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基(左一)舉槍戒備(圖:法新社)
劉澤基：手持布袋彈槍（路透社）
中國大陸網民為光頭警長設計的海報
那幾張照片在網上瘋狂流傳，無論香港還是有著「信息防火牆」的中國大陸，都引發熱議。畫面中，一個光頭警察神情緊張，舉起長槍，做出瞄準姿勢，他的頭部有傷痕。事發在七月三十日葵涌警署外，這位名為劉澤基的警署警長，與同袍遭到數十名示威者攻擊，頭盔被打掉，舉槍是自衛行為。
只是在兩地輿論場，劉澤基收穫到截然不同的對待。在香港，他的舉動被很多網民和媒體視為警察粗暴執法、無視他人安危的最新一則例證。在大陸，他被熱捧為果敢執法的英雄，開通新浪微博半個月，就成了有著超過六十萬粉絲的網紅，還受到北京邀請參與國慶觀禮。
幾張照片不是故事的全貌。劉澤基從他個人角度，復盤當時事發經過，回顧反《逃犯條例》抗議裏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還講述了警察生涯裏一些重要回憶。
採訪九月二十四日在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與警察體育遊樂會進行：
談事發之初：我們七十個警察拘捕三百個示威者
六月九日那天，反修例第一次遊行，我被派去地鐵站附近巡邏。因為已經收到情報了，遊行示威的那些人可能有武器。
其實那天白天是沒有任何衝突發生的。搜查完那些青少年，我就問他們，是不是出來示威遊行？他們就說不是不是。我就說我又不是不讓你們遊行示威集會，合法的話就沒有關係了，你可以有你們的權利。他們承認了。我說那你們為了什麼去遊行？他們就說，我們要去「反送中」。我說為什麼要「反送中」呢，聽聽你的意見。
我平常去外面巡邏，做截查工作，不是太趕的時候，我很喜歡跟別人聊天的。我想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想法，他們又可以將他們的想法告訴我。別把自己擺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因為警察執法，如果不清楚民情的話，你的執法都可能會有一些配合不了他們的需求。
他們就說因為中共要將異見人士全部都清洗了。我說不是的，比如說，犯了一些很嚴重的罪行，七年以上監禁，又經過法庭的法官允許，你才能用這個東西的。他們就說，警察先生，你被人騙了，只要以後改了法律的刑期，比如你亂過馬路，都說你的刑期是七年，這樣就抓你回去大陸了。
我就說你們這樣是基於不信任了，怎麼會這樣誇張呢？他們就對我很不服氣。接著我就轉了一個方向，談別的事情，你們怎麼看逃犯修訂條例？什麼逃犯修訂條例？他們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說反送中都是你們那班民主黨說的，其實那個真正的名字叫做逃犯修訂條例。
這個片段令我覺得挺深刻的，是我現在唯一一次他們不會那麼抗拒我，跟我聊天。但是原來發覺，他們根本就不清楚真正事件的發生，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那些小朋友讓人給誤導了呢。
那天示威者在立法會下面衝擊警員，造成我們一個同事的眼睛爆了（打破縫針）。我們收不了工，就接著上班。示威者霸佔道路，到凌晨我們去清場。到了六月十日兩點四十五分，清到灣仔舊警察局那裏。當時我那隊加上另外一隊人加起來有七十人左右，決定一定要抓他們，很強硬。因為你已經犯了法，不會給機會你們反抗。他們是想反抗的，七八個人在前面跟我們打，當時他們就是扔磚頭，還不會用火。我帶隊，跟我們的同事一起衝過去，馬上就開（警）棍打。我們叫道，全部跪下，不跪下的話，全部都是反抗的，全部都打。前面那些人被我們打完後，後面的人全部都害怕了，全部都跪下了。誰一動，我們就拿警棍打手。接著，我們就找支援來。
