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展平，控訴台灣文獻館}

最近台灣的公視（公共電視台）推出系列影集《聽海湧》，描述台灣三兄弟到南洋擔任日軍戰俘監視員，日本投降後遭到盟軍審判的遭遇。由於涉及台人在二戰期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編導竄改基本史實，遭到前台灣省政府文獻委員會研究員、原作者李展平以及台灣社會強烈批判，甚至要對公視提出侵權告訴，成為備受關注的公共事件。

事情的緣由是，李展平花了六年時間走訪婆羅洲、日本、台灣等地，進行大量的田野調查，以及訪問前台籍戰犯之口述歷史，於二零零五年出版《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二零零七又出版了《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台籍戰俘悲歌》，這兩本書刊出大批珍貴圖片和文獻，是台灣文史界迄今有關二戰台籍戰犯最完整權威的調查報告。台灣的公視從二零二一年開始籌備拍攝有關台籍戰犯影集，導演孫介衍和編劇蔡雨氛承認主要靈感來自李展平作品，劇中的台灣三兄弟的原型是前台籍戰犯柯景星，中華民國領事夫婦的原型則是中華民國駐婆羅洲領事卓還來和夫人趙世平。

對此，李氏指出：這些都是真實的人物，而且還涉及到一段感人的故事。李氏高度質疑公視的心態：公視掌握的龐大財務資源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卻可以揮霍拍攝影集竄改歷史，其核心內容剽竊李氏付出心血製作口述歷史撰寫的報道文學。李氏還對公視提出嚴厲批評：不僅如此，公視製作團隊心腸壞透，擅自竄改歷史，醜化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領事卓還來，以及活下來對台人心存感激的卓夫人。

據理力爭維護版權

面對李氏的指控，台灣文獻館（前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經凍省改隸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宣稱擁有《前進婆羅洲》的著作權。對此，李氏又發表反駁聲明：他於省文獻會擔任編纂職位，除了完成編纂法定工作，並無撰述二戰《台籍戰俘監視員級戰犯》的份內職務。因此，省文獻館編纂並沒有撰寫與出版書籍的內部規定職務。《前進婆羅洲》以及《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均為非規定職務，而是他個人的文學創作，純屬李氏個人強烈的文史愛好，以及對文學創作的追求，自動自發書寫的。李氏於工作以外的時間，投入職務以外的工作，純粹是李氏個人的興趣愛好，當然要承擔時間、財務、個人和家庭休閒生活多重損失代價，但仍然堅持花了六年完成這項艱苦的工作。兩本二戰台籍戰俘監視員雙書先後皆榮獲行政院國家優良出版品獎，《前進婆羅洲》由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頒贈，《戰火紋身的監視員》由前院長蘇貞昌頒贈。

李氏質疑：今天要對公視提出求償告訴的一刻，文獻館卻配合公視突然跳出來，官腔官調地污辱他，透過網路批判叫囂，形同圍毆。同時鼓動不知情旁觀者鼓噪，將他的心血據為己有，宣稱擁有不屬於文獻館的權利，惡意攻擊多年辛苦付出的文史工作同仁，背後「奉命行事」的痕跡非常明顯。李氏強調：當然要據理以爭，維護任何文學創作者所擁有的著作財產權和著作人格權。

同一時間，台灣著名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對《聽海湧》也發表強烈的譴責，李展平後來拜訪徐宗懋，專屬授權給徐氏所成立的新世語文化有限公司，決定合作出版《二戰台籍戰犯調查報告》增訂版。同時，李氏和新世語文化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八日正式向台北民事法庭共同提起訴訟，控告公視《聽海湧》侵犯著作權，他們將該訴訟案件訂為代號「正本行動」。徐氏表示：李氏和新世語文化在社會輿情支持下，經過約兩個月的舉證準備，透過訴訟求償台幣一千萬元（約三十一點一四萬美元）之外，要求被告應全部回收、銷燬《聽海湧》之相關視聽著作停播下架，同時公告歷史真相。

徐氏表示：侵權本身是非常嚴重的文化剽竊事件，被追究法律責任是天經地義的。但《聽海湧》還有更深刻的問題，就是為了滿足當權者的政治需求，擅自竄改歷史，污衊對國家犧牲生命、具有重大貢獻的外交官，嚴重扭曲國家和社會的歷史記憶。

 

