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雖然外國人挖掘、偷運中國文物的事件自清末以來一直未斷，「神物去國」令人「惻焉疚懷」（羅振玉語），但都還沒有超出「古物研究」性質的活動。對中國來說，就是只丟了些「神物」，還沒有丟掉「神靈」。到了以地質學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發展起來之後，真正的危險才開始出現，因為這是一種可以對一個古文明整體上進行重新解釋的系統化科考技術。幸運的是，這時已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已經能夠行使自己的國家主權了。第一批在中國疆域內進行現代考古發掘的西方人，如瑞典人安特山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都是北洋政府正式邀請，以政府部門顧問或學院教授的身份，與中國同僚們一起工作的。 

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向上個世紀20年代前後第一代中國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儘管現代考古學的興起也對中國傳統的歷史學研究造成了衝擊，導致疑古思潮興起，但這是中國本土學界自我更新浴火重生必經的過程。正如史學家翦伯贊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相較於西亞各國學界長期被西方學者控制的情況，中國實際上在第一時間就將本國文明史研究的「學術主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裡。就在安特生與1926年在斯德哥爾摩建立東方博物館的同一年，時年32歲的李濟就在曹雲祥和梁啓超等國學大師支持下在山西南部開始了中國學者的首次現代化考古之旅。

對中華文明5000年歷史進行發掘、研究、整理和解釋的各項工作，一步步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並通過本土學者的持續努力達到該領域的世界最高水平，這首先是學術上的重大成就。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中寫道，「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能辦到」，「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今人可以告慰古人和前輩的是，從那時起到現在，曾經的一張「白頁」，早已密密麻麻寫成了一篇「名作」！這就不僅只是學術成就了。在「白頁」時期中國人只能自我防衛，隨時準備面對來自西方科學霸權的「降維攻擊」，而一旦成為了「名作」，在實現自身「升維」的同時也具有了文明對照衡量乃至文明競爭和國際政治方面的重大意義。首先，對本國「學術主權」的牢牢掌握，同時相當於斷絕了外國人進行惡意篡改和歪曲的機會；第二，對本土文明史的高水平研究，同時相當於獲得了研究和解釋其它文明歷史的學術資格；第三，對本土文明史和異域文明史的對比研究，同時相當於開始了文明史研究領域「中華標準」的確立過程。 

設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國本土學者很快接手，如果「中國早期文明」、「中國古代文化」等領域長期都被納入西方學術體系、都由西方學者主導開展研究，那麼，早期中華文明的重建工作，今天會變成什麼樣子？被整理出來的古代中國史又是個什麼東西？一旦西方學術界眾口一詞宣稱中華文明從秦漢才算開始，今天的中國人接受還是不接受？再假設一個更壞的可能：學術研究和成果解釋的壟斷權落在了同屬東亞文明的日本人或韓國人手裡，並假想今天的東亞霸主是一個叫做「大日韓帝國」的超級大國，而中華大地則像今天的中東地區一樣四分五裂，戰亂頻仍；如果是這樣，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從仰韶文化時期直到21世紀今天的整個「東方文明」歷史，將非常不同於現在的描述。「大日韓帝國」版的「東方文明史」教科書很可能是這樣寫的：5000多年前首先在中原地區出現了「華夏文明」，不久出現了「黃渤海文明」以及隨之而來的「泛東夷時代」，以「泛東夷時代」為母體崛起了一個覆蓋整個東亞「秦漢帝國」，但數百年後「秦漢帝國」開始衰亡並被北方的「五胡」滅亡，進入了一段「中世紀」，又數百年後以東北亞為中心的「東胡文明」崛起了，這個「東胡文明」重新發現了古代輝煌的「華夏文明」和「黃渤海文明」，開始了一個「文藝復興」時期，隨後經歷了滿洲崛起、高麗振興、日本維新幾個光輝的時期之後，終於進入了偉大的「大日韓帝國」時代，從此迎來了東亞的「歷史的終結」。 

讀過世界歷史教科書的朋友們一定會覺得這套敘事有點眼熟，沒錯，與今天流行全世界的關於「西方文明史」的標準版敘事是同一個結構：從7000多年前開始依次出現了「古埃及古蘇美爾文明」—「愛琴海文明」和「泛希臘化時代」 —「羅馬帝國」—「中世紀」—「文藝復興」—「大航海」「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 「西方自由民主」。

對於「大日韓帝國」版「東方文明史」教科書，今天的中國人一定嗤之以鼻，當成笑料，但是對於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以及「世界歷史」敘事，很多人卻還是深信不疑，不敢說不對。造成這種矛盾心理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近現代世界並沒有真的出現「大日韓帝國」，帝國霸權不存在，出於帝國需要而編造歷史的主謀者也不存在，而且中國人已經成功重建了整個中華文明史，任何人都無法篡改歪曲；二是因為近代之後的確出現了一個「西方帝國」，雖然人們有足夠理由懷疑帝國學者會是編造「世界歷史」的主謀者，讓歷史學為帝國利益服務，但若公開挑戰卻又底氣不足，因為「西方帝國」是一個集中了科學霸權和知識霸權的世界帝國，由不得人們不相信它的學術權威。 

帝國的統治要想取得合法性，就一定會讓歷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這是歷史定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的蒙元帝國和滿清帝國也都是如此。那麼，作為有史以來最強大世界帝國的「西方帝國」，更沒有理由不這樣做。實際上，由於「西方帝國」比歷史上其他帝國更具有世界性，也更依靠知識和文化方面的軟實力，對於歷史學的需要更強、更多，屬於一種「剛需」。想像一下，如果一說到西方文明，世人立刻就產生「一個最多1000年歷史的後發文明」、「一個剛剛脫離野蠻狀態的半開化文明」、「一個哲學很貧困的幼稚文明」、「一個依靠暴力掠奪崛起的暴發戶文明」…，情況將會怎樣？世界主導文明的整體形象一旦崩塌，西方的威權還如何維持？西方的統治還如何繼續？

所以，對統治者來說，這種事絕不可以發生，世人頭腦中的這種認識和聯想必須要消除乾淨。於是，利用手中重建世界歷史的話語權，崛起後的「西方帝國」很快完成了一件修改身世的大事，將出身於日耳曼森林、經歷了漫長的開化期、很晚才開始形成的西方文明，與兩千多年前本屬於「地中海文明」一部分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拼接在一起，合成為一個泛稱的、廣義的「西方文明」。這樣一來，原本的確就是後發的、半開化的、幼稚的、暴發戶的西方文明，忽然就「悠久」了，就「自古以來」了，因為多出來一個可以和其他古老文明相媲美的「古典時代」。這套歷史敘事的性質，與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的新晉統治者登基伊始立刻修改身世完全一樣。歸根結底，還是事關威權的來源和統治的合法性。平心而論，一方面是出身低微的新貴對於豪門身世有一種身份上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一代統治者對於文明延續性的深層精神追求，兩種因素合起來，若不這樣做反倒顯得不很正常。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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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揚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