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但公務員系統內仍然有不少人擁有外國護照。這都是回歸時當局的權宜措施，針對當時不少香港的精英都擁有英國護照，或是享有居英權的現實，廣納英才，充實香港公務員系統，但如今這項措施已經成為尾大不掉的陋習，埋下香港政治的禍根，必須盡快切掉，否則會成為香港的禍患。

公務員是落實政府意志的載體，但若擁有外國護照，等於是內部設有一個「特洛伊木馬」，可以從內部瓦解政權。二零一九年黑暴事件就是警訊，當時數以千計公務員公開集會，向政府叫板，呼應反對派勢力，觸目驚心。這都是特區政府須記取的重大教訓。

香港高官與議員有不少人持有外國護照，但又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護照，等於是「雙重效忠」。這都是全球獨家，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是不容許的。美國有些民眾基於歷史的原因，曾擁有愛爾蘭護照或以色列的護照，但他們都不是官員，不會有雙重效忠問題，不會牽涉到美國國家利益問題，但香港當前外部關係正面對英美的政治圍堵，但內部的行政與立法精英卻擁有英美的國籍，等於是陷香港於不義。

奇怪的是，香港一些高官還為當前雙重國籍辯護，認為這是回歸時的「太平門」，以彈性的方式吸納更多人才進入政壇，不過這種說法其實似是而非，尤其是時代變了，一九九七年，地緣政治的爭奪戰沒有損害到香港的地位，但今天香港卻是中國和英美博弈的磨心，統治團隊豈容另有貳心之徒潛伏？

一些反對的勢力還在扯皮，說這是政治的現實，但殊不知政治的現實就是不再容忍這樣的現象存在。當前的公務員須向基本法宣誓，但在雙重國籍的問題上還是存在灰色地帶。這都需要在法律上更加的明確，不能再繼續玩曖昧。

因為歷史不能再曖昧下去。回歸時的香港，很多人都在討論一國兩制要像紫砂茶壺，不能把那些茶垢擦掉。這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提法，因為兩制之間，本來就有很多不同之處，但對於一國的認同，卻是不容任何的含糊。在香港的公務員以及立法會的議員對於自己是否中國人的問題都要百分之百，這是全球的規範，也是香港的規範。如果一邊拿著英國﹑美國的護照，一邊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高官或議員，就會出現利益衝突，陷入豬八戒照鏡子、兩邊不是人的尷尬。

深一層看，這也是香港「去殖化」一環，要對殖民地遺痕徹底消除。英殖時期，很多香港華人以擁有英國護照為榮，而出生在香港的華人也可以選擇使用英國護照，但這是「英國子民護照」(British Subject)，與英國正式護照不同，不能用這本護照進入英國長期居住，等於是二等英國護照，但這已經使一些香港人趨之若鶩，認為自己可以躋身「上國衣冠」之林，但其實到了倫敦，才赫然發現自己只是二等的英國人。

香港回歸後的一個重大命題，就是如何面對香港人國家認同的模糊。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一些港人對於中國了解非常少，或是偏向負面，停留在文革與三反五反、大躍進等火紅的政治運動時期，對於改革開放後的變革不太理解，再加上六四事件的衝擊，反對派也不斷以此說事，因此一些港人對新中國的政治認同打了折扣。但近二十多年，中國銳意改革，建設速度飆升，被全球視為基建狂魔，高鐵第一，高速公路網也是全球第一，中產階級上升，這都展示了中國國力的飆升，香港人感到自豪，認為是中國人的驕傲，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感。

香港民間對「民間中華」高度認同。一九四九年後移居香港的民眾也許政治上對中國共產黨不滿，但卻是徹頭徹尾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五十年代，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學者在港創建新亞書院，提出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論述，成為香港殖民地社會的異數，但在歐風美雨中，延續民間中華的命脈。

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共當局開始改弦換轍，重視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繼承，顛覆了過去共產黨打倒中華文化的指控，使中共統治在中國民間具有新的正當性，港人在中國變革過程中，連接民間中華的傳統。 這也是為何二零一九年港獨勢力披上民主自由的外衣，卻無法在香港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原因在於香港人骨子裏有強烈的民間中華感情，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國族認同。

香港政壇必須面對「雙重國籍」所衍生的「雙重效忠」的問題，告別殖民地的遺產，落實「去殖化」，徹底清除公務員系統與立法議員擁有外國護照的局面，不容許危害中國國家利益的現象繼續存在，不容許變相的「第五縱隊」肆虐，避免香港陷入國家認同不清楚的曖昧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