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階級矛盾的異化與再展開 

1954年，有“美國第二國歌”之稱的《這是你的國土》的作者、美國著名民謠歌手伍迪·格思裡創作了一首諷刺自己紐約公寓房東、靠剝削窮人租戶大發其財且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房地產老闆弗雷德·特朗普的歌曲《老傢伙特朗普》。70年後，弗雷德·特朗普的繼承人、他的兒子唐納德·特朗普第二次贏得總統大選。吊詭的是，這位在山珍海味中度過一生的億萬富豪重返白宮最大的倚仗，是他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抽幹沼澤”“對抗深層國家”等口號搖身一變成為了“美國工人階級的代言人”。

2024年12月4日，房產商之子、常春藤畢業生路易吉·曼吉奧內在紐約希爾頓酒店門外槍殺了美國醫保業巨頭聯合健康集團的CEO萊恩·湯普森。令人驚異的是，殺人犯曼吉奧內在美國社交媒體網路上成為萬眾追捧的“偶像”，美國線民紛紛為其殺人行徑鼓掌叫好，舉報曼吉奧內導致其被捕的麥當勞員工則被貼上“人民叛徒”的標籤。美國上流社會一時風聲鶴唳。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發出疑問：美國何以變得如此危險？

12月12日，拜登總統簽署新一批赦免令，其中一名被赦免人員邁克爾·科納翰引發巨大爭議。科納翰是前賓夕法尼亞州地方法官，2009年“孩子換金錢”醜聞的主角。在2003-2008年間，他夥同另一位法官，關閉公立青少年監獄，扶持私立監獄，將數千名無辜青少年送進監牢，保證私營監獄的“入住率”，靠按人頭收回扣的方式，賺取數百萬美金報酬。

12月18日，美國極左翼的旗幟、國會參議員桑德斯在關涉政府停擺、包含有增加平民醫療支出內容的預算案被否決後，公開向特朗普和馬斯克開炮，稱呼馬斯克為“馬斯克總統”，抨擊其用金錢收買選票控制政客的行為，警告美國人“美國進入了寡頭制時代”。

以上四件事，主題不同，人物各異，但背後卻分享著同一個邏輯，是同一個問題不同階段的不同表現形式，這個問題就是美國的階級矛盾。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如何演變的，美國又是如何通過各種條塊分割的公共議題把階級問題給掩蓋的，本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美國工人階級的崩潰與種族矛盾的激化

20世紀深刻塑造美國工人階級組織與政治生態的人物是在美國歷史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實業家、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福特公司開創的機械化規模化流水線為工業革命設立了生產模式的新標準。在提高生產效率和利潤的同時，過去的技工逐漸被簡單培訓即能上崗的“螺絲釘式工人”取代。而為了讓工人甘於在流水線上當“螺絲釘”，福特以提高工人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大量雇傭黑人、建立工人社區、一定程度上壓制工會等方式換取工人的服從。“福特模式”很快從汽車工業傳入美國各級製造業領域。[ 湯瑪斯·K·麥克勞著，趙文書、肖鎖章譯：《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304頁。]

 “福特模式”為美國最終奪取世界霸權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但其內部也孕育了推翻自己的力量。一個典型案例是工會的異化。由於大量技工被“螺絲釘式工人”取代，過去以技能為門檻的行業協會力量急劇減弱，取而代之的是以職業為門檻的工會，工人以個體為單位的議價能力顯著降低。這種降低使得資方可以更容易地對付工會，比如招聘替代性工人，比如通過投入大筆資金扶持親資方的工會，比如趁麥卡錫主義流行之際以反共的名義取締左翼工會。由此，廣泛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線被裂解，各個工會組織越來越局限於單純的經濟計算，只顧及繳納了會費的本會會員，只在乎小團體利益。

