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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台籍代表盧麗安，是在台灣高雄土生土長的精英。她畢業於高雄女中、政治大學，並在英國取得英國文學碩士與博士學位，於一九九七年與丈夫沈一帆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二零一六年成為中共黨員。她指出，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獨立判斷作出的決定，不是被名利誘惑，而是為中華民族命運作出承擔。盧麗安成為兩岸關係的創意推手，讓「統一」能夠變成「融一」，以和平民主共同發展方式，讓兩岸「融而為一」。
盧麗安（左七）出席全國台灣同胞代表會議
七月寧靜校園，上海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副院長、也是中共十九大代表盧麗安，大方引領海外訪客們穿越學院大樓，到研究室進一步討論身為英美文學學者與女性主義研究者，她如何觀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去年我母親看到電視拍攝到研究室凌亂的畫面，還特別打電話來要我整理一下。」盧麗安微笑地說，她的母親畢業於台北實踐家專（現在實踐大學），那是老一輩視為培養「賢妻良母」的最高學府，她關心「盧教授」躍上枱面的公眾形象，也格外體諒現代女性兼顧持家與事業的不容易。
「我以台灣女兒為榮，我以生為中國人為傲。愛台灣、愛大陸，就像愛自己的爸爸媽媽！」盧麗安在人民大會堂十九大代表通道的發言石破天驚，不但扭轉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對於中共「黨代表」的陌生、隔閡，一名大學教師也突然成為了「央視二零一七年十大感動人物」。
中共八千多萬黨員，產生了兩千七百位黨代表，相當於「萬中選一」。台灣過去用「冷眼看熱鬧」心態關注中共黨代表權力起落，但是盧麗安出生於戰後二十年的台灣南部、在台北唸完大學、從歐美拿到學位，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更成為「黨代表」，為台灣帶來巨大的衝擊和反思。
「我很高興把大陸的台灣省籍同胞群體介紹給更多島內家鄉同胞知悉，更高興能幫助跨海來陸的同胞在此安身立命、安居樂業。」盧麗安一直對台灣青年說，不要把大陸當陌生人，不要把自己當過客。台胞也是中國人，「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參與到神州大地的命運裏！」
一時間台灣對盧麗安出現的反應主要有三：一以傳統中共「樣板」人物宣傳角度看待，台灣《天下雜誌》就指出，盧麗安「打開台灣社會的潘朵拉盒子，成了國內的火線話題」；二是以「入黨」角度探討大陸如何吸引年輕人成為「紅色青年」；三是以盧麗安個人及其日據時代家族歷史來做文章。
二零一七年十月下旬，民進黨政府迅速決定廢止盧麗安的台灣戶籍。
台灣當局的反應，前總統馬英九也看不下去。他在台北東吳大學的「榮譽講座」上課回答同學提問時提及，「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政府不必有過度的處分」；他認為，為了兩岸和平發展，增進彼此交流，執政當局應有再考量的餘地。
盧麗安加入中國共產黨，馬英九認為這是「人民結社自由」；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台灣人與大陸人的區別不在「國籍」，而是「戶籍」，而且盧麗安在對岸已經二十年，類似情況的人很多，就像很多台灣人在美國一樣，也不一定要撤銷戶籍。盧母心痛地問，盧麗安若是在美國，就是「台灣之光」，為什麼她在大陸就被台灣當局不容？
台灣人加入共產黨，一直是台灣的禁忌話題。先是二次戰後到發生「二二八事件」中，帶領台灣自覺運動、進行武裝革命，被稱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共產黨」的謝雪紅，到了民進黨時代，共產黨並沒有放棄對「台獨」動武，甚至在十九大召開之前，台灣媒體盛傳十九大將公開「統一時間表」。
十九大黨代表盧麗安，會是兩岸人民互相了解、追求和平統一的新起點？
首先，盧麗安代表不同於過去台灣、大陸「二元對立」的慣性判斷。
從「冷戰時代」開始，不管是大陸到台灣的「反共義士」，或是台灣到大陸「回歸祖國」的人，都被原生地貼上「叛徒」標籤，明明是同一民族血脈，卻變成你死我活，非黑即白；雙方也都指責對方暴政壓迫，因此，大陸「民不聊生」的樣板宣傳，也變成戰後台灣五年級、六年級生（民國五、六十年代，即公元六、七十年代出生者）對彼岸的認識。
獨立判斷，成為盧麗安選擇成為黨員的起點。所謂「獨立」，是指她在成長過程中個人或家人既沒有被迫害，也不是被名利誘惑，她選擇回到大陸去當一名教授，加上她選擇在大陸長期生活，有機會接觸更多資訊、再慢慢做出判斷。
「我們不需要因為受到男性壓迫，才能成為女性主義者來呼籲性別平等吧！我們緬懷受難者、先覺者的貢獻與意義；但是，作為個人，我不需要借由受害者身份來認識兩岸的政治問題。」盧麗安舉例。四十五歲才決定入黨，不只因為一份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贊同，要成為「共產黨員」，也要有「主觀」和「客觀」條件配合；「主觀」部分來自於她參與大陸公共領域的驅動；「客觀」部分是越來越多台灣人長期留在大陸，為了貢獻所長、為了將來發展，他們願意拋開對立心結來認識並進而接受大陸的社會與政治制度。所以有人預言，未來會有更多的「盧麗安們」！
