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六四」前中共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被廢黜勢力的最後一個代表人物、趙紫陽最信任的大秘鮑彤以九十耆壽（一九三二—二零二二）的高齡，在生日（十一月五日）後的第四天（十一月九日）於形同軟禁的情況下在家中去世。鮑彤的子女鮑樸和鮑簡在推特上發出訃文，瞬間在全球引爆悼念熱潮。
鮑彤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遭到逮捕的最高級別中共官員，其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兼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中央委員。值得關注的是，鮑彤的妻子、知名翻譯家蔣宗曹（譯有《蘆葦和泥塘》、《霍亂時期的愛情》等）因癌症在八月去世，也享耆壽九十，並由鮑彤親自對外宣布，而鮑彤在三個月後，因罹患骨髓異常性增生綜合症也隨妻子而去，令人感懷在遭遇政治苦難時期中的這兩位老人的鶼鰈深情。鮑彤雖然在晚年成為中共體制的最大批評者，甚至將自己對中共建制前後的貢獻一筆抹去，稱自己這一生「一事無成」，但因?其在黨內外的廣泛影響力，北京當局雖然禁錮了他的自由行動，卻對他對外的言論網開一面，讓其在中國發生重大事件時，可以接受外媒採訪，也可以在推特發聲，成為一名相當獨特的「異議人士」，並讓外界可以完整看到這位共產黨人思想轉變的歷史軌跡，成為六四後趙紫陽改革思想敘述和歷史經歷敘述的集大成者，為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留下十分寶貴的資料。
十一月十五日，鮑彤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梅廳舉行。雖然居住北京的獨立記者高瑜呼籲當局看在鮑彤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十年（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做出的重大貢獻上，讓告別式的尺度可以更寬鬆一些，但因中國目前所處的大環境與疫情，鮑彤的告別儀式也只有極少數親友參加，在京的異議人士一律禁足。
六四後在鄧小平對立面
其實，鮑彤一開始並不是趙紫陽的「嫡系」，而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擁護者和積極參與者，這是因為他在中共黨內的早期遭遇，造就了他黨內改革者的特徵；而他解放前在上海南陽中學求學時參加學運、加入中共，讓他對八九學生運動有相當大的同情，以至於他毫無猶豫地支持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透過民主法治手段、並與學生進行協商對話來解決天安門民運訴求，而無法贊成鄧小平和黨內保守派的激進鎮壓行動，並由此走到鄧小平的對立面，受到政治的打壓。
從鮑彤的政治履歷來看，他在解放後先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工作，一九五四年後就進入中央組織部，擔任研究室副主任，熟悉中共黨內的幹部培養工作。但鮑彤並非騎牆派，先後在反右鬥爭和文革中受到衝擊。四人幫倒台後，鮑彤在一九七七年參加全國科學大學預備工作，在文件起草小組。而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三十一日於北京召開的六千人參加的全國科學大會，正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起點。當時的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他在開幕式上提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就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並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理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被譽為是「迎來了中國科學的春天」。鮑彤的改革思想受到高層賞識，在會後就擔任國家科委辦公廳副主任的工作。一九七九年，鮑彤參與葉劍英建議召開的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與會者只有兩百多人，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原則，為全國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礎。可見，稱鮑彤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支持嫡系」並不為過。
一九八零年起，鄧小平起用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鮑彤任總理秘書，開啟了鮑彤直接追隨趙紫陽的政治生涯，一九八四年鮑彤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副主任，成為趙紫陽時代經濟體制開放的設計者和實踐者之一。鮑彤的政治生涯高峰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他是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得到了趙紫陽乃至鄧小平的肯定，鄧稱「這個設計好」，當時參加起草的學者有嚴家其、陳一諮、吳國光等人。也在十三大上，鮑彤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十三屆政治局常委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並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和黨的建設領導小組成員，可見那個時候的鮑彤已經成為「編外」政治局常委，對趙紫陽時代的政治體制改革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也因為鮑彤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重大貢獻，導致黨內對他在六四後的處理相當特殊。他在六四後被捕進入秦城監獄，而被解除中央委員的身份卻在三年之後，並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以洩露國家機密罪以及反革命宣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一九九六年刑滿釋放後就恢復公民政治權利，並在翌日接受外媒採訪，開始了他長達廿六年之久的對外評論中國時局的生涯，在海外擁有極大的影響力。
為趙紫陽留下重要史料
被稱為是趙紫陽遺囑執行人的鮑彤參與策劃了趙紫陽生前的錄音回憶，從趙紫陽的角度還原了中共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尤其是趙紫陽八零年擔任總理、八七年擔任總書記以及六四被迫下台的十年經歷，還有處理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的高層矛盾以及鎮壓決策的出爐經過，並由趙紫陽自己總結了作為黨內改革者和改革受害者的思想轉變，為中共黨史和未來歷史重新評價趙紫陽時代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和見證。這本趙紫陽錄音回憶被整理編輯後於二零零九年在香港和美國發行，發行者則是鮑彤的兒子鮑樸。鮑彤在新書發布時稱，「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上政治上的責任」。從工作倫理角度而言，被中央分配擔任趙紫陽秘書（應該是鄧小平認可的）的鮑彤為自己上司的生前和死後都負起了完全的責任，可謂一以貫之。但對中共來講，鮑彤肯定跟趙紫陽一樣是「離經叛道者」。不過，鮑彤在二零一五年解讀鄧小平女兒在國外回答記者的六四提問時說出「六四，沒有經驗，死了人，是個悲劇」時，認為鄧在晚年對六四處理是愧疚的（參閱姚監復文《鮑彤破解鄧小平晚年「悲劇共識」》），顯示他對鄧小平的複雜情意結。
雖然鮑彤歷經政治磨難，晚年形同軟禁在家，並經歷了政治理想脫胎換骨的改變，以今天之我全盤否定昨天之我，但他本質上還是個樂觀主義者，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仍然抱有信心。他在九十歲時的生日感言體現了這個改革家的一貫心態，值得眾人回味。他是這樣說的：「人是天地之間一個非常渺小的歷史的存在……我的九十不九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爭取的未來、要爭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夠做、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並把它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