工會異化的代表性表徵有兩點。一是資方有意識地在工人群體中創造階層，比如通過給工頭安排辦公室、單獨的乾淨淋浴間等手段，故意製造工頭與其他工人的差距，進而製造矛盾與對立。二是工會日益墮落，逐漸轉變為高度官僚化甚至黑社會化的組織機構，馬丁·斯科塞斯2019年的電影《愛爾蘭人》對此有專門的描寫，而研究鐵銹帶核心城市匹茲堡衰落史的《鋼的城》則選用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1950年代的主席大衛·麥克唐納來說明這個問題，麥克唐納沒有在工廠中工作過一天，靠賄選蟬聯工會主席席位，對豪華轎車的興趣愛好遠大於工人運動。

兩點表徵相互作用。還是以鋼鐵製造業為例，二戰後一枝獨秀的美國鋼鐵業，毀于製造商們的短視，他們寧可拿著巨額政府補貼擴充過時產能，也不願意採用像氧氣頂吹轉爐技術這樣的新技術，最終逐步喪失國際市場份額。最終整個行業為了保證繼續獲得利潤，只能裁員。此時工頭制極大地方便了裁員的進行，而被解雇的工人則失去了參加工會的資格，某種程度上成為工會利益集團的對立面，這一點在之後將帶來嚴重的問題，我們會在下一節談到。

美國製造業從1950-60年代進入緩慢衰退期，誕生了第一批“離場的工人階級”，在1975-85年間進入快速衰退期，創造了大量的“離場工人”，最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中與“中產崩塌現象”合流，導致MAGA主義的問世。整個衰退過程也引發了其他方面的社會問題。首當其衝的是種族矛盾的激化。福特公司曾經開創了讓大量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一起工作的先例，這樣的好處是在工業基地地區流行起不分膚色、互幫互助的工人階級友愛。然而，當最早的裁員潮到來時，黑人工人成為首先被解雇的群體。這絕對不止一部分人失業這麼簡單，隨著黑人工人階級的失業返貧潮，中產階級黑人社區也開始崩潰，緊接著的是掠奪黑人土地的房地產開發計畫，失去原有住房的黑人家庭被分流到城市郊區的底層白人社區，這讓他們與底層白人直接展開了關於公共社會資源的激烈競爭，底層互鬥、底層互害的格局形成，延燒至今。[ 加布裡埃爾·維南特著，劉陽譯：《鋼的城：美國鏽帶興衰史》，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10-14、45、57-61、76-77、142-157頁。]本來是失業問題，是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矛盾問題，最終演化成了黑白問題、種族問題，美國資本家成功將自己與工人的矛盾，轉化成了白人工人與失業黑人工人之間的矛盾。

▍鐵銹帶的轉型、性別議題的高漲與醫療保險業的繁榮

美國鐵銹帶的衰落伴隨著失業潮、人口老齡化和青壯年人口的流出，在這個過程中，失去製造業的匹茲堡等老工業基地出人意料地發展出了新的支柱產業——醫療護理業。

美國醫療護理業的繁榮濫觴於二戰後工人階級生活水準飛速提升的時代，渴望更好生活的工人希望增加醫療福利，想要吸引工人繳費參會的工會以及想要選票的政客則有動力推動工人醫療願景的實現，最後市場預期、政策傾斜和政府撥款吸引來了私人投資，一個循環系統就此生成。

這個循環系統哪怕在之後製造業衰落過程中也繼續蓬勃發展，因為老齡化的人口需要護理，更因為醫療護理業可以吸收大量失業黑人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主要是女性）。由此，原本的工人階級逐漸分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仍然保留有工作的、接受服務的白人工人群體和失業後湧入醫療護理行業的、提供服務的黑人群體。

女權主義與性別議題也在這個過程中日益來到舞臺中央。先是失業的黑人工人的妻子們，然後是一些失業的白人工人的妻子們，她們為了補貼家用，不得不出來工作，最適合她們的就是護理行業。

