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轉載自《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
【導讀】近期，中國台灣地區2024“大選”預熱，“和平還是戰爭”成為選戰主題。有島內政論人物悲觀指出，目前三個候選人（賴清德、侯友宜、柯文哲）無論誰當選，都不可能推進統一。在此背景下，一個力主兩岸和平統一、以社會主義為信仰的島內群體映入人們眼簾，這就是台灣的“統左派”。
本文著力刻畫的“老呂”呂正惠，即台灣第二代“統左派”的代表人物。老呂是一個特殊存在：他生長在被稱為“綠營大本營”的台南，卻成為堅定的統派；他是大名鼎鼎的中文系教授，卻不甘做一個只會“做論”的學者，多年來花費大量心力“做事”——參與、領導中國統一聯盟，致力於兩岸和平統一，又主持“人間”出版項目，編輯出版陳明忠、林書揚、陳映真等前輩同志的文集，延續台灣左翼火種，推動兩岸人文交流。其堅定的中國認同與左翼立場，在“台獨”甚囂塵上的時代，少見且令人感佩。
趙剛此文，通過梳理呂正惠的學術思想，帶出幾十年來兩岸左翼之間的曲折關聯，以及呂正惠這樣獨特個體的思想來源。相對於陳映真等人通過革命傳統進入現代中國的路徑，接引戰後出生的老呂進入現代中國並成為一位“統左派”的，卻是以杜甫為高峰的中國文學與精神傳統。老杜之於老呂，一如魯迅之於陳映真。作為老呂的同志與同代人，趙剛之論老呂，傾注著深刻的情感認同。這種情感不單單是對老呂個人的，更指向老呂的生命意義之所繫——作為精神家園的中國文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3期，原題為《中國人的脊梁：老杜之於老呂》。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普什圖社會的政治
當代窄細學術分工下，相較於我們一般學者教授，老呂算是當得上“於學無所不窺”之名了。老呂就是呂正惠，但海峽兩岸的朋友都捨其名而直呼其“號”。老呂雖然讀得很博很雜，但一以貫之熱愛杜甫。他的第一篇學術寫作《杜詩與日常生活》，就是寫於1970年大學三年級。後來這篇少作收入了2015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詩聖杜甫》，讀來讓人訝異於他的早慧。“早慧”一詞讓我不由得聯想起陳映真。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也是寫在大學三年級，時為1959年。老呂1948年生，小陳映真11歲。相對於陳映真有過殖民地童年經驗、親歷台灣光復以及“二·二八”，且受過20世紀40年代末葉尚未被全面冷戰與白色恐怖體系整飭過的國民教育，老呂則是黨國體制國民教育下成長的第一代。因此，老呂比陳映真小11歲，卻是歷史意義上的兩代人，而小老呂九歲的我則是道地的老呂同代人。
老呂對杜甫的熱愛是發自生命深處並不時揮發於日常生活之中——無論醒醉。老呂說，他每次在課堂上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首詩，讀到老杜自慚“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對民生多艱表露“憂端齊終南”時，“總是聲音微微顫抖，而教室裡也總是鴉雀無聲”。於是，他接著說：“能說他不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嗎？”多年後，呂教授猶深刻記得，1983年他初登講台講杜甫，“某次課後，心情激盪，對案而不能下箸”。老呂的朋友們，任誰都可做證，酒酣時老呂常吟杜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則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兩首。
老呂為何熱愛杜甫？他是中文系教授，當然有文學上的原因。老呂固然不薄李白，但顯然更推崇杜甫，最重要的原因是杜甫“集大成”，廣泛吸納各種文學傳統，能從正，也能從反，而後取合，達成一種藝術上的偉大超越，成為大唐璀璨文明的一顆最閃亮的寶石。老呂對老杜的這一層肯定其實與他自己的閱讀經驗、文學觀，乃至文明觀契合。一個充實而有光輝的文明主體，猶如一個大作家，必須要能夠兼容並蓄，方能在面臨各種困境危機時，從眾多“家珍”之中——“拿來”。