所以因為你強硬執法，他們就害怕了。七十個人都可以抓三百個人。
去到當天早上六點，抄下他們的身份證後就全部放走了。我說為什麼要放他們？長官解釋不是放，是先抄下身份證以後，到時再看那些視頻，如果他們有犯法，再抓他們。
我覺得這樣是種下禍根。他們全部犯了法，堵塞道路，襲警。擱在以前的處理是，全部抓回去警察局，一個一個打指紋，一個一個錄口供，接著立刻將他們帶上法庭。如果法官判了，他們就馬上坐牢。你可以透露信息給這些小朋友，你犯法，警察果斷執法，不會姑息。
以我個人的立場來說，政府和警察部開始的策略都是錯的。你不抓不鎖不檢控，第二天也都是差不多這樣，這樣令到他們覺得我們出來犯法是沒關係的，抄身份證就可以走了。那時他們的膽子就大了，演變到了七月一日，他們就大膽打砸立法會。他們跑出來衝擊警察，由剛開始只懂得扔磚頭，越來越大膽，之後就是鐵棍靠近來打，用那些很厲害的彈珠，接著現在就是放火，用汽油彈，用氣槍。
而我們是去幫他們練兵，陪他們做教練，那你打吧，打吧。那他們的兵就越來越厲害，越打就越凶狠。他們買的裝備越買越好，其實現在貼身肉搏已經沒有什麼優勢了。你用一支小棍子，他們就用一支鋁球棍。
談事態變化：每天上班超過十五個小時，不准用布袋彈我還是開了三槍
最開始有變化是六月十二日。整個香港開始嚴峻了。
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外面，施加壓力，說要給一個限期，讓特首林鄭月娥回應他們。我們就在立法會那裏布防保護。本身我們是上早班，接別人夜班，誰知道我們早上七點跟別人交接的時候，突然之間那班人封住了所有通道。我們H大隊只有兩個小隊進去了。他們的意思是想不讓任何立法會議員進去開會。這樣導致了夜班的人也走不了。
那天早餐也吃不了，一直挨餓。因為食堂很早就已經知道他們包圍立法會，所以食堂關門走了。但是我們幸運，他們離開之前，我們就衝上去，無論如何，你就將冰箱裏面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吃。自己買，大家湊錢，五千多塊港幣（約合六百四十美元）買了七十個飯盒，接著我們幾百人在那，一人分一點東西吃。它很貴的，七十塊錢一個飯盒，但是只有這麼少的一點東西。
我在裏面做防守。其實當時已經看到他們在拆地磚，在工地偷東西，偷那些鐵棍出來。但是這樣都是OK的，我跟他們談，他們都說不會衝擊的，我們等下午四點林鄭回應。誰知道，下午兩點左右吧，毛孟靜那幾個立法會議員走進人群當中，講完一大堆以後，那些示威者就全部瘋了一樣，開始拿石頭扔向我們，拿一些鐵枝衝過來打了。不是說了四點嗎？那一刻大家才反應過來，其實我們太過天真了。原來他們提前了兩個小時，開始襲擊警察。他們的理由就是不信警察，不信政府。他們都不等了，就打。
其實我們上面的指揮中心講了不准用催淚煙，不准用布袋彈，只能用盾來擋，當時連手腳的護具都沒有的，所以很慘的。因為你什麼都不准我們使用，這樣就光被那些人打了。我們被他們逼到了立法會的「煲底」（圓形示威區）。下雨一樣的磚頭，四方八面就那樣扔過來。
我們已經有很多人受傷了，沒有辦法了，我開了三槍。我是警署警長，我這個職位全部都是布袋彈。你不得不用槍，你不讓我們用，我們都一樣使用了。其實布袋彈威力很差的，但是那些聲音就很厲害，轟轟轟轟，好像是大砲一樣。他們就一窩蜂散了。我們開完槍了，上面才說你們現在可以用槍了，真是氣死。
我只中了兩塊磚頭，都算厲害的了。腰上中了一磚頭，衣服都破了，那些磚頭的鋒利處好像是刀。還有膝蓋也中了一塊磚頭，內傷，沒有流血，我最初只是以為肌肉疼痛。六月十九日才放假去看醫生，一照X光，右邊膝蓋有一塊碎骨，一點二厘米。
我們下午四點左右才吃上飯，因為示威者一散的話，馬上就衝進來一些貨車，將那些杯麵運進來。我們可以用開水泡麵吃，這樣杯麵都變成了特別好的美食。