一方面湧入護理行業的可取代勞動力如此之多，另一方面醫療護理並非門檻很高的高技術行業，為了保證利潤，醫療機構的雇主們理所當然地選擇了低工資壓榨勞動力的策略。[ 同上，第184-242、229、231、283、285-296頁。]美國的醫療護工們待遇有多差？有幾個小例子可以說明，有時她們懷孕，但付不起在自己工作的單位生產的費用，有時她們白天在醫療機構工作，但工資負擔不起房租，晚上帶著兒女露宿街頭。[ 《鋼的城：美國鏽帶興衰史》，第316頁。Nathan Heller, Too Far From Home，New Yorker，1 June 2020.]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美國護士罷工抗議、要求漲工資的新聞，護士的訴求往往以女權主義和性別議題的方式被報導出來，但這些其實是表像，表像背後的本質矛盾仍然是階級矛盾。

與日益困頓的工人階級形成對比的是日進鬥金的醫療保險業高管。醫療保險業是醫療護理所有領域中發展最迅猛的分支。在製造業衰退尚不明顯的時期，醫療保險業就是醫院融資風險的主要轉嫁對象。到了製造業衰退期，衛生服務成為絕少數可以依靠的強勢產業，醫院更加樂於從醫療保險業獲取廉價資本。強勢的醫療保險業開始介入醫療過程，最主要的表現在於干涉醫生對患者的開藥、對患者的保單拒賠等。醫療保險業“看不見的手”為自己成為過街老鼠，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美國醫療保險業對整個醫療系統的負面影響是全域性的。對護工，醫療保險業強化了對他們的壓榨。對失去了參與工會資格的失業工人，醫療保險業推高了醫院服務的價格，普通人求醫等於背上沉重債務。而對於還能留在工會內部的人來說，醫療保險也不一定代表著福音，在美國護理行業，護工虐待案例頻發，哪怕有幸躲過虐待，過度醫療也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匹茲堡有一位叫亨利·克萊的病人，她去醫院接受安裝心臟起搏器的治療，結果被建議切除右手食指上的一個腫瘤，手術傷口受到感染，最後又做了一個手指截肢手術，一名工作多年的護士憑經驗告訴克萊這些手術沒有必要，轉頭護士因為“破壞患者對醫生和醫院的信心”遭到處罰。[ 《鋼的城：美國鏽帶興衰史》，第239、297、308頁。]克萊的遭遇讓人想起路易吉·曼吉奧內，現已披露的資料顯示曼吉奧內有椎骨問題，他疑似遇到了過度醫療，且治療後效果不佳，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的曼吉奧內於是怒而射殺聯合健康集團CEO。

▍階級崩塌、私營監獄與盈利性司法系統

隨著工業衰退以及保守派政府對美國福利國家制度的刻意削弱，美國社會上出現大量失業人口，社會治安面臨嚴峻挑戰，到雷根總統時期，刑罰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貧困管理策略。1983年雷根簽署法令，決定用市場化方式解決問題，美國的私營監獄進入高速發展期。

在美國歷史上，監獄制度一直是奴隸制的延續，商業利益自始至終是懲教行業的重心。[ 肖恩·鮑爾著，郭紅譯：《美國監獄：美國資本和權力的遊戲》，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年版，第41頁。]美國監獄發展史經歷了“囚犯租賃制”時期（各州監獄將囚犯租給私人承包商從事死亡率高的挖礦、修鐵路、修水壩、種棉花等工作）、“受託警衛制”時期（囚犯租賃制被廢止後監獄削減開支，不設置獄警，聘請重刑犯持槍當警衛，受託警衛可以射殺逃跑犯人，可以擁有女人，可以進城買酒，還可以自行向其他犯人設置收費專案牟利）等階段，最終進入到“私營監獄制”時期。