但這應該還不是最關鍵的原因。歸根究底，還是在於杜甫給了老呂一塊可以立足終生的磐石。老呂盛讚杜甫“忠愛出於天性”，經常表彰杜甫文學中所流露的忠於祖國與關愛人民。老呂對民生多艱的感受卻也是很及身的，源自他南台灣海邊貧瘠農村的佃戶出身經歷。日據時期，那個村子窮到連日本人辦的“公學校”都上不起，所以老呂回憶童年時期他的鄉人沒人會說日語，是一個猶然浸潤在古老農業漢文明的村莊。十二歲，老呂一家就遷移到台北萬華——一個聚集著“打工仔”的“城鄉接合部”。應該也就是陳映真小說《麵攤》裡那貧病主人公一家在夜深時疲憊推著攤車所要歸去的所在。當年老呂初讀此篇小說時，應會想起他的黯淡青少年吧！陳映真在20世紀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曾一再提出文藝的兩大旨歸：民族認同與社會關懷，後來發展為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的核心支柱。此處不是展開“社會性質論”的地方，但它的核心精神不就是忠與愛嗎？老呂並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從包括台灣地下黨的中國革命的，或從第三世界的左翼傳統中尋找安身立命之處，而是向上溯源，從以杜甫為高峰的文學與精神傳統中得到他的現代立足點，並達成與陳映真的殊途同歸。相對於“統左派”的其他前輩——如林書揚、陳明忠與陳映真等人——進入現代中國的路徑包括了對日本殖民的清算以及對中國革命的認同，戰後出生的老呂進入現代中國並成為一位“統左派”的路徑，是獨一無二的。
1983年，老呂受聘於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在之後的20世紀80年代，老呂右手寫以杜甫為核心的古典文學文章，左手寫台灣當代文學批評。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洋左”理論大漲潮，誰要是沒有一兩個洋理論靠山簡直是文盲，古典如老呂者也難身免。他揮舞盧卡奇的現實主義理論在《文星雜誌》上斬將搴旗，橫掃包括陳映真、白先勇、黃春明、七等生等知名作家所構成的當代台灣文壇。那麼，彼時的老呂可算是個洋左嗎？他依賴“洋左”理論，並對當時大陸的新啟蒙“自由化”時表肯定，且對阿城、張賢亮等頗加青眼……但即便如此，我疑心他最多也只是半個“洋左”，因為他的盧卡奇後頭難說沒有杜甫，是老杜卡在那兒，不讓老呂把“現實”陳倉暗度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與中國大陸對立的“台灣”——我們知道，很多所謂的現實主義者後來都變成了“台獨”現實主義者了。但更重要的或許是，即便老呂一時無從得到思想資源來相對化大陸的新啟蒙（這是時代的限制，當時海峽兩岸唯一能對大陸80年代的改革開放保持戒慎疑慮的唯有陳映真），但他仍然具有一種當時乃至今日都無可否認的進步性：從一個中國人的“原點”（也就是磐石）看大陸。於是，我們看到老呂對陳若曦的“文革”書寫的最嚴厲批評即在於她“是以美華的身份……談論中國問題”。相較於陳若曦的“原點”是美華，老呂的原點從未改變，是包括了台灣與大陸的中國。老呂的朋友都不難發現，老呂身上很難找到哪怕是一丁點兒“美國因素”，連他嗜抽的洋菸都是瑞士的——雖然他讀高中時也不是不曾跟著精英同學，進入學校附近的冷戰時期美國的文化冷戰橋頭堡“美國文化新聞代表處”，享受過那個文明冷氣。
20世紀80年代是老呂最飛揚跋扈的年代。憑藉個人努力，他從缺席的父職、從吾少也賤的泥淖中奮脫出來，在祖母、母親與姊妹的期望中，成為台灣地區頂尖大學的教授，這一切都很像是老呂所深愛的巴爾扎克文學裡的一種典型人物。老呂深愛他的祖母與母親，曾在高鐵上對我傾訴他對祖母的懷念；他噴著酒氣與唾沫星子近距離對我說：“我也算是長於婦人之手”，說畢，哈哈大笑，旁若無人。最近重讀老呂寫於1986~1988年之間的《小說與社會》，到處可以看到老呂那時的雄強自信。對他所評論的作品，張口便說：“不具任何說服力”“需要徹底的福樓拜式的洗禮”“把自己弄得進退失據，一無所得”“他的作品的失敗，幾乎都是來自這個根本的矛盾”……這些，都是批評陳映真時所用的語言，對別人，那更是可想而知了。