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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台籍代表盧麗安，是在台灣高雄土生土長的精英。她畢業於高雄女中、政治大學，並在英國取得英國文學碩士與博士學位，於一九九七年與丈夫沈一帆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二零一六年成為中共黨員。她指出，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獨立判斷作出的決定，不是被名利誘惑，而是為中華民族命運作出承擔。盧麗安成為兩岸關係的創意推手，讓「統一」能夠變成「融一」，以和平民主共同發展方式，讓兩岸「融而為一」。
盧麗安（第二排左一）出席中共十九大會議
入黨介紹人孫建與沙海林
盧麗安入黨的兩名介紹人，一是學院領導、復旦大學外國語學院英文系的時任系主任孫建教授，他曾留學英國，多年以來他從學院裏觀察盧麗安在教學任務、學術團隊、行政學務等不同工作中的表現與發展；另外一名介紹人則是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主任沙海林，沙海林曾擔任過中國駐美大使館參贊、中國駐愛爾蘭全權大使，他從全球發展的視野，來開拓盧麗安對大陸黨政關係的思路。
一九九七年盧麗安剛到上海任教時，她以為在大陸的「台灣人」指的就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跨海過來投資經商的「台商群體」；可是，囿於她的工作，她與「鄉親們」沒有交集；由於大學教師與社會商宦的隔膜，加上本地人一看她就知道是境外來的，不像本地人，這種「非上海人／外地人」的隔膜，讓她倍覺孤獨。
殊不知，兩岸一衣帶水，人民交流交往，乃至台灣同胞跨海赴陸定居發展歷史，比大眾媒體或是政治宣傳告訴人們的還要長遠。「啊，除了台商，大陸居然還有台灣省籍同胞群體？」這是她二零零二年認識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之後的詫異與新知。
開始接觸滬台民間交流工作之後，她詫異地得知許多在上海的老台胞代表人士的事蹟，並認識了他們的後代：前輩們在二十世紀裏，從日據台灣跨海過來經商、行醫、就學、甚至參與抗日運動，包括李偉光醫生，他也是台灣民主運動者蔣渭水的「台灣文化協會」理事；有的則是四十年代裏台灣光復後首批公費留學生回大陸知名高校讀書、參與了新中國解放革命運動後，就在大陸生根發展。
離開了台灣的盧麗安形容，不論是在英國求學、還是在上海任教，這些經歷都開啟了她「重新檢視自己的知識體系形成過程的『福柯式的』考古歷程」（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法國社會歷史學家）。大陸之於盧麗安，首先是文化與歷史的根源：小時候，她當然知道自己生長在一個名為「台灣」的中國的美麗島嶼上，生活在南台灣一個以出產香蕉聞名的小鎮上。家裏老人說，旗山本名「番薯寮」，是後來日本人改名的。為什麼？那麼，祖國在哪裏？
「祖國大陸」是無處不在的，以生活方式、文化習俗、語言文學、種種不同方式存在。盧麗安深刻地懷想，「祖國」就在家裏祠堂祖先的牌位上（福建漳州南靖）、在民眾遵循節氣風俗過日子的節奏與儀式裏（如晨昏定省焚香祭祖謝天、過年團圓、清明祭祖、端午包粽子、中秋等等）。盧麗安小時候對農民曆很著迷，因為裏面有豐富的民俗傳統，還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知識，包括姓名筆劃的份量、生肖命途走勢。
盧麗安也喜歡唐詩宋詞（從堆放圖書的閣樓裏她找到一本發黃、破損的《唐詩三百首》，是她父親學生時期的書）；外公則喜歡聽京戲（平劇），她很好奇他一個閩南人為什麼不聽歌仔戲而是聽京戲？日據時的皇民化統治不允許台灣人學習漢語，可是外公小時候自學漢語，還閱讀了不少中藥藥典；後來他去日本讀書時，學校開設的外語課程裏有中國北平話（普通話），他毅然決然地捨棄英語，學習北平話，「國語」。
「家裏長輩的生命故事，不管再怎麼細微，總是鑲嵌在那時的歷史社會語境裏；祖國，總是以一種無處不在的姿態、氣息，存在著。」盧麗安感性地說。
當然，宣傳媒體上的大陸，街邊圍牆上的反攻大陸標語，的確給幼年的她一種避之唯恐不及的祖國大陸的想像。盧麗安接受教育的七十年代，台灣電視裏戲劇節目，多的是描繪鬥地主土改的慘烈霸道；但她的家族並沒有經歷過國共內戰戰亂匱乏與流離顛沛，盧麗安以「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追尋祖國，更加確認：是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愛台灣、愛大陸，二者不矛盾。
盧麗安代表的追尋，其實是一種「不忘初心」的堅持。
「九零年代末我有一次站在上海馬路上，看見舊租界一棟待售的小洋房，那時標價好像是一百萬人民幣。」盧麗安笑說：「心中還在想，我一個月六百人民幣，何時才買得起呢？」