以私營監獄業的龍頭企業、成立於1983年的美國矯正公司為例，其創始人之一的特勒爾·唐·霍頓常年深耕監獄系統，擁有豐富的靠監獄盈利的經驗。例如1968年阿肯色州的“穆頓人道主義監獄改革”因為不能實現盈利而被州議會終止之後，就是霍頓接手並在一年之間就通過囚犯鬥牛競技表演賣票、棉花種植強制勞動、壓低醫療救助標準、增設監獄收費專案等手段實現了扭虧為盈。[ 同上，第45-46、128-134、188-194、210-214頁。]

1983年之後的私營監獄繼承了“囚犯租賃制”時代以來美國監獄系統種族歧視的傳統，黑人囚犯占主體。於是，在去工業化浪潮中率先因為失業而崩潰的黑人群體，又成為了私營監獄蓬勃發展的物質基礎。不過在私營監獄越來越膨脹的盈利需求面前，很快黑人囚犯也無法滿足“市場的胃口”，就這樣目標受害者向白人群體移動。在“金錢換孩子”醜聞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蒙冤入獄的青少年來自中下層白人家庭。[ Kids for Cash，https://senartfilms.com/kids-for-cash/ ]

私營監獄問題只是美國階級問題的一個縮影，事實上整個美國司法系統都在踐行“從窮人身上榨取金錢”這一原則。密蘇里州曾經發生過這樣一起案例，一位元底層婦女因為盜竊一支8美元的睫毛膏被判處輕罪，因交不起保釋金，她被羈押一年，釋放後被要求必須支付法院15900美金的“坐牢費”，包括公設辯護律師的律師費以及坐牢期間的住宿伙食費。美國許多政客尤其是共和黨政客喜歡吹噓“不加稅”承諾，但他們並不會說明在不加稅的同時，他們支持加大法院罰金和訴訟費的徵收，用這種更多時候讓窮人買單的“收入”來平衡政府預算，這也就是所謂的“給富人減稅，讓窮人買單”。[ 托尼·梅格森著，羅娜譯：《獎與懲：美國如何以正義之名將窮人定罪》，上海譯文出版社2024年版，第12頁。]

在這樣的司法環境中，也就不難理解美國社交媒體上對拜登赦免邁克爾·科納翰一事鋪天蓋地的責駡，以及對路易吉·曼吉奧內鋪天蓋地的支持了。

▍馬斯克講的不是威脅，而是現實

在痛斥“馬斯克總統”的視頻中，桑德斯氣憤地指責馬斯克對華盛頓政客的直白威脅——誰要是支持法案，馬斯克就會投入鉅資在下一場選舉中將誰幹掉。聽起來馬斯克似乎在發出一項對於未來的警告，但其實這種警告早已是馬斯克的矽谷同僚們的現實經驗。

前克林頓政府官員、戈爾2000年總統大選競選助手克裡斯·勒翰在矽谷有“政治教父”的綽號。他為矽谷新興資本家確立了“像競選一樣為商業議程遊說”的活動準則。勒翰曾為Airbnb逃脫監管立下汗馬功勞，在2015年前多起安全事故爆發的背景下，勒翰將遊說工作的重心由相關法案轉移到相關政客。勒翰的策略是，讓政客意識到，如果他們反對Airbnb，Airbnb有“鈔能力”讓他們連任失敗。為此勒翰開創了“尋找相關選民-撒錢為反對Airbnb的政客的競爭對手發廣告-拉攏政府部門”三步走的工作流程。[ Charles Duhigg, Silicon Valley’s Influence Game, New Yorker, 14 October 2024.]