但在以“現實主義”橫掃千軍時，老呂對七等生的評論卻是最複雜最用情的一篇。老呂對七等生的“自卑、自憐與自負”說得是那麼的痛。七等生與他，似乎同病相憐，文章裡甚至有這麼一句獨自成段不知所說者何人的獨白：“父親形象的不彰，無疑暗示了自我認定的曲折與困難。”對他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老呂甚至下了三個判準：大學生（相對於師範生）、外省青年（相對於本省青年）與本省都市化青年（相對於窮鄉僻壤的青年）；而其中的後者通常是“次等青年”或是“下層知識分子”的後備軍。老呂感受到七等生文學裡的自卑與反抗，但同時也未嘗不是對自己憑藉台大學生與新竹清華大學教授終而“翻身”的苦澀肯定。
像老呂這樣背景的本省籍青年，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紛紛跳進“台獨”分離主義大潮流裡。但由於還在戒嚴期間，這個潮流可說是低調地暗潮洶湧。在這個時代氛圍裡，老呂感受到一種矛盾掙扎，既厭惡“外省權貴子弟”的反動，但又深刻困惑不安於與他類似背景的朋友的認同轉向。在這種情境下，老呂的當代文學批評的介入，未嘗不是他“一個人的反抗”，企圖以一種左翼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高調異議，右批評白先勇，左批評七等生，且對陳映真有恨鐵不成鋼之憾，遺憾他的小說不曾建立在更深刻而廣泛的現實基礎上，且總是擺脫不了“市鎮小知識分子”氣味……此時的老呂，非常有自信，結交甚廣，每個週末都上台北參加一個輾轉於各種咖啡館的名叫“週末派”的讀書者俱樂部，同時也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台社）的創始會員。老呂才華橫溢，未幾，就當上系主任、評上教授職稱，頗有飛龍在天之勢。老呂深欲有所作為，既是來自士大夫傳統，也有泥土的反彈，但也是由於他自信除了讀書還能“做事”。在內心裡，老呂其實是有些瞧不上只能“做論”的學者。這些年我與老呂有過兩三回共事經驗，老呂能非常有效地將他的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與策略理性三管齊下，把兩天的工作半天就搞定。然後，你看到老呂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借用魯迅小說《傷逝》裡的文字，20世紀80年代老呂的內心可能既有“講台上的教授”，也有“摩托車中的貴人”，也有“深山密林中的豪傑”。
老呂此時的意氣風發讓我們理解到，老呂愛老杜的第三個原因，何嘗不是因為老杜曾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希望能學以致用、“登車攬轡”，無愧平生。在這一點上，我們得說，古典文學的老呂還是有很強的古典士大夫的遺留：用舍行藏、出處進退，於他，是一個很大的情結。這對台社里我們這些外省的、留洋的、新左的“批判知識分子”，是不太能理解的，有時甚至會對老呂略帶訕笑。
1987年台灣“解嚴”，一時眾聲喧嘩。然而，人們彈冠相慶的所謂“自由化”，雖熱鬧非凡，卻繼續沉默而堅定地捍衛“親美反共媚日”的意識形態根底。於是，陳映真看到，所謂“自由化”其實是“台獨”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化。這個時變，對老呂影響非常大，因為之前在共同反對國民黨時被暫時蓋住的分離主義勢頭，一下子無遮攔地噴薄而出了。這對老呂是一大震撼，怎麼一下子故人云散盡，皆非“中國人”了！
1988年老呂寫了他的杜甫研究力作《杜甫與六朝詩人》。今天讀來，這本書的“篇眼”不在謝靈運、不在鮑照、不在齊梁詩人，而在庾信之於杜甫。對前三者，老呂下的是純粹文學本行的手段，好比文字功夫、聲律技巧之類，但對庾信，老呂則是傾注了涵括歷史巨變、家國天下、文明意識等要素的深刻感情認同。對老呂而言，杜甫與庾信不僅僅是一個“文學關係”，而是兩者之間共同承擔了一個主題：“是對不幸的歷史時代的整體性回顧，是對這種時代里個人生命的落空的深切哀愁。”老呂唯恐讀者不察，還特地在這句話下頭加著重號強調。論庾信這一章，老呂用情至深，反复致意於人生在歷史巨變下政治秩序解體，個人生命陡然失去指向，從而失落了生命意義與精神故鄉，成為飄萍轉蓬的哀傷。