那天沒有回家，我們進去立法會圖書館防守，一直防守到第二天。那天上了二十二小時的班，睡覺輪流，一半人去防守，一半人去睡覺，戴著頭盔睡在地上。裝備不拆的，隨時要起來的。隔幾個小時調轉過來，到你起來了，我又去睡覺。也沒有洗漱。
那天以後，他們就開始有很多罪名給警察了。其實那天從頭到尾都是示威者突然之間襲擊警察，我們有人已經被打倒了，流血了。反擊回去的時候，他們就說警察是黑警了，打他們了。
之前正常我們一天三班，上九個小時三十六分鐘。那天以後直到現在，都是每一更上十五個小時以上。十五個小時是最基本的，要看看當時你做的工作是在幹什麼，是不是已經有衝擊了。如果是的話，你就不用走了。七天裏面有一天是休息的，那期間我差不多七八天沒有回家。我住得很遠，住在元朗。有時凌晨下班就沒有車坐，就不回去了，第二天繼續上班。所以我們買了很多的地毯，買了充氣枕頭那些，在地上一打開就睡覺了。其實睡都不是很久，你睡四五個小時就要起來了。
我六歲的女兒很久沒有見過我，就打電話來問，爸爸你在哪裏？還沒有回來？我有一次是凌晨回去，回到家門口，有一張紙貼在那裏：爸爸，回來快點按門鈴，你們工作辛苦了。
我看到很想哭，但我沒有叫醒她，所以她不知道我回來了。第二天我五點就走了，其實我回來只有兩三個小時，將髒衣服放下去洗，拿一些換洗的內衣褲，都還沒有睡過覺，就起來走了。
之後終於有一天，我上完夜班，早上下班了，我一看時間，恰好可以接她放學，我馬上跑去幼稚園。她不知道我來，本來是等工人姐姐接她的，但是突然之間隔著窗戶看到我了，她就驚呆了，睜大眼睛，馬上衝出來，一衝到我這裏，接著就狂哭了，完全講不到話。老師以為她受傷了，跑來問我。我說不是摔倒，她看到我激動了，老師就說是的，她在教室裏面經常講，很久沒有見過爸爸了，爸爸受傷了。我一個勁地安慰她，爸爸沒事，爸爸沒事。
談葵涌之夜：原本是去外面救人，不得已舉起了槍
七月三十日那晚的所有遭遇，回想起來真像電影一樣。那天我們的任務是保護葵涌警署，因為兩天之前，有四十四個示威者在西環那裏被抓，全部關在葵涌警署。網上的人就說，要去聲援他們，要去圍堵葵涌警署，正常應該是整個PTU（機動部隊）大隊一起行動，但那天因為是不夠人用，示威者要去機場搞事，所以我們就分散了，我們就不是四隊人一起了。兩隊去機場，兩隊去葵涌警署，兩隊PTU加起來有八十二個人，還有葵涌警署的一點點人，總共有一百多個警察。
我們早上七點多就去到那裏，一直相安無事，但是黃昏的時候，很多人可能是下班了，真是幾千人圍著葵涌警署。如無意外，我應該是夜晚七點已經走了，但是已經包圍成那樣了，我們就沒有辦法，走不了，下不了班。
晚上十點二十分，我看On.CC新聞（東網），警署外面大約四五十米，有一個男人因為政見不同，被人打到昏迷，我們向上級反映看到的這個視頻，我們要出去救人，不救他會死的，上級考慮以後，同意了。一定要向他們匯報，如果我不向他們匯報就出去的話，就變成了我擅離職守。
其實應該是兩隊人出去，我們前面出去的九個人都不知道，示威者拿東西堵門了，警局的人出不來了。幾千人圍著我們。我就告訴他們，我們是救人的，不是「搞」你們的。那天好像是跳Disco一樣，那些紅光、藍光，什麼光都有，每個人都拿鐳射筆射著你的樣子。一路向前，去到一半，他們看到我們人這麼少，開始打我們，開始推我們。他們將我們衝散了，我跟「杰仔」在一個位置，另外七個人就在後面。
那個畫面你看到的是，我們被人推倒了，連續推了幾次。我一跪在那裏，他們衝過來，抱住我的頭，可能是想把我抱到地上打，我的頭盔有一個扣，是安全裝置，如果有人這樣扯我頭盔，那個頭盔就自己掉了。頭盔一掉，他們當我的頭是足球那樣踢，砰的一聲，踢到眼睛這裏，短短的那個時間，我想是七八十棍這樣狂打。我差不多要暈了。
突然之間，有人搶我的槍，我整個人就清醒了，我馬上用力扯回來，一扯那一刻，我就看到杰仔站在那裏在打。他的作用很重要，如果不是他幫我擋住，沒有一個空間讓我衝出來，我不能把槍搶回。如果是很多人壓著我，我就扯不回，接著我用棍子掃開那些人，但是他們都繼續衝過來打。那一刻，我沒有辦法了，我馬上舉起槍，喝令他們散開。他們看到我舉槍，就全部跑了，所以你在電視畫面上看到我在轉圈，一路轉圈，一路走。