在Airbnb一戰成名的勒翰之後轉入加密貨幣公司，開始為美國幣圈運作去監管事宜。同樣是在FTX創始人被判25年監禁的逆風局勢中，勒翰通過成立NGO、設立評分網站（依照政客對加密貨幣的友好程度給他們打分）以及直接收買媒體炒作政客負面新聞的方式，最終幫矽谷幣圈贏得“歷史性勝利”。勒翰在華盛頓建立起一支“跨黨派的議員大軍”。[ Jasper Goodman, A wave of crypto-friendly lawmakers is about to crash Congress, POLITICO, 22 October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10/21/crypto-super-pac-spending-industry-friendly-lawmakers-00183754. ]

勒翰的“成功經驗”說明馬斯克並不是在發出一種理論上的威脅，而是在描述一種已經實踐證明的強力武器。這是當代美國自工人階級崩潰之後又一明顯特徵，資本家可以憑藉雄厚的財力無限放大對選票的影響，任意妄為地推動自己喜歡的議題，由從前的幕後操控一兩個議員，變為可以實際影響幾十乃至上百名議員的仕途。桑德斯用“寡頭制”來描述這一現象，看似很犀利，但他有意無意地略過了這件事背後的階級問題。

美國從未解決階級矛盾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盛行四十年之後的今日美國，隨著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財富無限制集中到前1%的富人手中，過去工人階級民眾手中選票的力量被稀釋到可有可無的地步。這無疑進一步放大了“離場的工人階級”的失落感與憤怒，進一步激化了一般民眾與上層精英之間的矛盾。也難怪高舉“對抗深層國家”、“抽幹沼澤”旗幟的特朗普能夠利用這股怨氣重回白宮。

▍小結：回避階級問題的美國

從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從特朗普成為“工人代表”，到曼吉奧內槍殺醫保高管受追捧，從拜登特赦“孩子換金錢”法官引眾怒，到馬斯克對華盛頓政客的威脅，本質上都是美國的階級矛盾在不同側面的不同展現。無論它們被劃分到種族議題、性別議題、醫保議題還是選舉議題之下，它們其實分享著統一的邏輯，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拒絕承認、難以啟齒的階級矛盾的產物。

如何認識問題，關係到如何解決問題。21世紀的美國遇到的最大障礙在於，它從未從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中走出，又邁入新麥卡錫主義的迷霧，意識形態上的抱殘守缺和自我審查令華盛頓難以認清問題，即使能夠認清問題根源，也不能及時對症下藥。它永遠在種族、性別、選票議題上左支右絀，永遠無法單刀直入、鞭辟入裡、一錘定音。

特朗普雖然自命為美國工人階級的代表，但從其勝選後的提名名單到其一貫的減稅主張，無一不在重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老教條，彰顯官商勾結旋轉門的詭異色彩。被視為特朗普經貿 “大腦”、對其經貿政策有重要影響的萊特希澤在其2023年的新書《沒有自由貿易那回事》中大喊“保護美國工人階級”口號，然而全書完全缺乏對美國去工業化歷史和貧富階級問題內省式的思考，反而偷工減料、自欺欺人地將一切問題歸結為其他國家“占美國便宜”，長篇累牘地反復對中國、日本、韓國、印度、越南、加拿大、墨西哥、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愛爾蘭等國家“宣戰”。這樣的認識，這樣的執政邏輯，很難讓人相信他們能夠兌現自己的口號，真正保衛那個逝去很久的美國工人階級。

回避階級問題或者向外轉移矛盾，並不能讓問題憑空消失，而只會讓矛盾更複雜難解。等一波再起之時，將是更遮天蔽日的洪水滔天。

1900年代，美國的白人工人紛紛扛起鎬頭到農場礦場鬧事，毆打被租賃到那些地方進行強制勞動的黑人囚犯，一時間白人至上主義者成為廢除基於種族歧視的“囚犯租賃制”的主力。1904年，報紙發行商、白人至上主義的領袖詹姆斯·維達曼當選密西西比州州長，他喊出的口號是為了公共利益和安全，為了勞工階級，趕走黑人囚工，從種植園主和鐵路財閥手中奪回政府。太陽底下無新事，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特約稿件，原題為《美國階級矛盾的異化與再展開》。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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