據史料：卓還來，福建閩侯人，出生世家，燕京大學畢業、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倫敦政經學院學習，返國後進入中華民國外交部工作。一九四零年七月，他被派任為北婆羅洲山打根領事館領事，兼管砂?越華人事務。由於處事幹練，待人熱心，非常受到當地僑界之歡迎和愛戴。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日軍快速攻佔山打根，卓還來等一行來不及撤離，在快速燒?文件之後隨即遭到日軍逮捕。日軍對他使盡各種威脅利誘手段，要求他參加日偽政府，宣傳「大東亞共榮圈」，並且拉攏當地僑社加入。卓還來不願當日帝之走狗，而當場嚴正拒絕。日軍將他和數名英美戰俘關入集中營，逼迫他們做苦工勞力。趙世平和孩子則被關在另外的地方。

卓還來烈士遭日軍肢解

一九四五年後，日本帝國已經日暮西山，盟軍在多線展開反攻，南洋日軍據點也遭到盟軍猛烈的轟炸。集中營管理鬆懈，卓還來有很多的機會在華僑的協助之下逃離，但他拒絕這麼做，他說如果他逃走了，日軍一定會對當地華僑施行殘忍報復。結果在日本投降前一個月，日軍將卓還來等人帶到根地咬附近秘密槍殺。當時關在古晉的卓夫人趙世平並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經遭到殺害。戰爭結束後，由投降的日軍指認，找到當初埋屍之地，只找到頭髮以及破碎的殘骸，顯示卓還來當初是遭到日軍以極為殘酷的手段斬首肢解的。

一九四七年，中華民國外交部恢復駐婆羅洲辦公室，卓還來的骨骸在當地華僑護送下送回中國大陸，遷入八寶山忠烈祠，同時外交部在首都南京替他舉行公祭，他的老師司徒雷登也替他寫了祭文。同一時期，共有九位中華民國外交部駐外人員因為堅守崗位，拒絕當漢奸遭到殺害，尤其是駐馬尼拉的外交人員楊光泩、莫介恩、朱少屏、桃竹修、蕭東明、楊慶壽、盧秉樞、王恭偉等人，後來亦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褒揚為革命烈士。一九五九年，在北婆羅洲華僑各界等倡議協助下，刻有卓還來簡歷的「秉忠蹈義卓領事暨同難四人紀念碑」在其遇害處落成。這些在二戰期間拒絕投降、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外交官，在南洋華人社會中有極高的榮譽和地位。

徐氏指出：至於卓夫人趙世平二戰期間被關在古晉集中營，同時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後來碰到台籍監視員柯景星，她告訴他孩子營養不足，可否提供他們一些營養品。柯景星基於同情心，就將自己的香煙交換雞蛋，交給卓夫人孩子補充營養。後來又暗中協同其他的台籍戰俘監視員伸出援手。戰爭結束後，估計有五十八名台籍戰犯遭到盟軍戰犯法庭判刑，二十一人被判死刑。柯景星被判處十年徒刑，卓夫人回到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後前往美國，在聯合國做事。

此時，卓還來的弟弟卓貺來到了台灣，在國立台灣大學任教。卓夫人委託小舅子在台灣尋找柯景星，以便當面謝救命之恩。不過遍尋不著，因為當時柯景星正在婆羅洲坐盟軍的監牢，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灣。二零一零年，卓夫人透過李展平的作品知道柯景星還活在人世，委託也住在美國的侄女卓以定到台灣親自謝恩。後來，卓以定終於在李氏的陪同下，親自向柯景星致上感恩之情。幾年後，卓夫人和柯景星都以年過九十高齡安詳過世，李氏把這一段感人的故事寫成了《世紀的等待》，刊登在報紙上，同時也獲得當時台媒的廣泛報道。

徐宗懋指出：儘管如此，這段感人的真實故事改編入公視的影集中，完全走樣，只為了服務當前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卓還來領事被改編成被日軍饒了一命活得下來，做苦工中被台籍監視員誤傷，懷恨在心。後來在戰後軍事法庭上作偽證，抗拒中華民國政府的訓令，不承認台籍戰犯具有中國國民的法律地位，應該視同日本人，以便將台籍戰犯入罪，如此公報私仇。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的訓令明確指出日本戰敗後台人恢復中國國籍，具有戰勝國國民的法律地位，生命財產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保護，但並沒有包括漢奸和戰犯，因為審判戰犯是同盟國共同的政策，涉及到戰爭中的殺人、侵佔和虐俘，不可能保護，劇情偽造中華民國政府的訓令。至於卓夫人，影集把她改編為遭到日軍姦?，最後跟孩子一起遭到殺害。

 

