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內容轉載自: 中美論壇專刊 US-China Forum (Chinese) ♦
2019/8/31
一．香港人最愛國，歷史上香港對中國的貢獻，數不勝數。抗戰期間是中國對外的人員和物資重要轉運站。但是毫無疑問，香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引領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成長到今天的經濟規模。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成就。蘇聯也有改革開放，也曾積極想向西方學習，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香港而失敗。
79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因素很多，一般是歸功於鄧小平的政策和支持。在中國的制度下，沒有中央的領導，絕不可能成功。鄧小平的智慧就是看準了香港是中國最好的導師，能夠手把手地引領中國完成改革開放大業。中央看準了開放發展必須從最靠近香港的地方開始，批准設立與香港僅一條細水之隔的深圳特區，以香港為師。香港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師傅重任，不負各方期望，是因為有以下幾個因素：
- 人的關係：香港人就是廣東人，他們是親戚、同鄉、同學、同事、同胞手足。1949年後，大陸別處的人也跑到香港，他們與大陸也是親戚、同鄉、同學、同胞。這種一家親關係，使得雙方能夠互相信任，坦誠合作。香港人毫無保留地，不懷機心地投入中國的發展。大陸對香港人也是完全信任，完全接受，不擔心受騙或有陰謀。香港人敢於進入大陸從事各種經營，敢於冒險，是基於愛國心。大陸方面敢於接受香港而嘗試，也是因為對香港同胞放心。中國第一個“中外合資”公司（當時香港屬於英國），就是香港美心集團的伍沾德心懷熱誠並得到中國方面的信任而成立。公司的註冊號是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批的“外資審字（1980）第一號”。正是這種關係，香港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師傅，港陸產生長期雙贏。
- 資金：香港帶領大陸的經濟發展，一般最看重的是引進巨額資金。中國從極端貧困到今天的面貌，靠的是外資外企湧入。直到今天，中國經濟仍然是外資佔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所謂外資，絕大部分是香港投資，以及後來東南亞華僑和台灣人的投資，其中有的是經過香港。非華人的外國投資佔很小的比例，其中也有很多是經過香港。香港是不可或缺的中介站。香港一直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其世界性服務的最重要受惠者是中國大陸。如果沒有香港而去吸引華人和非華人外資，大陸的成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的程度。
- 引進適當技術：這一點非常重要而為一般人所忽視。聯合國和經濟學家早就強調，一個國家引進技術，必須是“適當技術”，就是適合當地人的教育和技術水平，使他們很快能夠學習、掌握、使用。香港人自己就是大陸人，非常了解大陸的勞動力資源，因此引進適合中國接受，使用和吸收的工廠、公司。中國這個世界製造中心，是從低端產品開始，逐漸成長為世界工廠的。過去發達國家也曾經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技術，開設工廠，卻因為引進的是超過當地人的接受能力，無法學習使用，結果多半是失敗多於成功。中國因為有香港引領，沒有發生這類問題。中國甚至滋生了仿造外國產品的能力，山寨版產品滲透國內外市場。香港引進適當技術的功勞，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 同樣重要的是：香港向大陸引進了管理技術，即企業家能力和企業家精神。這是經濟發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不可或缺。近代中國從農業經濟轉型為工商業經濟，民國時期雖有長足的發展，但是國難多艱，基礎薄弱，經過1950年後30年的摧殘，大陸的經濟能力幾乎喪失殆盡。但是香港得以避免捲入那個災難，並且接納了1950後大陸轉移去的企業家，促成香港經濟的迅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本來是貿易港，港人善於貿易經營，後來發展小工業，擁有為國外企業生產小產品和部件的豐富經驗。這些都是中國開放時所急缺的寶貴能力。香港人手把手教了深圳人，東莞人，廣東人，進而大陸各地的人。於是中國產生了一大批企業人才，特別是眼光外向的民間企業人才。
- 香港有引進外國公司和拓展海外市場的特殊能力：落後國家想要發展經濟，最大的困難是找到適當的外來投資者，願意帶技術來開辦工廠，在當地獲得充分合作，獲得必要的資源和勞工，最後產品能夠順利進入外國市場。香港對中國的重大貢獻便是能夠做到這一切。香港與國外經貿關係特別廣，因此引領外資企業到中國，其生產的產品順利外銷，幾乎每個外資企業都賺錢。於是投資越來越多，生產旺，產品行銷全世界。中國成為世界的製造大國。
在香港引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境，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有一個基本模式，就是為外國公司打工。中國的教育水平低、科技水平和研發能力不足，現代生產的經驗不足，只能引進外國公司的設計和生產線，在生產鏈中做低端打工，中國在這個模式中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打工國。這個經濟發展模式，也適合不少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尼、越南、孟加拉國等都學習。有人就叫它“中國模式”。
