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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8
藍博洲：真正的「轉型正義」遙遙無期
專注二二八歷史研究的作家藍博洲認為，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不只殺了許多知識菁英與民眾，更把日據以來進步的理想主義傳統和社會良知與正義都徹底消滅了，從而造成以反蔣、親美、反共的本土資產階級為主導的「台灣結」，逐漸成為當今青年一代「去中國」的主流意識。民進黨現在的「轉型正義」，也只有藍綠換位的「轉型」卻沒有正義。
藍博洲的報告文學作品：描述台灣白色恐怖與政治迫害，探尋和記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
台灣民主聯盟發表《二二八告同胞書》：強調民主與自治而非排斥外省同胞（圖：藍博洲提供）
二二八的問題今天被台獨派化約成為簡單的「省籍矛盾」，企圖透過對歷史事件的詮釋來推動反中或是去中國化的意識。但是台灣作家藍博洲解釋其實當時的民眾和有識之士是企圖建立自由民主的台灣，而非排斥外省人。在二二八之後引申出來的文壇論戰更確立了雙方的民族意識，確立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戰鬥的分支等共識。無奈於一九五零年美國介入台灣事務以後，那些嚮往解放台灣的聲音被殘忍的白色恐怖肅清，冷戰之下的暴力手段更加強化了台獨派的今天論述，真正的「轉型正義」遙遙無期。
如今，二二八的起因被台獨廣泛化約為省籍矛盾，這個說法與歷史真相吻合嗎？
這當然不是歷史真相。必須知道二二八的實態及其處理；然後是關於它的論述發展。顯然這不是一次簡短的訪談能夠說清楚的，因為它是夾雜著現實政治鬥爭的歷史問題。
報章刊登改組公署為省府：蔣介石態度軟化（圖：藍博洲提供）
從現象面簡單說，它起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在台北街頭爆發的警民衝突，隨即蔓延北、中、南部幾處主要城市，相繼出現民眾武力接收行政機關，攻打軍事據點的戰鬥局面，從而驚動南京國民政府派兵鎮壓與清鄉。前後數週。鬥爭在兩條戰線同時展開，一條是以省參議員王添?為代表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文鬥，具體體現於宣傳組長王添?的「對策委員會」綜合討論後草擬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其中包括：「對目前的處理」七條，「根本處理」（包括軍事方面五條、政治方面二十條）二十五條。總的來說是：反對在台灣徵兵，反對將台灣陷入內戰漩渦，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地方首長實施民選，省府各級警政官僚由本省人充任，以及言論、出版、罷工、集會、結社自由等民主、自治的具體要求。另一條是武裝鬥爭：主要是中共台灣地下黨武裝部長張志忠領導的在雲嘉南地區戰鬥的自治聯軍，張志忠指導、以老台共謝雪紅為首在台中地區戰鬥的二七部隊（民主聯軍），以及中共地下黨人李中志與郭琇琮、陳炳基等領導指揮的未能落實的台北地區青年學生的武裝起義。二二八文武兩條戰線要求民主與自治的主張是一致的。這也就說明所謂「省藉矛盾」並不是二二八的「起因」。也因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參與二二八鬥爭而流亡的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成立的反蔣愛國統一戰線——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強調的還是民主與自治。
二二八事件後行政長官陳儀刊報：任用本省人（圖：藍博洲提供）
二二八對民族的統一性有甚麼影響？
事變的鎮壓，讓台灣民?對中國和民族事務一度產生了挫傷、抑忿、幻滅、噤默與離心，更埋下死傷者家屬內心難解的怨悱，並且長期傷害了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例如，「台獨祖師爺」廖文毅，在台灣光復時發現「民族精神的振興」「國土重圓」「家人再集」與「統一的國家和政府」等四個事實，同時希望並努力要在明年慶祝雙十節時讓台灣同胞的「內心和外觀」「都能完全還到祖國」，「鄉土也已經完全的受著祖國的風氣」；讓「台灣和大陸純全的融合變成一體」。然而，在美國的陰謀支持下，他和那個曾經譜寫〈台灣光復詞〉謳歌祖國與光復的弟弟廖文奎，卻在香港搞了台灣脫離祖國的所謂「託管運動」。
《台灣新生報》「橋」副刊：外省人主編（圖：藍博洲提供）
省籍的「隔閡」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輿論並沒有因此就否定祖國。有識之士，如葉榮鐘，憂心「茫茫恨海幾時填」而呼籲「莫因慘史疑光復」。再如以楊逵為代表的本省籍 （包括後來搞「台獨」的彭明敏）與省外知識分子雷石榆（二二八後與台灣現代舞先驅蔡瑞月結婚生子）等，為了跨越二二八所造成的省籍鴻溝，加強省內外作家和文化人的團結等問題，在外省人主編的省府《台灣新生報》「橋」副刊，展開長達三年關於台灣新文學建設等重要議題的討論，確立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戰鬥的分支等共識，呼籲在台灣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不分省內省外，在全國人民反內戰、要和平的民主化運動浪潮中深入社會生活與人民群眾，創造反映時代動向、人民所需要的具有戰鬥的內容、民族風格與形式的新文學，作為人民戰鬥的力量，為和平、團結和民主而奮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楊逵並與外省籍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大公報》刊發了「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後來被稱之為「和平宣言」），聲稱要通過「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把台灣建設「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示範區」；同時提出「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重演」、「實施地方自治」、「防止任何戰亂波及本省」等訴求。它大體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台盟（以及中共地下黨）的主張與訴求一致，都是在延續二二八人民起義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