^{二零零九年，李展平在南京雨花台卓還來的墓前留影：卓寧死不降，遭日軍槍殺，以身殉國，民族志節為國人所景仰（圖︰李展平提供）} 

徐氏道破：整體來說，這部戲簡直是配合民進黨執政當局塑造意識形態的宣傳片，營造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悲情效果，在兩個時代轉換中的悲劇性角色。問題是，為了影射「台灣人善良，中國人心地不好」的劇情效果，影集刻意醜化了為國捐軀的卓還來烈士以及清白的卓夫人，反映劇情為了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幾乎不擇手段，如此便激起公憤，連親執政當局的媒體也無法替他們辯護，面對輿論強烈的批評，只能保持沉默。對公視的作為，卓家的後人當然完全無法接受，侄女卓以定跟徐氏等人聯繫上之後說：還好有一批關心文史的人努力澄清歷史。

徐氏點出：另一方面，這部戲除了造成台灣社會進一步分裂之外，要在海外推廣也會有相當困難。因為在國際戲劇界中，二戰中的日軍一直是極為殘暴負面的形象，中國人則是英勇保衛家國的正面形象，如今使用醜化中國抗日烈士、造假歷史的方式來表達對台籍戰犯的同情，不僅在東南亞會遭到負面的反應，在全球的範圍內也不可能受到認同，反而會招致更多的批評。

《聽海湧》的編導剛開始強調這是「台灣人的真實歷史」，但真相被揭發後又改口稱「虛構」，如此閃爍其詞，用這種方式欺騙涉世不深的年輕世代，以製造可供驅使的愚民，其實在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已不稀罕。「為了裝可憐、假裝乞丐」般的低級戲碼，雖遠不如閩南傳統「乞食調\哭調」的獨特品味，但裝成「我完全沒有錯，但很可憐」的造型，似已成為民進黨式樣板戲的基本款式。

《聽海湧》表面上是日本投降後台籍日本兵戰犯的故事，真正還是在玩弄台灣人認同的悲情，造假歷史情境。對此，徐氏指出：民進黨一向最喜歡說的「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當台灣人」，在這部戲中被「提升」成「吃日本米，讀日本書，當日本人」。可是著名日本作家大岡昇平於他的代表作《俘虜記》中，描寫到八月十日在菲律賓雷伊泰島的俘虜集中營內的情況：「當天晚上，美軍艦艇鳴放汽笛、發射曳光彈之下，美軍士兵們歡聲如雷，慶祝戰勝，同時收容在別棟的台籍日軍俘虜也敲打鍍錫鐵板、歡呼雷動，高興不已。只有日本俘虜異常低調，大家都呈現一副不關心的表情。」換句話說，日俘聽到日本投降情緒低迷，台籍日本兵卻「開心得不得了」。事實上在澳洲遣返日俘過程中，台籍日本兵以戰勝國人民自居發動抗議，發生衝突，成為著名事件。劇中「吃日本米、讀日本書」的台詞十足的歷史造假，恬不知恥。

徐氏還特別提到：《聽海湧》本有一點欲將日本之形象平反的味道，透過日本戰犯的旁白搬出來「因為西方人侵略亞洲，所以日本不得不反駁」云云的狡辯，這些說辭於戰爭期前日本的政治宣傳中常見到，但真正在投降後的戰犯法庭上沒人敢這樣說，因為被告也仍然存一絲希望自己能活下來，所以他不欲激怒法庭，若真的要講出這些話，表示他不知悔改，一定是死路一條，因此大部分的戰犯說「此非吾下令的，我只是遵守命令」等說法來脫罪，了不起就完全都不講話，但沒一個日本戰犯在法庭上說「我幹得是對」之類的話。《聽海湧》中的這些旁白不僅不符合事實，更突顯台獨一心攀附日軍的醜陋種族主義本質。

徐氏嚴厲譴責，像《聽海湧》這種透過自我悲情漂白戰犯，以否定台灣本身之中國本性，拿到國際上只會招致反感，在東南亞更會引起萬分厭惡的情緒。這種「讓世界看到台灣」，只是讓世人看到台灣一些人的無知無恥，一種自外於世界的扭曲歷史的變態心理。

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在日前發表的「祖國論」中端出「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歲」的說法，是涵蓋了由辛亥革命以來的整個民國史的概念。可是公視花中華民國之稅金來拍攝的《聽海湧》的劇情裏頭，為了讓中華民國領事和台籍人士之間發生對立，處處看到不符合事實，甚至惡意竄改基本史實的卑劣行為。我很想知道，《聽海湧》製作團隊之行為是全面否定賴清德的說法？還是替賴向死忠獨派支持者交代，賴之「祖國論」不過為騙取選票的一時權宜說法而已，不必當作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