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被來自印尼每年一度跨境煙霾禍害，今年變本加厲，陷入「黃色迷霧世界」，空氣變成毒氣，人民深受其害。源自印尼蘇門答臘島與加里曼丹島的林火與「燒芭」產生的霾害，不僅是一場自然環境災難，更是牽連到東南亞財團的利益，折射出印尼政府管治失效以及背後的腐敗產業鏈，成為天怒人怨的風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已經採取措施，明查暗訪，要追究這條貪腐產業鏈。 

跨境煙霾再次成為東南亞揮之不去的夢魘。這場由印尼蘇門答臘島與加里曼丹島的林火與「燒芭」引發的煙霾，自七月起吹向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和菲律賓，危害大半個東南亞數億人的生活與健康。這不僅僅是一場天災與人禍夾雜的環境災難，更是一場交織著東南亞商業利益、各國政府管治效能、以及東盟地緣政治角力的複雜風暴。

當空氣變成毒氣，人民的日常生活被徹底顛覆。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規定，當API（空氣污染指數）超過二百點時，受影響區域的學校必須立即停課。在最嚴重的兩週內，馬來西亞有超過二千所學校停課，百萬名學生受影響。新加坡也啟動了教室空氣清淨機配置計劃，並暫停所有戶外體育課程。霾害也令「口罩文化」再現，街上行人紛紛戴起防護力較強的N95口罩。新馬兩地的馬拉松賽事、戶外音樂節、體育聯賽紛紛宣告取消或延期。民眾大幅減少外出，轉向擁有中央空調系統的購物中心。外送員與建築工人的生計大受影響，政府不得不出台指引，要求僱主在空氣惡劣時停止高強度戶外體力勞動。霾害也令新馬兩地的空氣淨化器銷量大增，甚至賣斷市，有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國人透過網購從中國空運空氣淨化器到獅城。

煙霾帶來的微小顆粒能穿透肺泡，直接進入血液循環，對人體健康造成立即且長期的危害。根據新馬兩地衛生部門的統計，在煙霾肆虐期間，多種疾病的門診與急診人數出現了爆發性增長，包括呼吸系統疾病激增五成至七成、心血管疾病上升約兩成、皮膚與眼部過敏上升四成。

要理解這場每年引發鄰國外交風波的災難，必須先解析煙霾的物理與化學本質。首先是「燒芭」傳統與商業開發的共生。煙霾的主要源頭是印尼行之有年的「燒芭」農耕方式，這是一種透過砍伐並焚燒森林，以低廉成本快速清除地表植被、開墾土地的手段。研究顯示，利用機械清理種植園的成本高達每英畝一千美元以上，而「燒芭」僅需數十美元。由於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櫚油生產國，加上紙漿與造紙業的龐大需求，大型種植園企業與當地小農為了節省重型機械整地的巨額費用，多採取「一火了之」的極端做法。森林砍伐監測網站Nusantara Atlas創辦人加沃表示，今年一月至九月底，印度尼西亞的林火和土地火災已燒毀超過一百九十萬公頃土地。這個數字相當於二十五個新加坡。

更具毀滅性的是，蘇門答臘與加里曼丹擁有大片深達數公尺的泥炭地。泥炭地累積著數千年未完全分解的有機物，富含高濃度的碳。當上層植被被點燃，火勢會蔓延至地下，在缺氧環境下引發長達數月、甚至數年的「地下悶燒」。這種悶燒極難撲滅，且會釋放出比一般林火多出數倍的有害煙霧與溫室氣體。

超級聖嬰現象加劇煙霾

氣候因素是煙霾規模的決定性關鍵。印尼的乾季通常從四月開始，今年由於受到極端的「超級聖嬰現象」（又稱超級厄爾尼諾現象）和印度洋偶極子（IOD）正相位的雙重衝擊，天氣異常炎熱且乾旱。森林與泥炭地火災在七月底至八月初急劇惡化，濃煙隨後在西南季候風的助長下，跨國飄散至新加坡、馬來西亞、東帝汶及菲律賓等鄰國。

東盟專門氣象中心指出，西南季候風預計在十月底逐漸轉入「季候風轉換期」，屆時雨帶將向赤道移動，有望為東南亞南部地區帶來更多降雨。但由於聖嬰現象導致雨季推遲，氣象預報顯示部分地區的真正持續性降雨可能延至十一月甚至十二月才開始。專家提醒，聖嬰現象的氣候影響預計會持續到 二零二七年第一季，但接下來即將到來的年底雨季仍將是緩解本次煙霾危機的最關鍵契機。