現在對於二二八論述的爭奪權是怎麼一回事？
從歷史事實來看，我認為，二二八所產生的認同問題，事件後的台灣社會主流已經解決了，只是一九五零年的韓戰讓歷史的進程改變了軌道。至於你所謂二二八的起因如今被台派廣泛化約為「省籍矛盾」，則有一個歷史解釋的奪權過程。
島內公開紀念二二八的起點是解嚴前夕的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島內台獨派政客與文人針對國民黨長期以來政策性掩飾的「共匪陰謀」與「奴化遺毒」論，在共同的反共意識下，假藉「和平日」（和平台獨）為名，走上街頭，展開扭曲二二八政治訴求為「台灣獨立」的歷史虛構工程，通過把台灣孤島化，建構所謂「外來政權=國民黨政權=外省人=中國人鎮壓台灣人」的二二八論，在時代與歷史的真空中策略性地打造「省（國）籍矛盾」史觀，做為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進而厚植台灣民眾的分離主義身份認同。一九八八年，在美國的台獨文士更進一步把二二八定位成「台灣人的國殤事件」，召喚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強化「去中國」的所謂「台灣人主體意識」。一九九一年年初，李登輝指示行政部門組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開始收編二二八為「台灣人的悲情」。一九九二年二月公布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一九九五年二二八當天，李登輝又以「國家元首」的身份「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向罹難者家屬「道歉」。同年，二二八基金會開始受理申請賠償金的業務。到了二零零零年，政權輪替，陳水扁取消了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所謂「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地位未定」）的假日與紀念，二二八取而代之，成為法定的「台灣人的國殤日」。二零零五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翌年起就放棄歷來「國共內戰」歷史結構下的二二八論述，承認「官逼民反」論，年年代表國民黨或中華民國政府為二二八道歉，並表示卸任後還將繼續道歉，不會停止。至此，在「反共共識」下，「台獨」與「獨台」的二二八論合流。二二八的歷史面貌更進一步混沌。「和平」結束內戰歷史之日更加遙遙無期。
其實早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十日，外省籍官員汪彝定在《聯合報》發表的〈痛論省籍情結與「台獨」〉就寫道：「近來台灣的政治問題，毫無問題是統獨之爭。但事實上這個獨統之爭的背後，卻隱藏著比獨統爭執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那就是省籍情結。假如沒有省籍情結的話，獨立根本是台灣四十年來的政治現實，用不著爭的。事實上已經獨立，卻還要這麼轟轟烈烈地搞獨立運動，除了省籍因素以外，實在很難解釋。」今天來看，這也說明了所謂「省（國）籍矛盾」，或者說「台獨與獨台」現象背後的本質都是「反共」，「獨統之爭」是偽命題，權力鬥爭才是事實。
你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呢？
二二八是歷史遺留的尚未徹底解決的台灣問題的一頁。問題的根源在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後，封建中國不得不面對資本主義列強的蠶食鯨吞。無以數計的愛國知識分子從此苦思「中國往何處去」的命題，同時朝著如何「現代化」的道路，展開漫長而艱辛的尋索以及分歧的實踐。一八七四年，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日本派兵進攻台灣牡丹社原住民，暴露侵略中國的野心。於是有了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與首撫劉銘傳的現代化建設。但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甲午戰敗的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因為台灣的割讓，就有了台灣問題的產生，以閩粵移民為主的台灣漢人也隨著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孤兒意識），並且隨著歷史的進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發展。綜觀日據五十年，祖國意識始終是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主旋律。
抗戰勝利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檔案，「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包括釣魚島) 無可爭辯地回歸中國。但是，歷經百年戰亂，祖國仍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亂中。法理上的復歸，並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國民復歸，更沒有促使台灣的經濟解放，再加上部分接收官僚的貪污腐化，終於造成台灣政經的混亂與惡化，社會不安、政治動盪。於是，民間開始流傳反映台灣民?現實生活黑暗的順口溜。誠如外省詩人臧克家事變期間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詩作《表現》所雲：「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還沒有過完。祖國，祖國啊，獨裁者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換上武器和紅血來表現！」