我身上有手槍，但那把槍大一點，他們以為這把槍最厲害，其實那把是布袋彈，不會穿人，打到你痛，但是你用這把手槍，一打就死人了。
這樣的情況都做不到救人了，所以我就打算回去警署，但是警署前面圍住上千人，杰仔就問我，怎麼辦？我就說跟著我走，向著最少人的地方走。那時周圍已經看不到任何的警察了。我就帶著杰仔，一路向著葵芳地鐵站那裏走，一路且戰且退，一路都有石頭、鐵棍、硬物飛過來，不斷地躲避。我本身都挺大膽的，不害怕，杰仔從頭到尾都跟著我，他永遠在保護我的背後。
去到葵芳地鐵站下面，我就看到另外三個警務人員又在被人打，他們原來是衝鋒隊的。我就叫他們過來，我有這把槍在這裏，我們就安全一點了。我問他們在這裏幹嘛，他們說，我們接到一個報案，說那邊有個男人被人打暈了。原來他們的目的都是跟我一樣，都是救那個男人。
我問他們的警車在哪裏，他們說我們的警車在巴士站那裏，我就跟他們一起，你保護我，我保護你，慢慢一路打回去警車那裏。誰知道警車也在被人打，打到玻璃都碎了，那個司機的臉被玻璃碎渣弄到臉上都流血了。我們保護警車，退後，退後，退到一個安全位置可以用來轉彎，接著我們就馬上全部一起上車，這樣就離開了。
其實我們並不認識，那一刻有一種互相保護的感覺，我跟我同事一兩個人，始終都有一些空隙的地方會被人扔到，但是如果我們有五個人，大家就安全一點。
之後我就去仁濟醫院看醫生，看到兩點多，眼睛傷得最重，不能夠看清楚，看東西有兩個影子。醫生看到我的紀錄，說這是我第二次受傷了，等著去做手術吧，寫了一個病假給我，十月四日做手術。我想十一月底應該可以回前線了，整班兄弟一起訓練那麼久，我很想快點跟他們一起。
我持槍，被傳媒拍了很多照片。傳媒會整天到處拍，但是你發現他們都不是為了報道事件，他們就是為了拍一張很漂亮的照片。當晚還有記者跟記者打架，他們會搶位置拍照，我都管不了他們了，你們打架就慢慢打吧，我都管不住自己。我想他們原本很渴望我開槍，很希望我打到市民，拍到了開槍的那一瞬間，他們就想著值錢了。他們想不到我從頭到尾都是舉槍，沒有開槍。但是都沒有用，他們都照寫黑警。
對於用槍，剛開始有些同事替我擔心，上級會不會調查我，但是事實上是沒有的，總部方面也都有一些長官來我家看望我，慰問我的傷勢怎麼樣，他們都認為用槍是用得對，用得好，沒有問題。當時如果你不用的話，你根本就脫不了身。
我覺得放任何一個同事在那個場景，發生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每一個同事都是盡力而為，每一個同事都是無名英雄。對我個人來說，只不過是派給我一個行動，讓我去救人，這個行動被暴徒阻撓，完成不了，但能夠全身而退。後來我知道，原來那個男人被人送去了伊利沙伯醫院看醫生，最後都安全。
談傷害：示威者在街上貼我孩子的照片，我取消了他們的興趣班
杰仔十三、十四歲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他參加了少年警訊，恰好那時候我當警長，就是我帶的他，他很早就已經告訴我，他想做警察了。
他讀書的成績是上不了大學的，就像我一樣，他中五出來之後，就考警察了。他的體能差，達不到標準，第一年就體能不行，第二年又是體能不行，我就馬上訓練他了，他跑步不夠快，我就訓練他怎麼樣跑步夠快，終於他能跑到「爆表」了，引體向上我們要求七下，他現在能做二十下。考到第三年，他考上了，到現在，他當警察三年了。
他從警察學校培訓出來後去了上水（駐守）。但是這次這麼巧，他一進來機動部隊訓練營時，我打開那個本子，有一百多個警員，我選哪一個呢？我可以選擇的，我看到杰仔在那裏，我就選他了。因為杰仔不是很會說話的，他很安靜的，他跟人相處的時候，可能就有一些詞不達意，我想他在我身邊，我可以慢慢教他一些東西。