後來上海快速發展，房地產火紅；許多盧麗安在台灣的親戚在二零一零年之後遇見她說，唉呀，妳這麼早去大陸發展，也不多提醒我們趕快拿錢出來買房產投資呀！盧麗安只能苦笑，她除了教書，哪裏會想「投資布局」？
鍾情文學不轉行財經
她還記得「新千年」前後，上海的確進入發展的高速期，連她的機會與選擇都多了很多。一九九七年剛入職時，學校裏也問盧麗安要不要轉去經濟學院教英語？那個學院薪資肯定高於她在外院所得。
「啊？我是讀英美文學的，不願意一輩子泡在商貿英語教學裏。」盧麗安於是婉拒了這善意的邀請。過沒幾年，上海要成立外語電視節目頻道，需要一個英語流利的女主播來連線國際財經新聞，相關部門透過學校找人，外院又問她培訓轉行去不去？
「我不懂財經，怎麼會播報道瓊斯指數（Dow Jones Index）、全球金融資訊呢？」盧麗安也不積極。沒多久，電視台又來洽詢，他們要開一個生活型英語教學普及節目，需要英語流利的年輕女主持與外國男主持搭檔。她當然沒去。
那些光鮮亮麗、財源廣開的職業，都與她無緣。做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一名工薪階層，她當然要計算屬於她的「勞動利益」。安身立命，憑良心做事。這不就是個人應該也能夠掂量的基本利益嗎？很簡單，盧麗安的「初心」是在教育事業裏；教育，當然有課堂校園教育，更有「社會教育」這個範疇。
盧麗安傾向於把她在滬台民間交流方面的工作，視為是社會教育事業的一部分，並且是「兩岸共同願景教育工程」。一九九七年，她與先生是滬上第一例返國定居任教的台灣教師；但是，隨著二零零八年至一六年期間兩岸交流積極常態化，越來越多的台灣生長並具有海外學養的學者專家選擇來大陸任教生活；即便是目前，這趨勢也繼續推進中。根據不完全統計，上海高校、學校、科研院所裏的台籍教師就有近百名。這還不算激增之中的赴陸高校就學的台灣青年學生，以及來大陸打拼事業的台灣青壯年人才。
盧麗安認為：「這說明兩岸是命運共同體。」在這百餘年來中華民族復興的奮鬥進程裏，台灣與台灣同胞始終是參與的；大家的努力都跟民族願景息息相關。
對「投共」一詞反感
二零一三年，盧麗安陪同上海市領導訪台，會見了不少島內政經界的「友陸」領導與專家。她記得有一天的早餐會上，大家在得知她是雄女、政大出身的資訊之後，一位主管對陸經貿的首長居然拉她到一旁，不無開玩笑也不無譴責地問：「你怎麼就投共了呢？你在大學教書，錢比這裏多嗎？」
盧麗安說，她壓根沒想到會被冠以「投共」一稱（那時她還沒提出入黨申請呢），而且還是在這麼貌似融洽的官方會面場合裏；她愣住了，只能呵呵傻笑。兩岸的發展反差隨著大陸快速進步而產生。盧麗安意識到，這個詰問（和後來的「脫台者」一詞相同）揭示著台灣的焦慮：「台灣該怎麼跟大陸相處？在全球化浪潮與國際形勢嚴峻失衡之下，台灣該怎麼辦？」這是台灣的焦慮，盧麗安心中也為她的故鄉焦慮。
約六、七年前，她有一次回台探親，從桃園中正機場入境。海關關口的官員檢視了她的入台證與台胞證說：「喔，上海，我也住上海。」她很驚訝地啊了一聲，一下子沒想明白。海關人員接著說：「我去年在中山公園附近買了個小公寓，以後家裏人可以住。」然後他很和善地啪一聲蓋章，讓她入境。
但是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盧麗安再因公務訪台，那時，政黨輪替的選舉結果已經出來，雖然政權尚未交接，但是台灣公務系統已經見風轉舵了，不歡迎大陸客。她感覺桃園機場海關關口官員冷冰冰地翻閱她的旅行證件，然後盯著電腦螢幕，好一會兒才問，「你要停留幾天？請務必保證在五月二十日以前離開台灣。」沒有微笑，沒有善意互動。「他實在沒有必要叮嚀，因為我的入台許可以及返程機票都明白表示，我將於十九日中午離境。根本不會干擾隔天的典禮。」
這十五年來，包括盧麗安在內的滬上台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市台聯理事們，已經做了一百多個提案，從教育改善出發，到台胞在滬的發展需求，在各種管道平台（領導調研、參政議政、論壇會議、座談聯誼等等活動）大力疾呼提高在陸（滬）台胞就業工作發展生活的便利性與融合度。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大陸頒布「惠台三十一條」之後，廈門、上海、福建省、寧波、天津、北京等縣市相應舉措相繼出台。盧麗安指出，這些政策都是基於中央指導精神基礎，「結合各地的發展趨勢條件、台胞人口或投資組成條件，匯集協調許多部門」，來促進台灣同胞在陸生活發展的便利與權益。
盧麗安認為，「惠台三十一條」是大陸用行動表明願意並希望與台灣分享民族復興的果實。對於聞大陸色變、動不動就妖魔化大陸「統戰」的台獨分子，這些促進台胞融陸發展的舉措無異於戳破台獨最後一層「自滿的窗紙」，讓台灣同胞們看到兩岸本是命運共同體這個事實。
誠如兩岸領導人都曾提及，兩岸統一只要循序漸進，自然水到渠成。盧麗安代表的意義，更讓「統一」能夠變成「融一」，以和平民主共同發展方式「融而為一」，兩岸四地必需攜手努力，打造全新的起點。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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