二二八首先，它是一八四零年以來瀕臨亡國滅種的封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所產生的骨肉相殘的悲劇。台灣牢齡最高的政治犯林書揚在我一九八七年的採訪時分析說，在帝國主義長達一世紀的無情剝削而陷入長期貧困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國，官民關係逐日惡化，助長了有權者貪婪、官僚軍警橫暴的習性，從而具有政治暴壓和經濟掠奪的落後的國家機器素質。這也決定了類如二二八的悲劇，在抗戰勝利後的國統區四處爆發的歷史必然。也就是說，它是「帝國主義世紀中的中國病變」。因此，台灣人民簞食壺漿迎來了絕大多數人未曾見過（更談不上實際了解）卻日月盼望的祖國。而他們以為復歸祖國能夠結束被殖民統治的屈辱與苦難的主觀盼望，很快就被無情的現實所破滅，進而爆發了官民武力衝突的二二八事件。
眾所周知，政治的統治關係，本質上乃經濟的階級關係的集中表現。因此，二二八事件基本上反映了經濟關係中的矛盾。然而，因為接收官僚幾乎都來自大陸，以致在接收初期的混亂中，官民關係的省籍因素就被過分突出了，乃至於官與民的統治關係、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階級關係，一時皆受雙方地緣的掩覆，在群眾的感性認知上，易於變成大陸人與台灣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問題。而二二八事件的真正悲劇癥結就在於衝突的雙重性（階級與地域）所帶來的意義上的混淆。因此，那場飽含著民族的血和淚的官民衝突，從以前到現在，都被衝突的主要兩造—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特權資產階級和一個前殖民地的土著資產階級，各取統戰策略的需要，刻意隱藏自身從屬的階級性，只突出地域性，從而把官與民的矛盾，擁有政治特權的大陸資產階級和不擁有完全參政權的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相爭，台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勞工對新剝削者的反抗，統統納入大陸人與台灣人的「省籍矛盾」。為害於今尤烈。
二二八事件與後來的白色恐怖有沒有歷史上的關聯？那些認同「紅色祖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如何？
二二八事件與緊接著來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當然有它的關聯，以及同與不同之處。首先，二二八血的教訓，對「白色祖國」絕望的廣大台灣知識青年，通過對中國政局的進一步認識，轉而擁護「紅色祖國」，並且投入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系統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在祖國大陸成立；蔣政權敗退台灣，闢建反共的「另一個戰場」。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蔣政權出賣民族主體性換得有條件的被保護權。台灣被強行納入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所形成的「雙戰構造」（陳映真語）之中。繼承了日據以來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整整一代人，也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期間遭到全面而殘酷的反共肅清。所以，二二八事件與五十年代白色恐怖都是人民遭受當權者暴力迫害的歷史悲劇。
但是，兩者之間的不同點更多，更重要。按照一九五零年被捕、繫獄三十四年又七個月的林書揚先生切身體會的分析，首先，在形態上，二二八是最終被當局派兵鎮壓的官民之間的武力衝突。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則是戒嚴令下官方片面軍法迫害的全面肅清，並未出現官民之間的交戰狀態。其次，在性質上，二二八是地方政府劣政誘發的武裝民變，人民要求的是台灣一地制度或施政的改良與改善，是抗暴但不是革命。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則是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為了鞏固統治地位，而把熱烈期望結束內戰、國家統一、追求社會正義與人民幸福的愛國人士視作潛在的「危險分子」，以「反共」之名全面肅清的暴力迫害，是大陸上進行有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的延伸。
《解放日報》刊登社論：呼籲反蔣的台灣自治運動（圖：藍博洲提供）
最根本的是，恰恰因為性質的不同，在官方法律立場上，李登輝可以代表政府道歉，並以平反、撫恤等方式彌補地方政府的二二八政治責任，卻不至於動搖到中央政權的合法性。而根據所謂反共最高國策來推行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幾乎都以「匪諜」入人於罪。因此，在反共國安體制未曾鬆動的兩岸關係下，台灣當局除了在認定和量刑的技術性錯誤做「補償」之外，不具有翻案立場。所以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可以每年都去馬場町刑場出席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秋祭，一旦身為最高當局後就不再現身了。但他仍然繼續向二二八受難家屬道歉，屢遭羞辱而不棄。