跨境煙霾並非新現象，而是東南亞近三十年來反覆發作的「季節性沉疴」。一九九七年東南亞大煙霾是歷史上最慘烈的煙霾事件。當年聖嬰現象引發極端乾旱，印尼林火徹底失控，煙霾範圍甚至波及泰國南部與菲律賓。據估計，該次事件造成全球數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並釋放了相當於全球一年一成五至四成的碳排放量。二零一三年六月，新加坡空氣污染指標飆升至歷史新高，引發了新、馬、印三國強烈的政治口水戰。二零一五年，同樣受到強烈聖嬰現象影響，林火從七月一直持續到十月底，新馬兩地有數週時間空氣品質處於極度不健康水平，學校被迫大規模停課。

重創國家的呼吸稅

跨境煙霾不僅是一場健康危機，更是一場重創國家經濟的「呼吸稅」。最明顯的是旅遊與航運業的重創，煙霾導致低能見度，造成數百個國際與國內航班延誤或取消。著名的聖淘沙、吉隆坡雙峰塔等景點遊客量大幅下跌，酒店退房率上升。此外，員工因病請假，或因為照顧停課在家的孩子而無法全職工作。戶外建築業、農業、物流業也大受衝擊。據學者初步評估，本輪煙霾對新加坡的損害成本預計將超越二零一五年的十八點三億新元（約十四點三億美元）；而馬來西亞，損失則高達數十億令吉（約二點四五億美元）。

面對來自鄰國的「有毒大禮」，新馬兩國政府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對內保障民生，對外施加外交與法律壓力。 新加坡在二零一四年通過了《跨境煙霾污染法令》，允許新加坡法院起訴任何在新加坡境外引發煙霾、進而對新加坡空氣造成污染的本地或外國企業。在今年的霾害中，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再次啟動調查，向七家涉嫌在印尼擁有火點的跨國種植園公司發出法律信函，要求其交代滅火進展，若證實企業違規，將進一步追究法律責任，處以罰款或其他處罰。同時，政府向弱勢群體免費發放N95口罩，並在社區設立具備空氣過濾功能的「避霾中心」。

不過，《跨境煙霾污染法令》自生效以來，在實際執法和成功起訴上面臨了巨大的現實挑戰，主因在於跨境搜證與「一手證據」取得極其困難，以及印尼方面的配合度與數據共享意願不足。新加坡政府曾在二零一五年對六家印尼企業發出法律通知（其中四家至今仍在調查），但至今尚未有任何公司因該法令被正式定罪、罰款或面臨民事索賠。

馬來西亞政府則著重於實質救災與外交交涉。馬來西亞國家災難管理局聯合空軍，多次在雪蘭莪和砂拉越上空進行人工降雨以期洗刷空氣中的懸浮微粒。在外交互動上，馬來西亞環境部多次致函印尼對等部門，表達嚴重關切，並主動提出派遣大批消防員前往蘇門答臘協助撲滅林火，惟印尼政府多以「自身有能力處理」為由婉拒。

這場災難最諷刺的真相在於，製造煙霾的元兇，有一部分可能正是來自新馬兩國的資本與財團。長期以來，印尼官方在面對新馬的外交指責時，常反唇相譏，指出在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投資大型油棕業與造紙業的母公司，許多都總部設在新加坡或吉隆坡。新馬兩地不乏全球知名的棕櫚油與林業巨頭，這些企業在印尼成立子公司，或透過複雜的「控股公司—特許經營商—當地小農」供應鏈網絡營運。當某個特許開墾地發生林火時，總部企業往往聲稱這是「當地非法小農所為」或是「境外意外火災」，利用法律漏洞與複雜的土地所有權權屬來規避責任。

燒芭難禁的結構性原因

儘管近年來在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與「可持續棕櫚油圓桌會議（RSPO）」的推動下，大型新馬企業紛紛承諾「零燒芭」政策。然而，由於印尼地方地籍圖長期不透明，外界很難精確核實某一塊正在冒煙的土地究竟屬於哪家跨國公司的範疇。大馬通訊部長法米日前即表示，經過政府與在印尼擁有棕油特許經營權的大馬種植公司進行交叉核查，目前沒有發現任何大馬公司涉及印尼的「燒芭」活動。