今年，英國BBC中文網則用「脫台者」來形容寧願冒著被台灣註銷戶籍、長期在大陸發展的台灣人。盧麗安表示，「脫台者」這個詞並不好，媒體應該棄用，因為這個詞還是冷戰思維，會妨害人民的生活和發展，這種詞彙旨在挑撥離間兩岸同胞原屬於同一血脈、文化的事實。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中華兒女，眼光要放長遠一點，不如用「融陸者」更恰當，才能正面促進當下兩岸局勢的和平發展。
文史工作者藍博洲認為，幸好因為時代的發展，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盧麗安的「抉擇」沒有如當年謝雪紅那般冒險、危險，但是盧麗安本身進行自我學習與思考，最後做出到大陸播下教育種子的決定，對於兩岸和平，乃至於中國統一發展，「這絕對也是一個里程碑。」藍博洲說。
其次，盧麗安以她學術訓練背景參與政治與公眾服務，也代表了全球化，乃至於兩岸快速變化中，知識分子求是的追求。
盧麗安多次強調，她並不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歷史裏「第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在十九大之前，已經有生長在台灣、傑出的台灣省籍黨員擔任黨代表，甚至進入中共政治核心組織，比如蔡嘯、林麗蘊、林明月。在大陸的社會政治領域中，具有台灣生長和教育背景的台灣同胞還有不少，例如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長期任教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吳國楨教授。
特別是上一任上海台聯會會長林明月，其實和盧麗安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林明月是一九八零年隨夫婿范增勝從美國到上海，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適逢當時中國最大港口的上海港進行資訊化工程，范林二人被公認是對大陸港口資訊化影響最大的專家之列；林明月後來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也是第一位入選中央委員會的上海台胞。
「哪怕是成為上海港的一顆鋪路石子，我也很驕傲。」這是林明月和范增勝的名言。對照林明月也是戰後出生（一九四七年）、台灣求學、海歸選擇的背景，「精確」地說，盧麗安是第一位台灣南部出身、在台接受完整高等教育、在西方拿到碩士博士學位的台灣省籍中共黨代表。盧麗安在英國求學時遇到好幾位大陸去的留學生與訪問學者，和他們有過多次長談，發現「大陸人」並非「猛虎野獸」，盧麗安說：「我壓根兒也沒想到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呢！也沒問過。」
也是在英國讀書那幾年裏，她不但親眼看到大陸去的學者們和追求知識以改變人生、造福社會的台灣留學生沒什麼本質區別，更從智識思考上逐漸明白「國家」、「歷史」、「社會發展」、「民族」、「和平」這些看似與「柴米油鹽」毫無關係的概念，成為「意識形態」的路徑選擇與方向。
利用英國大學的圖書資源，盧麗安也粗略研讀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論述，包括文化大革命相關書籍，知道了百餘年來中華民族的傷痛與傷口；知道了兩岸各自走過的艱辛與彎路。正是如此，她格外希望兩岸能和平發展，共同往民族復興的目標攜手前進。
一旦開始行動實踐，就會發現有更多同行者。盧麗安記得大約「新千年」伊始，復旦大學外語學院來了一位美籍外國專家，她的父親是著名的《飛躍杜鵑窩／飛躍瘋人院》的創作者。這位英美文學教授不在美國任教，而是選擇在上海的著名高校教書，她的薪資所得並不高於在美國所得，那是為什麼呢？
她告訴盧麗安，上海是全球二十世紀歷史中有著特殊角色與作用的國際大都市，它既是東方，也是西方。她做為一名美國人，自己不滿於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思想，所以選擇在上海觀察世界局勢的發展。
「美國帝國主義？！」這個說法也給盧麗安不小的震撼：十九世紀歐洲的帝國主義時代是過去了，但是，西方與東方的互動交往遠遠未達平等平靜平衡。加上她研讀婦女解放運動史、讀馬克思哲學理論，以及她研讀全球歷史與中國史，這些閱讀與思考都幫助盧麗安把自己有限的個人視角與生命週期，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性別平等發展、人類自由發展的理念平台上。
為何要畏懼共產黨？
「我為什麼要畏懼中國共產黨？」盧麗安表示，如果她願意而且機緣合適的話，的確曾想過在英美異國求職生活；但做為中國人的自己，為什麼要為上兩代人的政治恩怨買單，為何要被偏狹的政治立場綁架，而自動放棄對中華文化的承繼權，放棄在華夏大地安身立命的歷史權利呢？
祖國，既陌生又熟悉。盧麗安認為，文化上，過去台灣兩位蔣「總統」推廣了中華文化的認同與教育，維繫了「一個中國」的最大公約數。至於兩岸社會、制度、文化的差異，難道高雄與台北就沒有差異？蘇格蘭跟英格蘭的連接在哪裏？英國與歐洲大陸如何求同化異？所以，從在台灣之外的立場回看，盧麗安就看到了台灣與大陸的連接，認識了兩岸差異形成的歷史背景。
「作為一名學者，我更清楚明白這些所謂制度差異、價值差異、文化差異，其實都是可以交流溝通、可以試圖彌合的。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不正是要引導求同存『異』（特色、特點），求同化『異』（分歧、糾紛）的理性思考嗎？」盧麗安說。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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