這次他也有受傷，手被打傷。他那些傷全部都是腫傷。他休息了四天就上班了，他說如果沒有這次經驗，是一個損失，能夠跟我一起經歷過這件事情，他反而覺得是榮幸。
杰仔也都有跟我講過，他有些朋友，包括他的中學同學，一看到他受傷，竟然發Messages給他：你該死。他姐姐都因為政見不同，經常跟他吵架，杰仔的姐姐會質問他，為什麼警察打人？其實你明知道杰仔根本就沒有在場，根本就解釋不了給妳聽。那些片段，都是剪頭剪尾的，他們明知道問了是沒有結果的，為什麼還要問他呢？其實他們是想發洩吵架，這樣就會導致杰仔那時候也會有一些不開心。
我都有擔心，那些同事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持續這麼久了，士氣低落？會不會有一些情緒上面的問題？但是發覺是沒有的，反而倒轉過來，（士氣）更加的堅固了。可能因為看到家裏人的時間很少，看到自己的同事一天十六個小時，所以變成了親人一樣，有時眼神看一下，拍一拍肩膀，就已經知道大家下一步想幹什麼。默契全在那裏，情誼全在那裏。
我太太也是警察，我受傷了，她都沒有哭。但是，當她聽到說葵涌那個同事下班後被人砍傷的消息，她哭了。她很激動說，為什麼現在的香港變成了這樣？你竟然可以找一個不認識的人來砍。我相信她是因為心痛香港的情況，可能是有一點點幻想，同樣的事情會不會在我身上發生呢？之後她都叫我，不戴著帽子，不戴著眼鏡，你就別上街了。
但是最主要的影響不是我，是小孩。一個六歲，一個九歲。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以前可以學很多的課外活動，他們會去學游泳、打鼓、手工班、畫畫班，現在就全部取消了。因為那些班以前是我們上班的時間，工人姐姐去接送他們，媽媽很擔心工人姐姐不能保護他們，所以就先停止了，別玩了。免得他們上街多一次就多一次危險。
我家的街道上面，示威者有貼我兒子、女兒的照片。這樣到處貼，貼了就希望有其他的人去做（傷害他們的事）。街坊看到這些情況，都會幫我撕掉，那些街上的老闆、商戶，他們很疼我們的，因為我兩個子女也都是他們從小看到大的。他們經常都說，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記得叫你的子女衝進我的店鋪找我。
現在上街玩，媽媽拉著兩個小朋友，往前走一點，我就在十米、八米後面，自己一個人走，因為很擔心他們跟我一起走，被人認出了，很容易傷害了他們。
我現在剛剛好是病假，我就自己用車送他們上學，放學了，學校就將他們特別放在另外一個房間，直到我去接他們為止。學校都知道我這樣的情況，都特別安排了，所以就不會讓別人接觸到他們。
其實就算我沒有曝光，只要你住在那個警察宿舍，都是一個不安全的環境。只要認定你是警察的子女，他們都可能會隨時襲擊。
我們打算把兩個小朋友帶去大陸讀書，前幾個禮拜我已經去深圳看過一些國際學校了。這個想法最強烈最強烈就是現在，因為我不相信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因為現在在外面示威的那班，全部都是中學和大學的人，你還怎麼樣去相信他們？
一直以來我都有這樣的想法，香港的教育太過高壓了，小學一完成了，中學的時候就帶他們過去新西蘭讀書。但是現在經過這次的事件以後，為什麼會想到回去大陸讀書，不是去新西蘭呢？其實也都聽到有些消息說，外國看香港這件事，完全相信了香港的傳媒，就算是過去那邊，也都不代表他們不會被洗腦了。這樣不如是調轉過來，我們大陸又不是沒有學校。那我們自己去大陸讀書是一樣的，第一我起碼每天可以看到他們，第二起碼是我們大陸自己的教育，起碼是像一個中國人。你教了一個不承認爸爸媽媽、不認你是中國人的人出來的話，這樣就當失去了這個孩子，這個已經當是廢人了。那我就不希望他們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談警察往事：我曾拔槍對峙過持刀拒捕的悍匪，也處理過韓農抗議