香港決定了中、蘇發展的差別。蘇聯也有改革Perestroika，有開放glasnost，也想走與西方接軌的經濟轉型，特請美國名學者（Jeffrey Sachs）設計一套完整方針（shock policy，用於蘇聯稱shock therapy），結果卻沒有成功。蘇聯/俄國資源豐富，教育水平高，科技人才濟濟，並且有很多俄僑在歐美國家內很有勢力，他們對歐、美文化、經濟都非常熟悉，但是就缺一個香港這樣的基地發揮上述五大特點去綜合利用，結果便不成功。不但中國依靠香港，世界各國也通過香港與中國經貿合作。香港是眾多外國的公司和中國公司開設辦事處的中心城市，是他們共用的雙向橋頭堡。從蘇聯/俄國的失敗來看，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功勞，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香港對中國是一塊寶，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最愛國，最肯為中國而奮鬥的同胞。但是，近年來香港人和大陸多次發生對立。關鍵在雙方對“一國兩制”的解釋和期望不同。如處理不當，港、陸將兩敗俱傷，也將為大中華帶來災難。
二.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一詞，據說是1982 年鄧小平針對台灣提出的。台灣當然不接受，沒有下文。正式的、被公認的一國兩制，是指香港1997年回歸後的制度。
- 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是中國人的發明，是英國人的發明：把英帝國的制度保留在香港，中國承認維護50年不變，以《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簡稱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正式約定，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北京簽訂。兩國政府互相交換批准書後，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正式生效，是國際文書。1997年香港回歸，列入《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五條，成為中國國內法正式規定的制度。
在大英帝國內，臣民分為兩種：不列顛本國的子民是一等臣民，其他被征服土地上的帝國子民雖分為幾級，統統是二等國民。英國可以干預帝國領土事務，帝國領土不能干預英國本土事務。在大英帝國之內，如加拿大在二次大戰前已經是自治邦，有民選的國會，自己的政府，英王派的總督只是名義上代表英王的主權象徵，那是大英帝國中最高級的領地。香港則是殖民地，是最低級的領土，有自由但沒有民主，一切聽命於英國指派的總督。
從英王屬下轉到中國主權屬下，由於香港當地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上的法治比中國先進，中國當時向英國保證，在香港不實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保留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所謂香港的資本主義主要指社會和經濟上的自由；政治上則有法治和司法獨立。當時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實行資本主義（稱市場經濟），所以與香港是兼容的，合作無間。所謂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僅有一條，即共產黨專政。港陸衝突便在這一點上。 - 中國收回香港的時候，大陸沒有與香港同胞對話，而是與大英帝國談判，把香港從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納入中國的體制，並保證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使香港人不會不適應突然回歸。於是一國之內有了兩制。
中國設立特區的想法，顯然一方面是讓香港回歸順利，草木不驚；一方面是隔離大陸人，以免大陸人要求同等待遇。中國向大英帝國讓步，沒有向香港人讓步。第一是不失面子，沒有俯從香港人的要求。第二，對英國的讓步是一次性的，英國退出後，不會再有其他談判和要求。如果大陸是對港民讓步，此例一開，港人以至大陸人說不定會提出新的要求。但是這也就隱藏了問題。 - 中英雙方的內心期待，以及香港人的期待，顯然不同。英方以為，五十年後中國會有走向民主自由制度的相當進展，香港人便可以接受已經接近香港的“一制”。大陸自信，香港人經過五十年的大陸薰陶，會慢慢習慣了共產黨的專政統治，特別是年輕人從小就在大陸的大環境中長大，可以接受大陸的“一制”。然而，隨後的發展恰恰相反。
隨著時代進步，香港人不肯停滯在1997年設定的殖民地狀況上；而中國共產黨也漸漸把香港往大陸的統治方式轉變。雙方差距越來越大。一國兩制的制度，雙方都自稱遵守，實際上都不願意遵守。
香港800萬人口中，大多數是1950 年後移去的大陸人的家庭。由於經商、辦廠、民間交流、官方交涉、旅遊等等，他們對大陸實況非常了解。對於三十年後被納入大陸的“一制”，不免非常擔心。“送中法”特別使香港人驚恐。“送中”的意義是：大陸對香港的司法處理不滿意的時候，就將人引渡到大陸去處理。今後香港人一言一行一不小心，隨時有被送中的危險。香港一隅的法治保障，即將喪失了。特別是年輕人感覺，不但對三十年後的命運擔心，三十年內的生活也難熬。有辦法的人可以外移。過去每次有風吹草動，香港就發生一波移民潮。如1984年中英聲明後，1989年和1997回歸後，都有移民潮出現。可見香港人的恐懼。但是絕大多數香港人，沒有能力移民，香港是他們唯一的家鄉。於是送中事件是最後一根稻草，突破了特別是年輕人的忍受極限。年輕人大受震撼，不約而同，自發地、無組織地上街抗爭。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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