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排名亞洲第六

最新的「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中，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穩守亞洲十強。香港在西方制訂的「排名」中力爭佳績，更要反思，作為教育樞紐，不能只跟隨別人制訂的標準，更要「制訂標準」，從被動的「參與者」變為主動的「定義者」，為國家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貢獻「香港智慧」。

香港高等教育近年在國際舞台上屢創佳績，特別是在最新的「二零二六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THE)中，香港教育大學首次入榜即位列第三十七位，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穩守亞洲十強，分別排名為第六及第十。這反映香港的大學在排名遊戲已爐火純青，節節上升，同時也為香港贏得眾多留學生，令香港教育產業蓬勃發展。但香港奉為圭臬的QS與THE排名各有標準，主觀色彩濃厚，近年有不少大學反思大學排名，並且不再參與「排名遊戲」，香港既要在西方制訂的「排名」中力爭佳績，更要反思，作為教育樞紐，不能只跟隨別人制訂的標準，更要「制訂標準」。

新出爐的「二零二六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香港八所大學躋身百大之列：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均位列前二十，浸會大學排名升幅最多，上升十級排第四十。同時，教育大學及嶺南大學均為首次上榜，分別位列三十七與八十四位，這是首次香港八所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法定公立大學全數躋身泰晤士亞洲大學百強，反映香港已然成為亞洲區的教育高地。

這不僅是對香港學術實力的肯定，體現出香港發展成就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政策方向及建設「國際教育樞紐」的目標高度契合。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所屬大學在全球排名中的優異表現，無疑為香港在全球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中增添了重要籌碼。

然而，以THE與QS為首的大學排名準則值得深思。QS世界大學排名有三成來自所謂的「學術聲譽」，即對全球超過十萬名高等教育領域的學者發問卷調查；又有百分之十五來自訪問全球數萬名僱主。THE亦有百分之二十九點五是評估大學的教學聲譽。兩個最受香港重視的大學排名裏，都有嚴重的主觀性。而在另外兩個大學排名CWUR與軟科，香港的大學一般排名稍遜，但很少被香港傳媒提及。

當我們為香港大學排名成就喝采之餘，更應該深入反思，香港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是否僅僅滿足於追逐既有的國際排名，抑或是應當把握機遇，從「跟從標準」轉變為「制訂標準」，以真正爭奪國際教育樞紐的制高點。

近年來，全球都有一股風潮，反思大學排名的意義，更有不少大學退出大學排名，不滿以排名作為衡量大學水平的標準。在二零二二年，中國三所老牌「九八五高校」：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均宣布退出大學排名。兩年後的二零二四年，享負盛名的瑞士蘇黎世大學、荷蘭烏特勒支大學均宣布退出THE大學排名，蘇黎世大學認為該排名無法反映大學所進行的各種廣泛的教學和研究活動，而蘇黎世大學在分子生物學、神經科學、人類學等領域享有聲譽，更培養出愛因斯坦等十二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今年，法國索邦大學也退出THE大學排名。

上述歐洲名校在各項大學排名均表現優異，並非大學排名的「輸家」，他們選擇退出排名，很大程度是因為大學排名只服務於以英美為核心的「跨國英語霸權」，以當地語言發表的論文不容易被計算在大學排名的KPI內。盲目追逐大學排名，可能只會損害自身的「學術主權」，讓本地大學淪為服務外國利益的工具。

真正的國際教育樞紐，不僅是優秀學府的聚集地，也應該是教育理念、模式與標準的輸出地。香港若要從根本上提升其在全球教育格局中的地位與話語權，就必須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即制訂標準的能力。香港高等學府取得世界廣泛認可的成就，理應值得慶祝，但此時也走到了新發展階段的前夜。此時應著手構建一套全新的、面向未來的高等教育「香港方案」，目標在於超越狹隘的量化指標，建立一個涵蓋人才培養品質、原始創新能力、文化傳承貢獻、服務社會發展等多維度的綜合評價體系。它應打破語言壁壘，同等重視中英文學術成果的價值，推動中文學術走向世界。

這套「香港方案」應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與大灣區發展藍圖，引導高校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前沿領域加強布局，培養國家急需的頂尖人才。同時，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挑戰，香港更應在科研倫理、資料治理、數位教育等新興領域率先探索，制訂出具有前瞻性與引領性的「香港標準」。

面對未來產業升級之路，香港需要具備超越排名的遠見與勇氣，從一個被動的「參與者」轉變為一個主動的「定義者」，為國家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貢獻「香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