—經濟這一個方案，無疑是會獲得百分之九十九的國民擁戴。因為極多數的人民永遠是動物人而已。這就是人文主義所遭遇到的厄運——她失去了群眾的支持，因為她反動物性。群衆在科學飼餵而助長其肉體慾望中，越來越是動物性的了。

科學家的無限度的求知活動，假使僅僅限於個人的私事，不溢出他的實驗室，則任何活動是他個人的自由，別人無權干涉。然而，當他的求知活動與後果影響到人群時，則關懷人群的人文主義者有權過問了。但是，就我個人來看，人文主義者的過問，終會毫無效果。我個人有一個公式，那便是：現代政府=科學+經濟。這個公式可以很完整地指出一個所謂的現代國家的構成與求存的必要條件。在這個公式裏，人文主義沒有立錐之地。正如宗教越來越變成一種社交活動，文學在這種社會與這種人群中，越來越會變成一種消遣的娛樂。 然而，在今天，喜馬拉雅山谷中，尚有印度的聖者，穴居野處，沉思著人生浮變的雲霧。文學家及其他一切人文主義者，亦將是一小撮衛道者，固守著人類已經喪失的良心。他們永遠會在曠野中發出呼喊，要喚醒動物人已經睡眠的良心。然而，誰又知道他們的良心只是睡了，還是死了？這只有問能夠換心的科學家了。

本文轉載自大學雜誌第七期 (民國57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