如果侯景之於庾信，猶如安祿山之於杜甫，那麼用情至深於庾、杜的老呂，不也有他自己的當代侯景與安祿山嗎？和庾、杜蕭條異代，老呂的情境可能更狼狽，因為他是在他自己的故鄉失去故鄉。老呂曾說，那時在他所“熟悉的知識圈”裡，“我成為唯一的中國人”。這對於刻苦力學，擺脫了“次等（或七等）青年”，希望學以致用，且圖大展青雲之志的老呂，可謂非常痛苦、非常苦悶。簡直就是應了陶淵明《擬古九首》裡的：“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從老呂1987年陡遭“山河改”這一視角，我們才能讀懂他1989年的一篇光是題目就鬱結之氣逼人的《“內斂”的生命形態與“孤絕”的生命境界——從古典詩詞看傳統文士的內心世界》的文章。此文其實正是夫子自道，借姜夔、王維、陳子昂、陶潛、屈原、李商隱、阮籍、辛棄疾，當然以及杜甫的酒杯，澆自家胸中塊壘。老呂憐杜甫之憐昭君，是在於三者古今同恨：“未盡之才”將絕響於空谷。甚至在三十年後的一次大陸旅遊閒聊中談到《史記》，老呂說他用情最深的也還是伯夷、項王、魏其與李廣這幾篇。正是在他當時的這個痛點上，老呂重審儒道傳統，而結論則是——無論是儒家的“藏身”或是道家的“無為”，都無法現實地解決他的問題。於是老呂忽然像是對自己說話一樣地說：
你可以閉目不看外在世界，因而沒有看到客觀限制，因而保留了“內心最大的自由”；但是你無法壓抑內心蠢蠢欲動的慾望，無法否認自己的“生命力”有尋求表現的衝動。當你一輩子在“無為”與“藏身”之中躲開了歷史的困境時，你會聽到你的“生命”在內心深深的嘆息，你無法否認這一切，你會感到生命的荒蕪與落空。
當儒道無法解決生命危機時，根據老呂，“傳統文人”“發洩生命”的方式有：縱酒、揮毫、吟詩填詞、移情山水或借古董字畫玩物以喪志。這五種方式，其實可視為面對“生命形態的悲劇本質”時的各種“醇酒婦人”。魯迅不就視他的會館時期的古籍與鈔碑不過是另類醇酒婦人嗎？而我們的老呂的選擇則是縱酒——老呂的悲情嗜酒大約始於此時，以及海量購書買CD這類“今玩”——老呂曾說他對物的搜羅熱情遠勝於聽。老呂從黑膠唱片改聽CD也是始於此一精神危機時刻，而前幾年正當他意氣風發時，連古典音樂也是乏他問津的：“四百張原版唱片已經埋封在櫃子好幾年，而唱盤也早已壞了”。是他生命中的黑暗時刻的來臨，才讓他再度抓住古典音樂的稻草，是後者“把我從深淵中搶救出來，讓我重新面對艱難的人世”。準此，《CD流浪記》其實是一本孤獨者自舔其傷的哀書。對此，老呂毫不避諱，他的北大版《CD流浪記》的副標就是“從大酒徒到老頑童”。2016年頃，誠實的老呂也誠實地說“現在不聽了”。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也許是老呂一生中最低谷的十年，他成為一個一天兩包的“大煙槍”也是始於1988年。老呂漸漸把杜甫（當然也包括屈原、陶潛、阮籍、辛棄疾……）給疏遠了，因為他們都抒了他們自己的情，卻只留下苦味給我們老呂，而杜甫簡直就是“病灶”。於是老呂就只有依賴菸酒與CD來自我安慰了。然而今日回看當年，老呂的孤獨又何嘗孤單呢？這十年其實對任何一個以中國為祖國、以中國人民為認同、以中國革命為歷史歸趨的思考者來說，都是慢性苦悶時期。陳映真在1988年寫完那譴責遺忘歷史與身份的《趙南棟》之後，就有長達十二年的時間不再寫小說，直到1999年；與老呂幾乎是同一頻率。
然而，老呂所疏遠的畢竟只是那個逐漸老去、出處兩失、返鄉無望、河清未極、寫《登高》《秋興》《詠懷古蹟》的杜甫，卻從未真正離異於那個“忠愛出於天性”——愛國且“哀民生之多艱”的杜甫。或許是他內在所激蕩的孤獨憤懣與忠愛之性，讓老呂於1991年，在徹底斷絕致用之念後，一把火主動燒了草料場，成為一個“公開的統派”，並於翌年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對“出櫃”加入“統聯”這件事，老呂的回憶非常真實。他說，在學院“台獨”的滔滔綠氛下，他感覺他這個唯一的中國人處處被雞蟲們白眼，於是，