然而，根據二二八基金會的統計，從一九九五至二零一五年來，受理申請賠償金實際共八百六十二件，其中「失蹤」一百七十八件，「死亡」六百八十四件。而據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保守估計，在持續五年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期間，至少有八千名以上不分省籍的「共匪」被殺害，上萬名以上同樣不分省籍的愛國知識分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等等被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的牢獄徒刑之中。至於「失蹤」者就更加難以估算了。兩種數字，已經足夠清楚說明過去的歷史真相與當今的政治現實了。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因為參與陳映真創辦主編的《人間》雜誌的「二二八專輯」製作，在採訪現場偶然遇見了長期被湮滅的白色恐怖的歷史，這才難以置信地知道台獨派的所謂「和平日」運動，其實是刻意在別人流血犧牲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
事隔了這麼多年，很多歷史的真相也遭到扭曲。如今民進黨推行包括二二八在內的「轉型正義」有何缺陷？
對一個習於說謊並把謊言當作事實的人，還能有什麼好說的呢？二二八與台灣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帶給台灣人民的遺害，具體表現在國家分裂的現實政治當中。國家長期分裂的狀態下，造成了無以數計家庭不能團圓的人倫悲劇，兩岸中國人的民族魂也因此長期處於分裂的不健康狀態。在反共國安戒嚴體制嚴厲統治下，二二八與那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成為最最禁忌的話語。為了生存，大部分繫獄歸來的倖存者也被迫刻意遺忘那段被紅旗召喚的革命歲月。長久下來，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價值觀洗腦教育下，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於是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因此，承續著日據以來反帝的祖國意識，追求國家統一的五十年代受難者們的理想追求，也就更加不能被當代台灣社會的一般民眾接受而被刻意遺忘了。台灣社會也因此成了一個對歷史集體失憶的病態社會。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終於在海峽兩岸的局勢相對和緩的客觀條件下解除了。一九九一年五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懲治叛亂條例」也相繼廢除。然而反共的政策卻依然沒有更改。因此，繼二二八賠償之後，面對五十年代政治受難人互助團體多年來展開復權運動的要求，台灣最高當局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不得不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也公布了所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但是，在「匪諜」及「共產黨員」不得「補償」的排除條款限制下，幾乎都是以「匪諜」之名入罪的五十年代政治案件的受難者，就沒有什麼希望獲得「補償」。也因為這樣，當年在種種酷刑下仍然拒不「轉向」的犧牲者的歷史，就在部分受難者及犧牲者的家屬為了領得所謂「補償金」的期待及下一代對歷史錯誤認知的情況下，面臨了一場更為悲哀的被迫「轉向」的傷害。中國的傳統戲曲中，「認賊做父」通常是悲劇的主題。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對於受害者及其遺族的最大傷害，大概就是通過整體社會長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讓犧牲者的下一代與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動地逼使已逝父兄的政治信仰「轉向」，進而否定他們犧牲的意義並取消他們的歷史。更為悲哀的是，這些犧牲者的下一代，從小在反共教育下成長，對父兄的歷史又完全沒有機會了解，再加上受到「台獨史觀」的逆流影響，甚至在身份認同上走到自己父兄的對立面，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妨礙歷史前進的「白色恐怖結構」的共犯。
那麼，這段歷史對台灣的長期影響是甚麼？
台灣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就不只是殺了多少知識菁英與民眾，它更把日據以來台灣進步的理想主義傳統，不管是哲學的、文學的、藝術的、乃至社會運動的思想理念都徹底消滅了。也因此它把台灣社會的良知與正義都徹底消滅了。從而造成以反蔣、親美、反共的本土資產階級為主導的「台灣結」，逐漸成為當今青年一代「去中國」的主流意識。二二八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帶給受難者家族及全體民眾的悲哀，沒有比這個更悲哀的了。
因為有這樣的沉痛體會，所以在民進黨推行所謂「轉型正義」之前好幾年，那個最早搞所謂「轉型正義」概念的綠色學者找我合作時，我立刻就拒絕替它背書了。現在推行的所謂「轉型正義」，也只有藍綠換位的「轉型」卻沒有正義。它既不認真清理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的歷史與意識，也不客觀對待二二八的真相與傷痕，更不揚棄過時的冷戰的反共意識，真正終結歷史悲劇源頭的內戰結構，進而促成兩岸的民族團結與和平。我們看到，基於島內外政治鬥爭（主要是為了騙選票）的需要，它一方面給那些在五十年代犧牲的台共黨人除「罪」，一方面又讓兩岸關係倒退到對立緊張的臨戰狀態，甚至通過各種反共法令，製造了隨時可以扣到政敵乃至一般民眾頭上的「紅帽子」。這樣「自作孽」的「轉型正義」，還能有甚麼好說的呢。
藍博洲，生於一九六零年，台灣苗栗縣西湖鄉客家人，
亞洲週刊 2021年10期 2021/3/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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