縱然印尼法律明文禁止燒芭，且最高可判處十年監禁與巨額罰款，但這項傳統依然屢禁不止，背後有著深刻的經濟與社會結構性原因。首先，對於當地小農和部分中型棕櫚油業者而言，使用重型機械推平森林、清除殘渣，每公頃成本可能高達數百美元；而火攻只需要幾桶汽油，成本極低。其次，印尼大片的泥炭地土壤酸性極高，不適合油棕生長。焚燒森林所產生的草木灰，是天然且免費的鹼性肥料，能迅速中和土壤酸度，提高初期產量。此外，在遠離雅加達中央政府的偏遠省份，棕櫚油業是地方財政與就業的重要支柱。地方官員、土地執法部門與種植園主之間，往往形成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體，衍生貪腐產業鏈。

地方分權致管治失效

跨境煙霾的持續存在，常被鄰國解讀為印尼政府的管治失效。然而，更準確地說，這反映了印尼在民主化與地方分權後的政治現實。自一九九八年蘇哈圖政權倒台後，印尼實施了激進的地方分權。土地開墾的審批權、基層執法權大量下放到縣長和省長手中，中央政府（雅加達）縱有嚴厲的環保法令，但到了數千公里外、缺乏資源且人手不足的基層執法單位，往往流於形式。印尼林區面積廣袤、交通不便。一個縣的環保執法人員可能只有十幾人，卻要監控數十萬公頃的森林。在缺乏衛星即時監控系統與快速反應部隊的情況下，往往是火勢已經蔓延成災，執法部門才後知後覺。

在政治文化上，印尼作為東盟最大的國家，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面對新馬兩國的批評，印尼政客常展現民族主義立場，例如歷史上曾有印尼高官公開表示：「鄰國享受了印尼森林帶來的十一個月新鮮空氣，受點煙霾折磨一個月就抱怨連連。」最近更有印尼政府通訊機構主席沙甘達拋出「沒有煙霾的時候，我們也為鄰國提供氧氣」的荒謬言論。

面對這場區域性的環境危機，東盟本應是最核心的協調平台，但其表現卻長期令外界失望。早在二零零二年，東盟就簽署了《東盟跨境煙霾污染協議》，這是一部旨在透過區域合作、早期預警和共同滅火來解決煙霾的法律框架。然而，作為主要源頭國的印尼，卻因為國內民族主義與對主權受損的擔憂，硬是拖延了十二年，直到二零一四年才正式批准該協議，這使得該協議在黃金治理期內形同虛設。

東盟運作的核心原則是「互不干涉內政」與「共識決」，這意味著東盟沒有任何超國家的執法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能透過東盟機制對印尼進行經濟制裁或強制性法律起訴；任何實質性的聯合行動（如派遣跨國消防隊、聯合實地調查）都必須得到主權國（印尼）的明確同意。這導致危機發生時，東盟框架下的會議多流於形式上的「呼籲」與「關切」，缺乏實質約束力。

在煙霾席捲期間，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空氣監測數據屢屢打破安全紅線。新加坡使用空氣污染指數（PSI）作為監測標準。在本次煙霾最嚴重的二十四小時內，新加坡部分地區的PSI數值一度突破三百點大關（最高達到三百二十點），進入「危險」級別。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燒焦味，著名的濱海灣金沙酒店與魚尾獅公園在濃煙中完全「隱形」。新加坡更曾一度登上全球空污指數最高城市之列。

一級致癌物嚴重超標

馬來西亞則採用空氣污染指數（API）。受害最深的砂拉越州、柔佛州、吉隆坡及雪蘭莪州，多地API飆升至二百五十點以上（屬於非常不健康），其中砂拉越部分靠近邊境的地區甚至衝破三百五十點。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級致癌物的PM2.5（微細懸浮粒子）小時濃度，在沙亞南等工業區更超過了每立方公尺二百微克，遠超安全標準。

東南亞的跨境煙霾，是一面折射出區域經濟利益分配不公、地方治理失能、以及多邊外交體制軟弱的鏡子。當新馬兩地的人民在煙霾中戴起口罩、為每一次劇烈的咳嗽感到擔憂時，解決問題的鑰匙依然鎖在蘇門答臘泥炭地深處的利益鏈，以及雅加達、吉隆坡與新加坡三方能否真正打破政治藩籬的決心之中。如果不從根本上扭轉棕櫚油業的綠色轉型，並賦予區域組織真正的跨國執法權，那麼下一個聖嬰現象來臨時，這片令人窒息的灰黃色面紗，必將再次籠罩馬六甲海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