我十九歲做警察，已經做了二十六年。其中我做過九年的衝鋒隊。我最喜歡的是衝鋒隊，每個進取的軍裝警務人員，都想去衝鋒隊。內行是叫做軍裝重案組，相對嚴重的案件，就找衝鋒隊去做。衝鋒隊是裝備好一點，有一些輕機槍，防彈頭盔那些。那些保護裝備全部在車上，我們因應事件的不同，就用不同的裝備去處理，每一個同事都是進去了PTU訓練以後，才可以再去衝鋒隊的。
我從未開過實彈，再上一次拔槍，是一九九六年了。
那是年初一，我們接到消息說有兩個可疑人士出現在打鼓嶺，當時我是衝鋒隊，我跟另外兩個隊員去找他們，那兩個同事跑得很慢，還在下面，我跑得快，跑到山上。與此同時，我聽到耳機裏面說，原來下面的村裏有一間店鋪被人打劫了，全家被人綁起來，錢全部拿走了，那當時我就想不是這兩個人嗎？我們只有三個警察一起上山，因為不知道他們是悍匪，以為只是兩個普通人。最終找到他們兩個人，在墳頭那裏坐著等，不知道在等什麼，他們聽到草聲，起身要走，我自己有點衝動，直接衝上去，從後背將其中一個打倒在地。
本身我自己十二歲就練柔道，我有參加過香港代表隊，待過三年，打一些小型比賽。港隊的要求是，（星期）一三五就跑一萬兩千米，二四六你去玩柔道，所以我對於自己（體能）很有信心的，兩個人我不怕的，我照樣打。但是想不到考慮還是少了，原來人家有刀的。
還有另外一個人，他從背後拔出一把刀，衝到我前面想砍我，因為我是便裝的，我這樣一拔槍，那把槍就卡在了我的衣服，槍就飛出來了。時間好像停頓一樣，我看著那把槍在空中，把它抓住，單手指著他。我對他說，你放下刀。他叫我放下槍，放走他的兄弟，兩邊都在大喊。我同事追上來，看到這種情況就馬上拔槍，指住那個賊。
他們（我同事）慢慢在我手上拿走我的槍，接著就幫我鎖住了下面那個人，接著跟他說，我已經放下槍了，你放下刀先。他就放下刀了，我立馬衝過去按倒他，這時候才知道，他還有一把刀，他們有兩把是自己的刀，有兩把是打劫的時候，在那一家人那裏拿的，我想不到他們會把兩把菜刀放在背上，他從背後拔了出來想斬我。我一隻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隻手馬上拔槍，我把槍指著他的頭，他的那把刀幾乎要指到我的頸部，如果慢一點的反應，就可能被刀捅了下來。他已經沒有力氣了，不敢再動了，接著慢慢放下刀，就抓住他了。
這個事件沒有上新聞，發生在山裏面，沒有人知道。其實當時我是可以開槍的，但是不需要就不要了，因為開一槍打死一個人，背負的壓力很大。
如果這樣的情況在美國發生，我相信那兩個人都會死了，應該身上有四十個洞。香港的警察一向來講的話都是很克制的，我認識的人裏面沒有開過實彈的。
二零零五年WTO開會韓農示威，造成了一次很大型的暴動暴亂。他們一樣放火，用鐵珠，也都有用鐵棍，那時候是扔硬物，他們不會挖地上的磚頭來扔我們，也沒有利用燃燒彈。
我也有參與處理，那時候沒有水砲車，我們都有用胡椒噴霧，都有用塑膠子彈，都有用布袋彈，都有用催淚煙。暴力跟現在一樣的，但是當時是全香港、全世界都讚香港做得很好，很快就平定了，很快就將那一千多個人全抓了。當然之後我們知道有一些有參與但是沒有使用暴力的，我們就放了他們。
但換了今時今日的香港，香港人自己搞事，我們警察用的武力都是一樣的，但是就會被傳媒說成是黑警，殘殺市民。為什麼我們處理韓農事件用這個方法，你會覺得我們是全世界最好的警隊，最有效率。但是處理你們自己的親身利益的時候，你們的標準就這麼不同呢？
以前韓農的時候，記者是不妨礙我們工作的，他們會在部隊兩邊、後面跟著我們。現在的記者是在我們前面，擋著我們，很明顯的是他們想阻礙我們，不想讓我們推進，不讓我們抓人。有些記者會用鏡頭捅我們的頭盔，拍我們，或者是拍我們的號碼，這些其實是令到我們很沮喪的。
