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法國街頭遇到過兩次「黃背心」（Gilets jaunes）遊行，印象更深的一次是在第戎。

那時黃背心運動已經進入尾聲，上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穿過第戎市中心，不少人帶著鼓、號等樂器，齊喊口號。我與其他幾位中國留學生都是初到法國不久，對這類活動有著天然的畏懼，遠遠躲開，卻發現隊伍中不少人都是笑容滿面，好像走上街頭抗議不過是換個地方開party，甚至還會跟周圍的遊客揮手打招呼。

近日法國學運影響不斷擴大，再次與「黃背心」聯合，示威也升級為暴動，不免讓我回憶起當年與「黃背心」遊行的邂逅；但最讓人感到歷史宿命感的，是看到法國年輕人從未忘記一九六八年五月的那場傳奇。一位高中生驕傲地表示：「我媽媽在一九六八年上街抗議。現在輪到我了。」

當前的抗議與騷亂，從高中的極限擁擠、教育資源被大幅削減，到公共預算緊縮與青年危機，都像極了當年「五月風暴」（Mai 68）前夕的積怨發酵。抗議者們打出「五月風暴」的精神旗幟，本質上是在向國家機器宣告：當體制無法給年輕人一個有希望的未來時，大眾便會重拾這份跨世代的反叛遺產。

半個世紀前的「五月風暴」，其最迷人的奇觀莫過於巴黎左岸的青年們高舉毛澤東的巨型海報，口中喊著漢語翻譯過去的「Servir le peuple」（為人民服務）。六十年代末，西方青年對「美式資本主義的消費異化」與「蘇聯式官僚社會主義的僵化壓抑」同時感到窒息。就在這種「既不要華盛頓，也不要莫斯科」的思想真空裏，遙遠的新中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極具想像空間的第三種可能。

在阿爾都塞等法國哲學家對「毛主義」進行解構與重新詮釋後，這套遠東語彙在西方被浪漫化為一種反官僚、反體制、強調「反抗有理」的實踐哲學。更微妙的是，法國青年對「Servir le peuple」的拿來主義，其實是一場異國情調化的「西方想像」。在傳統的西方左翼語境中，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之間隔著高牆，而「為人民服務」恰好提供了一種打破階級藩籬、走向基層的道德感召力。那張巨型海報與那句口號，在巴黎街頭不再僅僅是遙遠東方的政治符號，而變成了一種文化反叛的潮牌，一種對既有秩序提出質疑的視覺宣言。

五月風暴迫使政府在勞工權利方面做出重大讓步，餘波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法國社會。它極大地推動了女性主義、環保主義與LGBTQ行動主義的發展，也促進了哲學、媒體和學術界的思想變革，影響了米歇爾·福柯、吉爾·德勒茲等一代知識分子。

歷史的車輪輾轉不停。半個世紀前，法國青年借用東方的語彙向資本主義宣戰；半個世紀後，新一代的年輕人則在失落與焦慮中，重新撿起祖輩留下的街頭武器。方式在變，符號在變，但那份屬於法蘭西的、透過不服膺與抗爭來定義自身自由的精神，始終在巴黎的石板路上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