我真是憤懣極了。我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加入陳映真所領導的中國統一聯盟。這一下不得了，很多人在路上或研討會中，裝作沒看到我，唯恐我牽連到他們，讓我強烈地領受到人情的冷暖，他們真是勢利眼啊。我瞧不起他們，再也不想跟他們往來，我變得極為孤獨……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鄉下人，以為每個人都很善良，現在我才認識到人性的黑暗面，我對人幾乎喪失了信心。
老呂是長兄，家有老小，當不了魯迅的魏連殳，也當不了陳映真《故鄉》裡的“大哥”，於是只能“醇酒CD”。但老呂在“索性”加入統派後，得到了拉拔之力，得以在緩沉之際時而緩升。最終，緩升的力量克服了緩沉，於是我們看到老呂從苦悶神傷的“大酒徒”蛻變為充實而有光輝的“老頑童”。通過大量閱讀努力認識新中國，成為堅定的“統左派”，並於1995年當選為統聯主席，讓老呂一步步將他精神的、學習的世界落實在他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想去“追踪”的祖國大陸這樣一個“很奇特的'無限'”。於是，在“解嚴”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老呂便踏上了自幼縈懷的祖國大陸。之前，他多少是一個陳映真《鄉村的教師》筆下的主人公，對祖國的熱愛其實更多是透過閱讀與遐想——老呂自云加入“統聯”時的他“主要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信徒”，而且對中國的認同主要來自“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著強烈的興趣”。加入“統左派”後，老呂親炙了他從小在史地課本中所熟知其名的祖國山川大地人民與各個民族，也讓老呂親身認識了台灣的地下黨人，了解了中國革命何以必然走向社會主義道路。2000年後，老呂認識了越來越多的大陸優秀學者與知識分子，這些人大都不是後來所謂的“公知”。山河行走，直面歷史，思想的交流、友情的滋潤，以及一向以來對國家、對生民的忠愛，讓老呂在新世紀成為與陳映真並肩戰鬥“台獨”文論的一個戰士。
2006年陳映真赴大陸養病，人間出版社的重任由老呂擔起。這個重責大任，以及約略同時大陸的強勢崛起，讓老呂真正迎接來了生命中最充實滿足的高光時刻。能出他欣賞認可的書，並為每本書寫序，是老呂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最快樂的事業。2016年，接著陳光興開的頭，老呂全心全意投入23卷《陳映真全集》的出版。我認為，這是老呂的最大事功。
面對盛世中國，老呂笑逐顏開，好多次跟我說他非常快樂，找到了一種飽滿的人生意義感，並叫我不要還老是愁眉苦臉。他喝酒也不再苦大仇深了，也不再（或驟減了）酒後罵人“王八蛋”了。經常，他的狀態是舒展的、歡愉的，幾乎可說是“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的日常低配版。於是，很自然，他不聽CD了。與此同時，他再度書寫杜甫與那曾讓他苦味沉吟的古典了。於是我們看到他寫杜甫、寫韓愈、寫蘇東坡……暢論所謂“第二個經典時代”。為了他心目中的思想崛起戰略，老呂更是進入了世界史戰場，企圖從對日本右翼學者的東亞史的批判，以及對西方文明尤其是其根底的希臘文明的審視，論證“西方不亮東方亮”。
讓老呂擺脫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長期苦悶，站在一種全新高度上，以一種昂然的姿態看中國及其未來的一個隱秘徵候的，是他重新面對魯迅。老呂在2009年寫了一篇《陳映真與魯迅》，在2010~2011年又集結大陸的魯迅研究大家王得後、錢理群與王富仁三位老師，為人間出版社編選了《魯迅精要讀本》（2010）與《魯迅創作精選》（2011），並於2011年寫了一篇我認為很精彩的文章《魯迅的成就》。老呂交代過他的魯迅閱讀其實很早，早在20世紀70年代下半“戒嚴”時期就偷偷摸摸地讀了；他對魯迅的小說與雜文其實是熟悉的。但老呂此前長期以來，對魯迅其實又可說是“敬而遠之”的。為什麼有2010年左右的變化？我估計是因為他對中國有了信心了，反而能夠重讀魯迅了。