談家庭影響：父親是一名普通警員，我以第一名成績從警校畢業
我是今年一月進入機動部隊，那之前我在屯門巡邏小隊，別人打九九九，就是我們去處理。因為案件都不多，你可能會有百無聊賴的感覺。這是我第三次去機動部隊了，我自己報名的，因為我很喜歡。
每個PTU小隊編制四十一人，我輔助兩個上級，他們年紀輕一點，只有二十多歲，因為他們一進來就是督察，我就年紀大一點，需要經驗的工作就由我幫他們做。每個小隊只有一個我這樣的警署警長，雖然位置少，但是有時都找不到人的。年輕的警員很多都愛做PTU，但是如果年紀大一點的，好像我一樣四十多歲的，他們就未必會這麼喜歡。進去PTU前三個月的訓練很辛苦，我們早上七點就到，訓練到夜晚七點到八點才放你走，有時九點到十點都還沒走。
訓練完了以後，要去總部服務三個月，那三個月專門是做一些遊行示威集會的工作。過了三個月，我是新界北的，我就回去新界北，但現在我還是在總部。現在這麼動盪，所有的人都不調動了，原本我應該是在來年的二月，離開這個部隊，但是現在應該是延長到六月。
我們清場時，隊形有四排，每排八人，第一排用長盾去保護，第二排用棍子，第三排可能是用噴霧等的東西，或者是一些催淚煙，第四排就用布袋彈，或者是塑膠子彈。工作的時候，我會走得比較前一點，其實我自己心態裏面，我當那些年輕警員是子女，我有責任安全帶著他們工作，安全帶著他們下班。
我老家在香港的龍鼓灘，我祖先是兵，三百年前從大陸移居香港的，我們可以算原住民了，我們已經有十幾代人住在香港了。
八十年代香港很流行一套警匪劇，叫做《新紮師兄》，梁朝偉演的，這個劇集當時在香港很厲害，青少年看到以後，個個都想當警察，我都被影響了。
我父親就是警察，他是開警車的。我們香港警察有一個運輸組。如果你去到運輸組，就等同你以後都不能升級了。其實運輸部上班的時間比較穩定一點，他考慮到我們有五兄弟姐妹，這樣他就寧願穩定一點去做，一下班就回家。他是以家庭為先的，所以我爸爸當時自己選擇很早就進去運輸組，選擇不升級了。我小時候已經能分辨了，看電視就是電視，現實就是現實，不應該混在一起，不會覺得梁朝偉、成龍的那些人飛來飛去，就會投射到爸爸就是這樣工作的。
我爸爸始終只是一個警員，他經常覺得自己連一官半職都沒有，經常都說自己沒有用。爸爸以前問我想不想做警察？我都不是很敢回答他，就覺得自己好像也都不是很足夠。我爸爸就鼓勵我去投考，他說，如果你想做的話，你就當一個有用的警察。你別好像爸爸這麼差勁。
其實在我的眼裏，我不覺得我爸爸差，我們五兄弟姐妹，他掙錢養大我們，每一個人在他的範疇裏面都可以發揮不同的功用，為什麼你階級低，你就說自己差呢？我覺得爸爸是很厲害的，但是我那時候小，我又不會講這些話。當然現在會講了，但是他去世了。我爸爸是五十二歲還沒有退休就死了，癌症。
我中學一畢業就去考警察。他們說我什麼都不懂，警察要面對市民的，你一畢業就來，你不知道別人的生活、民情那些，你遲兩年再來吧。我這個人很簡單的，當時那個考官說我不合格，遲兩年再來，可能只不過是跟我閒話一句。OK，兩年就兩年。那兩年我做了一些餐廳、工地的工作，又去裝修，什麼都幹的。一到時間兩年了，那我就又去考了。這次考上了。
黃竹坑警察學院同期三百多個同學，我是考第一出來的。體能我是第一，槍法是第二，法律也是考第二。總之我全部是在第一、第二，我爸爸其實沒有跟我說什麼，因為我們老一輩的爸爸媽媽，跟我們不是很說話的，但是你看到他的樣子，就笑到不會停那樣的，你就知道他很開心。其實那時我就很想告訴他，爸爸，這個獎是你的。
我妹妹也是警察，她在警察駕駛學校當教官。
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我會訂立一些很簡單的條件給自己，別懶，有工作就要做，有人犯法就一定要抓。其他的事情就別想了。你越想得多的時候就越複雜。你要公正地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