我們都知道魯迅之於陳映真的意義重大。陳映真最常提起的魯迅是《吶喊》的魯迅，尤其是寫作《阿Q正傳》的魯迅，因為他從那兒看到了魯迅在“那滑稽的背後所流露的、飽含淚水的愛和苦味的悲憤”。是《吶喊》這本“破舊的小說集”成為青年陳映真“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使他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對陳映真而言，魯迅就是中國與中國人的脊梁，憑藉著魯迅，他站立而為中國人，愛國、愛民。而這與杜甫之於老呂，其實並無二致。兩人都從文學找到了愛國愛民的路徑，並服膺平生；文學是他們成為優異的“統左派”的共同基礎。作為廣義的“殖民地孩子”，他們對魯迅的閱讀都心腸柔軟地避開，或遠遠地看著，魯迅的“反傳統”一面。陳映真幾乎從不曾提及魯迅的雜文，而老呂則只有在2000年後對中國的前途信心愈見飽滿時，才願意或敢於重新面對這一令他“敬而遠之”的對象。老呂重新接近魯迅，所看到的魯迅正是民族脊樑的魯迅。他說：“魯迅表面強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其實正是對西方文明最堅強的抵抗，他的拿來主義最終證明，中國可以找到一條特異的自救之道”；“中國終於重新站立於世界之中，他有一份不容抹煞的貢獻，這就是他的偉大成就之一”。老呂熱愛老杜的理由之一是杜甫有沛然的主體意識且兼容並蓄；他似乎也是以這個理由再次接近魯迅。
凡此，老呂皆可與陳映真同意。然而，小小的差異或許也在這兒出現。魯迅之於陳映真，或陳映真所理解的魯迅，在“中國”之上，還有曖曖明滅的某種更高之物，一種應屬於將來的天下人的精神質量與社會面貌——或許即是魯迅所謂的“誠與愛”，或陳映真所謂的“真理與愛”。他們用這樣的一種曖曖之光作為自我批評以及社會文化批判的“鞭子與提燈”，用以無情自剖，用以檢視包括著自我在內的國家與人民的深層狀態，而那可能常亦不免暗黑。因此，在魯迅與陳映真那兒，總是有一抹與光明相伴的黑暗意識，肯定精神總是與否定精神糾纏著。相較於陳映真，21世紀初下半以後的老呂簡直是太快樂了。老呂從沒有陳映真靈魂深處的一種或可名為“同情魔鬼”的頹廢。老呂如果有不愜於陳映真文學與思想之所在，那或許就是陳映真的“上帝”與“魔鬼”吧。
老呂的悲喜毋寧更是純粹地隨著他所熱愛的祖國，而起，而落的。就此而言，老呂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愛國者，他的脊梁，最終還是杜甫式的。杜甫是一個代詞，代表了中國文學傳統裡由屈原、司馬遷、阮籍、嵇康、陶淵明、辛棄疾……構成的一個有血性的、愛國愛民的、勇於文明承擔、不忘初心、行己有恥的傳統，此間既有老杜風骨，也有魏晉風骨，也有史遷風骨。這或許就是老呂說“中國文化是他的精神家園”時的意思所在。文學的老呂的這個以杜甫等人的“集部”為核心像徵的“精神家園”的具體風貌若何，此處不必細論，我們只要知道那些鎮日扯著“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反現代中國、反當代中國的大旗的人們（無論是公知、漢學家或是學術買辦），是絕對不可能熱誠懷抱，甚至骨子裡會輕蔑敵視老呂的這個精神家園，就夠了。
如果說，老呂的中國文化精神家園既不是那個東方主義下的“中國文化”，也不是魯迅所謂的“伶俐人”拿來閉目舒心做空頭文章的“中國文化”，那麼，老杜與魯迅都可以是老呂這位愛國者的脊梁構成。老呂半生事業，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寫作與實踐，所吶喊的不都是這一問句嗎：“中國人，你失掉自信力了嗎？”如此傾聽老呂，那麼老呂也就不是那麼“快樂”了，而是樂中有憂。
無論是陳映真的“憂”，或是老呂的“樂”，歸根究底，其實是他們各自以自己的生命禀賦、時代背景與個人努力，進入現當代中國的一種主體狀態的品格風貌。論世亦當知人，要深入認識“我們的時代”，或許也應善體他們何以憂，何以樂。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3期，原題為《中國人的脊梁：老杜之於老呂》。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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